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要是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这话，出自温斯顿的日记。

他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党的内部有铜墙铁壁，不会垮台。摧毁它的力量，只能是外来的，只有联合所有的无产者，才能将它推翻。整个大洋国，无产者的人数高达百分之八十五，占绝对优势。单凭现在的反党组织，比如传说中的兄弟团，根本成不了气候。他们的力量很薄弱，只能暗中小打小闹。造反，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句口号，一个幻想。但是，对于无产者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现在，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等有朝一日，他们清醒了，发现党不过是他们身上的一只寄生虫，只需要抖一抖身子，就能将党覆灭。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不过——

他记起了另一件事，那件事，给他的印象很深。那天，他正在街上走，突然听到一阵女人的叫喊声。那声音很大，是从前面传过来的，听起来，少说也有几百个人。他很兴奋，心想无产者终于革命了！他迈腿向前跑去。可是，等他来到出事地点时，一下子傻眼了，原来那几百个妇女，围在一起抢购东西！她们聚集的地方，是个卖铁锅的货摊。由于铁锅属于紧俏物资，所以吸引了几百个妇女来抢购。但是铁锅有限，没有抢到的妇女非常失望。温斯顿听到的那阵喊叫声，就是妇女们失望的叫喊声。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顺利买到铁锅的人，焦急地带战利品回家，但是人流密集，她们挤不出去；没买到铁锅的人，围上前去，指责商贩不平等对待顾客。接着，又传出来尖利的吵嚷声，是一对妇女，她们厮打起来，两人都披头散发，同时抓住一只铁锅，不时地，骂出一些最难听的脏话。这批铁锅都是残次品，质量很差，终于，那只铁锅不堪撕扯，手柄也被拽掉了。看到这些，温斯顿很是失望。不过，他注意到，那一瞬间愤怒的呼喊，里面蕴涵着巨大的力量。只可惜，这力量用错了地方。

“如果他们不觉悟，就不会起来反抗；他们不反抗，就不会真正觉醒。”他想。这话，听上去真像是口号。

对待无产者，党一直采取“双重思想”原则：一方面，党自称是人民的救星，把人民从万恶的资本主义魔爪下，解放出来。比如，说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如何剥削无产者，让无产者吃不饱、穿不暖、整日劳作、被压迫和剥削；孩子们被卖到工厂当童工，妇女们，还得下矿挖煤。事实上，现在的孩子，也还在做童工，妇女也还需要下矿。另一方面，党又说，无产者的素质很低，只能被引导。于是，他们制定出几条政策，自诩为无产者的当家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关心过无产者。在他们眼中，无产者就是牲口。只要牲口干活、繁殖、不捣乱，他们其余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对待无产者，就像放牧一样，任他们自给自足、自生自灭。

在这样的放任自流下，无产者逐渐恢复了以前的天性，过上了以前的生活。在他们眼中资本主义也好，什么主义也好，都无所谓。自己的生活，还是那样。和先民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出身于贫苦家庭，从小在街头长大，十一二岁开始做工，二十岁结婚，养几个孩子，把孩子拉扯大，六十岁基本上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艰辛、争吵、苦难，偶尔也有足球、啤酒、电影带来的短暂的快乐，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想要控制他们也非常简单，不用讲什么道理，不需要什么口号，只要将其中几个带头分子找出来处理掉就行，杀鸡儆猴。

对于无产者，党不会花费心思，培养他们的政治见地。在他们身上，只要具有最起码的爱国精神，就足够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报效祖国为名，要求无产者延长工时或者降低他们的报酬。尽管这么做，会招致他们的不满，但是，也不用太过紧张。无产者不会闹事的。在他们眼里，只要眼前利益，只关心自己手头的所得。

在大多数无产者家中，没有电子屏幕，也很少有警察登门。伦敦的无产者，犯罪率很高。诸如盗窃、抢劫、诈骗、贩毒、卖淫一类的案件，随处可见。案件只要发生在无产者内部，党从不干涉。在两性方面，无产者也相当自由，他们可以乱搞，可以随便离婚。此外，如果无产者愿意，他们可以有宗教信仰。正如党的那句宣言：人民和动物，可以放任自流。

身体上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又痒了起来，温斯顿忍不住用手挠了起来。抱怨了这么许多，可以往的革命是什么样子的，他也没见过。在他抽屉中，放有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是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翻开书，在日记本上摘录以下内容：

