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神经症的要求
在追求荣誉中，神经症患者迷失在不切实际、无止境、无限可能性的领域里。从所有外部的表现看，他可能就像家庭和社区的成员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去上班以及参与娱乐活动。他没有认识到，或者至少没有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他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隐秘的私人世界和他冠冕堂皇的世界。而且，这两个世界并不一致，重复上一章所引用的一位患者的表述：“生活真可怕，它被现实填满！”
不论神经症患者有多不喜欢检验事实，现实都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闯入其中。他可能有很高的天赋，但是他在本质上仍然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带着一般人类的局限性，再者，带着相当大的个人困境。他实际的存在与他像神一般的形象并不相符。现实中除他以外的人也没有把他像神一样地对待。对他来说，一个小时有六十分钟；他必须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排队等待；出租车司机或者老板也会把他当作普通人一样对待。
一位患者回忆发生在童年的一件小事很好地象征了这个人所暴露出来的羞辱感。患者那时三岁，做着成为精灵女王的白日梦，一次她的叔叔抱起她并且开玩笑地说：“我的天，多脏的脸蛋儿！”她永远忘不了自己的无能和怒气冲冲。就这样，这种人几乎总要面对令人困惑的和痛苦的矛盾。对此他能做些什么呢？他要如何解释它们？如何对它们做出反应？或者尝试远离它们？只要他的自我夸大是绝对必要的，以至于无法触碰，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世界本该是不一样的。因此，他并没有去处理他的错觉，而是向外部世界提出了要求。他有权利要求他人或命运按照他对自己浮夸的观念来对待他。每个人都应当满足他的幻想。除此之外的事情都是不公平的。他有权利得到更好的待遇。
神经症患者感到有权利得到他人的特殊关注、关心和尊重。这些对尊重的要求是可以被足够理解的，而且有时足够明显。但是它们只是更为全面性的要求一部分——来自他的抑制、他的恐惧、他的冲突和他的解决方案的所有需要都应当被满足，或者得到充分的尊重。另外，不论他所感、所思或者所为，都不该带来任何不良的后果。事实上，这就意味着一个要求——心理法则不应该应用于他。因此，他不需要认识，或至少不需要改变他的困境。于是，对于自身的问题，不再取决于他要做些什么，而是取决于他人要明白不要打扰他。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是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中第一个看到神经症患者怀有这种要求的人。他把它们称作巨大的要求，并且认为这种要求在神经症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尽管我同意他对于它们的重要性的看法，但是我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和他不同。我不认为“巨大的要求”这个词是恰当的。它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着这个要求在内容上是过分的。没错，在许多例子中它们不仅过分，而且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在另一些例子中它们又显得十分合理。而且，聚焦在这些要求其内容的过分性上，会更难分辨自己和他人的那些看似合理的要求。
举个例子，一个商人因为火车不是在方便他的时刻发车而被激怒。他的一个朋友知晓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有可能指出他的反应真的太苛刻了。我们的这位商人会用另外一股愤怒来回应。这位朋友并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是一个大忙人，他期待火车在合适的时刻发车是合理的。
当然，他的愿望是合理的。谁不想要火车按照方便自己安排的时刻表运行？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这一点带给我们这个现象的本质：愿望或需要，其本身是相当可以被理解的，但它们变成了要求。然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挫败，是我们有权利感到愤慨的一种冒犯。
需要和要求之间的不同是界限分明的。尽管如此，如果心理的暗流把一种变为另一种，神经症患者不仅意识不到差别，而且他的确不愿意看到这个差别。他说出的一个可以理解的或者自然的愿望，这时他实际上指的是一个要求。并且，他认为有权利得到许多东西——通过一点清晰的思考他就能知道这些东西并不必然是属于他的。比如，我想到了一些患者，当他们收到违章停车的罚单时会无比愤慨。同样，希望“侥幸通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权利要求豁免。并不是他们不懂法律，而是他们会争论（如果他们竟然能够想到的话）其他人侥幸通过了，因此他们被抓是不公平的。
由于这些原因，简单地称它们是不合理的或神经症的要求似乎是明智的。它们是神经症的需要，被个体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要求。而且，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假定了现实中不存在的一项权利、一种资格。换句话说，它们没有被简单地视为神经症的需要，而是被视为要求——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它们是过分的。根据特定的神经症结构，这些要求的特殊内容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然而，总的来说，患者感到有权利得到对他重要的一切，以满足他所有特定的神经症需要。
当谈到一个苛刻的人，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他施加于别人身上的要求。人际关系确实是产生神经症要求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如果我们因此限制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会大大低估神经症要求所覆盖的范围。它们同样指向人为的制度，甚至超越制度，指向生活本身。
