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素书》解译（1）

[宋]张商英 注

[清]王氏 笺

原始章

注曰：“道不可以无始。”

王氏曰：“原者，根。原始者，初始。章者，篇章。此章之内，先说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之根本，立身成名的道理。”

解释

《素书》是说天道、人道的谋略之书，本章是它的原始章。而道，是万物之始。

在本书中，作者把“道”作为根本，由此展开论述。那么，这个根本怎么理解？首先，它是最初的、最原始的状态，万物都始于此，这个状态就是“道”。其次，“道”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基础和素质。

要知道，天下最为深刻的“道”，往往寓于最原始、最本然、最简单之中！人的一生，如果理解并掌握了“道”，那么就能主宰自己的人生，生命的质量就会提高，人生也会有更多的充实和幸福感。

黄石公是深解“道”之要义的，所以，本书第一章就先从“道”说起，天上地下，由天道说到人道，以“道”为起点，继而谈到德、仁、义、礼，说明此五者为做人处世、立身成名之根本。

“道”是神秘莫测的，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是先哲洞察自然和人生的伟大创造，反映出观察的独特角度和思维，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纵观我国上下五千多年的文化，从先民的混沌创世说到老子的《道德经》，从黄石公的《素书》到孔子的《论语》，从我国的本土道家文化到后来融合了诸多思想的儒家文化等，无不对“道”奉若神明，心存敬畏，并把它与后天的修行之德连在一起，作为个人修养、为人处世及建功立业的根本。而仁、义、礼、至、信等思想，也充分概括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体现出一种以德为上，不断自我完善的人生追求和境界。中华文化为什么绵延不绝？其中的核心力量就在于此。

道为体、为因，德为用、为果，修行道德，仁惠济世，处事以义，待人以礼，这些都是涉世立身之起点，也是运筹帷幄、谋略权变、修身齐家、经世治国的根本和准绳。

原典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注曰：“离而用之则有五，合而浑之则为一；一之所以贯五，五所以衍一。”

王氏曰：“此五件是教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若肯一件件依著行，乃立身、成名之根本。”

解释

道、德、仁、义、礼五者，本为一体，不可分离。

此五者虽是不同角度上的标准，但合而为一，以一贯五，它们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一个对自己的人生有更高期望的人，自会真诚而严肃地生活，以此五者要求自己，并把它们作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策略。如果肯一件件认真践行，那么立身、成名、建功立业则不远矣。

老子说：“道生之，德养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讲的就是道德的原始力量。儒家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说的就是仁义道德对为人处世的根本作用。我国古代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把道德作为改造自我，即正心和修身之本；无论是儒、释、道三教，还是其他用于治国的思想策略，都把道德作为改造世界的根本。只有具备了这个根本，才可能更好地做人处世，进而更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国古代的先哲老子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性在变，与天道日远，先天的淳朴和本真代之以矫情和伪饰，为此，提出以道德教育世人；当道德不起作用时，只好倡导仁爱；当仁爱之心每况愈下时，就呼吁正义的力量；当正义感减少时，就只能用礼制和法度来约束民众了。所以，道、德、仁、义、礼，这五个方面是天道因时因势并权变使用的结果，实际上是一而五、五而一的不同说法、解释罢了。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最人本的，也是很理想主义的。其显著特点，就是自我激励和自我完善，旨在追求人生的不朽。儒家的“立德、立言、立功”，道家的追求长生，释家的普度众生、慈惠世界，民间的祖宗崇拜，都是追求一种不朽。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贤人，还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都追求一种具备很高精神境界的理想化生存。而这种精神境界就是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充实和圆满。

那么，如何具备道、德、仁、义、礼所要求的精神境界呢？这就需要个人自觉的修养了。怎么修养呢？除了学习和实践，我国古人很讲究“慎独”的功夫，而且十分注重独处静修，反观内省，加强内修，磨砺品质意志，提升内在力量，从而达到一步步的自我完善。

现代的国人中，有不少对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仁、义、礼这些精神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觉得它们于实际生活没什么意义。于是，他们与传统越来越远，不仅知之甚少，甚至有意拒绝。这实在是一种无知和忘本的行为。岂不知，如果没有道德，如何为人处世？如果没有传统，如何继往开来？正是由于传统中的道、德、仁、义、礼等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才使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福泽世界，万古流芳。

原典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注曰：“道之衣被万物，广矣，大矣。一动息，一语默，一出处，一饮食。大而八荒之表，小而芒芥之内，何适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见之谓之仁；智不足以尽，故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不足以见，故日用而不知也。”

王氏曰：“天有昼夜，岁分四时。春和、夏热、秋凉、冬寒；日月往来，生长万物，是天理自然之道。容纳百川，不择净秽。春生、夏长、秋盛、冬衰，万物荣枯各得所宜，是地利自然之道。人生天、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信，若能上顺天时，下察地利，成就万物，是人事自然之道也。”

解释

道，是一种自然规律，天下万物都必须遵守但又意识不到。

“大道无形”，它“玄之又玄”，是“众妙之门”。它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又说：“道可道，非常道。”可见道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它存在于天、地、人之中，存在于万物之中。四时变化、生物草木、人情世故、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大到天地八荒，小到芒芥微尘，都有道的存在。我们可以把道分为天道、地道、人道。天有四时，风霜雪雨，日月交替，斗转星移；地有山川水土，万物荣枯，百川归海；人有男女之别，夫妇之道，长幼之尊卑，君臣父子之纲常，朋友同事之信义。

