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
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是如何构成的，学者们各持己见。它是将心理学归为自然科学的尝试？它是将我们的感受和冲动归结于“本能”的企图？它是对饱受道德争议的性本能概念的延伸？它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重要性的信仰？它是将性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设想？它是关于童年时期形成的重复模式的概念？它是对于通过再现童年经历来提高治疗效果的期待？
毫无疑问，以上所述都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也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即我们是将这些观点归为整个系统的核心，还是仅仅视其为次要理论的论述。正如后面即将阐述的，所有这些理论都将接受批评论证，它们更应当被视作精神分析所肩负的历史重任，而绝非其理论核心。
我大胆地预测：弗洛伊德究竟给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创造了哪些建设性的成果和不朽的价值？笼而统之：若不以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这些理论作为观测和思考的指导，那么，人们在心理学和精神疗法领域就根本无法取得任何重要的进展；抛弃这些理论，任何新的研究成果都会贬值。
阐明这些基本概念的难点之一在于它们总是与某些有争议的学说划分不清，为了明确这些概念的精髓，必须将其从某些理论研究中分离开来。因此，当下流行的方式就是有目的地对这些基本理论的概念进行论述。
我认为弗洛伊德研究中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是：精神的发展过程是受到严格制约的，人们的行为和感受是由潜意识里的动机决定的，这些动机即我们的情感力量。由于这些理论相互关联，学者们可以从其中任意一个开始研究。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个人还是认为潜意识动机应该排在第一位。这些理论，包括它在内，都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它们并没有被人们理解透彻。有些人缺乏探索自身态度和目标的经验，也没有意识到它们所蕴含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想要真正理解这个概念是很难的。
精神分析法的评论者认为，实际上，我们从未真正地发掘病人的潜意识；病人能够觉察潜意识的存在，只是从未意识到它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我们将举一个潜意识是如何被发现的例子来进行阐述。以分析层面上的观察为基础：患者被告知他似乎在强迫自己不能犯一点儿错，必须永远做到完美，还要比身边的人都更聪明，但是理性的怀疑遮掩了这一切。当病人意识到以上所述都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时，他才回想起来：当他阅读侦探小说时，那些顶级侦探滴水不漏的观察和推断会让他感到万分兴奋；在高中时，他曾胸怀大志；他从不擅长与人理论，总是被他人的观点左右，但他会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思量他当时本应说出口的话；有一次，他把作息时间看错了，之后便极度懊恼；他总是不敢谈论或书写任何存在疑点的事情，从而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建树；他对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很敏感，他经常怀疑自己的智力；在看魔术表演时，如果他不能马上理解其中的招数，他就会感到筋疲力尽。
这位病人意识到的是什么？没意识到的又是什么？他偶尔会意识到“做到完美”对他的吸引力，但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态度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他只把它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特质。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和自立的规矩与这种态度或多或少是有关联的，也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他一定要永远做到完美，这就意味着病人终究没有意识到潜意识的重要性。
反对潜意识动机这一概念的学者往往太形式主义。对于态度的认知不仅包括意识到它的存在，还包括意识到其强大的力量及影响，以及意识到它所带来的结果和所具备的功能。尽管有时这种认知可能会达到有意识的状态，但是如果没有意识到以上所述的内容，那么这种认知还只是潜意识的。另一些反对的声音更进一步认为，我们从未发现过真正的潜意识，这从诸多与事实相左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比如说，一个病人会有意识地、无差别地喜欢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们认为，他并不见得真的喜欢那些人，他只是觉得这是他的义务，这个观点也许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总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又不敢承认。我们甚至指出，其实他对别人是轻视多于好感，但这一全新的揭示也没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他知道他偶尔会看轻别人，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我们进一步指出，他的这种轻视来自于鄙视他人的倾向，这一完全陌生的观点也许会让他恍然大悟。