在人际关系方面，一位患者充分表现出全面的要求，而他的外显行为却偏向十分胆小与畏缩的一面。他并不知道他遭受着普遍的惰性带给他的痛苦，他受到抑制而无法挖掘自身的资源。“世界应该为我服务，”他说，“我不应该被打扰。”
一个在心底害怕对自己产生怀疑的女人，怀有同样的全面的要求。她认为有权利使她的所有需要得到满足。“这是难以想象的，”她说，“一个我想要和他相爱的男人不应该这样对我。”她的要求最初是以宗教的表述方式出现：“一切我所祈祷都将赐予我。”在她的情况中，这一要求有相反的一面。因为，如果愿望没有被满足，这会是难以想象的挫败，从而为了不再冒“失败”的风险，她会限制大部分的需要。
那些认为自己的需要总是正确的人，他会认为有权永远不被批评、怀疑或者质问。那些被权力缠身的人，他会认为有权得到盲目的服从。对另一些人而言，生活变得是一场巧妙操控他人的游戏，他们会认为有权欺骗任何人，而另一方面，有权永远不被欺骗。那些害怕面对自身冲突的人，他会认为有权“侥幸通过”“绕过”自己的问题。一个大肆剥削和恐吓他人以使得他们为己所用的人，如果他人坚持要求公平的待遇，他会怨恨这不公平。一个人傲慢又具有报复性，被驱使冒犯他人却还需要他人的认可，他认为自己有权得到“豁免”。不论他对他人犯下什么罪行，他认为有权拥有所有人对此的不介意。这一相同要求的另一个说法是“理解”。不论一个人多阴郁或者多烦躁，他有权得到别人的理解。一个把“爱”视为全面的解决方案的人，他把自己的需要变成对专一和无条件忠诚的要求。一个超然的人，看起来相当随和，却坚决秉持一个要求：不要被打扰。一个人认为自己不想要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因此他有权不被干涉，不论在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不被打扰”通常暗示着被免除批评、期待或者努力——即使后两者是对自己有利的。
这可能足以作为神经症的要求在人际关系中起作用的典型样例。在更多与个人无关或与制度有关的情况，消极内容的要求也占据上风。比如，从法律或规则中获得的好处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当它们变得不利时，人们会感到不公平。
我仍然会感激发生在上一次战争期间的一件事，因为它让我睁开双眼，看到我怀有的潜意识要求，从它们进入，我看到了他人潜意识的要求。那是我从墨西哥访问回来，由于遵从优先秩序的原因，我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延误了航班。虽然我认为这个制度从原则上讲完全合理，但是我注意到当它发生在我身上，我是无比的愤慨。我设想要坐三天火车前往纽约而变得疲惫不堪，真的感到十分冒火。这些全部的烦恼终结在一个我安慰自己的想法上——这可能是老天的特殊赐予，因为那架飞机可能会出事。
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自己愚蠢的反应。并且，我开始思考它们，我看到了我的要求：第一，要成为例外；第二，要被老天特殊照顾。从那开始，我对于乘坐火车的整个态度改变了。在拥挤的火车车厢从早到晚地坐着，我仍旧觉得不太舒服。但是我不再感到疲惫，甚至开始享受这趟旅程。
我相信，通过观察自己或他人，任何人都能容易地复制和延伸这种经验。比如说，许多人有遵守交通规则的困难——作为行人或作为司机——常常潜意识对规则的反抗所导致。他们不应该要受到这些规则的管制。还有一些人，他们愤恨银行“无理地”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他们透支账户的这一事实。另有，许多人害怕考试或者没有能力去准备考试，是来自对豁免的要求。同样地，他们愤慨于观看了一场糟糕的演出，可能来自认为自己享有欣赏一流娱乐节目的权利。
这种要成为例外的要求，同样发生在心理或身体有关的自然法则方面。不可思议地是，一些原本理解力很强的患者，当他们看到心理方面的因果必然性变得如此迟钝。我想到了这些不言而喻的因果联系，比如：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成就，必须投入工作；如果我们想要变得独立，必须努力奋斗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或者，只要我们是傲慢的，我们就会容易受到攻击；只要我们不爱自己，我们不可能相信别人会爱我们，而且我们必然会怀疑任何爱的主张。向患者呈现这些因果联系的序列时，他们可能开始争论，开始变得困惑或者回避。
许多因素涉及其中，导致了这种奇怪的迟钝。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掌握这种因果联系，意味着让患者面对内在改变的必要性。当然，改变任何的神经症因素总是困难的。但是除此之外，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患者潜意识强烈地反感认识到他们应该遵从的任何必然性。单单是“规则”“必然性”“限制”这些词语，就可能使他们感到战栗——如果他们洞悉到它们的意思。在他们私人的世界里，任何事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可能的。因此，认识到作用于他们的任何必然性，事实上会将他们从高高在上的世界拉回到现实，在这里他们要像其他人一样遵从相同的自然法则。因此，他们需要将这种必然性排除在生活之外，从而变成了一种要求。它在精神分析中的表现是，他们认为有权超越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他们潜意识地拒绝看到——如果他们想要变得独立或不易被伤害，或者想要能够相信被爱，他们必须改变自身的态度。
最难以置信的是某些关于一般生活的隐秘要求。在这一方面，任何对要求的非理性特点的质疑都势必会消失。自然地，当个体面对这个事实——对他来说生活也是有局限和不安稳的，他像神一样的感受会破碎。命运随时可能用事故、坏运气、疾病或者死亡来打击他——轰炸他的全能感。因为（重申一个古老的真理）我们几乎无法改变这一切。现今，我们能够避免某些死亡的危险，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和死亡相关的财产损失，但是我们不能避免死亡。作为一个不能够面对不安稳生活的人，神经症患者发展出不可侵犯的要求；成为神的宠儿的要求；一直被幸运眷顾的要求；生活容易且毫无痛苦的要求。