道就是这样无所不在，无时无地不在，我们也不可能超越脱离它。智者从中看到了智，仁者看到了仁，所以他们“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为而不争，“守柔为强”，最终成就圣贤事业。平庸之人意识不到道的存在，所以终日营营碌碌，苟且而生；甚至有人背道而行，结果自食其果。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科学文明已很发达，但对于人类自身精神世界的探索还远远滞后，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空虚，每个人像被风赶着的风车，每天匆匆忙忙，却不知所为何来，走向何方，找不到信仰，像悬在空中，失去了根，没了归宿感，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如此昌盛的物质文明中，我们却像丢了自己的魂一样无所适从、浮躁寂寞。生活富足，幸福感却在下降。

为什么感觉不到幸福？为什么突然找不到了自己？究其原因在于对道、对精神世界的漠视，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对自我的狂妄自信。科技是把双刃剑，物质文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侵蚀着人们的心灵，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如今，自然生态的破坏，资源的短缺，贫富的分化，心灵的空虚等，不都在让我们人类茫然吗？人生的本质意义何在？除了物质生活，除了成就事业，还有幸福和快乐的满足。而这些，科技帮不了我们，物质帮不了我们，只有靠对“道”的追求，而“道”，它其实就在我们心中。

应该说，与现代人相比，我们传统的国人有更多的精神享受。这是因为他们以道德追求为上，并以此自律。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称赞弟子颜回注重自我道德修养，“箪食在陋巷，不改其所乐”。古人认识到道是万物之主宰，也是人生之根，为此汲汲追求，上下求索，所以能做到“安贫乐道”，并且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可见，道的追求与物质并没必然联系。所以，早在千年以前，古人就在智慧地洞察天、地、人伦之道，从而产生了像《素书》《老子》《论语》等这样光耀千古，启迪至今的伟大作品。

我们明白了道，认识到道的客观存在，我们就不会狂妄自大，从此顺道而行，乐天知命，虚静养心，以道的标准完善自己，做到有智慧地生存。

史鉴得失

大道无形

北宋时，康肃公陈尧咨多才艺，不仅善工书法，而且射技超群。曾以钱币为的，一箭穿孔而过。世人无有可比的，他也以此自夸。

一天，陈尧咨在自家院里射箭，有个卖油翁放下扁担，站住，眼睛乜斜着看他，不肯离去。看到陈尧咨射出的箭十有八九都能中的，但只是微微点点头。

陈尧咨见状，问他：“你也懂得射箭吗？我射箭的技艺难道不出色吗？”

老翁说：“没什么，不过手熟罢了。”

陈尧咨听了，不由愤愤地说：“你竟敢轻视我！”

老翁说：“没什么，就凭着我倒油的经验，就可明白此道理。”

说着，老翁取过一个葫芦，把它立在地上，用铜钱盖住葫芦口，然后，开始往葫芦里注油。陈尧咨看到，油从铜钱中间的孔中注入，而钱却丝毫没被沾湿。不由惊得倒抽一口冷气。

老翁却淡然地说：“这也没什么，不过手熟罢了。”

老人的话质朴而深刻，陈尧咨心悦诚服。

虽是一个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可见其中“道”的存在。可见，真正的道在言外，大道无形无名。它看不到，触摸不到，唯有靠自觉的意识去感知。所谓“无中生有”，“有无相生”，道生于无，也是道的最高境界。而且，真正的道往往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深刻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聪明智慧者自能洞察体悟。

原典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注曰：“有求之谓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于规矩者，得方圆而已矣；求于权衡者，得轻重而已矣。求于德者，无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为君臣父子；昆虫草木得之，以为昆虫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迩之一身，远之万物，无所欲而不得也。”

王氏曰：“阴阳、寒暑运在四时，风雨顺序，润滋万物，是天之德也。天地草木各得所产，飞禽、走兽，各安其居；山川万物，各遂其性，是地之德也。讲明圣人经书，通晓古今事理。安居养性，正心修身，忠于君主，孝于父母，诚信于朋友，是人之德也。”

解释

德，即获得、依德而行，可使一己的欲求得到满足，世间万物也是如此。

什么是德？《易经》说是“赞助天地之化育”，佛教说是“慈悲喜舍”，儒家则认为是“博施济众”。但德的本意是舍己为人，即效法天道而成就他人，恩济天下，使广大民众各从所欲，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即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见，真正的德，颇有几分我们今天所说的博爱的意思。德于自己，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德于他人，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怀和奉献精神，成全他人，使之“得其所欲”。

可见，德，本意就是“得”，使得到。世间万物皆有所求，有所求就有所欲，如果欲不得满足，就是不得，就是最大的不道德。但得要合规矩，不是随心所欲而得。即方圆之规矩要讲，如此才能有得。一个有德之人，因为让别人有得，他也会容易得到。而且也会广施于众，大德济世。只有施以德，自己才能得到；只有以德行事，才能最大限度地各尽其位，各尽所能，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从而达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万物有所求，万物有其德。只有各得其得，各尽其德，才能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天之德在于化育万物，四时风雨，滋润万物；地之德在于厚德载物，使海陆生命得以生长，各遂其性，各安其命；人之德在于追求道德，正心修心，体察万物，格物致知，尽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道，做到忠、孝、悌、仁、义、温良谦恭等，修养完善提升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的道，主要是道德。只有立德，才能立身、立言、立功，成就自己的不朽人生。

