第2章 狼烟
邓子儒一生也搞不明白，莱特兄弟为什么要发明飞机。天空本来是属于鸟儿的，人飞上了天，就应了中国的那句成语——无法无天。而人一旦失去了天空，比脚踩不到坚实的大地还要慌乱。古人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浩渺宇宙之间，人何其卑微，人生又何其短暂。“风霜何事偏伤物，天地无情亦爱人”，因此，人不能不敬畏天。加之，在邓子儒人生中的某一段时期，他对那些能驾机上天的人心存芥蒂。直到他皓首白头了，每当他仰望重庆的天空时，他都不确定灾难会不会倏然而至。
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这天，山城灰蒙蒙的天空将给他的家族降下一个财神来，同时也是他第二天的婚礼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上海裕隆纱厂的董事经理罗佑华先生。全面抗战虽然已经打了快两年了，但重庆还是大后方，人们该过的日子照样要过，该做生意的也照样做。罗经理这次来将授权邓氏家族作为裕隆纱厂在西南棉纱销售的总代理，同时还计划和邓家在重庆新开一家纱厂。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说，和裕隆一合股，我们就是西南地区棉纱业绝对的龙头老大了。
眼下，邓子儒正引颈向东边的天空张望，他的身后站着两个襄理和几个小老幺。父亲邓玄远作为重庆码头上“义”字辈“天门堂”的头排袍哥[1]大爷正在家里摆流水席，接待前来贺喜的重庆本地甚至远到成都各方码头上的袍哥大爷和英雄好汉。这几天，邓家大院所在的二府衙一带的街巷、茶馆里，随处可见那些享誉江湖的袍哥大爷。他们大多有隔山打人、坐转乾坤的本事，或乘轿，或迈着器宇轩昂的八字方步，身后跟着二爷、三爷及一溜小老幺。他们见面互行“拐子礼”，在茶馆里摆“茶碗阵”，报上各自码头的山名、堂名、香水名以及字辈排序，拱手互称英雄，喝茶指点江山，俨然一场江湖群英会。邓家大院今天更是办起了堂会，既接待各路英雄好汉，也为明天邓家大少爷的大婚预热气氛。一个京戏班子和一个川戏班子轮流献演，还请了“琼楼”舞厅的舞女来助兴，给宾客带来夏威夷风情的西洋舞蹈。本来邓玄远坚决反对地说，政府正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反对奢靡。前个月重庆的面粉大王王老板在陕西街“留春楼”办生日宴，招摇铺张了点，就被路人扔了石头，警察不管，报纸上还说风凉话，丢脸丢惨啰。我们请了那么多江湖上的大爷，已经够招摇的了。但邓子儒说，人家罗经理是大上海来的，“百乐门”里都兴这个的，我们得让客人高兴吧，让码头上的兄弟伙扎在门外，看哪个龟儿子的还敢来臊皮？抗战爆发前邓子儒去过上海，知道一些大上海的洋派。
邓家祖上从一八九一年重庆开埠通商时起，就当洋人在重庆经营的洋纱、烟草、火柴等洋货的买办，同时也兼做票号、酒楼、土产等方面的生意。邓氏家族的产业到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手里时，已经被誉称为“邓半城”了。从商贸、银行、期货、酒店、水运到地产，长江和嘉陵江包裹着的这片树叶状的半岛上，无论是抗战前的“上半城”或“下半城”，还是一九三八年后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到处都有邓家的产业。以至于至少有十来个（究竟有多少邓子儒也搞不清）随着国民政府迁来陪都的将军、部长、次长租住着邓家遍布在重庆四处的别墅、老宅。这些房子租也好借也罢，邓玄远有求必应。那年月，衡量一个江湖老大的标准是：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没有不求他办事的人。“邓半城”的传说，就是从邓玄远这一代开始的，既指其产业，也代表邓氏家族在重庆城的影响力。
天空有一层薄薄的雾霭，这在雾都算是个好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远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邓子儒身后的人刚说“来了、来了”，城里就猛然响起尖厉的空袭警报声。这种催命鬼般叫唤的警报重庆人已经不陌生，毕竟在和日本人打仗嘛，但谁也不会当真。去年日本飞机也来轰炸过，只是在郊区乱扔了一通炸弹，重庆城几乎没伤着皮毛。政府也在教导民众一些防空常识，但一般人认为，日本飞机来了就往自己家的桌子下一躲就是了，大不了再在上面铺几床棉铺盖。
邓子儒焦躁地说：“挨刀的小日本，偏偏这个时候来。”
一个眼尖的小老幺说：“少爷，不是日本飞机，是客人的飞机，你看，它落下来了。”
果然，一架从香港飞来的欧亚航空公司的中型客机伴随着强大的轰鸣降落在珊瑚坝机场。站在邓子儒身边的胡襄理说：“搞防空的那帮龟儿子，草木皆兵。”
客人开始下飞机，显得有些仓促慌乱，因为空袭警报仍在一阵紧似一阵地催命。邓子儒在人群中认出了提着皮箱的罗经理，忙率众迎了上去。邓子儒拱手道：“罗经理，失敬、失敬，可能是防空演习，请海涵、海涵！”
罗经理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对邓子儒拱拱手，又望望天空，说：“重庆搞得比阿拉上海还紧张兮兮的。”