与作用在人际关系上的要求相反，那些有关一般生活的要求无法有效地被坚持。拥有这些要求的神经症患者可能做两件事。他可能在大脑中否认任何能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是不计后果的——他会发着烧在大冷天出门，不对可能发生的传染采取预防措施，也不对性生活采取预防措施。他会如同永远不会变老或死去一样的生活。所以，如果某个不幸发生在他身上，那会是毁灭性的体验并可能置他于惊恐之中。尽管这个经验可能微不足道的，但它会击碎他不可侵犯的高高在上的信念。他可能转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生活过分谨慎。如果他不能够依靠他受到尊重的不可侵犯的要求，那么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他什么都不可能依靠。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他的要求。相反，这意味着他不想让自己暴露于另一个徒劳的实现中。
另外一些关于生活和命运的态度看起来更合乎情理，只要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背后的要求。许多患者直接或者间接地表达这样一种看法，他们所遭受的来自特殊困境的痛苦是不公平的。当谈论到他们的朋友时，他们会指出，尽管他们的朋友同样也存在神经症，但是这个人在社会环境中更自在；那个人更受到女人欢迎；另一个人更有进取心，或者更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样绕来绕去，尽管徒劳，但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每一个人都遭受着个人困境的痛苦，因此会更渴望不再有特殊的困难烦扰他。但是这个患者把自己和他“嫉妒”的人相提并论的反应，指向了一个更严重的过程。他可能突然间变得冷漠或沮丧。沿着这些反应，我们发现问题的根源是一个僵化的要求——他不应该有任何困难。他有权比其他人被赋予更好的天资。而且，他不仅有权得到一个没有任何个人麻烦的生活，而且有权拥有那些他亲自认识的人、荧幕上出现的人物所兼具的优点：像查理·卓别林一样谦逊又智慧；像斯宾塞·特雷西一样仁慈又勇敢；像克拉克·盖博一样有充满胜利的阳刚之气。“我不应该是我”的这个要求，像这样被提出来显然是不合理的。它表现为以气愤又嫉妒的方式指向任何比他在发展过程中拥有更好的天赋或更幸运的人；表现为模仿或者崇拜他们；表现为直接地要求精神分析师给予他所有他渴望的又常常相互矛盾的完美之处。
这种要求赋予至高无上的品质，它可能引发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不仅造成了长期积压的嫉妒和不满，而且它构成了精神分析工作中的一个真实的障碍。如果患者一开始就认为有任何的神经症困难都是不公平的，那期待他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必然是加倍的不公平。相反，他认为有权要求他的困难被消除，而不必通过耗时费力的改变过程。
对神经症要求的种类的概述是不完整的。因为任何神经症的需要都能够转化为一种要求，我们不得不讨论每一种单一要求，以便给出详尽的描述。但即便是一个简短的概述，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些要求的特殊性质。现在我们要尝试将它们的共同特征加以凸显。
首先，从两方面来说它们是不现实的。一个人仅在他的头脑中建立一种资质，他几乎没有考虑满足他的要求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不切实际的要求——免除疾病、衰老和死亡——中是明显的。但是这一点对于其他的要求也同样如此。一个女人认为她所有发出的邀请都应该被接受，她会在被别人拒绝时感到被冒犯，不论拒绝的理由有多紧急。一位学者坚持认为所有事情对他而言都应该轻而易举的，他会怨恨要投入到论文或实验中的工作，不管这个工作有多必要，尽管他通常有意识到不经历痛苦的过程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一个酗酒的人认为有权得到所有人对他经济困境的帮助，如果帮助不是及时和情愿的，那就是不公平的，不论别人是否有能力这样做。
这些例证暗含地指向了神经症要求的第二个特征：它们的自我中心化。这一点常常是极其明显的，以至于观察者认为这是“天真”使然，使他想起被娇惯的孩子有相似的态度。这些印象有助于理论上的结论：所有这些要求正是那些未能长大的人们（至少，在这一点上）“孩子气”的特征。事实上，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小孩子也会有自我中心，但只是因为他尚未发展出与他人连接的感受。他们仅仅是不知道别人有需要，也有局限，比如妈妈有睡觉的需要，或者妈妈没有买玩具的钱。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中心化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并且更为复杂的基础上。他沉迷于自我之中，因为他被自己的心理需要驱使，被他的冲突折磨，以及被迫坚持他特殊的解决方案。然后，这就是两种现象看起来相似但是却不同的地方。由此可见，告诉患者他的要求是孩子气的，对治疗是极其徒劳的。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意味它们是不合理的（精神分析师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展现给他这个事实），充其量让他思考。没有更多进一步的工作，它将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这种差异就谈到这里。神经症要求的自我中心化可以在我们自身所揭示的经验中得到体现：战争时期的优先权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自己的需要应该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如果神经症患者生病或者想完成某事，每个人都应该放下其他事，赶来帮助他。精神分析师有礼貌地向他告知没有时间对他做咨询，这常常会遭到愤怒或侮辱性的回复，或者简单得充耳不闻。如果患者需要咨询，精神分析师就应该有时间。神经症患者与他周围世界的联系越少，他就越少意识到其他人以及其他人的情感。正如一位对现实抱有傲慢不屑态度的患者曾经说的：“我是一颗孤独的彗星，穿梭在太空中。这意味着我的需要是真实的，他人的需要是不真实的。”