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来到世界，都是一个可爱的赤子，天真质朴，并无歹心。但是什么使人前后不一，判若两人？是什么让人性生变，品质产生了高下之分？恐怕主要还是欲望。欲望是天性，不可能消除，但欲望无边，如果不加以约束和限制，往往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让人性恶的一面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道德的“得”是不正当的，值得鄙夷的。只有有道德地“得到”，才能让欲望得到真正愉悦的满足。比如对于财富，古人讲“君子生财有道”，绝不取不义之财，显示了一种极高的道德自律精神。古人讲信义，所以在做生意时，一再强调诚信经营，用来称重的秤杆上面的定盘星，就有诚信的寓意。由此可见，这些理念已渗透到细节中，深入人心。

要想得到，就先给予，“欲取之，先予之”；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人，关怀人，有成人之美，让别人的欲望得到满足，那么你自然也会得到自己想要的。有德就有“得”，让别人有“得”，那么你就有“得”。人生的意义和乐趣就在其中。

史鉴得失

林则徐怀德识人，雅量予人

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蕴含的凛然正气感动了很多人，而他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慷慨就任，大胆禁毒销烟、抵御外侮的爱国壮举，同样令人感动。林则徐不仅是一位清正的爱国政治家，还是一位善于识人、荐人的伯乐。

在他给友人的信中，他提出：“有才而不用与无才同，用之而不使其尽其才与不用同。”由此可见，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

从他对左宗棠的赏识和推荐，可见他的识人之智。

林则徐在新疆就任时，就听说过左宗棠的才学，但一直没能见面。而左宗棠对林则徐更是仰慕已久。

1850年，林则徐奉命至广西，路经长沙。左宗棠听说，专程去谒见，两人相谈甚欢。两人年纪相差27岁，却一见如故，畅谈治国方略，纵评天下大事，相见恨晚，结为忘年之交。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左宗棠引经据典，谈古论今，颇有见地，林则徐大为赞赏。

林则徐预见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谈及他对新疆地理的观察，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并将在发配新疆期间搜集的材料、制订的战守计划，悉数托付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临行前，林则徐还说：“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1850年1月3日，这一天被史书称之为“湘江夜话”。

27年后，左宗棠冒着千里戈壁的风沙酷暑，怀揣着林则徐给他的作战方略和地图，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新疆。光绪六年（1880年）6月，69岁高龄的左宗棠在新疆部署兵事，出肃州抵哈密坐镇，命令三路大军并进，彻底击溃了阿古柏残余势力，收复大片国土，立下汗马功劳。他在新疆期间，还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

林则徐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作战韬略无私地给予了左宗棠，直接推动了他的事业成功。这是因为他心怀大德，心怀国家，同时也有爱惜人才和提携后辈的博大胸怀，有此大德，所以他能成为万古流芳的人杰。

原典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

注曰：“仁之为体如天，天无不覆；如海，海无不容；如雨露，雨露无不润。慈慧恻隐，所以用仁者也。非亲于天下，而天下自亲之。无一夫不获其所，无一物不获其生。《书》曰：‘鸟、兽、鱼、鳖咸若。’《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其仁之至也。”

王氏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行恩惠，人自相亲。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能行义让，必无所争也。仁者，人之所亲，恤孤念寡，周急济困，是慈惠之心；人之苦楚，思与同忧；我之快乐，与人同乐，是恻隐之心。若知慈惠、恻隐之道，必不肯妨误人之生理，各遂艺业、营生、成家、富国之道。”

解释

仁，就是相亲相爱，就是对人有慈惠恻隐之心，这样关心同情人，就能帮助人，遂人所愿，彼此互利共进，才能有所成就。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古人十分重视仁的作用，以修仁心为一生的追求。古之君子以仁为体，如天覆地，如海宽容，无所不包纳；又把仁比作雨露，滋润万物，生生不息，此天道、地道之仁也。

人如果道法自然，实践仁爱之心，身体力行，那么万物都能受到恩惠，获得生养。仁爱对待天、地、万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行恩惠，人自相亲。”有问题时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常怀仁义慈悲之心，有情有义，不与人相争。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又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的仁，是向外的，先对他人的爱。大到爱国，小到爱他人、爱万物。不仅能恤孤念寡，周济急难困苦，也能“连体同悲”，同情人之苦楚，分享人之喜乐，乐善好施，真诚奉献，自然获得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

当然，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不是说说就够了，也不是表现在外面给人看的。套用当下的“秀”字，如果你秀自己的仁爱之心，就如做慈善为自己做宣传，实在不能算是真正的仁。孔子在说到仁时，总是讲具体的事和人，而十分讨厌花言巧语的人，所以他说：“巧言令色，鲜仁矣。”真正的仁是个人的自觉行为，因为“智者不诈，仁者不党”。所以，儒家在说到仁时，不仅强调是个人的人格修养所致，更注意身体力行。

