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上楼梯，来到楼梯面，发现富兰克林的名字列成弧形印在卵石花纹的门玻璃上。他摘下帽子，拧过门把手进了房间。值班的姑娘在桌前抬起眼睛。

“我是来见富兰克林先生的。”他说。

“请问你预约了吗？”

“没有，小姐，但我们认识。”

“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格雷迪·科尔。”

“请稍等。”

姑娘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会儿她走出来朝约翰·格雷迪点点头。

他站起来走了过去。

“进来，孩子。”富兰克林说。

他走进屋子。

“坐吧。”

他坐了下来。

他说完他必须要说的话，富兰克林朝后仰身看着窗外。他摇了摇头，转过身子，两手交叉着放在身前的桌上。“首先，”他说，“我没有权利来劝告你，这是所谓个人利益的冲突。但我想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她的财产，她有权随意处置。”

“难道我就没有说话的余地？”

“你还是未成年人。”

“那我父亲呢？”

富兰克林又朝后仰去。“那可是件棘手的事。”他说。

“他们并没有离婚。”

“他们离了。”

小伙子抬眼望着他。

“这已是公开的事，我想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文件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的了。”

“什么时候？”

“三周以前就做最后判决了。”

他垂下目光。富兰克林注视着他。

“在老人去世前就判定了。”

小伙子点点头：“我明白您的话了。”

“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孩子，但我想事情只能是这样子，将来也如此。”

“难道您不能和她谈谈？”

“我的确和她谈过。”

“她说什么了？”

“她说了什么无所谓，反正她不准备改变主意。”

约翰·格雷迪点了点头。他坐在那儿注视着自己的帽子。

“孩子，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在西得克萨斯牧场上的生活是仅次于死后进天堂的乐事，她不愿意再过这种生活，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这是个能获利的好生意，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它不是。”

“它能成为一个赚钱的好生意。”

“好了，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个年轻女人，我想她喜欢多一点社交生活，而不愿终日和牲口打交道。”

“她都已经三十六了。”

律师又向后靠去，轻轻地转动了一下椅子。他用食指轻叩着下嘴唇，说：“这都是你父亲那讨厌的毛病造成的，不管人家把什么文件摆在他面前，他都在上面签字，从不知道留个后手保护自己。妈的，我又不能命令他。我曾告诉他去找个律师。我告诉他？我简直是在乞求他了。”

“是的，我知道。”

“对了，韦恩告诉我，他不再去看医生了。”

他点点头：“好的，谢谢您，耽误您时间了。”

“非常抱歉没能告诉你什么更好的消息，你不妨再找别人谈谈。”

“没关系。”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学？”

“我退学了。”

律师点点头：“好啦，这就说明一切了。”

小伙子起身戴上帽子。“谢谢您了。”他说。

律师站起来。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无可奈何的，我想这事恐怕就是其中之一。”

“是的。”小伙子答道。

圣诞节过后，母亲就离家出走了。约翰·格雷迪和路易莎还有阿图罗在厨房里坐着。路易莎一谈到这事就要哭，所以他们就闭口不谈。关于母亲出走的事甚至没有人去告诉外祖母——这位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在牧场生活的老人。最后，阿图罗不得不去告诉她。老太太听了，点点头便转身走了，仅此而已。

拂晓时分，约翰·格雷迪站在公路一侧。他拎着一个小皮包，里面装着一件干净衬衫，一双新袜子，还有牙刷、剃须刀和修面刷等。皮包是外祖父留下来的，而他身上穿的猎野鸭的毡里外套则是父亲的。早晨开过来的第一辆车在他身旁停了下来。他上了车，把皮包放在脚下，然后把两手放在双膝间搓着。司机探过身子紧了紧车门，然后把变速杆拉到头挡，便开车上路了。

“那门没关好，你要上哪儿？”

“圣安东尼奥。”

“哦，我这车是去得州的布雷迪的。”

“谢谢。”

“你是个买牛的？”

“什么，先生？”

司机朝他小皮包上的皮带和铜挂锁努努嘴：“我说，你是个买牛的吧？”

“不，先生，那只是我的小提包。”

“我还当你是买牛的呢！你刚才等了多久？”

“没几分钟。”

司机用手指着那发着微弱橘红光的仪表盘上的圆头塑料按钮说：“这个东西有个加热器在里头，但放不出多少热量，你能感觉得到吗？”

“是的，先生，我摸着觉得挺舒服的。”

司机对着灰暗而糟糕的冬天的黎明点点头。他缓缓地移动自己把住方向盘的手。“看见那鬼天了吧？”他说。

“是的，先生。”

他摇摇头：“我最不喜欢冬天，我根本看不出冬天有什么好！哪怕只有一个冬天我也嫌多。”

他看了看约翰·格雷迪。

“你不大爱说话，是吧？”

“不大爱说。”

“哦，这可是个好品性。”

大约两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布雷迪。从镇中穿行而过后，司机让他在路边下车。

“你再搭个车，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时就走上87号公路，可别走290号公路，那条路绕来绕去会把你一直转到奥斯汀去的，听懂了吗？”

“听懂了，先生，谢谢您。”