神经症要求的第三个特征在于他期待不需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事情就可以顺利发生。他不承认，如果他寂寞他可以打电话给某人，他认为某人应该打电话给他。如果他想要减轻体重，很简单的道理是他必须要少吃东西，这常常遭到内心强烈的反对，以至于他一直持续在吃，却仍然认为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苗条是不公平的。另一个人可能要求他应该被给予一份荣誉的工作、一个更好的职位、薪水上的提升，而无须做任何特殊的事情得到这一待遇，甚至无须对它提出要求。他甚至不应该在头脑中必须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应该处于一种能拒绝一切或获取一切的地位。
通常，个体可能用最为貌似合理且感人的语言表达他多么想要获得幸福。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家人或朋友会发现要让他幸福是极为困难的。所以他们可能告诉他，一定是在他心里有某些不满阻碍了他获得幸福。然后，他可能去找精神分析师。
分析师会重视患者追求幸福的愿望，把它看作是前来分析的良好动机。但是分析师也可能会自问，为什么一个渴望幸福的患者不觉得幸福。他拥有许多大部分人会享受的东西：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好妻子、经济上的保障。但是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他没有任何强烈的兴趣。在描述中存在大量的被动状态和自我放纵。在第一次会谈，精神分析师印象最深的是患者并不谈论他的困境，相反他有些任性地提出了他的愿望图表。接下来的一小时印证了这个第一印象。在分析工作中患者的惰性被证明是第一障碍。所以，情况就变得更清楚了。有一个被绑住手脚的人，不能够挖掘自己的资源，而且充满了根深蒂固的要求。他要求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包括心灵的满足都应该发生在他身上。
另一个要求获得帮助而不需要自己努力的例子进一步揭示了神经症要求的本质。一位患者被上一次精神分析中出现的某个问题困扰，他已经暂停了一周的治疗。在那次分析中，他表达了想要在结束前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完全合理的愿望。所以我竭尽全力寻找这个特殊问题的根源。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注意到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合作的努力。就好像是我不得不拖着他走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他越来越焦躁。我直接问他，他回答他当然烦躁，确认了我的观察。他不想要带着他的困难离开，面对接下来的一整周。我仍然没有说出任何话缓解他的焦躁。我指出他的愿望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显然它变成了要求就说不通了。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解决这个特殊问题，这取决于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可实现性，以及他和我在互动中可能具有怎样的成效。而且，就他而言，一定存在着什么原因阻碍他朝渴望的目标努力。在经过大量一来一往的交流之后（我在这里省略掉），他看到了我所说的事实。他的焦躁不安消失了；他的不合理要求和他的紧迫感也消失了。并且，他补充了一个揭开真相的因素：他感到是我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应该由我来改正它。在他的头脑中，我怎样为这个问题负责。他并没有说我犯了一个错，在过去的一个小时中他仅仅意识到他仍旧没有克服他的报复性——这一点他几乎刚刚觉察到。事实上，在那时他甚至不想要摆脱它，只是想摆脱某些伴随而来的烦恼。由于我没有使他的要求立即从中得到解脱，他认为有权提出报复性的要求以惩罚我。在这些解释中，他指出了他的要求的根源：他的内心拒绝为自己承担责任，以及他缺乏建设性的私心。这使他瘫痪，阻止他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然后产生了一个需要——别人应该为他承担所有责任以及解决所有问题的需要（在这里是精神分析师）。并且这个需要也变成了要求。
这个例子指向了神经症要求的第四个特征：它们的本质是报复性的。一个人可能感到被错怪，并且强调报应。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于它自身的陈旧认识。这在创伤性神经症、某些偏执的病症中尤其明显。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这一特征的描述，其中《威尼斯商人》里面的夏洛克坚持要得到他的一磅肉，和《海达·加布勒》中的海达·加布勒得知她的丈夫可能得不到他们一直以来希望的教授职位时，她索要了昂贵的奢侈品。
我想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报复性是否是神经症要求中经常出现的（如果不是固有的）因素？很自然，个体对它们的意识程度不同。在夏洛克的例子中，它们是被意识到的；在我的患者对我生气的例子中，它们处在即将被意识到的门槛上；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它们是潜意识的。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报复性要求的普遍性。但是我发现它们极其频繁的出现，以至于我把它当成规则总要留意它们。正如我在探讨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时提到的，我们发现在大多数神经症中隐藏的报复性的含量是相当大的。报复性的因素必然在这些状况中起作用：当提出的要求与过去的挫折或痛苦有关；当它们以好斗的方式提出；当要求的实现被视为胜利，要求受到挫败被视为失败。
人们是如何意识到他们的要求呢？个体对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看法越取决于他的想象，他就越有可能仅仅按照他的需要去理解他和他的生活。然后，在他的头脑中就没有空间看见他的任何需要或任何要求，而且仅仅是提到他有可能具备要求时，他就可能感到被冒犯。人们根本不会让他等。他根本不会有任何意外事故，甚至不会变老。当他去远足时，天气一定要好。事情一定按照他的方式进行，他一定得到一切。