佛家讲的慈悲，不仅有仁，更有连体同悲的慈悲心。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也”有一脉相承之妙。可见，仁爱必须从心的修行开始，能真正做到“爱人”，相亲相爱，真正生恻隐，才可能用一颗善良的心态面对世界和他人，自己为此快乐，也让他人快乐，这才是真正的仁者。如《尚书》上说：大禹施行德政，在位其间，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啊！

孔子又说：“仁者，克己复礼。”是说真正的仁者，因为仁爱别人，所以能克制自己。既能忍辱，又能自觉地以仁爱之心修养自己。

做一个仁者吧，因为“仁者无敌”“仁者荣，不仁者辱”。真正的仁者，不仅自己的内心充满力量，也能如磁场一样吸引众人。所以，这样的人，有一种无形的权威力量，自然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做到无为而治，天下无敌。

史鉴得失

爱民是最大的仁心

孟尝君是齐国有名的公子，他养着很多门客。齐国人冯谖，从小就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于是，他托人请求孟尝君，并寄食门下。

一天，孟尝君拿出一本账簿，问门下食客：“请问哪一位能为我到薛地去收债呢？”

冯谖自告奋勇地说：“我去！”

孟尝君为他备好了车马和盘缠。临行前，冯谖问：“收完债后，需要我买些什么东西回来？”

孟尝君说：“你看我这里缺什么东西就买什么吧。”

冯谖到了薛地后，召集起欠债的人们，核对一遍，确定无误后，便谎称说：“孟尝君决定免除大家的债务了。”说罢，把债券付之一炬。大家见此，都齐声欢呼万岁。

冯谖很快回到齐国。

孟尝君见他这么快回来，很是奇怪。就问他：“债都收完了吗？”

冯谖说：“收完了。”

孟尝君问：“你买了什么回来？”

冯谖回答道：“您说让我买家里缺的东西，我看金银财宝等物品都不缺，唯一缺少的就是仁义，所以我就为您买了仁义来。”

孟尝君说：“仁义怎么买呀？”

冯谖说：“目前您只有薛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却不懂得爱护百姓，还以赚钱为目的向他们放债；所以我诈称您下令免除他们债务，并烧了那些债券，人民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为您买的仁义。”

孟尝君听了不悦，但没发作，只是说：“你去休息吧。”

一年后，齐王怀疑孟尝君，命他回自己的封邑。孟尝君一行人返回薛地，离薛地还有一百多里，薛民就扶老携幼，争着在路上来迎接……孟尝君见状，激动地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仁义，今天我算是看到了。真的是太感谢了！”

孟尝君礼贤下士，胸怀大度，颇有领袖风范，但缺少对底层百姓的体恤。门客冯谖看在眼里，为报主君的食养和知遇之恩，他以自己的智慧为主君换来仁义，以损失眼前的小利而换来了长远的大利，赢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大大地巩固了统治地位。相反，如果一味地欺压百姓，擅用强权，是为政的大危险。正如老子所言“强梁者不得其死”。所以，要想长保国家于不亡，就必须以百姓利益为重，仁政爱民，才能真正统御天下。

原典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注曰：“理之所在，谓之义；顺理决断，所以行义。赏善罚恶，义之理也；立功立事，义之断也。”

王氏曰：“量宽容众，志广安人；弃金玉如粪土，爱贤善如思亲；常行谦下恭敬之心，是义者人之所宜道理。有功好人重赏，多人见之，也学行好；有罪歹人刑罚惩治，多人看见，不敢为非，便可以成功立事。”

解释

义，就是合乎事理和道德的行为，人们据此来奖善惩恶，建立功业。

事理所在，就是义。合乎事理、合乎人情的义，是人们判断是非对错、决断行否、立功立事的行为准则。真正的高人都是心胸宽广，器量过人，胸怀天下，志在四方，心系大众，才德足以安人的领袖人物。他们有圣贤之志，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他们虚怀若谷，温良恭让，谦卑处下，行为合乎仁义。义的行为关乎是非取舍，关乎杀伐决断。合乎事理者为义，为此有规矩方圆，反之，则会遭到谴责和惩罚。择善而从，做人行事以义当先，弃恶从善。

如果说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那么义就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做人要仁，行事要义。真正的义，是合情合理的，既要合乎事理、公平正义、足以说服人，又要合乎人情、有道德仁爱之心、足以感动人。如此，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就会泾渭分明、赏罚分明，维护真理，从而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成功立业。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义的人格精神。尤其是在为人处世上，更加强调义的精神。所谓“朋友交于义”，没有义，就交不成朋友。无论是荆轲慷慨激昂的“士为知己者死”，还是刘关张（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都体现了一种同道相连、誓死与共的人情道义。无论是血性男儿，还是巾帼英豪，都追求“处义而不回”的精神，为了一个义字，可以弃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所谓“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真正的义者从来都是以义当先，人格不倒的。

义要合情合理，让自己感觉到心安理得，让别人感觉到舒服并心悦诚服。一个人只要有情有义，那么就是一个完整的、纯粹的人。而没人不喜欢与有情有义的人交朋友，真正有所成就的人，往往也是至情至性的义气之人。

