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四月的天气晴朗而又寒冷。当钟敲了十三下时，温斯顿·史密斯紧缩着脖子，快速闪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本想躲避那一阵寒风的，可由于他的动作不够迅速，一阵沙土还是跟着他刮进了玻璃门里。

一进门厅就闻到一股炖烂白菜和破草垫子的气味。门厅一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大幅的彩色招贴画。这幅招贴画太大了，挂在室内显得很突兀，它应该挂在外面。画上是一张男人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个男人很英俊，看模样有四十五左右，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很粗犷。温斯顿直接向楼梯走去，因为他知道现在停电，电梯肯定没法再坐了。即使不停电，平时电梯也是很少开的。一切都得节约，因为“仇恨期”快要到了。温斯顿住在七楼，他今年只有三十九岁，右脚脚踝处患有静脉曲张。所以他爬楼梯非常慢，中途不得不休息几次。每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都挂着那幅招贴画，这让你感觉到无论到哪儿，都被画中的那双眼睛凝视着，招贴画的下部还有一行文字说明：老大哥在看着你。

温斯顿一走进住所，就听到一阵圆润的声音，正在念的是有关生铁产量的数字。右边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张金属板，金属板的表面灰蒙蒙的，看上去像是一块毛玻璃。声音就是从这块金属板里传出来的。温斯顿调节了一下开关，这声音就轻了一点儿，但是播音员口中的数字听着仍然很清晰。这个装置叫做电子屏幕，声音可以调节，但是不能完全关上。温斯顿伫立在窗前，静静地看着外面。他身材原本就很瘦小，再穿上那身蓝色的党内制服，更显单薄。他头发是淡色的，肤色天生红润，因为用劣质肥皂和钝刀片刮脸的缘故，皮肤显得有些粗糙。

即使玻璃窗是关着的，也能看到外面有多寒冷。街道上的尘土和纸屑被阵阵微风卷起，原地打着转。外面阳光灿烂，天空蔚蓝，但是除了到处张贴的招贴画上的色彩，一切都显得那样苍白。在每一个关键的地方，都有一张留着黑胡子的脸向下凝视着。对面房子的正面，也挂着这么一幅画，画的下部也是同样一行文字：老大哥在看着你。现在，那双黑色的眼睛正在盯着温斯顿的眼睛看。下面的街上的那张招贴画，被撕破的一角正被风吹得不停地拍打着，上面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时隐时现。一架直升机从远处飞来，像一只蚊子似地在屋顶徘徊了一会儿，然后又绕个弯儿飞走了。那是警察巡逻队的飞机。不过，巡逻警察并不可怕，思想警察才可怕。

温斯顿身后的电子屏幕还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着生铁产量，以及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的情况。只要是比极低的窃窃私语大一点儿的声音，电子屏幕都可以同时接收和发出。另外，只要温斯顿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他的声音和一切举止就能被人听到、看到。

当然，人们无法得知自己是否被监视，什么时间被监视，只能猜测。可能他们一直都在监视你，也可能只在心情好的时候才接上你家电子屏幕的线路对你进行监视。你可以假定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你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有人听到；你在电子屏幕视野范围内的一举一动，也都被人仔细观察过。刚开始心里还会觉得别扭，后来就慢慢地习惯了。

为了安全起见，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子屏幕。不过，背部有时也会暴露问题，这一点他非常清楚。一公里之外就是真理部的办公楼，那是一座矗立在肮脏环境中的白色大厦。他带着一点儿厌恶的情绪想：“哼，这就是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伦敦！”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的一个省份，人口位居全国第三。