其他神经症患者好像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明显地、公然地为自己要求特殊的权利。但是对观察者来说显而易见的，对他自己并不明显。观察者所见与被观察者所感是两件事情，应该被清晰地区别。一个人挑衅地提出他的要求，可能最多能意识到要求的某些表现或含义，比如说他感到不耐烦，或者不能忍受分歧。他可能知道他不喜欢提出请求，不喜欢说谢谢。然而，这种觉察不同于认识到他认为自己有权让其他人去做他想让他们做的事。他可能意识到他有时不计后果，但是他常常将这种不计后果美化为自信或勇敢。比如，他可能在没有任何下一份具体工作时，把一份相当好的工作辞掉，并且将这一举动视作自信的表现。实际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计后果也可能来自于他认为自己有权得到运气和命运的眷顾。他可能知道在他心灵的某个隐蔽之处，他暗自相信他是一个不会死的人。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认为自己有超越生物局限性的权利。
在其他例子中，对于怀有这些要求的个体和未受训的观察者来说，这些要求是隐蔽的。观察者会接受任何为这些要求进行辩解的理由。通常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对心理学缺乏了解，而是因为他自身神经症的原因。比如说，他可能发现有时他妻子或者情人提出了占据他时间的要求，他感到不方便，但是他被奉承的虚荣心会认为自己对对方是不可缺少的。或者，一个女人可能基于无助和痛苦而提出强烈的要求。但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她的需求，而仅仅感到她的需要。她甚至可能有意识地过于谨慎，不将自己的需要强加给别人。然而其他人可能要么因为抱有保护者和帮助者的角色，要么因为他们自己内心隐秘的准则——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女人的期望，他们会感到“有罪”。
然而，即使一个人意识到他有某些要求，他永远不会意识到他的要求是无根据或者非理性的。实际上，对这些要求其正当性的任何怀疑都意味着朝向削弱它们迈出了第一步。因此，只要这些要求对患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一定会在头脑中建立起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使它们看起来完全合理。他必然完全相信它们的公平和公正。在精神分析中，患者花很长的时间去证明他只是期望他应该得到的东西。相反，为了治疗，重要的是既要认识到特殊要求的存在，也要认识到它存在理由的性质。因为这些要求能否成立基于它被安置的基础，这个基础本身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位置。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因为功劳而认为有权利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他必须不自觉地夸大这些功劳，以至于在这些服务没有来临的时候，他能够理直气壮地感到被虐。
要求常常是基于文化背景而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因为我是你的雇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基于这些貌似合理和正当的理由提出这些要求，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必然被过分强调了。比如，在一个国家中，没有严格的文化准则说洗碗冒犯了男士的尊严。所以，如果有免除这类低技术含量的工作的要求，作为男人或者打工者的尊严一定是被夸大了。
要求总是出现，是基于个体的优越感。在这一方面的共同点是：因为我有某些地方格外特殊，我有权利要求……这种生硬的形式，大多数情况是潜意识的。但是个体可能会把重点放在一些特殊的重要性上——他的时间、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他永远是正确的。
那些相信“爱”可以解决一切，“爱”有权利得到一切的人们，必须要夸大爱的深度或价值——不是以有意识伪装的方式，而是他确实感受到比原本更多的爱。这种夸大的必要性常常有不良影响，它可能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对基于无助和痛苦而提出的要求尤其如此。比如说，许多人太过胆怯而无法电话咨询事情。如果这个要求被提出来，别人替他咨询了，那么为了证实他的禁忌，这个人会感到他的禁忌比实际情况更严重。如果一个女人感到过于沮丧或者无助而无法做家务，她会让自己感到比实际情况更多的无助或者沮丧——实际上这会让他们更痛苦。
然而，人们不应该草率地做出这样的结论：环境中的其他人不答应神经症患者的要求是可取的。不论答应还是拒绝都可能让状况变得更糟，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要求变得更坚决。通常拒绝只会帮助那些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为自己承担责任的神经症患者。
或许，神经症的要求中最有意思的基础是它的“公正”。因为我信上帝，或因为我总是工作，或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好公民，所以任何不利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公正的；事情应该按照我的想法进行，这是公正的。做到善良和虔诚就应该得到人间的利益。相反的证据（美德并不必然带来回报的证据）都被抛弃了。如果这种趋势在患者身上出现，他通常会指出，他的正义感也会延伸到其他人身上，如果其他人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他同样感到愤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但是这只意味着他自身需要将要求放置在公正的基础上，它被概括成一种“哲学”。
另外，强调公正有其相反的一面，就是让其他人为他们所遭遇的任何不幸负责。一个人是否将这一面应用在自己身上，取决于他意识中它的正确性程度。如果它是僵化的，他会——至少有意识地——将每一次他的不幸遭遇体验为不公正的。但是他更容易倾向于将“报应性公正”的法则应用在其他人身上：或许一个失业的人，不是“真的”想要工作；或许犹太人在某些方面对所遭受的迫害负有责任。