在革命以前，伦敦是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当时的伦敦人民都非常可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许多人都没有房子，只能露宿街头。很多比你们年幼的孩子，迫于生计，都做了童工，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若是不合老板的心意，还经常会挨打。他们吃的食物，很差也很少，仅仅够维持性命。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就是资本家。这些人，住着豪宅，用着仆人，整天无所事事，享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全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长得肥胖而又丑陋，就跟下面漫画里的人物一样。他们还身着长长的黑色礼服，头戴高高的礼帽。这身打扮，是资本家的典型装扮，别人没有权利穿成这样。他们占有了世上的一切资源，还拥有田地和工厂。人们为了存活，都不得不去给他们打工，做他们的奴隶。在他们那里，资本家享有特权，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甚至送他们入狱。在当时，最大的资本家是国王。此外，那些主教、法官和市长，也都是穷凶极恶的大资本家。

后面的内容，温斯顿没有看下去。他知道，接下来该揭露主教、法官和市长的特权和罪行了。不过，在这些特权里，其中有一项，在儿童读物里不会被提及。那就是“初夜权”——如果资本家愿意，他可以跟任何一个为他打工的女人睡觉。

但是，这些有几分真实？那些话全都可靠吗？现在的生活水平，确实比革命前要好了。不过，那些说辞，总是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也许，从骨子里，对现在的生活产生反感，在下意识地抵触？现在的生活，实在糟糕透了。不仅残酷，没有保障，而且还简单枯燥，灰暗无聊，甚至装模作样，这些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看看生活的四周，哪一点像电子屏幕上吹嘘的那样？哪一点达到了党的理想？再看看那些党员，一个个道貌岸然。每天上班混时间，下班后，还在地铁里，同老弱病残抢位子；白天夸耀袜子的产量翻一翻，晚上却在家缝补唯一的破袜子；白天在广播中说自己的香烟产量翻倍，但是每支烟都不舍得一次抽完。党所虚构出来的理想同现实有太大差距，党的理想是要有高楼大厦的环境，要有无坚不摧的武器，要有绝对忠于党的人民，要有甘于奉献生命的战士。可是现实呢？城市破败，许多人无家可归；人们缺衣少食、吃不饱、穿不暖。想到这里，温斯顿仿佛看到了教科书中描写的旧伦敦，到处肮脏、阴暗，堆满垃圾。他想，现在又比以前好到哪里去呢？

接着，他又搔了搔脚踝。电子屏幕正在没日没夜地播报着一大堆统计数字。这些统计数据，无非都是指向一个结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五十年前明显提高了。人民不仅能吃饱穿暖，还能住得宽敞，玩得舒心。因此，人们更长寿了，工作时间缩短了，变得更高大，更健壮。甚至，和五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人也聪明许多，还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这些说法，不管是对是错，人们都无法去证明。比方说，执政党声称，现在百分之四十的成年无产者都认识字，而革命之前，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十五；现在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之前，高达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看上去，是包含了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但是，谁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也许，那些出现在历史书里的话，压根是不真实的。也许，根本没有“初夜权”一类的法律条文，也没有过像资本家那样的阶级，甚至，连高礼帽那样的服饰都是虚构的。

现在，一切都成了谜团。那些曾经出现过的历史，全都被清洗掉了。就连这种清洗行为，也被人们遗忘了，谎言变成了真理。在他的一生中，只掌握了一次确凿的证据，证明伪造之事确有其事。这件事，大概发生在1973年。那段时间，他和凯瑟琳，正在闹分居。但是真正说起来，恐怕要追溯到更早的七八年前。当时，他见到这个证据时，愣住了，把它拿在手里，半分钟没缓过神。

那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即“大清洗时期”。在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革命元老，都没有幸免于难。除了老大哥以外，谁也没能活过1970年。他们以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揭发了出来，多数人在接受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开审判之后被处决了。当然，再严厉的清洗也会有漏网之鱼，格尔斯坦因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他最终逃脱了那场大劫难，藏匿到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同样幸运的，还有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1965年，这三个人被逮捕，他们是最后一批幸存者。他们藏匿了整整两年。后来，又突然出现了，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自己串通敌人——欧亚国，承认盗用公款，甚至还承认，在革命之前，就准备推翻老大哥。另外，还故意破坏革命行动，导致几十万人白白丧命。他们招认以后，得到了特赦，不仅党籍恢复了，而且还担任了职务。当然，这些都是虚职，听起来冠冕堂皇。除此之外，他们每个人都写了篇幅很长的检讨书，检讨堕落的原因，还保证，一定会改过自新。最后，这些检讨，被一字不漏地刊登在《泰晤士报》上。