温斯顿看着眼前那由木材撑着的墙头、钉着硬纸板的窗户、盖着波纹铁皮的屋顶、东倒西歪的花园围墙组成的十九世纪的破败老房，以及被空袭得只剩下破砖残瓦的地上长出的野草丛，还有许多鸡笼似的、像是忽然从炸弹清出的大块空地上冒出来的肮脏木房子，他努力回想着童年时代的情景，以证实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一幅景象。可是，他根本就回想不起来。他的童年记忆一片空白，仿佛发生过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按照新潮语的叫法，真理部应该叫真部，真部的大厦与周边视野中的其他任何建筑都截然不同。它有着金字塔式的庞大外形，外部是发亮的白色混凝土，总共有三百米高。白色的墙面上，用极其漂亮的字体写着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上和地下各有三千个房间。外表和大小与其相同的建筑，在伦敦其他地区还有三所。它们周围的建筑都只是陪衬而已。这四所高大建筑，可以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一览无余，它们组成了整个政府机构。真理部掌管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领域，和谐部处理战争问题，仁爱部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富民部管理经济事务。按照新潮语的说法，应该叫它们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最让人感到害怕，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未去过仁爱部，就连靠近仁爱部大厦半公里的范围内他都没有涉足过。因为，这个地方只有处理公事才能进入，里面除了到处都布满铁丝网和铁门以外，还有许多隐蔽的机枪；甚至在大厦周边的大街上，也有警卫在巡逻。这些警卫都穿着黑色的制服，携带双节警棍，看上去一脸凶相。

突然，温斯顿转过身来，表情祥和而乐观。他是迫使自己这么做的，他认为这是面对电子屏幕时的最好表情。他走出起居室，走进了狭小的厨房。他离开真理部时正是吃午饭时间，但他没有在食堂吃。厨房里除了一块发黑的面包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就连那块发黑的面包，也是他原本打算明天早上吃的。架子上有一瓶无色的液体，瓶身上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上面简单地写着“胜利杜松子酒”几个字。这种酒就像中国的米酒一样，散发着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温斯顿拿下这瓶酒，倒了将近一茶杯，硬着头皮一口吞下，那样子就像在吃药似的。

喝完酒，他立刻面色通红，眼角还流出泪来。这玩意儿跟硝酸似的，喝下去时，只感觉后脑勺上像是被人打了一记警棍，肚子里像有一把火在烧。不过，这种火烧感接着就消退了，他的感觉也跟着就好多了。他拿出一盒胜利牌香烟，从挤瘪了的烟匣中抽出一支烟来，却一不小心把烟竖了起来，结果烟丝全都掉到了地上。他成功地抽出了第二支烟，然后回到起居室，在电子屏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跟前坐了下来。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支笔、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空白笔记本。那个笔记本是四开的，装订讲究，底面是红色的，封面上印着大理石花纹。

他这间起居室里的电子屏幕，安装的位置不同寻常。通常情况下，它应该被安装在进门正对的墙上，以方便看到整个房间；可是，现在它却被安装在对窗户的墙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温斯顿走到电子屏幕旁边一个浅浅的壁龛边上，坐了下来。当初修建这个壁龛时，大概是打算在里面放书架吧。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远离电子屏幕的控制范围。当然了，这只能让他的行动躲开电子屏幕的视野，他的声音还是能被听到的。这间屋子奇特的布局让他所处的位置可以避开电子屏幕的监视，他想到了该做他现在要做的事。