邓子儒不自然地笑笑，说：“偏远之地，人们没见过多大世面，他们把你乘坐的飞机当成日本人的了。罗经理受累了，等哈（下）好好敬上几杯酒，给罗经理压压惊。我们上车，罗经理，请！”
机场上的宪警已经在四处催促人们疏散了，那场面看上去不像是一次演习。一行人刚想上车，地面忽然强烈地震动起来。许多年后，邓子儒在向人叙说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的轰炸时，还说自己也没有搞醒豁来自空中的轰炸为什么会让大地像擂起的大鼓，而人就是那鼓面上的蚂蚁。在那一天，山城重庆的天空瞬间就发生了转换，日本飞机乌云一般遮蔽了重庆的天空，紧跟着就是冰雹一般砸来的炸弹、燃烧弹了。
他们被警察赶进机场旁边的一个小防空洞里，感觉重庆城正在被炸成一个筛子，而无辜的人们纷纷往筛眼里掉，那下面就是死亡，是烈火熊熊燃烧的地狱。邓子儒用身子护着罗经理，洞顶震落的沙土落满了他的肩，一个小兄弟不断为他掸去尘土。邓子儒猛然醒悟过来：“糟了，家里还不晓得咋个样了，你们赶快回去！”
胡襄理带了两个小老幺想往洞子外面走，但警察封住了洞口，谁也不让出去。邓子儒这时才感到害怕，更让他心里发凉的是：这么大的轰炸，新娘蔺珮瑶平安吗？她的家在江北，不知道那边挨炸没有。他没心思顾及罗经理了，跑到洞口那边张望。几个警察手挽手把守在那里，邓子儒本想出点钱疏通一下，但看到外面浓烟遮天蔽日——那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景象，他的心就像掉到了冰水里。
全民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并将之定为陪都。重庆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举足轻重，是腥风血雨的战争中最后的庇护地。但在这场大灾难降临之前，世世代代在山城的坡坡坎坎上因陋就简、见缝插针地搭建吊脚楼式房屋的重庆百姓还认为，自己这破败不堪的木头房子哪值得日本人开着飞机来炸哦。一颗炸弹多少钱？开一次飞机又要背多少油（背油即浪费的意思）？那日本人是方脑壳（形容人木头木脑、愚蠢）唛？他们怕莫得那么哈（傻）。老百姓这么想也就罢了，连北方的一个大军阀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日本飞机扔炸弹怕个啥，不过是鸟儿在天上拉屎，你们中有几个头上落过鸟屎呢？可见，即便是中国的高级将领，也都没有认识到，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已经没有前线和后方的战争。
将近两个小时的轮番轰炸结束后，邓子儒他们才走出防空洞。车已经不能开了，邓子儒让胡襄理陪着客人，自己带人往家里飞奔。眼前的重庆城已经面目全非了，就像话剧里的场景变换，刚才还是人间的升平景象，马上就转换到地狱里的恐怖狰狞。熟悉的街道在燃烧，房屋都成了断壁残垣，烧焦的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电线杆、树枝上、残墙上挂着人的残肢断臂和肠子心肺。这哪里还是那个房舍错落有致的山城啊？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等跑到二府衙时，邓子儒已听到了从邓家大院里传来的呼天抢地的哭声。大院的大门已经被炸飞到街道上，门前的一对石雕麒麟被掀翻了一个，前院里一片狼藉，一些人躺在血泊中，女人、孩子在尖声号哭，佣人们忙着灭火。邓府是一座四进大宅院，前院住佣人、厨子、保姆等，中院的中堂供祖先、会客，东西两边的厢房是邓府接待江湖上的朋友和门客下榻的地方，后面两座院子才是邓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最后面的院子在一片缓坡上，新起了一幢两层小洋楼，那是邓子儒的新房，站在楼上可以俯瞰邓家大院。现在已经看不到前院大门、中堂屋顶了，中院的东厢房也垮了，房顶还在燃烧，那幢小洋楼也被掀掉了一面墙。面对猝然降临的灭顶之灾，邓府里的人们慌乱得无所适从，而那些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们，早已经作鸟兽散了。
邓子儒的母亲头上缠着一块纱布，斜靠在花坛边的一张藤椅上，还在呼天抢地地号哭，见到邓子儒那哀号声就更大了。邓子儒抢上前去，急促地问，妈，家里有人受伤没得？但老母亲只是哭，说不出话来。站在一边的一个外侄女才哭泣着叙说了邓家大院被炸的经过——
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时，家宴刚吃到一半，开了十桌酒席呢。大家都不相信会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在这之前重庆市中心地带还没有挨过炸。长辈们还在划拳行酒令，孩子们在酒桌间到处乱跑。紧急警报响起时，二伯父说这次怕是来真的了，我们还是躲一躲吧。但大爷不想扫大家的兴，他说重庆城恁个大，未必就专门来炸我家的饭桌？不消怕，日本飞机来了，大家就钻到桌子下面躲一下。我邓家的房子结实，再不行后院的假山还有个石洞，女眷可以躲到里面去。他还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喝茶哩，不当回事地对家人说，你们去躲一哈（下），我就不信他们连茶都不让老子们喝一口。我要坐这里等我家的客人。