获释以后，在栗树咖啡厅，温斯顿见到了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时至今日，温斯顿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虽然好奇，却不敢正眼看他们，只是用眼睛的余光，瞥他们几眼。他们年纪很大，堪称过去世界的遗留物。因为他们是从建党初期存活至今的最后一批重要人物。在他们身上，让人隐隐约约还能感觉到，一些地下斗争和内战时期，特有的气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虽然他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日期和事实，但是，在温斯顿的记忆里，他是先听说这些人的名字，之后，才知道老大哥的。不过，在那时，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代表着敌人、不法分子，让人不由地想敬而远之。他们已经被思想警察盯上了，绝对活不过一两年。那些思想警察，手段极其独特，只要落在他们手里的人，无一生还。他们即使能多活几天，也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在栗树咖啡厅，人们都刻意地远离他们三个。聪明人，是不会在他们附近出现的。因此，他们三个孤独地坐着。他们点了丁香味的杜松子酒，这种酒是这里的招牌饮品。

其中，卢瑟福的容貌最特别。到现在，温斯顿还记得他的样子：他块头很大，头发油腻腻的，脸上布满了褶子。从他的体型上看，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魁梧的壮汉，经历了许多年的风吹雨打，渐渐地松垮了。一看到他，让人不由地联想起，被洪水冲击的大堤，随时都可能决口，轰然倒塌。

卢瑟福是一个漫画家。富有特色的漫画作品，让他声名鹊起。他的漫画，在革命时期前，以及革命中都很受欢迎，一针见血的讽刺风格，曾经一度成为舆论的主题导向。就是现在，《泰晤士报》上也会出现他的作品，不过已经是零星点点了。他的作品，也总是在炒剩饭。风格是对早期的刻意模仿，显得了无生趣。里面的话题，永远是一成不变的——饥饿的儿童、街头的打斗、戴高礼帽的资本家。他似乎在不停地努力，想要重振旗鼓，可是，已经回天乏术。

午后三点钟，通常是个让人觉得寂寥的时间。温斯顿在那个时候前去那个咖啡厅，纯属偶然。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很萧条，屋子里回荡着电子屏幕里的音乐。在厅内一角，坐着三个特别的客人——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不等他们招呼，侍者很自觉地给他们添酒。在他们面前，放置着一个摆好了棋子的棋盘，但是，没有人动。

安静而寂寞的状态，延续了半分钟，电子屏幕上，音乐冷不丁地换了，变成了一种让人无法形容的声音。那声音很特别，有些嘶哑，还带着一点嘲弄，很对温斯顿的口味。他把这种调子，戏称“黄调”。接着，电子屏幕唱了起来：

栗树荫里，凉风习习，

我背叛了你，你背叛了我，

一边睡着他们，一边睡着我们，

栗树荫里，凉风习习……

一曲唱罢，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就好像没有听到似的，依旧纹丝不动。可是当温斯顿再次观察卢瑟福时，却发现，他疲惫的脸上，满是泪水。这时，他才注意到，阿伦森和卢瑟福的鼻梁已经塌陷了。他不由地浑身发冷，可一时间，他也说不上原因何在。

过了没多久，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三人，又一次被逮捕了。他们被抓的理由是：策划新的阴谋。这一次，他们不仅供认了新的罪行，还再次供认了以前的罪状。结果可想而知。被处决了以后，他们作为反面教材，被写进党史。

五年以后，也就是1973年，温斯顿在处理气力传送设备传送的文件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片。这张纸片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上面有一张照片，而且是一张合影，上面的人物全是党代表，照相时，他们刚在纽约开完集会。在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中，温斯顿看到了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这三个人的名字，合影里也确实有他们，而且他们还在很突出的位置！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是，他们在前后两次的公开审判上都供认说，举行那次集会期间，他们正在欧亚国境内，正要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乘飞机去西伯利亚的一个秘密地点，把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泄露给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没错，是这样的，那天正好是仲夏日，温斯顿对那一天发生的事，记得非常清楚，而且，除此之外的其他很多地方，也必然记录着他们三人参加党的集会这件事。这样看来，结论只有一个：他们的供词，全是谎言。