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指出了潜意识过程的存在，而在于它的两个特殊的方面。第一就是把潜意识从意识里剥离出去，或者说不承认他们是意识的一部分，但并不否定它的存在和影响。举例来说，有时我们会无缘无故地感到不高兴或沮丧，我们会在不明动机的情况下做出很重要的决定，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感情寄托可能是由未知的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抛开纯粹的理论内涵来说，指的是因为我们并不愿意去认知，所以潜意识还是潜意识。综上所述，后者是从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理解精神现象的关键。这意味着，如果要揭示潜意识动机，我们就不得不进行一番挣扎，因为这会威胁到我们的一些利益；简单地说，这指的就是“阻抗”，这一概念对心理治疗而言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至于那些阻止冲动进入意识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本质，学者们持不同的观点，但这相对来说并不重要。
弗洛伊德在认识到潜意识过程及其影响之后，提出了另一个最具建设性的基本理论：一个有效的假设——心理过程同生理过程一样，是受到严格决定的。这个理论解决了一些迄今为止都被认为是偶然发生的、无法解释的，或是神秘莫测的精神现象，比如梦境、幻想、日常生活中所犯的错误。该理论也鼓励学者们对那些一直以来归因于生理刺激的精神现象进行心理上的理解和探索，比如：噩梦的精神基础、手淫带来的精神影响、癔症的精神决定论、功能性疾病的精神决定因素以及工作疲劳的精神决定因素。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很多现象都是由外界因素导致的，因此它们也没有引起心理学家的兴趣，但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法来重新审视它们。比如，引起偶然事件的精神因素、特定习惯的形成与保持背后的心理动力机制、从精神角度重新理解那些曾归咎于命运、不断重复的人生经历。
弗洛伊德的思想对于这些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解决的方法——比如，对于重复性强迫症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其真正意义在于，它帮助了心理学家更好地去理解这些问题。实际上，“人的精神过程是被决定的”这一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需要我们理解透彻，否则我们的分析工作将举步维艰，无法对病人的反应做出分析。我们甚至能通过他的思想来发现我们理解病情时存在的漏洞，并由此提出问题，使我们得出更好、更完整的理解。例如，我们观察到某些病人，他们自认为在人世间举足轻重，但是周遭的人们并不认同，由此他们便对世界产生强烈的敌意，从而发展出不切实际的空虚感。我们注意到病人的空虚感通常是在他们做出带有敌意的行为时产生的，因此做出推测性的假设，即这种空虚感代表着对幻想的沉迷和对无法忍受的现实世界的绝对贬低。然而，当我们谨记“人的精神过程是被决定的”这一前提时，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病情的分析一定缺少了某个特殊的因素或者某些因素的集合，因为我们看到其他一些病人也有类似的症状，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出空虚感。
量化评估也是同样的道理。例如，我们不经意地透露出一点不耐烦，便会引起病人极为显著的焦虑，原因与结果在程度上的不成比例让研究者们心生疑窦：一丝轻微的不耐烦就会引发病人如此强烈的焦虑，也许是因为病人无法从根本上确定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的程度？为什么我们的态度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是否感觉对我们有着完全的依赖，如果是，为什么呢？他是否跟所有人相处时都会产生同样的不安全感？抑或是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这只出现在他与我们的关系中？总的来说，“心理过程受到严格的决定”这一有效假设给了我们明确的指导，并激励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心理上的关联。
第三个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在前面两个部分中也提到过，我们称之为人格动力学。更准确的阐述为：一般而言，我们态度和行为背后的动机来源于情感的力量，具体来说，为了理解人们的性格差异，我们必须认识到引起矛盾性格的情绪动机是什么。
对于一般性的假设，我们没必要论述它的建设性价值以及它在应对理性动机、条件反射和习惯形成等心理学问题上的优越性。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心理驱动在本质上是人的本能：性本能或毁灭本能。但是，如果摒弃这些理论性的研究，用“力比多”来替代情感上的动力、冲动、需求或者激情，我们就会找到这种假设的核心，并能通过对性格的理解来实现它的价值。
更为具体的假设强调内心冲突的重要性，这是研究神经症的关键，其中有争议的部分是关于内心冲突本质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冲突介于“本能”和“自我”之间，他把由自己提出的本能理论和冲突概念纠缠在一起，这引起了众人猛烈的批评，我自己也把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倾向看作是精神分析法发展的障碍之一。然而，一番争论之后，争论的焦点却从该理论的核心部分——冲突理论，转移到了尚存争议的本能理论。关于冲突，为什么我会赋予它本质上的重要性，在此，我不便做长篇大论的阐述，但是这一概念将贯穿全书。就算我们放弃整个本能理论，也无法改变神经症本质上来源于冲突这一事实。弗洛伊德能超越这些理论假设的阻碍，从而认识到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的远见卓识。
