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本序 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探索复杂的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共创作了数十部作品，其中长篇小说7部，它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死屋手记》（1861-1862）、《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一译《鬼》，1871-1872）、《少年》（1875）、《卡拉玛佐夫兄弟》（1880）（其中后五部被称为陀氏的“五大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20多篇，它们是：《穷人》（1846）、《双重人格》（一译《化身》，1846）、《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九封信的故事》（1847）、《女房东》（1847）、《波尔宗科夫》（1848）、《脆弱的心》（1848）、《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1848）、《诚实的小偷》（1848）、《枞树晚会和婚礼》（1848）、《白夜》（1848）、《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1849）、《小英雄》（1857）、《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1859-1860）、《一件糟糕的事》（1862）、《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地下室手记》（1864）、《鳄鱼》（1865）、《赌徒》（1866）、《永恒的丈夫》（1869）、《豆粒》（1873）、《一个温顺的女人》（1876）、《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等。作家晚年还写有一部对了解其思想和艺术相当重要的《作家日记》（1873-1881）。此处仅谈谈其中短篇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20多篇中短篇小说，都擅长以多样的形式探索复杂的人性。早在1839年8月16日致哥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宣称：“人是一个奥秘，应该破解它。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不要说枉费时间。我探索这个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因此，以多样的艺术形式对复杂人性进行探索，是作家一生的执着追求。根据其思想发展和艺术探索的特点，陀氏这20多篇中短篇小说，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1844-1849），主要中短篇小说有：《穷人》《双重人格》《普罗哈尔钦先生》《九封信的故事》《女房东》《波尔宗科夫》《脆弱的心》《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诚实的小偷》《枞树晚会和婚礼》《白夜》《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这是作家的创作初期，主要是学习、探索阶段，也是其精力旺盛、才思泉涌的阶段，作家的20多篇中短篇小说，有将近一半创作于此时期。
从创作伊始，陀氏就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关注“小人物”，二是注意探索复杂的人性，而这在早期又主要表现为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尤其重视不同条件下“小人物”的心理变化。这两个特点，他保持了终生并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深入的发展。
“小人物”这一主题在俄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小人物”最早通常是指那些地位低微、生活贫困的小官吏。19世纪初，普希金在《驿站长》中首开“小人物”主题的纪录，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继续发展了这一主题，使之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大特色，表现了俄罗斯作家的民主性，他们同人民的接近。从总体上看，这些“小人物”形象具有某些共同的典型特征：外表平凡，年龄在30-50岁之间，资质平庸，家境贫寒；与他们敌对和发生冲突的对象，则是整个上流社会或者侮辱欺凌他们的强者；专制制度的统治和官僚的欺压、他们自身的性格原因等，往往是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他们的生活理想破灭，命运多舛，常常遭受天灾人祸，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
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驿站长》，以同情态度描写了驿站长维林备受欺辱和悲惨死去的命运。他的妻子早逝，他虽为驿站长，但地位低微，经常受过往的官吏欺辱，和独生女儿冬妮娅相依为命，但女儿后来离开父亲与深爱的贵族军官私奔而导致他的悲剧命运。这部小说拉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序幕，对后来的俄国作家影响很大。
果戈理的几部作品继续发展了这一主题。其《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波普里辛作为沙俄政府机关的小职员，生活于贫困之中，由于饱受官员们的欺凌、压抑，没有人格尊严，爱情也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爱上了司长的女儿），因此疯了，并且产生了最疯狂的念头——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八世，在半清醒状态中，他喊出了：“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小说通过疯子的遭遇及其发疯原因的深刻描写，揭露了俄国社会的突出病症——以官衔权势为中心的社会中“小人物”饱受摧残的极其悲惨的命运。其名篇《外套》有更大的推进，小说描写了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卑微的一生：薪水极低，生活于穷困之中，即使想置办一件体面点的外套，也得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好几个月；更可怕的是，这种等级森严的艰难生存环境，使他完全丧失了人的精神，而变成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甚至兢兢业业的螺丝钉，每天就满足于抄写公文。