可是啊，一颗炸弹偏偏就落在院子里，饭桌被炸飞，屋顶被掀翻，门柱都被拦腰炸断，邓家遭殃了，遭惨啰。两个伯父、一个叔叔、三个婶婶、五个侄儿、四个堂兄弟、两个姐姐都被炸死了……邓子儒摇晃着外侄女的胳膊问：“我老汉儿（父亲）呢？他在哪里？”
外侄女抹着眼泪往堂屋那边一指，不说了。
邓子儒赶到父亲身边时，邓玄远还有一口气。他拉着儿子的手只说了两句话：“赶快办喜事！报仇！”
还怎么能办喜事？一家十八口人哪！丧事都办不赢。这场婚礼是重庆城两个大家族的联姻，自然想把婚事办得隆重风光。邓子儒去年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本来要去英国留学的，但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年迈父亲掌舵的这艘大船必须由他来相帮，并最终要交到他的手上。追求了一年多的沙坪坝区区长的千金即将迎娶进门，按邓玄远的安排，儿子成了家、再立业，今后邓氏家族官商结合，何愁生意不越做越大。可是炸弹从天而降，把一切都炸得支离破碎了。
邓子儒的母亲也出自袍哥世家，平常就血性、刚强。她缓过气来后，硬气朗朗地说：“怕啥子，死几个人，抬出去就是。明天的大花轿你们还得给我抬进来！”
邓子儒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妈吔，你看看院坝里那被炸死的亲人，花轿怎么抬得进来？你再去街上看看，到处断壁残垣，烧焦的尸体还埋在瓦砾堆里，送亲和迎亲的队伍怎么能够从尸臭满天的城里经过？我们还是先请和尚道士来念经做道场，为老汉儿和家里人的亡灵超荐，再说办婚礼的事情。”
邓母喝道：“你老汉儿落气前吩咐的事情，你敢不听吗？砍脑壳的日本人，未必还能阻挡老子们娶媳妇嗦？”她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一巴掌拍在藤椅扶把上，说：“还不快去找你的新媳妇！为了这桩婚事，我们邓家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哟！”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战争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但战争的创伤依然在心头隐隐作痛，直到邓子儒站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庭上，控告日本飞机在抗战时期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他还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刻骨铭心的苍老记忆，像老树疙瘩一样饱经风霜、日久弥坚。
邓子儒退休前是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主动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里当了一个清闲但不清净的文化人。成为一个剧作家曾是他青年时期的浪漫理想，那时重庆云集了一大帮大作家、大导演，老舍、茅盾、巴金、应云卫、洪深、吴祖光等，邓子儒经常混迹在这个圈子里，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许多进步戏剧文学的影响。但想当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剧作家，还是像一个美梦一般遥不可及。他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人民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帮他实现了。早年他写过一些话剧，后来因为各种政治运动，所有的文化人几乎都不能做文化了，他的剧作家梦也就戛然而止。到他气定神闲，可以从容而为时，他已是两鬓斑白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创作激情了，便转行搞戏剧理论研究，得以在晚年继续延伸一个“老戏迷”骨子里的爱。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龄到点，船到码头车到站，日益开放的社会让他这种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人愈发跟不上各种时尚前卫的文艺思潮和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让位于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以及更多邓子儒无法明白的现代观念。“算啦，我们老㞗啰，遭淘汰啰，还是回家帮你烧锅做饭吧。”他对妻子蔺珮瑶说，“以后我们只读，只看，不开腔。”
