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小说与心灵旅程

陆建德

延续与挑战

“现代”是一个人为制造的概念。人的历史就像一条河流，缓缓地流淌。它没有突起的高峰、绝壁，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任何时候都存在自己的“现代”。

但是，我们制造出一些人为的概念，把历史分成了一个个时期，为大家理解历史提供方便。我们在谈“现代小说”或者“20世纪小说”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并不是到了20世纪，小说的创作就跟19世纪完全不一样了。实际上，现代小说有着很强的延续性，作家们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现代派”创作纲领，意欲与传统决裂。如果对这些延续性有所了解，那么也会对小说的创作、发展以及变化有一些更深刻的体认。

19世纪，欧洲有所谓的“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英国有狄更斯、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法国有巴尔扎克、司汤达和雨果，其中雨果也是法国浪漫派的代表。俄罗斯的小说创作处于当时的世界巅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有一些19世纪的作家生活到了20世纪，也继续对20世纪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英国的王尔德是非常有才气的戏剧家，剧作情节精巧，对话充满幽默和机锋，他也写小说，代表作《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可以视为现代小说的先驱。小说里的主人公道连·格雷家里有一张自己的肖像，这张画记载了他生命的真实情况，然而他本人在社交场合是永远不老的。他内心的苍凉、变化都反映在家里的那张画上。这部作品揭示了人的复杂性，人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是分裂、矛盾的，表象与现实可能恰恰相反。

王尔德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自我探索，到了20世纪就越来越丰富、复杂。现代小说里的人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单一维度的“好人”或“坏人”，他们跟社会紧密纠缠，呈现出多种的面相。这种多个层面的表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也很多，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能够只是简单地反映黑白分明的人物。但对单一自我、完整自我、连贯自我的挑战，在20世纪的小说里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如果说19世纪末，王尔德小说里的人物已经在挑战资产阶级读者的成见，到了20世纪，小说中的人物的内心就更加深不见底了。随着禁忌的消失，作家们对自我，对人物的性格，对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更艰巨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到达了人类文学史的最高程度。

与此相伴，在创作的形式上，作家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也有很多变化。小说的叙述者或许不再可靠，阅读20世纪小说需要保持一种警觉，不能完全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原先读者看小说，会希望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开始，能够明确感觉到“我现在读到开头了”“读到中间了”“读到结尾了”。叙述者一般以全知全能的角度来讲故事，像一个无形的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具体处境和他们心里想的事情。

到了20世纪，有的作家可能对原来讲故事的那种趋向不感兴趣。作家走向生活的具体、走向细节，而有一些细节，不论从物质条件还是从道德层面来看，实际上是比较寒碜的。一般而言，小说里塑造的人物要让人敬重、让人喜爱。但是有一些小说完全不是这样，比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乔伊斯那一代作家是20世纪文学的亮点。他们挑战着原来相对固定的小说写作风格，也挑战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和道德伦理的习惯。

“意识流”与荒悖的世界

英国作家伍尔夫在讲故事的同时，也会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他们一边忙于家庭杂务，到街上购物，一边内心也会进行独白，这种笔法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也很多。后来我们把这种写作方式称为“意识流”。这种意识流的写法不再是作者非常清醒地站在边上，用理性的逻辑语言告诉读者发生着什么。意识流有时候是朦朦胧胧的，不是特别确定的，没有太多理性的组织，看起来有点散漫。但是这种所谓的散漫里也有很多人间的甘苦，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一些真知灼见也反映在意识流这种笔法里。

同时要强调的是，并不是用了意识流的笔法来写作，写的东西就都一样。乔伊斯的作品里面也有意识流的笔法，如果读普鲁斯特的作品，能发现其中的一些笔法跟意识流也是相近的。普鲁斯特凭《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成名。小说里的主人公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对于20世纪的许多小说家而言，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写，进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进入到人观察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进入到人的意识的各个角落。这种笔法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我们会跟着他们的笔触一起进入到他们探索的世界。

但是探索的世界里也会呈现出很多让人不安的因素。世界并不像19世纪小说里的那个世界一样容易理解——里面有比较善良的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看起来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到了20世纪，这个世界就有点荒悖，难以让人理解。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恶意的因素。这个世界对小说里面的人物很不友好，或者让人物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完全没有在家的感觉。

