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人体动态保存与表现文化的特征

民间舞蹈从原始舞蹈中发展而来，本民族古代生活的文化特征，会成为生理的、心理的、形态的、神态的等特殊的形象标志保存在民间舞蹈中。这些特殊的动态标志（符号与信息）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就是上一章所讲的非语言文字文化，即“人体文化”。人体文化中，如喜怒哀乐、祈求、崇敬等感情的表达；狩猎、战争、耕作等动作的模拟，是易于被人们理解的。但一些特殊体态、社会思维、民族意识等标志则不易被本民族或本地区以外的人们所理解。而这些正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特征；有待探索的人体文化，必须从这些特殊标志中探索其文化背景。例如：游牧民族祖祖辈辈纵马驰骋于辽阔的原野上，深受大自然的陶冶与艰苦生活的磨练，这就使他们的性格粗犷、豪放、体态剽悍、健壮。又由于骑马的频繁，很少步行，因而肩部比较松弛，在舞蹈的基本步态中用肩、臂的动作表现感情就成了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族民间舞蹈的一种文化标志。

山地民族往来于山谷之间，上下山时，肩与胯成为一顺边的体态最为得力，因此，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就形成了“一顺边”的动律与姿态；形成高原与山地民族对这种体态的审美情趣，并保存在他们的民间舞蹈之中。例如：苗族女子“踩鼓”时，身体就是一顺边的摆动。藏族民间舞蹈“弦子”中“公公”的典型步法，就是“单步摆手进”的一顺边的姿态。布依族的“铙钹舞”也是以肩、胯的一顺边为动律与舞姿的特点。上举数例，当然不是形成这种体态与心理的唯一因素，但这些特殊标志，却是研究这一民族的劳动生活、民族精神、审美心理以及探究其文化本质的重要线索。

民间舞蹈的表演中，常要求一定的服饰与道具相配合。服饰与道具本来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标志，舞蹈通过它们增强了动态的美，扩大了舞蹈的表现力，更显示出这一民族的悠久文化。例如：苗族“踩鼓”时，妇女们所穿戴的头饰、手镯、百褶裙，随着身体的摆动烁烁闪光、叮叮作响，在与鼓声、篝火相呼应中，形成苗族文化生活的典型场景与气氛。又如：山东“鼓子秧歌”所用的鼓，一般约有四五斤重。舞者一手持鼓，随身体的俯、仰、翻、腾舞动时，鼓会使身体的倾度、动作的幅度增大，使之成为舞蹈形象的重要特征，从而显示出山东好汉的英雄气概。这种体态则成为这种民间舞蹈的文化标志。

民间舞蹈的各种表演中的形态、神态被人们理解并产生共鸣后，可以起到近似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种语言都有各自的系统与规律。民间舞蹈也有近似语言的“语言”规律，对它们的研究，也是探索这一民族文化的途径。

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组成。民间舞蹈的“语言”规律，似可作如下比拟：民间舞蹈的韵律、韵味、节奏，犹如“语音”；动作、技巧、姿态，犹如“词汇”；动作、技巧、姿态的衔接规律、组合方法，犹如“语法”。三者有机结合表演中的形态与神态，才是民间舞蹈的“语言”，才是研究这一民族文化的形象资料。因此，在民间舞蹈的教学、创作与研究工作中，大量掌握各种动作、技巧（“词汇”），充分发挥身体的表现能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决不能忽略“语法”、“语音”的研究。这里之所以把语言等词都加上引号，为的是突出舞蹈的非语言文化特征，强调用舞蹈的文化规律进行探索。

历史的局限，使民间舞蹈的精华与糟粕并存，那些不健康的落后的部分，可以说它们是不好的“词汇”，不美的“语音”，但不会影响“语法”的规律。而这些“词汇”与“语音”，又都有它们形成和使用的历史原因。语言中的语法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民间舞蹈的“语法”也是如此，这正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不合乎规律的“语法”必然导致“语言”的混乱，发挥不了交际的功能，也无法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表达他们的现代思想感情。专业舞蹈工作者应予以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