然而，当他穿上新外套的那一天，成为他“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这一整天就像一个最盛大的节日”，“由于内心的喜悦，有好几次他甚至笑出了声”。然而，当天晚上，他的外套就被抢走了。他失魂落魄，去找当官的大人物。这位大人物“派头和风度庄重而又威严，但单调乏味。他的章法的主要基础是严厉”。他非常严厉地对五十开外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声训斥，吓得他回家一病不起，最终一命呜呼了。“一个任何人都不予以保护，任何人都不珍视，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甚至于连普通苍蝇都不放过、要把它按到大头针上、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都不屑一顾的生物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小说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但加以发展：以震撼人心的真实，深刻有力地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痛苦以及新外套带来的微小的幸福，表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此后俄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我们全都来自《外套》。”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总是强调普希金、果戈理只写“小人物”的不幸，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才描写“小人物”的灵魂，其实，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棺材店老板》也已首开俄国文学写“小人物”灵魂的先河。小说一方面较早地真正描写了俄国下层商人的真实生活——生活不易，总是面色阴沉，心事重重，斤斤计较，另一方面也通过棺材店老板阿德里安·普罗霍罗夫的梦，写出了下层商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有强烈的自尊心和极度的敏感；迫于生计压力，有时不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但内心深处良心犹在，深深自责。这是俄国最早写“小人物”的灵魂的好作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普希金、果戈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和发展。
首先，是“小人物”范围的扩大。如前所述，普希金、果戈理的“小人物”都是小官吏，陀氏小说的“小人物”最初也大多是小官吏，如《穷人》中的杰武什金、《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后来慢慢演变成平民知识分子，如《白夜》中的“我”，更明显的是《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等人。
其次，是他的“小人物”类型也更丰富了。具体来看，其笔下的“小人物”大体可分为六种类型，他们有共同点——贫困、软弱、对未来充满了恐惧，但又都有各自的个性。
第一类是脚踏实地、精神高尚的“小人物”。脚踏实地而又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和人的尊严，以《穷人》中的杰武什金为代表。杰武什金是一个小公务员，忠于职守，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平等的意识，心地善良，对下层贫困的人们有深厚的同情心。他在经济上勉强能自足，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难堪的境地，但他为了拯救贫苦的姑娘瓦尔瓦拉，不惜省吃俭用，自己搬到贫民窟，甚至租住别人的厨房，因能照顾这个孤女而感到安慰。后来他更加贫困，受到官僚老爷们的揶揄和欺凌，瓦尔瓦拉走投无路，不得不嫁给地主为妾。通过杰武什金这一形象，小说主要揭示了“小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及其作为人的尊严。
第二类是富于幻想、善良而又极其脆弱的“小人物”，代表是《脆弱的心》中的主人公瓦夏。他由于过于贫穷而对爱情长期渴望，最后竟因得到所爱的人应允的爱情和婚姻而产生的强烈的幸福感变疯！
第三类是有野心但又过于懦弱的“小人物”。这类人地位较高，经济状况不错，有野心但又过于懦弱从而导致悲剧，代表是《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他一心想爬入上流社会，但又没有能力做到，心理很矛盾，性格懦弱，在追求上尉的女儿失败后，就彻底崩溃了。
第四类则是担心地位不稳固而一味吝啬的“小人物”，代表是《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同名人物。他由于担心地位不稳固，因此节衣缩食，遭人鄙视，死后却发现在其床垫中竟然藏有二千四百九十七卢布！
第五类是被生活压垮的“小人物”，代表是《波尔宗科夫》中的同名主人公和《诚实的小偷》中的主人公。波尔宗科夫还没有完全被生活压垮，尽管他靠扮演丑角在有钱人那里混一口饭而活着，但他偶尔还能瞅准机会给折磨他的人以反击。《诚实的小偷》的主人公被人藐视，失去职务以后，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第六类是耽于幻想的“小人物”，代表是《女房东》中的奥尔登诺夫和《白夜》中的幻想知识分子人物。这类人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富于激情和艺术感，但一味脱离现实，沉迷于幻想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陀氏早期一再探索幻想家的性格与心理，在《女房东》（首开纪录）中有主人公奥尔登诺夫，《脆弱的心》中有阿尔卡季，《白夜》中有“我”。这类形象后来发展成陀氏创作中著名的高尚的幻想家形象系列，主要有：梅什金（《白痴》）、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是作家塑造的正面美好人物，他们胸怀磊落，大公无私，没有贪欲，热爱人类的苦难，同情一切孤苦伶仃的人，以情感和心灵为生活的指南，摈弃物质享受，抑制肉欲，号召宽恕、顺从和忍耐，认为受苦受难是人生的最高品德。他们充满幻想，幻想拯救人类，然而又无能为力，救不了生活在黑暗中的任何人，并且自己的理想也在现实生活面前幻灭。他们共同特征是具有博爱精神和堂吉诃德式的性格特征，勇于自我牺牲。他们贫穷而病态，有时甚至因理想破灭而精神分裂。