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不开腔”就是不再发表文章，不再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对年轻的同道指手画脚，做一个不招谁惹谁的好老头儿。“君有宏论惊四海，我无只字愧巴山”，是他晚年写给自己的条幅。放下笔墨，放下年轻时的万丈雄心，和邻居打打麻将，带带孙子，一起出去钓钓鱼，茶馆里一泡，龙门阵一吹就是大半天。家里妻贤子孝、儿孙绕膝，尤其是过年过节时，阖家团聚，在厨房里操劳的老伴，在麻将桌上“砌长城”的儿女，在客厅、卧室里跑来跑去的孙子、孙女，吃饭时一张大圆桌都坐不下，孙子、重孙一代得再摆两张桌子。每当邓子儒高坐饭桌上首方时，一种人生的庆幸感、幸福感便会油然而生。“耄时不作龙钟态，步健何须小子牵”，这是他晚年另一首律诗中的两句。在他们这一代人中，能像邓子儒这样诗书自娱、松鹤自比的老人也为数不多呢。亲朋好友中有人问起他生活中的不易时，他总是说：“重庆人个嘛，出门就是坡坡坎坎，翻过去就是了嘛。”
不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扮演一个角色，假如他是个好演员的话。有的人终归是要站到前台来的，哪怕他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有一次邓子儒在茶馆里和几个老头儿摆龙门阵，说起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对重庆的大轰炸，那些老人家的经历也勾起了邓子儒在大轰炸中家破人亡的回忆。摆也摆了，骂也骂了，但一个年纪比邓子儒还大的老头儿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文化人，还在政府里做过事，为啥子不把我们重庆的这些事情写出来啊？那小日本，把我们炸了就炸了，现在提都没有人提。怕是莫得恁个撇脱的事情哦！
邓子儒想起有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说起重庆大轰炸，他的一个在上高中的孙女问：“哪个炸的，国民党？”邓子儒当时只有一声叹息，现在他被另一个大轰炸受害者逼到墙角了，他感到了汗颜，感到了人生的缺憾。
这一年，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成立了对日索赔原告团，这是受到近些年来中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对日战争索赔行动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民间组织，其成员都是些大轰炸的直接受害者及其亲属。在这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抗战年代的创伤没齿难忘的大轰炸受害者中，邓子儒的学养最为深厚，加之阅历丰富、思路清晰、口才极佳，还曾经当过市政协委员，被推选为团长也是众望所归。这是一个中国人找回了自信的时代，国家强大了，它的人民说话做事就有了底气。邓子儒是第一个走上日本法庭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他将向日本法庭控诉日本飞机的轰炸是怎样残忍地让十八个葬礼替代了他的婚礼。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场比十四年抗战还要漫长的抗争，是他终其一生也打不完的战斗。
东京地方裁判所是一幢巨大的灰色方形建筑，外面有一排樱花树，正是樱花盛开的好时节，远远望去就像一团团轻柔的红云悬停在大楼一侧。按照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和“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几个日本友好团体的安排，法庭开庭前，来自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将和日本友人一道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外面的街道上游行、宣讲、散发传单，以造声势。这是一支不到一百人的队伍，沿着东京地方裁判所周边的人行道游行。有几个警察为他们开道，指挥往来交通。对前来日本上诉的重庆人来说，在东京的大街上游行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包括原告团的团长邓子儒夫妇。而即将走上日本法庭打官司，则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打官司是人生中的麻烦事，打国际官司，则困难得犹如站在此岸要向大洋彼岸的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陌生人讲清楚某个道理。