这种情绪卡夫卡表现得特别精彩。不管是《审判》（Der prozeß），还是《城堡》（Das schloss），都给人一种压抑感。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无形中会碰到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不讲理，很荒唐。它一直会阻碍小说里的主人公，让他与这个世界产生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比如在《城堡》里面，读者就会问：这个城堡究竟是什么？你可以进去吗？它是一种象征吗？我们可能到最后都不太知道卡夫卡说的城堡究竟是什么，但是不管是写实还是象征，它归根结底突出了一点：人在这个世界里有时候是孤零零的。人跟周围的人与事，以及巨大的社会机制，会产生一种隔膜，甚至是一种对立。外面的力量往往是异化人的力量，让人无所适从。《变形记》（Die Verwandlung）里的人居然会变成一只甲壳虫，人的异化到了极点。

但是卡夫卡的这种写作方式在英语世界不是很普遍。除了乔伊斯、伍尔夫，还有劳伦斯，很大程度上都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写作。劳伦斯对生活有一种热爱，他对人的身体，对人的感情，包括对人的情欲，会用一种非常细腻的、关爱的笔触呈现出来。卡夫卡呈现荒悖世界的笔法到了20世纪可能更多一些。

文学对人的关切

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或者在乔伊斯的作品里，有时候人是比较渺小的、比较猥琐的。但是并不是20世纪的作家都愿意这样来描写人物。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像加缪，现在说他是“存在主义作家”，但是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积极的力量。

不能仅仅用“现代性”这样的词语概括20世纪所有作家的写作特征。在“现代”这样一个概念范畴里，他们呈现的面目非常不同。“现代性”对人是有所冲击的，而每个人的回应是不一样的。

加缪对20世纪的回应有他自己的方式。他特别看重一个人在一种特殊场景下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读加缪的小说，就好像读与他同时代的萨特的作品一样，能感受到他们强调人应该在一个非常的情况下做出一个负责任的选择。加缪的小说《鼠疫》（La Peste）在某种形式上也是一种隐喻。小说描写了某一个地方突然来了鼠疫，它就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这个城市的人被隔离开，不能自由行动，不能到外地去，这个故事就是讲在这种非常时期，这个地区的人们怎样自己组织起来抗击鼠疫的传播。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很有“正能量”的小说。这部小说里面的一些人，他们做着需要非凡勇气才能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好像是举重若轻的，从来不会以为“好人”在做什么“好事”。他们觉得很多事情自己就是应该这样做。

20世纪的作家们在某一点上跟19世纪的作家们还是相联系的。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做出某一种回应，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做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选择，并不是完全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的荒岛上，讲述着一个个荒唐的故事。他们其实是很关心世界的，加缪就是其中之一。康拉德处理的题材非常广泛，牵涉一些难解的社会问题。对一些极端的手段，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考问其正义性，他们是怀疑者。他的一些作品是后殖民批评理论试刀的对象。伊芙林·沃也力图反映战争中社会价值的维系和崩溃，威廉·戈尔丁、格雷厄姆·格林等小说家都喜爱历史的话题，但是会突出个人的责任和品性，不相信决定论，即历史无非按照既定的规律按部就班地展开。伍尔夫这样的人，她其实是很不幸的——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杀了。然而她总是希望传达一种非常细腻的、微妙的、成熟的对人的关心和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对人的关心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体现在这本书所要讲到的作家作品里。

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如果读他的作品，也会觉得一方面这个世界会让人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他的作品里也有一些很细腻的因素。千万不要觉得他的作品完全像铁板一块压在头上，没有喘气的余地。他的小说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非常细小的穿插，比如说他会写一些场景：一位男士看到一位漂亮的少女拿着桶到马路边上的取水点取水。卡夫卡根本没有对这种场景做一种诗意的、浪漫化的处理，但是这种场景又非常耀眼。

文学作品也是这样的，里面有压制性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作者也经常会开一些天窗，让我们透透气，让我们感到人生和社会里还有很多让人感到温暖的地方。

不再统一的多样世界

20世纪还对作家提出了一种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来面对这个变化特别迅速的世界。这种“面对”在不同地方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在爱尔兰是一种情况，在法国是一种情况，在英国，在俄罗斯，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爱尔兰面临着民族身份建构和国家独立问题，英法两国都试图在殖民体系崩溃以后最大程度地在英联邦或法语国家确保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到了拉丁美洲，面临的挑战又与中国有点像。

