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本序

“你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念头是怎样产生的？”一八七八年有人问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躺在沙发上回答说：

“是的，就像现在这样，饭后我独自躺在这张沙发上，吸着烟——我不知道我是在竭力思索呢还是在与瞌睡作斗争，突然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贵妇人的光胳膊在我面前掠过，我不由得仔细看看这个幻影。接着出现了肩膀、脖子，最后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的形象，她身穿白衣裳。她那双含怨带恨的眼睛看着我。幻影消失了，可是我已无法摆脱它，它日夜跟踪着我。为了摆脱它，我必须给它找个化身。这就是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起因。”[1]

当然，《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动机不会这样简单，安娜这个光艳照人的形象也并非产生于一次偶然的幻觉。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是着实费了一番工夫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3-1877），当时俄国正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地主俄国受到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书中说到，“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指的就是封建贵族的旧秩序被颠倒了过来，资本主义制度则刚刚开始建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动中，社会制度、经济结构、风俗习尚、思想意识……无一不受到震撼，无一不遭到冲击。国家处于转折关头，每个俄国人徘徊于十字路口，怎样对待这场空前的大变动，就成为每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俄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托尔斯泰面对着这样一个新旧势力搏斗的社会，他那颗热爱生活而又仁慈善良的心不能不颤抖，不能不感到惶惑不安。他多方观察，苦苦思索，希图弄清这场变动的实质，消除人民的苦难，但他无能为力。

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尤其吸引托尔斯泰注意的是家庭的变化和妇女的命运。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展现在他的眼前，而一个妇女因爱情问题而卧轨自杀的消息，特别使他感到震惊和难过。这也许就是他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直接原因。

这部小说既不同于写在这以前的《战争与和平》，也不同于写在这以后的《复活》。在《战争与和平》里，作者主要描写十九世纪初战争年代与和平生活中的俄国贵族和人民，当时他对贵族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在《复活》中，作者主要反映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人民的苦难和挣扎，那时他对俄国社会已经绝望，他的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这个忏悔贵族的立场已完全转到广大农民一边。而《安娜·卡列尼娜》则创作于这两者之间，它着重描写的是这个变动中的俄国社会，同时反映出作者矛盾重重、惶惑不安的心态。

托尔斯泰自己说过，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要写的主要是家庭问题，书中写到几个不同家庭的不同遭遇，而安娜和卡列宁的家庭则是全书的主线。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贵族，按照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嫁给卡列宁。卡列宁比安娜大二十岁，但官运亨通，很早就做上大官。他虚伪冷酷，醉心仕途，是个十足的做官机器。安娜同他正好相反，她热情善良，生气蓬勃，但在同卡列宁结婚后，她的生气就被压抑了。虽然如此，安娜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对爱情依旧怀着模糊的憧憬。当时，俄国旧的封建伦理道德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挑战，像安娜这样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很有个性的女子就自然无法不受影响，一旦遇到伏伦斯基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贵族青年，就堕入情网，无法自拔，最后演出一场动人心魄的大悲剧，惨死于火车轮子之下。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给安娜安排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有人责怪他对女主人公处理得太残酷。对这个问题作者解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他对一位朋友说：‘你想想，我那位塔吉雅娜[2]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总的说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往往做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事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托尔斯泰说这话首先是表明他的创作信条：严格遵守现实主义方法，忠实表现生活的逻辑。同时也说明他对安娜的态度。

托尔斯泰对安娜究竟抱什么态度？是同情还是谴责？为什么他要选用《圣经》中“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作为卷首题辞？根据《圣经》原意，就是：人间的罪孽只有上帝可以裁判，世人是无权评论的。关于这个题辞，托尔斯泰曾回答魏烈萨耶夫说：“我选用这个题辞，正如我曾解释过的，只不过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人们所做的坏事有其痛苦的后果，这不来之于人，而来之于上帝。安娜·卡列尼娜就亲身体验了这一点。”