那时，耄耋之年的邓子儒面目清癯、衣着得体、儒雅斯文、器宇轩昂，像个大学里的退休教授，站在他身边的老伴蔺珮瑶是那种打败了时间的老人，并不是说她不显老，而是她看上去虽然满头银发、一脸沧桑，但仍然处处散发出一个东方女性的风韵和美丽——一种悟透岁月的韵、愈老弥坚的美。在裁判所外面的樱花树下，邓子儒对妻子说：“我们拍一张照吧。”他认为自己和老伴的一头银发和树上鲜艳得如少女之唇的樱花交相辉映，倒是一张难得的照片。
“不拍。”蔺珮瑶果决地说。刚才她在人行道上向一对手挽手的日本老年夫妇递上一份宣传材料，恳请他们回顾一下日本有罪的历史。但那个日本老男人用一根精致的手杖把她隔得远远的，好像在拒绝一只乞讨的手！他身边的老妇人还紧蹙了眉头，两人的身子都下意识地往一边躲。樱花开得那么热烈，东京依然很寒冷。
“邓太太，我们两个拍张合影吧。”
一个日本中年女士笑容可掬地站在邓氏夫妇身后，把手里的相机递给邓子儒。“邓先生，请帮个忙。”她用英语说。
此人是“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的副理事长菊香贞子，昨天就是她开车去东京成田机场接的邓子儒夫妇和原告团的中方律师赵铁等人，还将他们安排住在自己的家里。菊香贞子对中国人相当热情友好，上中学时曾经随日本青年友好访问团在北京见过周恩来、胡耀邦这样的大人物。也许她对中国人的感情，就是从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吧。虽然是昨天才相识，但两位女士情趣相投、气质相近，更难得的是她们都能用英语交谈。菊香贞子曾留学英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镜片后面是一双温和、文静、深邃而秀美的眼，人总是显得那么睿智、机敏、典雅、谦虚而富有亲和力。她惊讶蔺珮瑶也能讲一口近似伦敦腔的口语。蔺珮瑶当时解释说，我当了一辈子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启蒙老师还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士呢。
蔺珮瑶认为，对我们不友好的日本人，那真是从骨子里就厌恶你，仿佛你还是他的前世仇人；而对我们友好的呢，又是发自心底地对你好，真心诚意地把自己当作赎罪者、和平使者，像志愿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斋藤博士、梅泽一郎，以及菊香贞子这样的日本友人。蔺珮瑶和她一接触，就感到她的那份热情、谦和，几近到了讨好客人的地步。这让初来乍到的蔺珮瑶有些受不了。
丈夫已经接过菊香贞子的相机了，蔺珮瑶只有任由她小猫一样依偎在自己的身边，还把手插进她的胳膊里。
邓子儒为她们拍照时笑呵呵地说：“你们就像母女。”
蔺珮瑶在数码相机里翻看刚才的照片，不满意地说：“人一上岁数，照相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菊香贞子却说：“邓太太照得真好看。邓先生，你夫人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
邓子儒自信满满地说：“当然，她那时是全重庆最美丽的女人。”
蔺珮瑶嗔怪道：“你个死老头。”
菊香贞子说：“邓先生，我看过你的上诉证言了，真希望今天的法庭上那些法官们能被它打动。邓太太，我想知道你们在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可以吗？”
蔺珮瑶这时望着头上方的樱花树，目光空蒙，答非所问地说：“这样美的樱花，为什么会生长在日本呢？日本这样的国度，又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樱花？”
两天以后，蔺珮瑶和菊香贞子在东京神谷町一幢别墅的后庭里作了一次漫长的倾谈，她们一个八十二岁，一个约五十岁（蔺珮瑶实在难以猜测到菊香贞子的实际年龄，日本女人太会保养和化妆了），看上去就像一对聊着家常闲话的母女。蔺珮瑶身着淡绿色的绸缎短袖旗袍，加一条乳白色的羊绒披肩；菊香贞子一身和服，发髻高绾在脑后。两位女士都显得淡雅从容、仪态万方。她们用英语交谈，让旗袍与和服媲美。蔺珮瑶在向菊香贞子讲述自己在大轰炸年代的爱情时，就像在回忆一部经典影片中的一些陈旧片段，总能把最精彩的细节描述得栩栩如生，却又把那些刻骨铭心的爱说得恬淡如水，如同在讲别人的故事。时间已经淘洗了一切，生命历程中的那些大爱和大恨、得到与失去，都不过是“闲话说玄宗”了。
菊香贞子家的庭院并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围墙边有一排惹眼的绿竹，有设计精巧的回廊，有流水的假山，有细沙地，也有一块小草坪，还有几株不高但修剪整齐的梅树、松树，整个庭院看上去简约、温馨、整洁。虽地处闹市，但庭院显得十分幽静。一方案几摆在回廊尽头的亭子间，从这里可一览庭院的景致。