弗洛伊德不仅揭示了潜意识过程在性格以及神经症的形成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还教给我们许多有关其动力机制的知识。弗洛伊德把阻止情感或冲动进入意识的行为叫作压抑，压抑的过程可用鸵鸟政策来类比：被压抑的感情或冲动还与从前一样强烈，但是我们“假装”它并不存在。从通常意义上来说，压抑和假装之间的唯一不同是，对于前者我们主观上认为自己并没有冲动。要想抑制一股冲动，仅靠简单的压抑是不够的，必须寻求其他的防御机制。关于这些防御机制，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改变冲动本身，另一种是仅仅改变它的方向。
严格来讲，只有第一类防御机制可以称为压抑，因为它确实减少了对于某种情感或冲动的意识。能够产生这种结果的两种主要防御机制是反向作用和投射，反向作用会使人发展出补偿性人格。例如，具有冷酷性格的人也许会以夸张的友善来示人。倾向于剥削他人的人在受到压抑后，也许会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表现得过分谦虚或者表现得战战兢兢。为了压抑内心的愤怒，人们也许会表现得漠不关心；即使内心渴望爱情，也会用“我不在乎”来掩饰。
通过投射感情到别人身上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投射的过程就类似于我们天真地认为别人会和我们有相同的感受和行动。有时候，投射的确只是这样。比如说，某个病人因为陷入种种人格冲突而对自己产生厌恶之情，当他面对治疗分析师时，他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分析师也同样厌恶他。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投射和潜意识之间有任何关联。有时我们坚信他人具有某种冲动或感受，实际是为了否认自己有着同样的感觉。这种转移具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一位丈夫将自己对外遇的期许投射在妻子身上，那么丈夫不仅阻止了自己的冲动进入意识，而且可能会高高在上地对待自己的妻子，也许还会带着种种怒气天经地义地怀疑和指责妻子的任何不正当感情。
由于有种种好处，这种防御机制很常见。稍加补充一点，但不是对该理念的批驳，而是一个警告，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要把任何事都解读为投射反应，而且在查证投射反应的因素时要极其谨慎。例如，如果一个病人坚信分析家不喜欢他，那么这也许是病人自己不喜欢这位分析家，从而产生了感情的投射，但也可能是因为病人对自己有不满之情。甚至，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投射，只是病人不想跟分析家在感情上有任何瓜葛的借口，因为他害怕自己会产生依赖性。
另一类防御机制并不改变冲动的性质，只是改变它的方向。这一类防御并不压抑情感本身，而是压抑该情感与特定人物或情境的联系。将情绪从特定人物和情境中剥离出来有许多方法，下面我将就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方法进行阐述。
首先，我们可能会将自己对一个人的感情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常常发生在人们愤怒时，当人们对那些自己畏惧或者依赖的人感到愤怒，或是隐隐意识到对某个人有着无名之火时，便会将怒火转移到他们不畏惧的人身上，比如说小孩或者女佣，或是转移给那些自己不依赖的人，比如姻亲或者雇员，抑或是转移给那些能为怒火找到正当理由的人，比如将对丈夫的怒火发泄到耍诈的侍者身上。另外，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不满，那么他很有可能对周围的人发无名火。
第二，我们可能会将自己对人的情感转移给其他物体、动物、行为和环境，向墙上的苍蝇发火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转移还可以表现为，我们将自己的怒火从发怒的对象身上转移到其珍惜的想法和行为上。就这一点来看，我们刚好印证了心理决定论的用处，因为人们转移情感的对象是受到严格决定的。比如，一位妻子全身心地为丈夫付出，但却莫名其妙地抱怨丈夫的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她想完全地占有她的丈夫。
第三，我们可能将对其他人的感情转移到自己身上，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将对别人的谴责转移给自己。这个观点的价值在于弗洛伊德指出了存在于众多神经症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通过观察，弗洛伊德发现，当人们无法表达批评、指责或者愤怒的情绪时，他们就会倾向于寻找自己的问题。
第四，我们对特定的人或情景产生的感情可以变得完全模糊和泛化。比如说，对自己或他人的某种特定的懊恼，可能会泛化成一种整体的愤怒状态。面对某种特定的困境，我们的焦虑可能会被模糊处理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焦虑。
至于那些完全无意识的情感是如何得以释放的，弗洛伊德指出了四种途径，如下所述。
第一，尽管上述防御机制阻止了情感或者其真正意义和方向进入意识，但却依然使情感以一种迂回婉转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比如说，一位过分溺爱孩子的母亲常常将自己的溺爱表现为敌意。如果她的敌意投射到别人身上，那么在认定他人对自己有敌意后，她仍然会以敌意作为还击。但如果一种情绪仅仅是被转移，那么它仍会被表达出来，只是表达的方向是错误的。