不过，他的这个念头也是刚刚才有的。就在他刚才从抽屉中拿出那个本子的一刹那，他想到了要这么做。这个记事本特别精美，纸张虽然有些发黄，却十分光滑。这种纸张，至少是四十年前生产的，因为近四十年来一直没有再生产过。他猜想这个本子的寿命远不止四十年。他第一次看见这个本子时，它还在本市一家发霉的旧货铺里。这个小旧货铺位于伦敦某区一个破破烂烂的贫民区里。当时，这个本子就躺在旧货铺的橱窗里，他一眼就看中了它，一心想着怎样才能得到它。照理来说，党员是不允许去普通店铺里购买东西的，那就等于是“在自由市场上交易”。不过，不去“自由市场”，怎么买鞋带、刀片这类东西呢？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渠道能获得，所以这条规矩执行得并不严格。这么一想，他朝四周张望一下发现没人，就溜进小铺子，用二元五角钱买下了这个笔记本。当时他并没有想到用它来做什么。他把它放进皮包，忐忑不安地回了家，就像自己犯了罪似的。这样一个本子，即使里面是空白的，也很容易被人怀疑。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始写日记。由于早已没有法律了，那也就无法可犯，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当然包括写日记。不过，如果被人发现了，即使不会判死刑，也至少要服二十五年苦役。温斯顿把一个笔尖插在笔杆上，又吸掉了上面的油。这种老古董式的鹅毛蘸水笔，就连签名时也没有人再用了。不过，这支笔可真来之不易，是他花了不少力气才偷偷弄来的。因为，他认为只有真正的笔尖，才配在这个精美的乳白色本子上书写。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有手书了，所以有些不习惯。平时他一般都用录音器口授，用笔写的不过是一些简短的便条。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用录音器口授的。他用笔尖蘸了墨水，停顿了一下，觉得肠子里一阵翻动。随后一个标题从笔下流到笔记本上，1984年4月4日，字体纤小而笨拙，他用后背倚着椅子，感到一阵束手无策。首先，今年是不是1984年，他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不过，这个日期大致应该是对的，因为他肯定自己今年三十九岁，而他生于1944或1945年。但是，要想知道自己生日的确切日期，在当今的世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这日记究竟是为谁而写呢？为将来，还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盯着那个可疑的日期，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想起了“双重思想”这个新潮语。这时，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他将要做的事情有多艰巨。你要怎么联系未来呢？这么做，从性质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未来同现在一样，他现在的这些话根本就不会有人听。如果未来和现在不一样，那么他做的这些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看着眼前摊开的本子，呆呆地坐着。电子屏幕里的节目此时已经换成刺耳的军乐。真奇怪，现在他不仅丧失了表达能力，甚至把他原本想要表达的东西也忘得一干二净。为了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他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当时他认为这件事只需要有勇气就足够了。他认为，写作其实非常容易，只要用笔去记下那些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他头脑中的独白就可以了。可现在，这些独白他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此时，他的右脚开始发痒，尽管很难受，可他并不敢抓，怕它发炎。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可他面前的纸张仍然还是一片空白。这时，他的脚踝直发痒，音乐聒噪着，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杜松子酒醉倒了。

突然，他发疯似地捡起笔在纸上奋笔疾书。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都写了些什么。他的笔迹纤小，透着孩子气，写着写着，就渐渐省略了大写字母，文法变得混乱，最后连句号都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看电影，都是战争片。一部是讲一艘难民船在地中海某处遇空袭的，片子很好。其中有个镜头是一个大胖子拼命游水，想要逃脱追他的直升机。观众们大呼过瘾。起初，那个大胖子好像一头在水里浮沉的海豚。后来再从直升机的瞄准器里看他的时候，他全身都布满了枪眼，他的血染红了四周的海水。他开始下沉，好像海水挤进了他身上的枪眼里一样。观众看到他下沉时，都笑着叫好。

接着就出现了另一幅画面：一架直升机盘旋在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船首坐着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大概是个犹太人。她怀里的那个孩子，是一个大约三岁的男孩。小男孩被吓得哇哇大哭，直朝妇女怀里躲，把头深埋进那个妇女的胸口。那个妇女也被吓得脸色发青，可她还是一边用双手紧紧地搂抱住小男孩，一边去哄他。她尽可能地用胳膊掩护着小男孩，好像她的胳膊能够阻止子弹不伤害他似的。直升机就朝他们投下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足有二十公斤重，它引起了可怕的爆炸，把救生艇炸成了四分五裂的碎片。接着的镜头非常精彩：一个孩子举起了胳膊，而且越举越高，然后被空中的一架机头上装有摄影机的直升机发现，这架直升机就跟着孩子的胳膊走。这时，党员座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是，无产座中有个妇女却突然吵嚷开了，大声说他们不应该放映这部电影给孩子们看，这样做是不对的。最后，她被警察赶了出去。我想，她应该不会遇到什么不测。因为，没有人会把无产者的话放在心上。即使是典型的无产者，他们也绝对不会——

这时，温斯顿感到手指一阵痉挛，就停下了笔。他一下子写出的这些话，简直像是在胡言乱语，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这么写的。不过，在写的过程中，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逐渐明确起来，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写下这些话来，他对此很奇怪。然后，他忽然意识到，促使他决定从今天起开始写日记的，还有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早上，当时他正在真理部里，他觉得这件事有些不明不白。