其实，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谴责，又有同情。但这矛盾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而所谓复杂就是充满矛盾。他在哲学思想、宗教观点、伦理道德、家庭生活各方面无不充满矛盾，而在婚姻爱情问题上尤其突出。托尔斯泰热爱生活，把爱情看作人间最美丽的花朵。他在作品里以不同的方式歌颂爱情，而对安娜这样的女性更是无限热爱。你看，他描写安娜，一反平时朴实无华的语言，竭力使用最绚丽的辞藻。他通过伏伦斯基的眼睛、吉娣的眼睛、陶丽的眼睛、列文的眼睛精心塑造安娜，使这个贵族少妇成为世界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美丽形象。我们读完小说，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令人心醉的安娜·卡列尼娜。难怪伏伦斯基在车站上初次邂逅安娜，就发现她的脸上有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吉娣一见安娜，就为她倾倒，觉得她不像是个有八岁儿子的母亲，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既严肃又时而显得忧郁的神情，她十分淳朴自然，毫不做作，但在她的内心里却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陶丽看到安娜热恋伏伦斯基时的神态又是另一番景象：双颊和下巴上分明的酒窝，嘴唇的优美线条，荡漾在整个脸上的笑意，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动作的优美和灵活，说话声音的甜美和圆润，就连她回答人时半是嗔怪半是撒娇的媚态，这一切都使人神魂颠倒。就连乡下地主列文看到安娜的画像也大为着迷，觉得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披着一头乌黑的鬈发，光着肩膀和胳膊，嘴唇上挂着若有所思的微微笑意，并且用那双使人销魂的眼睛扬扬得意而又脉脉含情地望着他。而等他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时，更情不自禁地赞叹她达到了美的顶峰，另有一种令人心醉的风韵。

托尔斯泰描写安娜确实是怀着满腔激情的，他不仅赞美安娜的外貌，而且充分颂扬安娜的为人。全书开头，安娜遇到铁路工人惨死的场面，她大动怜悯之心，竭力想减轻家属的苦难，而对伏伦斯基的慷慨解囊，更大为赞赏。兄嫂不和，她亲自前去调解，凭她的聪明才智劝说嫂嫂，给她很大的安慰。她对儿子谢辽查真挚的母爱，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她在上流社会又是个十分勇敢的女性，敢于向封建的伦理道德挑战，敢于正视向她投来的世俗目光，敢于同伏伦斯基一起出走，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总之，托尔斯泰对女性的颂扬在安娜身上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但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却遭到如此悲惨的命运，作者在书里倾注了对她的无限同情，同时愤怒地控诉迫使她走上毁灭之路的社会。

然而，托尔斯泰毕竟是个矛盾的人物，他对安娜除了爱慕和同情之外，对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肯定。从宗教和伦理道德出发，他认为她是有罪的，因为她不能克制她的感情，一味追求自由和爱情，违背“妇道”，弄得身败名裂，自取灭亡。但他对安娜的谴责还是有分寸的，也可以说是同情多于谴责，他不忍对安娜直接进行批判，也不让人对她说三道四。他真正痛恨的是这个社会，是卡列宁之流的官场人物，因为他们控制和奴役像安娜这样不幸的人，杀人不见血地蹂躏像安娜这样美好的人性。托尔斯泰满腔愤恨地把卡列宁塑造成令人憎恶的人物，目的就是要对他进行无情的鞭挞。卡列宁从外表到内心可说毫无可取之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是个官气十足的大官僚，又是个道貌岸然的封建家长。他同安娜正好相互对照，凡是安娜具有的优点他都没有，而他身上的一切缺点正是安娜所深恶痛绝的。托尔斯泰有意拿两人作对照，来显示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因此，他们两人正好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群。除了卡列宁之外，托尔斯泰又拿整个上流社会的虚伪、猥琐、残酷和自私来对比安娜的真诚、开朗、善良和仁慈。这里，托尔斯泰的爱憎是十分分明的。