史鉴得失

孔子灵活行义

但有时，对义的处理也不是僵硬的。也就是说，义若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也许有不同的理解和意义。孔子对于义，就是一个灵活的态度。

当年孔子游学列国时，曾经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的一个地方，整整十多天没有饭吃，有时连野菜汤也喝不上，真是饿极了。

孔子的学生子路看老师这么饥饿，实在不忍再看下去了。于是，他跑出去偷了一只煮熟的小猪来给老师吃。孔子也不问肉的来历，拿起来就吃。后来，子路又抢了别人的衣服，用它换来美酒献给孔子喝。孔子也不问来历，端起来就喝。可是，到后来鲁哀公迎接他时，孔子却显示出正人君子的风度，席子没摆正不坐，肉割不正不食。

子路看在眼里，实在有些不解。于是，他忍不住问老师道：“先生为何现在与在陈国、蔡国时不一样了呢？”

孔子郑重地回答道：“以前我那样做是为了偷生，现在我这样做是为了义呀！”

孔子的回答得很有意思。作为一直讲仁义道德的贤哲，行事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孔子怎么会这么做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但仔细想来，他这么做也是合情合理的，符合义的行为。当年穷困时，为了生存，为了将来行大义，孔子选择了偷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偷去抢，但稍有条件，他就会立即严格执行自己的仁义主张，身体力行，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庄重和严格。所以，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

原典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注曰：“礼，履也。朝夕之所履践而不失其序者，皆礼也。言、动、视、听，造次必于是，放、僻、邪、侈，从何而生乎？”

王氏曰：“大抵事君、奉亲，必当进退；承应内外，尊卑须要谦让。恭敬侍奉之礼，昼夜勿怠，可成人伦之序。”

解释

礼，是人们规范言行、应该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遵守礼，就是言行合乎规范，为此兢兢业业，夙兴夜寐，谨守并维护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伦常关系和规范。

礼，就国家而言，就是国家法制礼制；就家庭而言，就是家规家风；就个人而言，就是为人处世的言行规范和礼仪风范。礼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准则。有了它，社会才井然有序，人们才能相处和谐、安居乐业。它既是规定性的，也是生长在各人心中的。一个文明社会，必是一个有着完备礼制的社会；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应该是一个有着礼仪观念、严格自律的人。

那么，如何做到礼呢？就是侍君、奉亲。不仅要在内心树立忠君孝亲的观念，而且在言行上要恭敬有礼，谦卑处下，谨守规矩，进退有方，绝不僭越；承应内外，尊卑有别，对上尽谦恭侍奉之礼，对下尽尊长严格爱护之规，为此朝夕不怠，从而完善伦常关系和礼法纲纪，避免并杜绝放荡怪癖、邪恶腐败的不良现象。

古人十分重视礼制，大到供奉上天和祖宗的祭祀活动、日常的行政事务，小到人与人的交往活动，都可见礼的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也正是在这种礼制中得以有序的延续。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对礼的重视。古代思想家认为，礼是道德的有形转化，是天道的演化，所以必须遵守。老子认为，是因为人们心中的道不存，所以需要用礼制来约束，使恶的言行得到扼制，以便于管理。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道德是无形的，在冥冥之中，在人们心中，它需要礼制来外化，来约束，来促进。通过礼来实践道德精神，最重要的当然是自觉认同和身体力行。

今天，传统社会的礼制不再，许多人礼仪观念淡漠，甚至学西方国家那一套，只讲所谓的平等和个性，不讲礼仪，不论尊卑，一味寻找自我，缺少集体观念。

比如，因为讲人与人平等，男女平等，导致家庭中长幼不分，尊孝之礼不讲，老人不被尊敬，辛苦一生到老反而要为子女操心，帮着买房子、娶媳妇、带孙子，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啃老族”。家庭中长幼之序不分，关系不明，导致家庭观念不强，家族观念淡薄，规矩不再，破坏团结。加之现代社会家庭的分化，致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家族文化，在今天几近断绝，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和遗憾！

还有，在学校里，学生被老师批评，或者有些罚站，就认为是伤害了个性……

客观来说，我们没必要恢复那些犹如教条、繁文缛节，有的甚至是害人的礼教和礼仪，但诸如对尊长和师长的礼节，对客人的礼敬等，不仅是外在形式，更主要是内在思想，都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其实，天生万物皆有所属，并不能由着自己任性妄为，我们只有顺应自己的天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国家如此，家庭如此，个人亦如此。我们只有积极并谦逊，有礼有节，礼尚往来，才能与人和谐相处，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

史鉴得失

子路问礼

子路对孔子的崇拜，几乎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在他的眼中，孔子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但有一次，他问孔子：“鲁大夫在练祭时拄杖是否合于礼？”孔子竟然回答说：“不知道。”子路大感失望。

子路找到子贡倾诉自己的失落：“我本以为先生什么都懂，可没想到先生也有不知道的事情。”

子贡问：“你问的是什么？”

子路说：“我问他，鲁国大夫在练祭时拄杖是否合于礼，结果先生说不知道。”

子贡说：“你等一下，我替你再问问。”

于是，子贡走到孔子的屋中问道：“先生，练祭时拄杖合于礼吗？”

孔子说：“这不合礼。”