快到十一点时，温斯顿所在的记录司的工作人员，把椅子从小办公室里拖到了大厅中的大电子屏幕前面，准备在这里举行“两分钟仇恨”活动。温斯顿在中间一排。他刚在椅子上坐下来，就看见两个人走了进来。他只是认识这两个人的面孔，还从来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

其中一个是个姑娘，他经常会在走廊里碰到她，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在文学司工作。她有时会手拿扳钳，手上还沾着油污。所以，他猜想她可能是修理机器的技工，专门修理那些用来写小说的机器。她大约有二十七岁，是个表情大胆的姑娘。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长满了雀斑，动作像运动员一样迅速而又敏捷。她围着一条大红色的腰带，这种腰带，标志着她是青年反性同盟的一员。腰带围得不松不紧，正好把她那苗条的腰部露了出来。温斯顿第一次看到她时，就不喜欢她。原因是，她的举动使你想起曲棍球场上的气氛，还有冷水浴和集体远足时的味道，她以此来表明自己思想是纯洁的。

他几乎讨厌所有女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因为，盲目拥护党、不假思索就相信党的口号、充当义务密探和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几乎都是女人，而且多数是年轻女人。他觉得，这个女人比别的女人更危险。有一次，他在走廊里遇到她时，见她快速瞥了自己一眼，好像把他的心思都看透了似的。顿时，他就被吓傻了，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她会不会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有她在近旁，他就会感到忐忑不安，其中有敌意，也有恐惧。

另外一个不速之客是个男人，名叫奥布莱恩，是一名担任着很重要职务的中心党员。由于他位居要职，所以温斯顿对他的了解特别少。只要见他穿着黑色工作服过来，椅子周围的人都会鸦雀无声。奥布莱恩块头很大，脖子短粗，面孔粗犷而又残忍，看上去兴高采烈的。虽然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他的态度非常可亲。他扶正鼻梁上的眼镜的小动作，使他看上去没有架子，很文明。这真令人奇怪，也很难说清楚。看到他的这个小动作，人们可能就会想起十八世纪的绅士用鼻烟盒待客的情景。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温斯顿大约见过奥布莱恩十多次。他对奥布莱恩特别感兴趣，除了因为奥布莱恩的绅士风度和其拳击师的体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多的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念，或者可以说是希望奥布莱恩有不完全“正统”的政治信仰。他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无疑是因为奥布莱恩的某种面部表情，这些表情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不正统，倒不如说是智慧。他的外表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你能在监视之外与他单独相处的话，你跟他一定有话可谈。不过，这种想法就只是一种猜想而已，温斯顿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证实一下。事实上，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根本不存在。

快到十一点时，奥布莱恩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显然决定留下来，等“两分钟仇恨”结束之后再走。他和温斯顿坐在同一排，跟温斯顿相隔两把椅子。他们中间，坐着一个小女人。这个长着一头栗色头发的小女人平时在温斯顿隔壁的办公室做事。那个黑发姑娘，坐在他们后面的那一排。

突然，一阵难听的摩擦声从墙上的大电子屏幕里传了出来。这种噪声，就像是一台没有油的机器碾压所发出的刺耳声音，能够让你咬牙切齿、竖起毛发。“两分钟仇恨”开始了。

屏幕上闪现出一张和往常一样的脸，这是人民公敌伊曼纽尔·格尔斯坦因的脸。观众们发出一片唏嘘声。那个栗色头发的小女人甚至叫了起来，声音里夹杂着恐惧和厌恶。格尔斯坦因是个叛徒，他曾经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地位几乎与老大哥不相上下。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没有人记得清到底有多久。后来，他因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脱了，从此下落不明。“两分钟仇恨”的活动，尽管每天都不相同，但其中的重要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格尔斯坦因。他是最早玷污党纯洁性的叛徒，而且是头号叛徒。因为，后来发生的一切，都直接起源于他的挑拨离间。无论是反党叛国的罪行、破坏颠覆的勾当，还是离经叛道的思想，都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直到现在，他还在某个地方策划这类阴谋诡计。他可能藏身在海外，并得到了外国老板的庇护；也可能就藏匿在大洋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谣言。