也许有人会说，作者对卡列宁也没有全盘否定，卡列宁对安娜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譬如，他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丈夫的责任，按时给安娜送生活费，而在安娜分娩病重时他也感到悔恨，对安娜和伏伦斯基也说了心里话，向他们表示宽大的胸怀。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托尔斯泰对人的独特看法，以及他在塑造人物时反对简单化、强调要有血有肉的一贯手法。关于人，托尔斯泰说过这样的话：“有人徒劳地把人想象成为坚强的，软弱的；善良的，凶恶的；聪明的，愚蠢的。人总是有时是这样的，有时是另一样的；有时坚强，有时软弱；有时明理，有时错乱；有时善良，有时凶恶。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这话当然不够全面，但也有一定道理。托尔斯泰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长期观察人的结果，他在创作时常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拿安娜来说，她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勇敢女性，为了争取爱情和自由敢于正视险恶的环境；但她也有软弱的一面，伦理道德和宗教观念像一具无形的枷锁束缚着她的思想，使她在冲破婚姻关系上内心矛盾重重。她梦见自己有两个丈夫，一个是伏伦斯基，一个是卡列宁，就是这种苦闷心情的反映。她产后发高烧，说呓语，竟把平时恨之入骨的卡列宁说成好人，甚至圣人，还要自己心爱的情人伏伦斯基同他握手言和，这种行为也反映出安娜内心极其矛盾，无法克服恐惧和内疚。拿卡列宁来说，他千方百计制止安娜对伏伦斯基的爱情，制止不成，为了保全面子考虑同安娜离婚，但等安娜正式要求离婚，他又坚决不同意，安娜要求他把儿子归她，他不仅不同意，而且不让她同儿子见面，对儿子则谎称他母亲已经死去。当他收到安娜病危电报时，内心又浮起卑劣的念头，满心希望她死，但等他听到安娜的呓语，看到她病危的景象，他顿时良心闪现，向安娜表示忏悔，要求安娜和伏伦斯基的饶恕。凡此种种都说明托尔斯泰对人性的复杂和变化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并能用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安娜的悲剧进一步表现在她对伏伦斯基的爱情上。安娜对卡列宁为她安排的那套死气沉沉的生活深感不满，强自压抑着她身上蓬勃的生气，但在遇到伏伦斯基后，她那被控制着的生命之火就熊熊燃烧，终于发展成一场大火，把自己烧成灰烬。这是旧的伦理道德、教会习俗对一个感情真挚的女子人性的蹂躏，也是像卡列宁那样的官僚机器对敢于要求个性解放的妇女的戕害，这是主要的方面。但在促使安娜对生活彻底幻灭上伏伦斯基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伏伦斯基原来也是贵族中的一个花花公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自从遇到安娜后他的感情和生活起了很大变化。他真诚地爱安娜，为了她放弃功名，改邪归正，不再吃喝玩乐，而把全部感情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了她，他不怕舆论；为了她，他不惜开枪自杀；为了她，他毅然同她离开祖国。事实上，像伏伦斯基那样感情真挚的青年在贵族中是不多见的，他的精神境界远超过一般贵族青年。但伏伦斯基终究是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贵族，他可以为安娜放弃功名，改变生活方式，但他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长期局限于同安娜一起的两人世界里，他需要社会活动，需要同朋友交往，不能像安娜那样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就导致安娜的不满，引起两人之间的不和。安娜离家出走后，她在舆论的压力和世俗的目光下精神上已极其压抑，再加上长期离开心爱的儿子，母性的痛苦又经常折磨着她，而成为她唯一感情支柱的伏伦斯基的爱情又渐渐淡化，使她内心感到一片空虚，无可奈何地走上自我毁灭之路。“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这是安娜临终前的叹息，也是她对所生活的社会的控诉，其中也不无自我谴责的成分。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社会入木三分的鞭笞，也表现了他对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个女性的无限同情。

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除了安娜、卡列宁和伏伦斯基这条线之外，还有一条列文和吉娣的线。作者在这里详细描写了列文和他一家的生活，但更多地叙述了列文的思想。托尔斯泰在好几部作品里通过一个主人公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如《一个地主的早晨》里的地主和《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但应该说，列文这个人物带有更浓的自画像色彩。列文的生活方式很有点像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列文的许多思想感情酷似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感情。