子贡退出孔子的房间，对子路说：“你竟然怀疑先生有不懂的东西，实在太过分了。先生怎么可能有不懂的东西呢？是你问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按‘礼’，住在一个国家里，就不能非议它的大夫。你身在鲁国，居然指名道姓地议论鲁国的大夫是否合礼，这本身就是非礼的，先生如何可能回答你！”

子路因说话不守礼，所以孔子不告诉他。可见说话也需要讲究礼节，讲究艺术的。

原典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注曰：“老子曰：‘夫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失者，散也。道散而为德，德散而为仁；仁散而为义，义散而为礼。五者未尝不相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体，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无一焉。’”

王氏曰：“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是为人，合行好事；若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不可无一焉。”

解释

这五个标准是做人的根本，缺一不可。

老子认为，先有道后有德，道德缺乏，就要靠仁义来约束。缺乏仁义，那么就需要用礼制来教育约束人。道、德、仁、义、礼，此五者，本是密切相关的，缺一不可，如果缺失一个，那么就不能算是完人了。而且这五者相辅相成，互相转化，体用结合的。老子认为只有坚守道德，才能使道、德、仁、义不散不失。所以他认为礼是权宜之计，认为是下策，实是忠信的祸首，所以十分强调道的根本作用。但黄石公认为道德仁义为体，礼为用，强调五者体用结合，使个人的修养日臻完善，更好地为人处世，做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实，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做人。人的一生，究竟如何度过？每个人想法不一，所走的道路也各异。人生本来是艰难的，做人难，做一个好人更难，而要做一个合乎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我国古人对个人的修为十分重视，追求一生的自我修养和完善，所以，提出的做人标准也很高，甚至在今天看来也是很理想化的。今天，对许多人而言，衣食不是问题，但轻松地活着，做一个好人，都成了难事，更何况是想做一个有圣贤之质的完人呢！能够真正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做好自己，就已经是一生的功课了。

儒家讲“立身、立言、立功”，把它称之为人生的“三不朽”，而立身是根本，所以十分重视正心、修养自己，否则无法立足于社会，更不必提立言、立功了。由于个人努力和时机的交汇，也的确出现了很多圣贤达人。与今天相比，他们少了更多的浮躁，这是他们的幸运和幸福。

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今天的人们，何尝做到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如今四十岁的人往往是最为困惑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应该说不仅因为自身修养不够，更是因为这个变革多元的时代所致，使内心没有寄托的人们面对压力和诱惑无法静心，无法安定自己的精神家园。

所以，今天的人们，更需要内修道德，外修礼仪，外圆内方地为人处世，若做不到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但至少也要做好自己，这是人生的最大谋略，也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必需。一个人只有先做好了自己，以道、德、仁、义、礼要求并规范自己，内修思想，外化能力，才能立足社会。也就是说，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只有找到了自己，才能安定自己的身心，更好地掌握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成就事业，实现自我，彰显声名，光耀自己和社会。

原典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注曰：“盛衰有道，成败有数；治乱有势，去就有理。”

王氏曰：“君行仁道，信用忠良，其国昌盛，尽心而行；君若无道，不听良言，其国衰败，可以退隐闲居。若贪爱名禄，不知进退，必遭祸于身也。能审理、乱之势，行藏必以其道，若达去、就之理，进退必有其时。参详国家盛衰模样，君若圣明，肯听良言，虽无贤辅，其国可治；君不圣明，不纳良言，俦远贤能，其国难理。见可治，则就其国，竭力而行；若难理，则退其位，隐身闲居。有见识贤人，要省理、乱道理、去、就动静。”

解释

贤人君子，都能够十分敏锐地洞察到国家的兴盛和衰亡之道，通达事业成败的规律。他们审时度势，明白社会安定与动乱的形势和时机，知道何时该入世出仕，何时该出世隐退。

天道循环，天下盛衰有玄机，成败有定数，和平动乱有趋势，该隐该仕有道理，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你想怎么样，或者努力争取就可达到的。所以，高人的办法都是顺应天道和人道，顺应形势，冷眼旁观，伺机而动。

孔子说：“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退。”明道之君，就能深刻地洞察形势，推行仁道，信用忠良，其国昌盛；无道之君，不听忠言，自然会令贤良避而远之，退而隐居，是国家之大不幸。对于个人而言，看到国君圣明，就该积极尽忠，尽一己之力，匡治国家；看到国君昏智，就会退避三舍，独善其身。所以国君不仅要明道，而且要有识人之才，有用人之量；个人要想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不仅要善于审时度势，更要明白出入进退之理，明白自己是治世之才，还是理乱之才，尤其应该明白功成身退的道理。如果贪爱名禄，不知进退方圆之道，必将招祸于身。这是人生的大智慧，也是人生最大的谋略。

大凡有胸怀、志存高远、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在他走上社会之时，就已经对古今历史发展的规律了然于胸。他们既善于以史为鉴，又能预知未来，洞悉兴亡成败之玄机，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要往何方去，如何行动，何时行动。不动则已，一动惊人。

人们常说：有一流的抱负，一流的才德，就有一流的事业。埋头蛮干不行，墨守成规不行，井底之蛙不行，好高骛远不行。就是说，既要明白自己，又要明白时势世理；既要善于灵活应变，又要有自己的策略和坚守；既要学会适应社会，应酬他人，又要学会自处，安定自己的内心。所以，不仅是事业进退，就是活着，也是应该明白动静相宜和进退相守之道的。