在更多个人的事务中，这种人会认为有权利获得价值投入的回报。如果不是因为他忽视了两个因素，这可能是正确的。第一个，他个人积极的价值在他头脑中的比例被放大（比如，善意是其中之一），而忽略了他带入到关系中的问题；第二个，把价值放在天平上衡量是不合适的。比如说，一个接受分析的患者可能会把他合作的意愿、摆脱令他困扰的症状的愿望、有规律地前来分析与支付费用放到天平倾向他的一边。在精神分析师的那边是使病人康复的义务。不幸的是，天平的两边是不平衡的。患者能够康复，只有当他愿意并且能够对自己进行工作以及做出改变。所以，如果患者良好的意图并没有和有效的努力结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会发生。困扰会持续地重复出现，患者会越来越焦躁，感到自己被骗；他会用责备或者抱怨的方式支付费用，并且认为对这位分析师越来越不信任是完全合理的。
过分强调公正可能但不必然是报复性的伪装。当个体提出要求主要是因为和生活做“交易”，通常他自己的功劳会被强调。要求越具有报复性，就越会强调所遭受的伤害。这里，所遭受的伤害必须被夸大，受伤害的感受逐渐加强，直到大到使“受害者”认为有权利要求任何确切的牺牲，或者给予任何惩罚。
因为这些要求对于神经症的维持是关键的，所以坚持它们当然是重要的。这只是针对那些对人提出的要求，因为不用说，命运和生活有办法嘲弄任何针对它们的要求。我们将会在许多情境中再回到这个问题。在这里说这一点就够：大体上神经症患者试图让别人接受他们的要求，这是和这些要求被放置的基础紧密联系的。简单地说，他能够尝试用他独特的重要性给他人留下印象；他能够取悦、吸引、承诺他人；他能够让他人承担义务，并且试图通过唤起对方的公平感或内疚感来得到好处；他能够通过强调他的痛苦来唤起他人的同情和负罪感；他能够通过强调对他人的爱来唤起对方对爱或虚荣的渴望；他能够借由易怒和郁郁寡欢来恐吓他人。一个可能由于无法被满足的要求而摧毁他人的报复性的人，试图通过强有力的指控强迫他人顺从。
考虑到所有用来证明要求的合理性和坚持它们所投入的能量，我们完全能够预期它们被挫败的反应是强烈的。有恐惧的暗流，但是占上风的反应是愤怒，甚至是恼怒。这种生气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因为这些要求被主观感受为公平和公正的，挫败被经验为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因此，随后产生的愤怒就会有理直气壮、义愤填膺的特点。换句话说，个体会感到不仅仅愤怒，而且有权利愤怒——在精神分析中，这种感受得到了患者强烈的辩护。
在更深入地挖掘这种愤慨的各种表现之前，我想先简单谈一个理论——具体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多拉德和其他人提出的关于我们对任何挫折都怀有敌意的反应——挫折攻击理论：事实上，敌意本质上是对挫折的反应。实际上，只要简单地观察就会发现这个论点是没有根据的。相反，人类可以承受大量的挫折，而不具备敌意。只有在挫折是不公平的时候，或者基于神经症的要求而认为是不公平的情况下，敌意才会产生。而且那时敌意具有愤慨或感到被虐的具体特征。然后，所遭受的不幸或伤害有时似乎被放大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如果一个人感到被另一个人虐待，那个人立刻就变得不可靠、令人讨厌、残忍、卑劣——也就是说，这种愤慨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对他人的判断。这是神经症猜疑的一个根源。这也是许多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评价感到不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态度轻而易举从积极友好转向完全谴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我可以过于简化它，生气甚至恼怒的急性反应可能采取三种不同的走向。它可能被压抑，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然后可能——像任何被压抑的敌意——出现心身症状：疲劳、偏头痛、胃部不适等等；另一方面，它可能被自由地表达，或者至少被充分地感受。在这种情况下，生气越是在事实上缺少根据，这个人就越不得不夸大他遭受的不公正。然后，这个人会不经意地建构看起来逻辑严谨的理由反对冒犯者。一个人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越是公然地具有攻击性，他越倾向于采取报复行动。他越是公然地傲慢，他越是确定这样的报复行动是一种公正的补偿；第三种反应是陷入痛苦和自怜。然后，个体感到极其受伤害、受虐待，并且可能变得沮丧。他想“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在这些情况下，痛苦变成表达责难的方式。
这些反应在别人身上要比在自己身上更容易被观察到，其原因是个体坚信自己的正直，这阻碍了自我审视。然而，当我们完全沉浸在自己遭受的不公正中；或者当我们开始琢磨某个人令人讨厌的品质时；或者当我们有冲动对他人实施报复时，检视我们自己的反应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那么，我们必然要仔细检查一个问题，我们的反应相对于所遭受的不公正是否是合理的。并且，如果经过真实的检查，我们发现反应是不合理的，我们一定会寻找隐蔽的要求。假如我们愿意并且能够为了特殊的权利放弃一些我们的需要；假如我们熟悉了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采取的特殊形式，那么，识别个人受挫的急性反应，以及去发现其背后的特殊要求就不会很困难。然而，能够看到一两个例子中的这些要求，并不意味我们完全摆脱了它们。通常，我们只是克服了那些特别显眼和荒唐的要求。这个过程让人联想到绦虫的治疗——部分绦虫在治疗中被排出。但是它会再生，并且持续消耗我们的体力直到绦虫的头节被去除。这意味着，只有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对荣誉的整体追求及其包含的全部时，我们才能够放弃我们的要求。然而，不同于绦虫的治疗，在我们回到自我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有价值的。