温斯顿只觉得胸口发闷，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格尔斯坦因的脸，让他感到了一种复杂而又痛苦的情感。他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格尔斯坦因是个犹太人，长着一头蓬松的白发和一张瘦削的脸。脸上留着山羊胡子，鼻尖上还架着一副眼镜。从脸上看，他觉得他很聪明，但是还带有一种天生的卑鄙无耻。只看他的那只长长的尖鼻子，就会让人有一种衰老痴呆的感觉。此外，他的声音和他的脸一样，都带着一种绵羊的韵味。

格尔斯坦因像往常一样恶毒地攻击着党。他的言论攻击非常夸张，又不讲理，就连小孩子都蒙骗不了。但是，它们听起来却好像有些道理，给你这样一种感觉：你得随时提高警惕，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然就有可能上当受骗。他大声谩骂老大哥，并不遗余力地攻击着党的专政，还要求立即与欧亚国结盟，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嚷嚷着革命果实被人出卖了。他飞快地说出这些话，讲话风格就和党的演说家的风格一样，甚至还多了一些新潮语。这些新潮语，比一般党员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新潮语还多。在他说话的同时，数不清的欧亚军队从他身后经过，好像是在证实格尔斯坦因所说的话只是花言巧语。欧亚士兵们很结实，他们长着亚细亚式的脸，全都面无表情，列队从电子屏幕的表面潮水般涌过，士兵们的军靴发出有节奏的踩踏声，成了格尔斯坦因嘶叫声的配乐。

“两分钟仇恨”进行了半分钟的时候，屋子里就有一半人控制不住了，他们爆发了，愤怒地叫喊着。那张洋洋自得的绵羊脸，以及绵羊脸后面那些欧亚国的部队狠狠地刺激了他们。只要看到格尔斯坦因的脸，甚至是只要想到他这个人，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恐惧和愤怒。他比欧亚国和东亚国家更让人仇恨。因为，当大洋国同其中一方打仗时，一般都会和另外一方结盟。可是，格尔斯坦因就不同了。尽管他遭到了每个人的仇恨和蔑视，他的理论每天被驳斥、抨击、嘲笑上千次，但是他的影响似乎丝毫未减。党在讲台、电子屏幕、报纸、书本上不停地调侃和否定他的理论，好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理论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他的无知让人可怜。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用，总有人甘愿上当受骗，去做傻瓜。

思想警察每天都在活动，目的就是揭露那些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的间谍分子，防止他们搞破坏。他成了一支隐蔽军队的指挥官，还集合一帮阴谋家组成了一张地下活动网，一心想要推翻国家政权。这个组织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是集异端邪说之大成的魔书，这本书被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格尔斯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只说那本书。不过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办得到，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或那本书的。

“两分钟仇恨”活动进行到第二分钟时，大家的表现进入高潮，又蹦又跳，又喊又叫。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压倒电子屏幕里那令人无法忍受的绵羊音。那个栗色头发的小女人，脸色红得发紫，嘴巴一张一合，就像是搁浅在沙滩上的一条鱼。就连奥布莱恩的脸，也涨得通红。他挺直宽阔的胸膛端坐着，胸口不断地上下起伏。温斯顿后面的那个黑发姑娘，大声地叫嚷着：“猪猡！猪猡！猪猡！……”她拣起一本厚厚的新潮语词典，猛然扔向电子屏幕，词典击中了格尔斯坦因的鼻子之后，被弹到地上。但是格尔斯坦因并没有受其影响，而是继续发出他那绵羊般的声音。