天下万物的发展皆有定数，即规律。人也只是宇宙渺小的一分子。我们没有理由狂妄自大。主观能动性当然要有，创造当然要有，但一定要在规律和时机中进行，否则也只能是徒劳无功。古人说：“物有本来，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可见，只有顺道而行，顺势而动，因势利导，才能抓住规律、成就事业。

史鉴得失

曾国藩的急流勇退

清朝的中兴大臣曾国藩，在做官上是很有智慧的。其核心就是韬光养晦，心怀淡泊，功成身退。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十分精当。

1864年（同治三年）6月，曾国藩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其时，湘军克复南京。曾国藩的旗下，拥兵30万，已然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培育起来的，其实就是曾国藩的子弟兵。此时的曾国藩已统率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曾国藩节制。在清政府统治内外交困之时，曾国藩力挽狂澜，剿灭了太平天国这个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于是，他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持权最大的汉族官员，此时的曾国藩，足以“功高震主”了。

曾国藩的部属幕僚，如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都竭力劝进。有的说，“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有的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些话也不无道理。早在咸丰帝临死之时，其有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但是，慈禧太后管束下的年幼同治帝，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而且，同治帝还下诏，要求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催命一般要求从速复命，这无异于过河拆桥。因此，曾国荃、彭玉麟等人便秘密活动，力劝曾国藩不如反了，坐了天下。他们曾约集30名高级将领深夜请见，要曾国藩“速作决断”。但曾国藩不为所动，他没有说什么话，只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算是作答。

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君子，熟读四书五经，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不难明白。但遍观古今人物，真正能把握其要义又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史书上多少权臣，都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曾国藩在家守孝之时曾研读《道德经》，并在该书扉页上写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写过的不少对联，也抒发了自己的心志，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志得意满，功成名就的曾国藩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选择急流勇退，低调为人处世。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打仗的时间很长了，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曾国藩的意思是清楚的：本人无意拥军自重。同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但是，他替他的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国荃急功贪财，对这个弟弟，曾国藩最不放心。他曾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国藩还曾题诗一首，既为告诫兄弟，亦为自勉。此诗相当有名：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曾国藩常怀临深履薄之惧，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1872年3月12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病逝。据说，当日曾国藩“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无疾而终，可谓人生之幸。

原典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注曰：“道犹舟也，时犹水也；有舟楫之利而无江河以行之，亦莫见其利涉也。”

王氏曰：“君不圣明，不能进谏、直言，其国衰败。事不能行其政，隐身闲居，躲避衰乱之亡；抱养道德，以待兴盛之时。”

解释

所以，真正的高人，在形势还未到，时机不成熟时，都能做到隐居韬晦，墨守正道，孜孜以求，以待时机的到来。

有道之人，都会坚守正道，为此九死而无悔。道存在于他心中，是他的信仰，他为此倾尽一生的力量，等待执行大道的时机。道就像舟楫，而时机就像是水，没有水，道不能行，所以时机不到时，道不得行，其好处也不得现。

上不圣明，就不方便直言进谏，因为既没用，也费力不讨好，甚至自招其祸，何必呢？不如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以待时机。所以，无论你能力有多大，见识有多高，如果所遇非人，没有机会，也是不能锋芒毕露的，因为不得其时。

古人早就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只有遇到伯乐，只有遇到知遇，才能有发挥的机会和舞台。如果不能遇到真正赏识自己的人，既不能好好用你，反而可能糟蹋耽误了你。所以，真正的人才，也要善于自处，“良禽择木而栖”，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欣赏并给你机会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并实现自己的才智。

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吗？自怨自艾吗？不行，因为没有用。在没有机会时，人才必须学会潜居抱道，韬光养晦。所有有所成就的人，在成功之前，都必然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积累和准备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对心灵的磨砺阶段。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智者，自会在这个过程中努力修炼自己，养得足够功夫，相机而动。

那么，如何韬光养晦？就是在机会不到时，坚守正道，不失信心，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沉默无闻中继续修养自己，苦练内功；而且人前不轻易显山露水，更不能锋芒毕露，在没有机会实现抱负时，最好不要大讲自己的胸怀抱负，而把自己包起来，谦卑做人处世，在沉默中积极观察，时刻准备着，相时而动。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有此之志，才是聪明智慧之人。

史鉴得失

冒顿深藏不露灭东胡

匈奴冒顿单于即位时，正值东胡国的强盛时期。东胡听说冒顿杀父登位，便派使者对冒顿说：“我想要单于的千里马。”

冒顿说：“为什么和人家喜爱同一匹马呢？”但还是送给了东胡。

这事让东胡认为冒顿是无胆无识之人，于是，又想得寸进尺，妄想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

听到这个要求时，冒顿又说：“为什么和人家喜欢同一个女子呢？”但还是把自己宠爱的一位阏氏送给了东胡。

东胡得到好处，却越发变本加厉，想要西侵冒顿。于是，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我们想占有两国间的缓冲空地。”

此时，冒顿才忍无可忍，勃然大怒道：“土地是国家之本，如何能够拱手相让？”