具渗透性的要求对人格和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们可能在其身上发展出一种弥漫的挫败感和不满情绪，它们无处不在以至于被含糊地看作是性格特征。虽然有其他因素促成这种长期的不满情绪，但是在这些根源中，具渗透性的要求是显著的。这种不满表现为在任何生活环境中都聚焦在缺失了什么或者困难是什么的一种倾向，从而变成对整个环境都不满意。比如说，一个男人投身于一份非常令人满意的工作，并且拥有很大程度上建设性的家庭生活，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弹钢琴，而这对他很重要，或者可能他其中一个女儿没有很顺利，这些因素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以至于他不能注意到他所拥有的部分。或者，考虑这样一个人，他愉快的一天被某个没有及时送达的订购商品毁掉；或者一个人在一次美好的远足或者旅途中体验到的只是不便利之处。这些态度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遇到过。抱持这种态度的人有时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看到事物阴暗的那一面。或者，他们通过称自己是“悲观者”而不再理会这整件事情。这既不能给予任何解释，还将个人完全不能容忍不幸这件事放置在一个伪哲学的基础上。
经由这种态度，人们使自己在生活的许多方面更加艰难。任何困难，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不公平的，那么艰难会放大十倍。我在火车上的经历就是对此的一个好例证。只要我感到处在被强加的不公平之中，它似乎就超出了我能承受的范围。然后，在我发现了它背后的要求之后——虽然椅子仍然是硬的，花费的时间仍然很长——这个相同的环境变得令人愉快了。这一点同样地作用于工作。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带着处于不公平的破坏性的感受，或者带着工作应该是容易的这一隐秘要求，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势必感到繁重和疲劳。换句话说，通过神经症的要求，我们丧失了部分生活的艺术，其中包括从容地应对事情。当然存在那些严重到把人摧毁的经验。但是它们是罕见的。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一次小事件都会变成巨大的灾难，生活会变成一系列的烦恼。相反，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聚焦在他人生活的光明面：这个人获得成功；那个人拥有孩子；另一个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或者可以用闲暇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别人的房子更好；他们的牧场青草更绿。
虽然描述这种情况十分简单，但是认识到它是困难的，尤其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件我们没有的、别人拥有的至关重要的事，看起来如此真实、如此实际。从而，拿记账打比方，两方面的账目都是扭曲的：关于自己和他人。大多数人都被告知不要将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闪光点做比较，而要与他人生活的整体做比较。但即便他们认识到这个建议的正确性，但是他们无法遵从它。因为他们的视野被扭曲了。这不是由于疏忽或者知识上的无知，相反，是由于情感上的盲目——也就是说，一种由内在潜意识的必要性所导致的盲目。
结果是对于他人的嫉妒和麻木的混合物。这种嫉妒具备尼采所称作的“生活在嫉妒之中”的性质，这种嫉妒并不是与这个或那个具体事物有关，而是与一般生活有关。它伴随着一种感受，他是唯一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人，唯一一个担忧的、孤独的、惊慌的、被束缚的人。麻木也不必然意味着他是一个完全冷酷无情的人。麻木来自普遍性的要求，而后得到了其自身的功能：证明了这个人的自我中心是合理的。为什么那些境况比他好的人要期待从他身上得到东西？他比周围任何人有更多的需要，他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的漠视或忽略，为什么他不应该有权利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些要求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另一个结果是一种普遍的关于权利的不确定感。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普遍性的要求不过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任何事情是极其不现实的，以至于他在实际世界中开始怀疑他的权利。一方面他被放肆的要求填满，另一方面当他实际上能够要求并且应该要求时，他可能因为过于胆怯而无法感到或无法坚持他的权利。比如，患者在一方面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服务，另一方面会胆怯于向我提出更改时间的要求，或者借支铅笔做点记录的要求。另一位患者高度敏感于他的神经症要求——尊重——没有得到满足，但他却能够忍受某些朋友对他明目张胆的过分行径。总之，感到没有权利可能是患者遭受痛苦的原因，而且这可能成为他主诉的重点，然而他并不关心的那些非理性要求才是问题的根源，或者“至少是一个相关的促进原因”。
最后，怀有广泛的要求是促成惰性的相关因素之一，其公开或者隐蔽的形式或许是最常见的神经症困扰。惰性和闲散不同，闲散可能是自愿的、令人愉快的，惰性是心理能量的瘫痪。惰性不仅涉及做事情，而且也涉及思考和感受。从定义上来看，所有的要求取代了神经症患者积极地对自身问题做工作，因此他的成长遭到瘫痪。在许多例子中，这些要求助长了他们对一切努力更全面的反感。那么，潜意识的要求仅仅就成了意图——应该足以带来成就、找到工作、获得快乐、克服困难。他有权利获得所有这些，不需要任何能量的输出。有时，这意味着其他人应该做实际的工作——比如，让乔治去做。如果这没有发生，他有理由不满。因此，他常常单单是想到一些额外的工作，比如搬家或者购物，他就会感到累。在精神分析中，有时患者的疲劳可以快速消除。比如，一位患者在旅途之前有许多工作要做，甚至在开始做之前他就感到疲劳。我建议他可以把如何完成每一件事当作对他聪明才智的挑战，以此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建议对他具有吸引力，他的疲劳感消失了，并且他能够完成这一切而不感到匆忙或疲倦。但是，虽然他由此体验到他有积极的能力，并且这么做充满乐趣，但是他自己做出努力的冲动不久就消退了，因为他潜意识的要求仍然太过根深蒂固。