这就不能避开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生活在南美，早期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马尔克斯是用西班牙语创作的。看马尔克斯的作品，会觉得拉美太神奇了。它跟我们所熟悉的欧洲的场景非常不一样。如果要挑出20世纪无论是100本还是50本代表性的小说，《百年孤独》肯定会入选。这部作品特别有趣的一方面是反映了大量的拉丁美洲生活的现实，另外一方面是用一种寓言的笔法，偏离了现实主义的正道。尤其是小说的最后，马孔多这个地方居然消失了，作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于老天对那里一些男性人物的惩罚。这部小说没有举起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旗号，但是里面有一位特别让人敬重的老太太乌苏拉。在战乱的时候，很多人热衷于抢夺权力，做事情没有底线。但是这位老太太完全没有被现代化的这套言语所欺骗，老老实实地做着自己的小生意，在乱世发出恒定的光芒。她是一位前现代的人物，一直有着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会慢慢变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赋予她在小说里的特殊意义。

这样一位让人心生敬意的人物在20世纪小说里是不多的。要知道，20世纪的小说经常会对原有的、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颠覆，比如米兰·昆德拉。他小说里的生活场景比较特别，因为他年轻时就生活在东欧，在东欧那样特殊的场景下，他发展出了一种对什么东西都要嘲笑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但这种批判的力量很锐利。他并不是把作品变成直接的政治讽刺，而是提升一下，把一种不是很好的场景呈现为人类普遍的生活状况。所以他有一些作品，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读起来很感人，因为我们总是觉得生活里有一些价值，尤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感到生活的分量。这种重量使得我们有定力，让我们觉得两只脚是站在地球上的。但是有时，在有的社会环境里可能会觉得生存特别的轻，轻得无所归依。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轻就变得无法承受。所以米兰·昆德拉会描写比如捷克的某些生活场景，比如有一些知识分子非常不满于现实，在不同的方面逃避和寻求刺激。但是在有的场景下，他们也会站出来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所以，作家面对的问题在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意大利的卡尔维诺跟早期的现代派一样，他的作品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读的。他用一种自己特有的笔法，让人感到困惑，像是一种在迷宫里的感觉。但是一旦习惯以后，又会觉得他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好的作家都是这样，他们会尝试一种常人以为不可尝试的东西，但是尝试了以后就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看到这扇门打开之后，里面的世界原来如此光彩，我们也不妨进去看一看。

每一位作家都通过特有的创作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天地。博尔赫斯也是这样。他的身世有点特别，因为他实际上是个跨文化的作家。经常有人问他是不是属于拉丁美洲，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他的亲人中有人来自英语国家，所以他的英文非常好。博尔赫斯还经常会用一种奇怪的叙述方式，好像已经不像创作文学，更像是写论文。他的参照也是奇奇怪怪的。19世纪狄更斯的小说固定讲英国的东西，普鲁斯特讲法国的东西。但是博尔赫斯的想象世界就会跑得特别远，天马行空。阅读他的文字就好像和他一起去旅行，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

谈到20世纪反映复杂现代生活的小说，美国也是很重要的，20世纪的美国文学是世界文学里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中欧、东欧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学传统。俄罗斯文学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还在继续生长、发展、变化。白银时代人才辈出，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流派不一而足，与欧洲现代派互相呼应，剧烈的社会变动也催生了肖洛霍夫那样的小说家，也使得一些俄罗斯作家离开家园，像纳博科夫、蒲宁，也有的作家被边缘化，甚至走向消亡。阅读欧洲文学、美洲文学的时候，绝不可忽略东欧各国的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

为什么是小说？

不同时代流行的文学样式是不一样的。古希腊人特别喜欢戏剧，如悲剧和喜剧。把时间往前推，又不一样了，荷马史诗才是最受欢迎的。中国文学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各个朝代流行的文学样式不一样，比如唐诗、宋词。传统文学最看重诗文，但对我国普通民众而言，小说才最具吸引力，《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深入到普通人的潜意识里。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严复等先觉人士想从文学着手改造中国社会，首先想到的就是译印域外小说。中日甲午战争后，小说被用作改革时弊（鸦片、缠足、时文）的工具。像林琴南翻译的作品特别多，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鲁迅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读到林译小说很受触动，后来决定也要成为一个小说家，这与他读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有关。鲁迅这批作家崛起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些奠基人主要是小说家，当然有一部分是新诗诗人，比如胡适、郭沫若，但是贡献特别大的还是小说家。