第二，若以一种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压抑的情绪或冲动是可以表达出来的。或者更规范一些，就如艾瑞克·弗洛姆（也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所说：如果它们是以广为社会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控制欲和占有欲往往会以爱的形式表达出来，个人的野心也可以文饰为对一项事业的献身，诋毁可以披上理智怀疑的外衣，明明是充满敌意的挑衅，却打着揭示真相的旗号。虽然我们对这种合理化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弗洛伊德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他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其在运用上的广度和精度，还教会我们如何在治疗中系统地运用它来发现潜意识里的动力。
就第二方面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合理化也被用于维护防御机制，并对其做出辩护。一个人如果无力指控他人或为自己的利益辩护，他也许就会有意识地为他人着想或试着理解别人。当人们不愿意承认有潜意识的力量在驱使自己时，他往往会将其合理化，说“不相信自由意志”是罪恶的。如果没有能力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人们就会表现为无私；而人们的疑病性恐惧，则会被认为是在履行照料自己的责任。
在实际应用中，对这个概念的频繁误用并不会抹杀它的价值，就好比你不能将手术中的失误归咎于一把上好的手术刀。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运用合理化其实是在使用一种危险的工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用合理化作为借口来解释某种态度或是罪过。如果真正的驱动是其他动机而非意识，那么合理化就是存在的。比如，有些人不愿接受收入很高但很艰难的工作，这是因为他坚守信念，不会为了经济和地位上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尽管他有信念，但最重要的动机是他担心自己因不能完全胜任这份工作而遭受谴责或者攻击。针对后者，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失败，那么他还是会妥协并接受这份工作。至于这两种情况在众多变数中哪一个更重要，当然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只有当“害怕失败”这个动机更有影响力时，我们才能运用合理化这个概念。我们并不相信他的有意识的动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人在其他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让步。
第三，人们在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被压抑的情绪或想法。弗洛伊德在关于智力心理学和日常错误心理学的研究中已经阐明这些理论；尽管在细节上还存在着争议，但这些研究成果还是成了精神分析的重要依据。一个人的情绪和态度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比如他说话的语气和肢体语言，或者他在不知其意的情况下说了或做了某件事，这些观察同样也是精神分析疗法的极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压抑的渴望或者恐惧也许会在梦境或幻想中重现，被压抑的复仇冲动也可能会出现在梦中；当一个人自认为高某人一等，但却不敢在有意识的思维中存在这样的想法时，这种优越感就会在梦中出现。这个概念所代表的成果甚至比我们以往的研究更有影响力，特别是我们将其概念所针对的范畴由梦境和幻想扩展到了无意识错觉。从治疗的角度来说，这种认识很重要。病人往往并不想被治愈，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错觉。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不再论述弗洛伊德的解梦理论，因此我想借机阐述一下我是如何理解该理论的重要性的。暂且不说弗洛伊德已经教会我们许多关于解梦的具体细节，我首先认为，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有效的假设——梦境表达了人们渴望达成愿望的倾向。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了梦的潜在内容，梦就可以给予我们解释现存动力的线索——梦到底表达了人的什么倾向？哪些潜在的需要促使它表达了该倾向？
举个简化了的例子，一位分析师在某个病人梦中呈现出无知、专横、丑陋的样子。假设梦境显示病人的内心倾向，那么这个梦表现出了以下几点：第一，这表现了贬低某人某物的倾向，比如，贬低一种观点。第二，我们必须找到驱使病人贬低分析者的实际需求。这个问题反过来让我们认识到，该病人在与分析者沟通的过程中，认为分析者说了一些羞辱自己的话，或者感到自己的主导权岌岌可危，只有通过贬低分析者他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分析这一连串的反应，我们需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即这是否是该病人特有的反应模式。在神经官能症中，做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寻找缓解焦虑的办法，或者为真实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纷争寻求解决方案。如果这些尝试失败了，那么病人还将持续做焦虑的梦。
弗洛伊德的解梦理论常常受到人们的争议，但是在我看来，争议的两个方面常常被人们混淆：一方面是进行解读所应遵循的理论原则，另一方面是我们实际做出的解读。弗洛伊德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观点，但它们肯定只是形式主义。由这些理论导出的实际结果将完全取决于个体的基本动机、反应和矛盾冲突，因此，在相同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分析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结论的不同并不影响该理论的有效性。