下午阳光和煦，微风舞动墙边竹林，时而传来阵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月光下浪吻沙滩。邓子儒和中方律师赵铁由东京“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的志愿者陪同去东京湾游览。邓子儒说东京湾是当年日本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的地方，一定要去看看。蔺珮瑶说明天就要回国了，她想休息一下，菊香贞子就主动留下来陪她。她和蔺珮瑶一见如故，有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你就能大体推测出他来自哪个社会阶层、受到过什么样的教育。
她们先谈论了两天前的开庭，菊香贞子赞叹说，邓先生在法庭上的表现太棒了，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在引用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国际社会制定的两个《海牙公约》以及一九二九年西方各主要国家签署的关于空战的国际法规《海军条约》时，提到“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炮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等相关条款，竟然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让日本政府方的辩护律师也面露敬佩之色。最精彩的是，当对方狡辩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正和日本国处于战争状态，不应作为“不设防的城市”时，邓先生回答说，难道我的家是军事设施吗？我的婚礼是针对你们的敌对行为吗？如果你们认为是，那么请你告诉我，世界上还有谁的婚礼，是必须受到攻击的。我看到旁听席上的日本人都笑了。邓先生都可以去当律师了。
蔺珮瑶说：“他本来就是学法律出身的呢，学的是民法和商法，只是后来继承家业去了。”
“邓先生在被问到战争时期有多少家产时，回答说‘价值半个重庆城’。邓太太，你们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蔺珮瑶沉吟片刻，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想得起大轰炸年代，位于重庆磁器街的教堂被日本飞机炸毁了，我去看望我的英文老师、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失魂落魄地在废墟堆里翻翻拣拣，手里拿着半截十字架，眼泪把他满脸的胡须都湿透了。我听到他不断说：‘God,God!Is this hell?Hell?’（上帝啊上帝！这是地狱吗？地狱吗？）”
菊香贞子说：“战争就是地狱的代名词。美国人轰炸东京时，上帝也保佑不了东京的教堂。”
蔺珮瑶看了菊香贞子一眼：“重庆和东京，不可类比。轰炸东京，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菊香贞子忙一躬身，神态和语气虽然极尽谦卑，但并不改变她的观点。“请原谅，邓太太。东京大轰炸中受到伤害最多的还是平民。”
两个女人虽然互相欣赏，但一提到过去的战争，都会非常谨慎，尽管那仿佛已是隔世的往事，或者在另一个星球才会发生的惨剧。有一个问题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们就颇不适应：对他们很友好的日本人总喜欢用东京大轰炸和重庆大轰炸类比，他们会说，我们也是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东京大轰炸，美国飞机一次就炸死了十多万人。其实日本也有个“东京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美政府索赔原告团”，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去重庆访问过。他们见到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总是说，我们支持你们的对日索赔，但请你们也声援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无差别轰炸。重庆原告团的一些成员口头上虽然应诺，但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活该！尽管大家可以一起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口游行、喊口号、反对战争，但重庆人心里还是有个结解不开——你们挨炸是你们自己惹的，我们可没有招惹你们。玩“飞去来器”的人，把自己的头打破了，和故意扔石头打破了别人的头，其性质是不一样的。就连蔺珮瑶这样温和宽容的女人，也不认为东京大轰炸的受害者可以和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相提并论。