他关上车门，司机朝他点点头，抬起一只手摆摆，汽车在路上掉转头开回去了。下一辆过路汽车停下拉上了他。

“你要去哪儿？”那个人问。

他们经过圣萨巴时，天开始下雪。雪花飘落在爱德华高原上。在巴尔科尼，雪覆盖在石灰岩上，白茫茫一片。他坐在车里，望着外面的漫天飞雪。灰色的雪花飘洒在挡风玻璃上，被雨刷拨散。半透明的雪泥已经在沥青路面的两侧堆积起来，在佩德纳莱斯河桥上甚至结了冰。绿色的河水缓缓地流过岸边暗黑的树林。路旁的合欢树丛和槲寄生丛浓密地交织在一起，看起来像真正的槲树林子。司机一面拱身伏在方向盘上，一面轻声吹着口哨自娱。下午三时左右，他们在一阵猛烈的暴风雪中驶进了圣安东尼奥市。他爬下车，谢过司机，走上大街，进入他所遇到的第一家咖啡店。他坐在柜台旁，把皮包放在旁边的凳子上，从托架上取下那小小的菜单，打开看了看，又看看后墙上的挂钟。女招待把一杯水放在他面前。

“这里和圣安吉洛的时间一样吗？”他问。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样的问题，”她说，“一瞧你那神情我就知道。”

“你不知道吗？”

“我这辈子就从来没去过得州的圣安吉洛！”

“给我来份奶酪汉堡，再要一杯巧克力奶。”

“你是来参加牛仔竞技表演的吗？”

“不是。”

“这里和圣安吉洛是同样的时间。”坐在柜台下方的一个男人说。

他谢了那个人。

“同样的时间，”那个男人还在重复，“同样的时间。”

女招待在便条上写完约翰·格雷迪点的东西后，抬起头说：“我才不信他说的话呢！”

约翰·格雷迪冒雪在城里漫步。天黑得很早。他走到商业大街桥上，看着雪花消失在河水中。雪花也飘落在路旁停靠的车辆上。晚间大街上的交通滞缓至极，只有几辆出租车和卡车开过来，亮着前灯缓缓穿过飞雪，轮胎压过雪地，发出辘辘的声音……他在马丁大街上的青年旅馆登记入住，付了两美元要了个房间，就上了楼。他脱下靴子，把它们立在暖气片上，脱掉袜子搭在旁边，然后在衣架上挂好外套，四肢伸开平躺在床上，用帽子盖着眼睛养神。

七点五十分，他身着干净的衬衫，手里捏着钱，站在了剧院售票的窗口前，用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买了楼厅三排的一个座位。

“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他说。

“这是个好座位。”售票姑娘说。

他谢过这姑娘走进剧场。引座员接过票，带他来到铺着红色地毯的台阶前，又把票还给他。他走上台阶找到自己的座位，把帽子放在膝上等着开场。剧场里一半空着，灯光暗下来时，他身旁的几个楼厅里的人起身移到前面的座位上。大幕升起来了，他看见他的母亲从舞台上的一扇门里走出来，开始同一位坐在椅子上的女人说话

幕间休息时，他起身戴上帽子走到下面的门厅，站在一个镀金的壁凹处，卷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一只脚向后抬起，用靴跟抵住身后的墙壁。他并非没有注意到周围的观众投来的异样目光，但他并不在意。他把牛仔裤的一条裤腿向上挽了个小翻边，时不时地俯着身子把细白的烟灰弹进这个自制的容器里。他看到一些和他一样穿靴戴帽的人，就很庄重地向他们点头，那些人也同样庄重地还礼。过了一会儿，门厅里的灯又暗了下来。

他在座位上向前倾着身子，把胳膊肘放在前排的空椅背上，下巴抵在前臂上全神贯注地看戏。他期望着这出戏里有什么故事情节能告诉他这尘世的现在及未来，但是没有，简直一点也没有。灯光大亮的时候，剧场里响起了掌声。他的母亲出来谢了好几次幕。所有的演员也都聚集到舞台上，手牵手向观众鞠躬致谢。此后，大幕便长久地关上了。观众们起身纷纷拥向过道。只有约翰·格雷迪在空荡荡的剧场里坐了好长时间，然后起来戴上帽子，走到外面的寒冷空气中去。

他早起外出吃早饭时，天色还不亮，气温只有零度。在特拉维斯公园的地面上，积雪有半英尺深。唯一一家开门的小餐馆是墨西哥人开的。他点了墨西哥风味炒蛋和咖啡，然后坐着翻看报纸。他以为报上会有关于他母亲的什么报道，但是没找到。他是小餐馆里唯一的顾客。招待是一位年轻姑娘，她看着他。她放下盘子的时候，他把报纸放在一旁，向前推了推杯子。

“还要咖啡吗？”她说。

“是的，请再来一杯。”

她端来了咖啡。“天气很冷。”她说。

“是挺冷的。”

他沿着百老汇街走去，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并把领子立起来挡风。他走进门杰旅馆的门厅，坐到一把躺椅上，然后跷起一条腿，翻开了报纸。

大约在九点钟的时候，母亲从门厅走过。一个身着西装和轻便大衣的男子揽着她的腰，他们一起走出了门，钻进了一部出租汽车。

他在那里坐了好一阵子，又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折起报纸，向服务台走去。值班员抬起头来看着他。

“你们这里有一位姓科尔的太太登记住房吗？”他问。

“科尔？”

“是的。”

“请等一下。”

值班员转身去查登记簿，摇了摇头说：“没有，没有姓科尔的太太。”

“谢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