弗洛伊德的另一个基本贡献是，为研究神经质焦虑的本质以及它在神经官能症中所起的作用开辟了新的道路。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会详细阐述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
同样，我可以在此简短地论述一下儿童时期经历的影响。该研究比较有争议的部分是以下三个假设：遗传比环境更重要，人生中比较重要的经历在本质上与性欲有关，成年人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童年经历的重复上演。就算这些饱受争议的理论全部作废，弗洛伊德理论的精髓仍将存在：童年经历对性格和神经官能症的形成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无须多言，大家都知道，这些研究不仅为精神病学领域，还为教育学和人类文化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在存有争议的观点中，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将会在后面的章节阐述。尽管很多人反对弗洛伊德对性欲的评价，但是别忘了，弗洛伊德为将性问题作为事实来研究，以及理解这些问题的实质和意义扫清了障碍。
同样重要的是，弗洛伊德为我们提供了治疗的基本方法论工具。主要的概念包括移情、抵抗与自由联想法，它们都是精神分析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情是否为婴儿时期态度的不断重复，这个话题也备受争议。抛开这一点不说，移情理论认为，观察、理解和讨论病人在精神分析情境下的情绪反应，是我们研究其性格结构及其所遇困难的最直接的方法，它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不可或缺的分析治疗工具。我认为，除了利用移情的治疗作用，我们未来的心理分析应立足于对病人反应的更为精确和深入的观察与理解。这个信念是基于一种假设提出的，即所有人类心理的本质都建立在对人际关系运行过程的理解之上。精神分析上的关系也是人类关系中的一种形式，它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解这些关系过程的可能性。因此，精神分析法要对这种关系进行更精确、更深入的研究，这将极大地促进心理学的发展与成长。
抵抗，即个人保护自己被压抑的感情或想法，防止它们进入自己的意识。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概念，它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认知，即病人有很好的理由拒绝让自己意识到一些驱动力的存在。那么这就引起了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而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不正确，即这些利益的本质并不会削弱认识其存在的重要性的观点。我们已经花费大量的精力来研究病人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立场，以及他们是如何挣扎、退缩和逃避问题的；若我们能分析更多的个案，了解不同个体的挣扎方式，我们就更能快速有效地促进精神分析疗法的发展。
不管是否有任何智力上或情感上的阻抗，病人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将自己的想法或感受全盘托出，这是让精神分析做出精确观察的关键因素。精神分析疗法的基本规则中用到了一个有效的原理：尽管没有显现，但想法和感觉总是持续存在的。这就要求分析师必须高度关注病人想法和感觉的生成顺序，也使他们能够逐渐得出试验性的结论——哪些倾向或者反应能够促使病人做出明确的表达。至于自由联想的观点，在治疗法中，它属于潜在价值尚未明确的一个分析概念。经验告诉我，只要我们更透彻地理解可能出现的心理反应、心理连接和表达形式，这个概念的价值就能得到更好、更有力的证明。
要想对病人潜在的精神发展过程做出判断，我们应该留意病人表达的内容及其顺序，并对他的言行举止——手势、语调和喜好，进行整体的观察。如果与病人就这些假设性的推断进行沟通，他们便会由此产生更多的联想，继续、证实或者推翻分析师所做出的解读，并给予分析师新的信息以拓宽他们的思维，或是缩小信息的范围至更具体的情境，进而从整体上揭示出对这些解读的情绪反应。
这种方法一直遭到质疑，反对者们认为这些解读太过武断。在分析师解读后，病人所做的自由联想会受到之前分析师解读的启发和影响，因此整个过程的主观性非常强。如果这种反对的声音存在任何意义的话，除了心理学领域所呼吁的客观性不可能获得之外，它只会有如下可能性：一位易受影响的病人被灌输了颇具权威性的错误解读，这位病人将受到误导。这就像是一个老师误导学生一样，如果老师告诉学生他能在显微镜下看到什么，那么学生就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已经观察到那些物体，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忽略这种解读的误导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完全消除这种误导，但是可以减少它的影响。分析师的心理学知识越丰富，对心理学的理解越透彻，他就越不会对理论性的概念按部就班，越不会先入为主地去诠释或者让自己的问题干扰了观察。如果能不断地考虑和分析到病人可能出现的过度顺从，那么误导的危险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减少。
上述讨论无法完全涵盖弗洛伊德所有的研究成果。以上阐述仅仅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我的实际经验表明，它们都是最具建设性的。我们可以简明扼要地阐述这些论点，因为这些都是我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工具；在接下来的每一章里，我会逐一地阐明它们的效度和用途。可以说，它们是本书的心理基础，本书将陆续提到弗洛伊德的其他众多开创性观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