温斯顿不但跟着大家一起喊叫，还用鞋后跟使劲儿地踢着椅子腿。刚开始，他还有过片刻的清醒。但是“两分钟仇恨”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没有人强迫你参加，但是那种气氛让你不能自已，只要你在这个群体中待的时间超过三十秒钟，你就会被他们感染。你就会自觉地带有一种恐惧和复仇的冲动，满脑子想的都是杀人、酷刑，甚至是用大锤捶烂敌人的头。这种情绪的传播像是被电流击中一样，每一个人都疯狂地喊叫，活脱脱一个疯人院。但是这种狂热的举动不能消除仇恨的抽象和空虚。看似理直气壮的仇恨其实很容易就被转换目标。就拿温斯顿来说吧，他的仇恨并不总是指向格尔斯坦因，有一阵子，他会反过来仇恨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每当这时，他就打心眼儿里同情电子屏幕上那个异端分子。温斯顿觉得他很孤独，他独自坚守着谎话世界里唯一的真理和理智。可是，一转眼，他又会觉得所有攻击这个异端分子的话都是有道理的，这时他又和周围的人们站在了一起。这时，他不再憎恨老大哥，反而开始崇拜老大哥，甚至觉得老大哥是人民的保护者，是一个英雄，所向无敌，毫无畏惧，为人民挡住了所有进攻；而格尔斯坦因呢？尽管他孤立无援，就连他是否存在都是一个疑问，但他却像一个邪恶的魔法师，仿佛光是他嘴里念出的咒语就能把人类文明破坏殆尽。

有时，人们的仇恨对象还会自觉地转变，温斯顿也不例外。他突然不再仇恨电子屏幕上的脸孔，开始觉得坐在他后面的那个黑发女郎很可恨。这种变化是极其迅速的，就像人从噩梦中醒来时猛地坐起来的速度一样快。他的心里闪过了一些幻觉，这些幻觉真是美丽而又清晰：他用警棍揍死了她，然后剥光她的衣服，把她绑到一根木桩上给她来一个万箭穿心，就像对付异教徒圣塞巴斯蒂安那样。最后，他强奸了她，并在高潮的时候割断了她的喉管。现在，他更加明白自己这么恨她的原因了。因为，她虽然年轻漂亮，却跟性感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她那柔软的纤腰，好像在引诱着你去搂住她，但是那条代表着贞节的大红色腰带却在明确地拒绝你，让人永远不可能达到跟她睡觉的目的，真是令人生厌。

仇恨达到了高潮。这时，格尔斯坦因真的像羊一样叫了起来，他的脸也一度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张羊脸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高大吓人的欧亚军人，手里端着的机枪“突突”地响个不停，他正大步走来，仿佛想冲出电子屏幕，前排的人都吓得往回拉椅子。就在这时，这个敌人不见了，电子屏幕上出现了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神情镇静，透着一股无边的权威，这张脸几乎把整个电子屏幕都占满了。看到这里，大家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放心地、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至于老大哥说的是什么，没有人能听清楚，大概只是几句鼓励的话吧，虽然无法分辨单独的字句，却能让人恢复信心。很快，老大哥的脸就消失了，电子屏幕上又打出了党的口号，全部都是用黑体的大写字母写成的：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老大哥的脸并没有立刻消散，仿佛在电子屏幕上停留了几秒钟。可能是给人眼球的刺激太厉害了，已经被深深地印在视网膜上。那个栗色头发的小女人扑倒在她前面的椅背上，一边颤抖一边自言自语，说的好像是：“我的大救星啊！”她把双臂伸向电子屏幕，之后又双手掩面，她开始做祷告。

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缓慢又带有沉重地高声重复着一个调子：“B-B[1]！B-B！B-B！……”它们一遍遍地重复着，第一个B和第二个B中间，会停顿很长时间。这种深沉的声音，仿佛混杂有光脚打拍子的声音，以及土著人敲鼓的咚咚声，听起来有些野蛮。他们就这样喊着，大约喊了半分钟。每当人们群情激昂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有节奏的咏诵。这表达了人们对老大哥的伟大以及智慧的赞美之情。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催眠，人们在叫喊的时候，好让这些有节奏的叫喊声来压抑自己的意识。温斯顿感到身上发冷。因为，在这“两分钟仇恨”的过程中，他不得不同大家一起变得疯狂。但是，他对“B-B！……”这种集体呻吟，总是充满了恐惧。当然了，他只能和大家一起呻吟，他不可能不这么做。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和面部表情，人云亦云地跟着大家做事，这都已经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尽管如此，他的眼神还是偶尔会暴露他的心事。这种眼神只持续了一两秒钟，但就是在这一两秒钟内发生了那件有意义的事情。