说完，命人杀了那个主张给东胡土地的人。继而发兵攻打东胡，东胡因轻视匈奴，并无防备，待冒顿引兵来打时，东胡军手足无措，溃不成军，东胡国大败。

表面看去懦弱愚蠢的冒顿，实则是运用“深藏不露、深不可测、大智若愚、喜怒不行于色”的大智慧，最终打败东胡。所以，真正的高手是善于隐藏自己的，该出手时才出手，而且出手不凡。

原典

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注曰：“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

王氏曰：“君臣相遇，各有其时。若遇其时，言听事从；立功行正，必至人臣相位。如魏征初事李密之时，不遇明主，不遂其志，不能成名立事；遇唐太宗圣德之君，言听事从，身居相位，名香万古，此乃时至而成功。事理安危，明之得失；临时而动，遇机会而行。辅佐明君，必施恩布德；理治国事，当以恤军、爱民；其功足高，同于前代贤臣。不遇明君，隐迹埋名，守分闲居；若是强行谏诤，必伤其身。”

解释

时机来临时行动，往往有所作为，位极人臣。当机立断，积极行动，往往能建立绝代之功。如果所遇非时，只能平凡沉默一生而已。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聪明人也是如此，平时默默积累，苦心经营，一旦时机来临，当果断抉择，当机立断，以抓住时机，大显身手。这才叫养之有素，用之得时，及时而动，才能一举成功。时机来时，刻不容缓，否则就会一瞬而过，再难寻觅，追悔莫及。所以，人杰都善于顺势而为，随机应变，相机而动。

世事难料，人生际遇难说。人才得遇，不仅要得其时，还要有君臣相遇的机缘。上下相得，如鱼得水，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缘分。所以，明珠暗投不行，英才只有遇到明主，才能一展身手，合作共赢，宏图大展。如魏征只有遇到唐太宗，才能大放光彩，显身扬名。

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伟大人物的成功不仅在于自己的才德皆备，而且更要懂得乘势而行，待时而动。“龙无云则成虫，虎无风则类犬”。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不会违背时势、率意妄动。倘若时机不成熟，便甘于寂寞，静观其变，如姜太公闲钓于渭水，诸葛亮抱膝于隆中；一旦风云际会，时运骤至，就会奋发而起，当仁不让，改变历史，造福于民。可见机遇、局势对于有志者的重要性。

所以有大智者不与天争，不与势抗，而是顺应天道，顺势而行。

原典

是以其道足高，而明重于后代。

注曰：“道高则名垂于后而重矣。”

王氏曰：“识时务、晓进退，远保全身，好名传于后世。”

解释

所以，这样道德高尚的贤能之人，往往能功名盖世，成为后世人们学习的典范。

人生在世，都想活出个样子来，但成功绝非易事。只有道德高尚的圣贤，才能建立起名重于世的功名。因为他们的追求不仅是为自己的显身扬名，更主要是为了广大的民众谋福利。他们或者立德，或者立言，或者立功，但殊途同归，人生旨趣都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这样的人，人们当然记住了他们，他们也彪炳史册。

当然，成功总是属于少数人。人生有限，人人能力不同、际遇不同，所以并非努力就一定能抓住机会。而成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功立业，造福于众，显身扬名，但或许努力也不能成功。所以，成功也不是强求来的。

不能不承认，智慧有深浅，才能有高下，机遇有大小，所以，你有什么抱负，能做什么，做什么能够成功，必须要有自知之明。否则，可能徒劳无功。每个人道路不同，资质不同，能力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所以，成功没有先例可借鉴，也没人能帮助代替你，也是不能与人比较的，只有自己努力实践，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人生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并非所有的人才都有机会，自古就有很多人怀才不遇的。孔子厄于陈、蔡，发出“吾道非耶？吾为何如此？”的浩叹；陈搏高卧华山，一生不遇，只赢得一个“睡仙”的雅名。然而，其道愈高，其德愈远，其行愈清，其英名也愈为后世所重。《诗经》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只要你正心、修德，纵使不能建功立业，也成不了青史留名的人，但只要做一个真诚生活，对己对人都能负责任地生活的人，那么，同样可以获得有尊严、受尊重的人生。

正是由于人生有穷通，各人各有“命”，所以凡事不必强求，不给自己加不必要的压力，不勉强自己做不能为之事。不是每个人都能轰轰烈烈地活一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大富大贵，名垂青史的。无论最终是否成功，也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万物，皆有所用。你真诚生活，努力做事，老实做人，积极向上，自觉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负责地做人做事，于己于人问心无愧，那么，也就是完成了自己此生的使命，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

所以，面对成败荣辱，我们同样要学会正视，坦然地面对。不爱慕虚荣，不与人争比，不生浮躁，活出自己的人生，心怀一颗安静的平常心，笑看花开花落，宠辱不惊。人生的真正成功，不仅是建功立业，更在于内心的充实和愉悦。

其实，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地活着最明智。所有伟大人物，在他们默默无闻时，都会做这样的智慧选择；在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时，也往往会功成身退，选择低调地过一种平静无扰的平民生活。

我们学习古代圣贤的精神，也不是提倡人人做圣贤，而是按照他们的精神去做好自己。这样，即使做不成圣贤人物，不能成就多大的功名，那么一定可以做好自己，智慧地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