要求越是具有报复性，惰性程度看起来就越强。总之，潜意识的争辩就这样进行：别人造成了我的烦恼，所以我有权利得到补偿。如果我要付出努力，这算是哪种补偿！自然地，只有当一个人丧失了对生活的建设性兴趣，他才能用这样的方式争辩。不再取决于他为自己的生活做些什么，而是取决于“别人”，或者取决于命运。
患者坚持他的要求并且在精神分析中为它们辩护的这份固执，指出了这些要求必然带给他极大的主观价值。他不只有一条，而是有许多条防御线，并且重复地转换它们。首先，他认为他完全没有这些要求，他不知道精神分析师在说什么；接下来，他会说要求都是合理的；然后，他会继续捍卫它们作为正当理由的主观基础。当最后他意识到他确实有要求，并且它们在现实中是没有根据的，他好像对它们丧失了兴趣：它们是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然而，他迟早不得不看到这些要求对他产生各种各样并且严重的后果，比如，它们使他变得烦躁和不满；如果他自己更为积极而不总是期待天上掉馅饼，他会变得更好；的确，他的要求使他的心理能量瘫痪了。同样，他无法不接受一个事实，即他从他的要求中得到的实际好处是微不足道的。的确，通过向别人施加压力，有时他能够迫使他人满足他所表达或未表达的要求。但是，即便如此，谁从中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就他对生活的一般要求而言，这些要求不管怎样都是徒劳的。不论他是否感到有权利获得例外，心理或者生物的法则都作用于他。他想要兼具别人优点的要求没有让他有一丁点儿的改变。
认识到这些要求的不利后果和要求本身的徒劳，这不会真正消减掉要求，它无法令患者信服。精神分析师希望这些洞见能够根除那些常常未被满足的要求。通常，经过分析工作，它们的强度会减弱，但它们并没有被根除，而是被秘密地驱动着。进一步，我们洞察到患者潜意识非理性想象的深处。尽管他理智上认识到要求的徒劳，但他在潜意识中坚持着这一信念——对他神奇的意志力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的愿望足够强烈，他所愿望的就会实现。如果他足够努力地坚持事情按照他的方式发展，它们就会按照他的方式发展。如果它尚未实现，原因并不在于他够向不可能之处——这如同精神分析师想要他相信的——而是在于他的意志没有足够坚强。
这个信念给整个现象增添了稍微不同的复杂性。我们已经看到，从妄称他具有并不存在的资格以获得各种特权来说，患者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已经了解到，某些要求明显是异想天开的。现在，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要求都充满了神奇的期待。并且只有现在，我们才了解到这些要求的整个范围是实现理想化自我不可或缺的手段。他们并不是通过用成就或成功证明他的卓越，以此代表理想化自我的实现，而是提供给自己必要的证据和托词。并且，如果他一次又一次看到别人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看到法则一样适用于他，看到他并没有超越普遍的麻烦和失败——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反对他无限可能性的证据。它只证明了到现在为止他做了一个不公平的交易。但是只要他坚持他的要求，某一天它们就会实现。这些要求是他未来荣誉的保证。
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患者看到他的要求给自己的实际生活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而反应冷淡。他没有质疑造成的破坏，但是鉴于美好未来的前景现在是可以忽略的。他就像是一个相信自己有继承遗产的正当要求的人，他不是在生活中建设性地付出努力，而是把所有的能量投入在更为有效地坚持他的要求上。与此同时，他失去对实际生活的兴趣；他变得贫穷；他忽视了所有使生活值得过下去的事情。因此，对未来可能性的希望越发成为他生活下去唯一的事情。
实际上，神经症要比假想自己将继承遗产的人情况更为糟糕。因为他有一种潜在的感受，如果他开始变得对自己以及自己的成长感兴趣，他就会失去资格获得未来的满足。基于他自己的前提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理想化自我的实现的确会变得毫无意义。只要他被目标的诱惑占据着，作为替代的方式就是积极地遏制。这意味着他看待自己就像看待其他凡人一样，被困难侵扰；这意味着他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并且认识到是取决于他来克服他的困难，取决于他来发展他具备的任何潜能。这是遏制，是因为这会让他感到他似乎要丧失一切。只有当他足够强大到放弃自我理想化的解决方案的程度，他才能够考虑这条替代的路——也是通往健康的路。
只要我们把神经症患者在自身所感受到的，连带对自我的美化，仅看作是“天真”的表现；或者把他要求他人满足自己的许多强迫性需要看作是可以理解的欲望，我们就不能够充分理解神经症要求的固执。神经症患者的固执在于对任何态度的坚持，这是一个明确的表现，态度满足了他的神经症框架下必要的功能。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经症的要求看起来为他解决了许多问题。它们全部的功能就是使他永葆对自己的幻觉，并且将责任转移到他以外的因素上。通过将自己的需要上升到庄严的要求，他否认了自己的困境并把对自己的责任放置到别人、环境或命运之处。他有任何的困难，首先就是不公平的，并且他有权利安排不被打扰的生活。比如，他被请求贷款或者募捐。他感到不耐烦并在他的头脑中对要求他这样做的人大发脾气。实际上，他愤怒的原因是来自他不被打扰的要求。是什么让他的要求如此必要？这个请求实际上让他面对了自己的冲突，冲突存在于他需要服从和他需要挫败他人之间。但是只要他太害怕或者太不愿意面对这个冲突——不论什么原因——他一定会保持住他的要求。他把这称作是不想被打扰，但是更为确切地说，他要求这个世界应该以不调动（并且让他意识到）他的冲突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将会在之后了解到为什么摆脱责任对他来说如此重要。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实际上这些要求阻碍了他处理他的困难，并且由此他永久保留着他的神经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