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薛定谔是都柏林高等研究学院的首席物理学家。该学院是直接仿照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建立的。爱因斯坦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普林斯顿担任相同的角色。爱尔兰的新闻报道经常拿二人作比较，将薛定谔视为爱尔兰的爱因斯坦。
薛定谔利用一切机会提及他与爱因斯坦的关系，甚至为了个人的目的，向人们展示他们的私人通信。例如，在194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写给薛定谔的私信中写道：在20年代，一个统一论模式已经成为他“希望的坟墓”。薛定谔利用了这个说法，让人们觉得，他成功了，而爱因斯坦失败了。他当众向爱尔兰皇家学院读了这封信，吹嘘说，他通过自己的计算把爱因斯坦的希望从坟墓里挖了出来。《爱尔兰时报》报道了该讲座，而且采用的标题很有误导性，写成了“爱因斯坦向薛定谔致敬”。[7]
中年的埃尔温·薛定谔在户外休憩
沃尔夫冈·普方德乐，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由AIP Emilio Segre视觉档案馆提供
起初，爱因斯坦总是很大度地无视薛定谔的自吹自擂。然而，薛定谔1947年1月做了个讲座，宣称在寻找万物理论的竞争中获胜，同时媒体对他大肆吹嘘，这让爱因斯坦忍无可忍。薛定谔对新闻界大胆声称，他已经达到了爱因斯坦几十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建立新的理论，取代广义相对论）。对此，爱因斯坦不得不做出反应。
他的确做出了反应。爱因斯坦尖锐的回答，反映了他对薛定谔过头的说法有着深切的不满。他的新闻稿由他的助理恩斯特·斯特劳斯（Ernst Straus）翻译成英文。在里面他回应说：
《爱尔兰新闻》报道了这一争吵，并且转载了爱因斯坦的全稿，认为“以任何形式向公众展示这种初步的尝试……都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当这样做造成了一种印象，让人们认为对于物理现实已经得到了确定的发现时，情况就更糟了”。[9]
幽默家布赖恩·奥诺兰（Brian O'Nolan）在《爱尔兰时报》上写道，“Myles na gCopaleen”对爱因斯坦的回应冷嘲热讽，称他傲慢而脱离实际。“爱因斯坦对于词语的用法和含义知道些什么？”他写道，“很少，我应该说……例如，他所说的‘真实’和‘经验事实’指的是什么？他试图在别人的地盘上玩弄词语技巧，的确是让人不大感冒。”[10]
两位老朋友——反对量子力学正统诠释的战友——从来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在国际新闻界打起来。多年以前，当他们开始就统一场论进行书信联系时，肯定也没有这样的意图。然而，薛定谔对爱尔兰皇家学院的大胆声称，对于记者来说是不可抗拒的热点消息，因为只要是与爱因斯坦有关的故事，他们都很关注。
推动冲突的一个动力，是薛定谔需要取悦他的主人，爱尔兰总理德瓦莱拉，他亲自安排了薛定谔逃离纳粹前往都柏林，并聘任他为研究所的首席物理学家。德瓦莱拉对薛定谔的成就一直都很感兴趣，希望他能为新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带来荣耀。作为前数学教授，德瓦莱拉非常崇拜爱尔兰数学家威廉·罗文·汉密尔顿。1943年，他还精心布置，在汉密尔顿发现四元数一百周年之时，在全爱尔兰举行庆祝活动。薛定谔的大量研究都用到了汉密尔顿的方法。因此，如果有个更为全面的理论，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而代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纪念爱尔兰解放，以及引领爱尔兰科学之光的汉密尔顿呢？薛定谔的过头的声明完全符合他的赞助人的期望。《爱尔兰新闻》由德瓦莱拉拥有和控制，他要确保让世界都知道，诞生了汉密尔顿、叶芝、乔伊斯和萧伯纳的土地，也可以诞生“万物理论”。
不用说，正如爱因斯坦正确指出的那样，薛定谔根本没有接近于建立一个解释一切的理论。他只是发现了广义相对论的许多数学变化之一，在技术上为其他力腾出了空间。然而，在这个解能够找到相匹配的物理实在之前，这只能被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数学练习，而不是真正的自然描述。虽然有无数的方法来扩展广义相对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种理论，能跟基本粒子的实际表现以及它们的量子特性相吻合。
不过，在炒作科研突破方面，爱因斯坦也不是完全无辜的。他会定期提出自己的统一论模型，对新闻界夸大其重要性。比如，1929年，他宣布，他发现了一种统一自然力的理论，而且超越了广义相对论。由于他没有发现（并且也不会找到）他的方程式在物理上实在的解，他这样宣布显得极为仓促。然而，当薛定谔做了本质上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提出了批评。
薛定谔的妻子安妮后来向物理学家彼得·弗洛伊德透露，薛定谔和爱因斯坦都曾考虑过起诉对方剽窃自己的思想。但当他们在考虑采取法律补救措施的时候，对这两个人都很了解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警告了他们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他劝他们说，在报纸上搞一通诉讼，会令双方都尴尬。这会很快堕落成一场闹剧，玷污他们的声誉。他们之间恶言相向，薛定谔甚至曾经对正在都柏林访问的物理学家约翰·莫菲特说：“我的方法远远好过阿尔伯特的！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莫菲特，阿尔伯特是个老傻瓜。”[11]
弗洛伊德推测了这两位日渐年迈的物理学家为何要寻求万物理论。“我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一个层面上，这个研究非常崇高……他们在物理学上非常成功。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权威下降，他们就想毕其功于一役：找到终极理论，结束物理学……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许这两个人只是以同样的不懈的好奇心推动着他们在青年时代取得的很大的成功。他们想获得这个困扰了他们一生的难题的解决方案；他们想在有生之年瞥见这个应许之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