在世界范围内，诗歌的地位是很高的。比如在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出现的浪漫主义诗人风靡英伦。实际上还不止英伦，像拜伦这样的诗人在欧洲各个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崇拜者。但是慢慢地，阅读小说成为热爱文学最突出的一个现象。跟诗歌、戏剧相比，小说的影响力变得最强。

这是为什么呢？

作家通过创作一部小说来创造一个世界，我们阅读小说，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认识了一些新的人物，熟悉了一个新的环境。阅读以后，我们把书合上，就好像神游一番，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家里，但会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滋养，而且身上有些新的东西出现。在小说的影响下，一些变化在我们身上出现。这就是小说移人的力量。诗歌、戏剧都具有这种魔力，但是小说包容性强，力量最大。

小说帮助我们成长，它不断地同我们一起进行一种非常深刻的、有挑战性的伦理探究：你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读小说的时候，我们是旁观者，但是并非完全没有参与意识，我们时刻会对小说里发生的内容做出判断和回应。

19世纪，诗歌是一种对人的批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人的批评其实基本上是由小说来承担的。小说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到无数具有挑战性的地域去旅行，那是审美的旅行，也是伦理的旅行。我们热爱这样的旅行，久而久之就成为旅行家——拜小说家所赐。

小说有可能“死亡”吗？

20世纪小说的成就实在是太大了，很难在短短的篇幅内进行全面的综述。但还是要强调，不要以为20世纪到了末叶，有人说“小说要死了”，小说这种创作形式以后将不复存在。不是这样的。

上文提到的这些开拓性的现代派作家的出现都伴随着他们各自的特点，他们把我们带入的小说世界并不是要我们把文学阅读的门关上。实际上，他们就是通过实验的笔法，让读者看到故事是可以这样讲的，人生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于是我们原先以为理所当然的信条微微动摇了，小说成功地颠覆了预设，带来一次一次的冲击。我们甚至会被击倒在地上，其实不可怕，张一张眼睛，还可以再站起来，定一定神，就会认识到冲击也是收获，实际上我们的意识因此变得更丰富了，人也变得更强大了。现代派是在用各种方式刺激我们，将我们带领到一个一个的新领地、新境界。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小说引向一个歧途，或者是引向小说的死亡，即便是贝克特完全背离习见叙述方式的小说也会给我们滋养。这些作家在挑战成见的同时也在扩大故事的边界，改变它的“固有”性质。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到了20世纪末或者21世纪初，讲好一个故事还是小说家的首选，甚至可以说，讲故事是小说家不能回避的一个责任。

故事有着非常强劲的生命力。不要以为现代派作家出现以后，故事的成分基本上都被消解了。不是这样简单。反而可以说，传统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和丰富。大家最终并没有抛弃故事，而是力争把故事讲得更加丰富多彩。在讲故事的同时，又不断促使我们对习以为常的形式产生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比如故事呈现开放形态，可以有几个并存的结尾，多重的叙事讲出充满差别的故事，等等。

所以阅读文学，阅读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是让心灵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希望诸位在阅读的时候能培养出一颗更敏感、更柔软的心灵。有了这样的心灵，我们就会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产生一种新颖的理解方式，同时也会具备更加丰富的同情感。

madeleine, n.

Pronunciation:
Brit. /ˈmadl̩eɪn/,
U.S. /ˈˌmædˈˌleɪn/

Origin:
A borrowing from French.

Etymon:
French madeleine.

1. A (kind of) small rich cake, in French cookery baked in a fluted tin, and in English cookery usually baked in a dariole mould and decorated with coconut and jam.

2. With reference or allusion to Proust's use as a type of something that strongly evokes memories or nostalgia.

1922　C. K. Scott-Moncrieff tr. M. Proust Swann's Way I. 61
And suddenly the memory returns. The taste was that of the little crumb of madeleine. My aunt Léonie used to give me, dipping it first in her own cup of t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