列文和安娜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两个都是善良可爱的人。列文身为大地主，但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地主。他严肃正派，个性顽强，思想上有改革愿望，但又有保守色彩。他对当时俄国农村经济的情况忧心忡忡，他认为农民没有土地，却要养活整个俄国，而农民又不愿真心为地主工作，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列文凭着一股热情，天真地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主张实行对分制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而所谓对分制就是收成的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地主。但这种办法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幻想，土地所有制问题不解决，农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热情。农民世世代代受着地主的剥削和愚弄，他们积累了惨痛的教训，因此不论地主说什么话，提出什么新办法，他们都不会相信，列文的改革办法也是行不通的。

但列文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地主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他迷恋自己那套海市蜃楼式的农业改革，不仅想在俄国推广，而且想推广到全世界。他希望农民富足，俄国富强，自己这样的地主老爷也可以在农民面前“问心无愧”。他劲头十足地搞农业改革，亲自参加农活，不断地探索、宣传、进行实验，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列文年富力强，家庭生活美满，精神上却极其苦闷。他甚至抵挡不住死的诱惑，几次想到自杀，以致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这是多大的悲剧！列文的这种心情正是托尔斯泰当年心情的写照，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真可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也是导致他八十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的原因。

托尔斯泰借列文的口说，“要是我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也就产生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托尔斯泰在宗教问题上一直是自相矛盾的，长期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动摇。他生活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家里人都是基督教徒，从小又受到神学的教育，因此他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宗教思想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但是托尔斯泰的学识又实在太渊博了，可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晓，再加上他爱探索真理，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究底，对俄国教会的黑暗腐败又了解得太多，因此他对宗教不能深信不疑。直到晚年，托尔斯泰还对高尔基说：“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以外什么东西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两句话极其深刻，说明少数统治阶级有财有势，物质生活富裕，但精神空虚，他们信仰上帝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而广大人民一无所有，饥寒交迫，度日如年，他们也需要信仰上帝，以缓解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一番话进一步说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直到晚年都是动摇的。

列文和安娜从表面上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婚姻遭遇各异，个性、脾气、教养、爱好也各各不同，但他们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他们两人都是上流社会里少见的优秀分子，他们心地善良，诚恳真挚，同情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关心别人的幸福；他们富有正义感，对不公平的社会都愤愤不平，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敢于用各自的方式进行对抗。列文在婚前经历过放荡的生活，同吉娣这样一个纯洁的姑娘结婚，他自惭形秽，感到内疚，甚至把记录婚前生活的日记全部交给未婚妻阅读，请她重新考虑是不是愿意与他结合，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人品！而这又正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安娜对抗社会的结局是悲惨的，列文探索新生活的道路，结果也失败了，因此两人的生活经历都很不幸，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痛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他们也就有了共同的爱憎。

列文的故事在小说中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列文的形象本身也具有感人的魅力，但应该说，列文在书里还起着衬托安娜、解释安娜的作用。在小说里，凡是好人几乎都同情安娜，喜欢安娜，但真正欣赏安娜精神世界的，不是别人而是列文。列文发现安娜身上“具有诚实的美德”，脸上有一种“洋溢着幸福的光辉并且把幸福散发给别人的神态”。自己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这是安娜心灵的要求，也是列文追求的人生目标。而在这种崇高的追求中两颗纯洁的心发生了共鸣，尽管在生活上他们各走各的路。列文对安娜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列文说安娜是“一个多么奇妙、可爱和可怜的女人”，这话也可说是托尔斯泰对安娜的评语，有助于我们对安娜的理解。

《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一部小说结构比较特别，它由安娜、卡列宁、伏伦斯基和列文、吉娣两条线组成。有人对此提出意见，认为不合“建筑学”原则，托尔斯泰却反驳说：“相反，我正以建筑学而感到自豪，圆拱砌合得使人察觉不出拱顶在什么地方。”他又说：“这座建筑物的联结不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靠一种内在的联系。”托尔斯泰确实是一位文学方面的建筑大师，他所建造的艺术大厦是那么宏伟壮丽，它的结构是那么新颖别致，拱顶又砌合得那么天衣无缝，不能不使人叹服于他那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