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根本称不上什么新发现。因为在温斯顿看来，早在七八年前，那些在大清洗中被处决的人也不见得确实犯了弥天大罪。可不管怎么说，这张纸片，是一个混淆黑白的证据。就像某一个岩层里，出现了有悖常理的动物化石，因而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温斯顿知道，如果有机会把这些事实公诸于世，并揭露出这种行为的险恶用心，党的铜墙铁壁将会不攻自破。

当时，温斯顿正忙于工作。当他看到纸片，并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后，他立即停止了手头的工作，用一张纸把纸片掩盖好。他真够幸运的，他拿起纸片的时候，在电子屏幕里呈现的是上下倒置的影像。

接着，他把那张纸片缓缓地，平移到了膝盖上，然后整个身子也后退了一些，尽可能远离电子屏幕。此时，只要温斯顿装作面无表情，并努力控制住呼吸，就可以安全无忧地处理掉那张纸片了。但是，一想到监控效果良好的电子屏幕，他开始无法自控，呼吸急促。于是，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十分钟以后，他确认了一下，发现自己没有被注意，就迅速地，把那张纸片夹杂在其他废纸里，一起塞进了遗忘洞里。不足一分钟的时间，证据变成灰烬。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一年了。温斯顿觉得，如果换在现在，他一定会偷偷收藏起那张照片。因为在他眼里，那可不仅仅是一张照片，那是证据，也是武器。由于这张纸片的存在，让他看到了党控制力的漏洞。

不过，世事无常。就算，谁有通天的本领，可以让照片复原，它已经失去了充当证据的作用。当温斯顿见到这张照片时，大洋国和欧亚国，已经停战了。更何况，此后战事一再演变。他们供认材料，肯定随着战争对象的变化，不停地被涂改。他们所串通的敌人，也许早由欧亚国，变成了别的什么国家也说不定。供词已经给更改得面目全非，那些证据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但最让温斯顿难受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伪造这些。尽管伪造过去，对于目前而言，好处显而易见，但是，他看不到最终意图。

于是，温斯顿在纸上写道：

我知道该怎么做，却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心里问自己：我是不是疯了？也许，被当作疯子的人，是那些会提出异议的少数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表现，而今天呢，相信过去不能改变也是发疯的表现。有这样想法的人全世界可能只有他一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就确定无疑是个疯子。不过，他不害怕自己变成疯子。他害怕，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

他拿起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定睛看了看，印在卷首页的老大哥照片。老大哥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也注视着他，就像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他。这种力量，在敲打他的大脑，扰乱他的思绪，动摇他的信仰，甚至，在强迫他放弃一切想法。

他觉得，迟早有一天，党会宣布说二加二等于五。到那时候，就算你明知道那是个错误，还得把它当成真理信奉。这一天，早晚会来临的，这符合他们的一贯逻辑。在他们的思维里，经验和客观事实只是摆设，常识简直是歪理邪说。持有异议被杀，固然可怕。可是，假如有一天，诸如二加二等于五，这样的说法，被证明是对的，更可怕。没人敢确定二加二一定等于四，地心一定有吸引力，历史不可以被随意篡改。也许，有一天，历史和客观事实真的只存活于意识里，而这种代表一切的意识，却被人操控了。

不行！他在心里惊呼道。突然，他变得像个勇士。他想到了奥布莱恩，这种联想，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并非刻意。他意识到——这种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奥布莱恩和他的观点一致。自己的日记，是写给他的，就好比一封没有完结的信，虽然不会有人去读，但是因为有了写信对象，在行文的时候，语言很有指向性。

党要求，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个命令，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每每想起这股巨大的力量，温斯顿就信心全无。在党内，口若悬河的理论家比比皆是，随便找一个知识分子，就能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那些高深莫测的辩词，他听都听不懂，更别提去反驳了。

可是，他是对的，错的人是他们。那些事实，再简单明白不过，毫不矫揉造作。真理就是真理。不管怎么巧言强辩，自然规律无法改变。石头终归是硬的，水终归是湿的，悬空的东西，一定会落地，而不是飘向天空。于是，他在心里，开始跟奥布莱恩对话，并把自己发现的重要公理，写入日记：

自由，就是可以承认，二加二等于四。只要承认了这一点，其他的难题，便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