蔺珮瑶还记得大轰炸时期“飞虎将军”陈纳德一句有名的话：“这些狗娘养的日本猴子，用燃烧弹来对付平民的木板房，效果真是不错。东京不是也有很多木板房吗？”这是他在南山上观察了日机轰炸后得到的启示。到了一九四四年前后，美军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远程轰炸机从成都起飞去轰炸东京，两千余吨燃烧弹倾泻而下，东京市中心方圆四十一平方公里被夷为废墟。每当报纸广播里播出轰炸战果时，重庆的大街小巷里，人们欢天喜地、扬眉吐气。小日本终于也晓得挨炸的滋味了！没有一个人会有一丝同情，只有解气、解恨。蔺珮瑶还为此专门在家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请来了不少中美空军飞行员庆贺成功轰炸东京。
唉，战争，一个普通民众可不会轻易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去反思，他只会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从与自己利害攸关的角度去面对。
为了缓和气氛，菊香贞子小姐拿出一套新和服，请蔺珮瑶试穿一下，说如果喜欢的话就送给她。但蔺珮瑶穿了一下，说不习惯，但她很高兴接受这个礼物。巧的是她也带了一件蜀绣旗袍，作为送给菊香贞子的礼物，菊香贞子试穿之后，就不愿脱下来了，说：“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我衣橱里也有中国的旗袍，但邓太太送的这一件，我太喜欢了。”
菊香贞子坦率地告诉蔺珮瑶，她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书，希望能得到蔺珮瑶的帮助，因为经过这几天的交流接触，她认为，一个中国女性在战争年代的一生，包括她的爱情，足以反映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悲剧。既然现在双方在战争反思上还谈不到一起，她就换了个自己关心的话题：“邓太太，你的身世总是让我着迷。”
蔺珮瑶说：“我的身世有时也让我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哪一类人。人一生吧，活得越长，越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不像年轻时候，凭着青春的冲动，有明确的目标理想。我要是个男孩子的话，年轻时就来日本留学了，我的两个哥哥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我的家庭是那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家族，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我的父亲就是家族里的‘天皇’，既宠我又要决定我的一切，从穿衣吃饭到我的婚姻。”
“我们东方的民族，都有大大小小的‘天皇’呢。只不过有的‘天皇’发动了战争，有的‘天皇’改变了儿女的爱情。”菊香贞子浅浅一笑，跪着为坐在对面的蔺珮瑶续上一点茶。
“中国的家族式‘天皇’我深有体会，日本的倒不知道了。或许你们欧化得早，要好一些？”蔺珮瑶隐约感觉到，菊香贞子不会是出身于一般的日本家庭，她一个人住一大栋房子，有两个儿子，却都不跟她住在一起；至于她的丈夫，这似乎是一个忌讳的话题。这些天她参与原告团的声援活动时，有一个秃顶的男士像个护花使者一样总是跟随她左右，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都对她尊敬有加。似乎她是日本方面声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的一个隐形推动者。蔺珮瑶两次看见斋藤博士恭敬地就某个问题征询她的意见，还听说她家族里的一个长辈，目前还是日本国会的议员。
“像我这样的家庭，是家族利益和政治联姻。前辈们得到利益，后生晚辈来偿还利息。”菊香贞子抿了一口茶。
“噢，和我的经历大同小异吧！”
“这世上的许多婚姻，其实都是权贵化和物质化的。在男人们掌控的权力和财富面前，女人们总是柔弱的。”菊香贞子说，“因为我们女人，还是好虚荣的。”
“你说得太对了。虚荣让一个女人有短暂的满足，却要她用一生去偿还。”蔺珮瑶拊掌赞叹道。
“我的爷爷是战后第一次吉田茂内阁的法务大臣。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知道我的婚姻将和家族政治有关。邓太太呢？”虽然菊香贞子对邓子儒的印象非常好，但她见到蔺珮瑶后，内心里也不免闪过一丝惋惜：仅从外貌上看，他们不般配。
一只小鸟降落在庭院的沙地上，又跳到假山上，轻啜两口水，再跳到梅树枝上打理了一下羽毛，然后才振翅飞走了。蔺珮瑶的目光一直追逐着它，小鸟飞出了视线，她才不得不收回目光，发现菊香贞子正用温婉的眼光等待她的回答。
“我的婚姻和战争有关。”她轻轻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