原来，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目光忽然遇上了奥布莱恩的目光。这时候，奥布莱恩已经站起来了，他正在把刚摘下的眼镜整理一番，重新放回到鼻梁上。直到四目相遇的一刻，温斯顿才知道，原来奥布莱恩跟他有一模一样的心事。是的，他已经知道了！只是这一两秒钟的眼神交汇，他们两人就交换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好像两个人都敞开了心扉，再通过眼神交换了各自的思想一样。

“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奥布莱恩仿佛隔空传音，对温斯顿说。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你心里的仇恨和厌恶。不过不用怕，我跟你是一伙的！”

这种神情转瞬即逝，奥布莱恩脸上的表情又变得高深莫测起来，跟别人的脸没什么两样。

这就是全部的经过。现在，他开始怀疑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有续篇的。现在这个结果，只是他心中的一种信念或是希望，他希望党内不止自己一个人是党的敌人。现在有谣言说，地下阴谋普遍存在。这种谣言，也许就像兄弟团存在的谣言一样，也确实存在！即使该抓的都抓了，该招供的都招供了，该处决的都处决了，你仍然不能肯定地说兄弟团的存在只是一个谣言。对于这种说法，他时而相信，时而不信，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和浮光掠影去猜测。比如，偶然听来的闲言碎语，涂写在厕所墙上的字迹，甚至是两个陌生人相遇时举手投足的一个小动作，都可能是暗号。这些猜测，很可能是一些幻想。

他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里，没有再看奥布莱恩一眼，也没有想要继续试探着进行这种眼神的接触。即便是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也不会那么做，因为这太危险了。何况，事情很简单，他们只是用相互明白的眼神交流了一两秒钟，仅此而已。不过，在这种处处被监视的生活环境中的人饱尝寂寞，所以即使是一个眼神交流，也会令人难忘。

温斯顿抖了抖精神坐了起来，打了一个嗝儿，让他觉得一股杜松子酒的酒气又从胃里翻了上来。

他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本子上，发现上面写满了字。原来，他在无奈地坐着并胡思乱想的同时，他的手并没有闲着，他写东西的动作，像是不自觉的一样，就连笔迹也不像原来那么弯曲笨拙了。笔尖划过光滑的纸面，豪迈地写下了整齐的大字：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把整整半页纸都写满了。

写到这里，他禁不住开始恐慌起来。不过又一想，其实根本就没必要恐慌，因为刚才写日记的危险一点都不会比写这些字的危险性要小。只是，有一段时间，他想把这些写满危险词汇的纸撕掉，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他最终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根本就没有用，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无论有没有写“打倒老大哥”，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他继续记日记，还是放弃，也没什么区别。思想警察照样会找上门来，因为，他现在已经犯了思想罪。思想罪是其他一切罪行的根源。和其他罪名不同，思想罪终有一天会被揭发的，它是不可能永远掩人耳目的。“犯罪者”可能会隐瞒一年半载，甚至是好几年，却不可能永远躲避，迟早都会被他们抓住的。

抓人总是在晚上。比如说，你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却发现自己的肩膀被一只粗大的手紧紧地按着，眼睛也被直射的灯光晃得睁不开，周边满是冰冷无情的面孔。然后，连审都不用审，也不会发布逮捕消息，你从此就人间蒸发了。你的名字、你做过的所有事情，都会从记录上消失。人们很快就会将你遗忘，谁会记得一个没有历史的人呢。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而且总是发生在夜里。

刹那间，他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开始疯狂地乱涂乱写。他这样写道：

他们会枪毙我我才不在乎后脑勺被打一枪呢我不在乎要想打倒老大哥后脑勺总得挨一枪我不介意打倒老大哥。

他把身子靠在椅子上，觉得有点儿惭愧，就放下了笔。接着，他又拿起笔胡乱地写起来。这时，外面响了一下，是敲门声。

来得真快！他坐着不动，看上去就像一只耗子。他满怀希望地想：无论是谁，敲一下都会走开。但是，敲门声再次响起。现在最愚蠢的事情，就是磨磨蹭蹭地拖延时间了。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厉害，好像要跳出来似的；但是，他的脸却毫无表情，这是他积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他站起身来，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门口。

注释

[1]译注：英语“big brother”的首字母，意指“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