最后，更重要的是，按巴赫金的说法，他描绘的是“小人物”的自我意识——“贫困官吏的自我意识”（杰武什金、高略德金甚至普罗哈尔钦）：“在果戈理视野中展示的构成主人公确定的社会面貌和性格面貌的全部客观特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便纳入了主人公本人的视野，并在这里成为主人公痛苦的自我意识的对象，甚至连果戈理所描绘的‘贫困官吏’的外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让主人公在镜子里看到而自我欣赏……我们看到的不是他是谁，而是他是如何认识自己的。面对我们的艺术视觉，已经不是主人公的现实，而纯粹是他对这一现实认识所起的作用。这样，果戈理的主人公就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实现了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变革，把作者对主人公的确定的最终的评价，变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内容。”[1]
陀氏早期除了大量描写“小人物”外，还塑造“行善的恶棍”（伪善地充当弱者庇护人）形象，如《穷人》中的地主贝科夫、《枞树晚会和婚礼》中的尤利安、《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这类形象后来发展为《罪与罚》中的卢仁、《白痴》中的托茨基。反映妇女尤其是儿童的苦难，如《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思考艺术家的悲剧，如《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音乐家叶菲莫夫的悲剧：过高估计自己的天才，浮躁地对待艺术和生活，满足于轻易取得的成功，不再付出艰辛的劳动，不仅毁掉了自己的才华，而且毁灭了家人。
这个阶段探索复杂的人性更突出的表现是：描写心理和性格复杂的个性，集自卑感与自尊心于一体的人，其典型表现是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是多重人格的一种，是严重的心理障碍，具体指一个人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特的并且相互分开的亚人格，是多重人格，是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文学中的双重人格现象，又称“同貌人”现象，是19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最早描写这一主题的应该是德国浪漫派，霍夫曼（1776-1822）是其突出代表。他的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1819-1821）写金银首饰匠卡迪亚克白天是文质彬彬、才气横溢的艺术家，晚上则是杀人越货的强盗[2]；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1815-1816）更是通篇描写了莱昂纳德修道士（“我”）在双重人格中的激烈挣扎。[3]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的《威廉·威尔逊》（1839）也通篇写了同貌人。[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两位作家都十分熟悉，他在《刊出〈爱伦·坡的三篇小说〉的前言》（1861）中，将霍夫曼与爱伦·坡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人都极富想象力，霍夫曼富于幻想性，将自然力拟人，化为形象，在小说中写出了女巫、鬼魂，有时甚至到人世外的某种异常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爱伦·坡则不好称为幻想作家，倒不如叫作想入非非的作家，尽是奇怪的想法，想起来异常大胆，他几乎总是选取特殊的现实，把自己的主人公摆到最特殊的外在环境或心理状态中，而讲起这人的内心活动是那么透彻、那么准确，他还有一点与所有作家截然不同，这就是想象力极强，想象的细节富于表现力。[5]
受霍夫曼、爱伦·坡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较早在小说中把双重人格这一主题引入俄国，创作了中篇小说《双重人格》（一译《化身》）[6]，描述小公务员高略德金被一个长相跟他一样但性格比他卑劣的人小高略德金纠缠的故事，表现作者对复杂人性的认识（人格分裂），在俄国文学中最早探索双重人格，是作者一系列揭示双重人格作品的滥觞，也显示出作家描写双重人格和心灵两极斗争的创作特色，即，从抽象的道德伦理原则看人，把人的心灵看作善与恶、上帝与魔鬼进行不间断斗争的场所。这种同貌人主题和写法对此后的俄国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波隆斯基（1819-1898）把这一主题引入抒情诗中，在抒情诗中较早探讨同貌人问题，1862年写了《同貌人》一诗：
我行走着，没有听到夜莺歌唱，/也没有看见星星闪烁，/我只听到脚步声响——却不知是谁的脚步声响，/在我身后的密林深处一再模糊地起落。/我想这是回声，野兽的脚步声，芦苇的沙沙声；/我哆嗦着停下脚步，不愿相信，/不是人，不是野兽，而是我的同貌人，/在循着我的足迹一步不落地前行。/我时而胆怯地东张西望，试图逃之大吉，/时而羞愧于自己像个孩子……/突然恼恨抓住了我——于是剧烈地急喘吁吁，/我迎面走近他，并且开口问其：/‘你是要向我预言什么还是你害怕什么？/你是幻影还是病态想象的幻觉？’/‘啊，’同貌人回答，‘你妨碍我/观看，并且不让我倾听夜的和谐；/你想用自己的怀疑毒害我，/而我——是你诗歌的鲜活源泉！……’/我的同貌人狼狈不堪，/惊慌失措地注视着我，/似乎对他来说我正身处夜之黑暗——对我来说，变成幻影的，并非他，而是我。[7]
1879年，屠格涅夫在散文诗《当我孤身独处的时候》中也写了同貌人问题：
当我孤身独处的时候，当我长时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时候——我会突然开始感觉到，就在这同一个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坐在我身旁，或者站在我身后。
当我猛然回头或者突然把目光投向我感到那人所处的地方时，我当然是什么人也看不到。他近在咫尺的那种感觉烟消云散了……可是过了不多一会儿，这种感觉重又跃上心头。
有时我双手抱头——开始思索起他来。
他是谁？他想干什么？对我来说，他并非外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他似乎是我的至亲好友……然而我俩之间却横亘着一道深渊。
我既不希冀听到他的一丝声音，也不指望听到他的只言片语……他就这样沉默无言，恰如他一动不动一样……可是，他又对我说着……说着某些含糊不清、不知所云——但又非常熟悉的事情。他对我所有的秘密了如指掌。
我并不怕他……但我和他在一起总感到局促不安，而且不希望有这样一位对我的内心生活洞幽烛微的见证人……即便如此，我也并不觉得他是一个独立的、异己的存在。
莫非你是我的同貌人？莫非你是我那昔日的我？然而，这是无可置疑的：难道我记住的那个我和现在的我之间——不是也横亘着整整一个深渊吗？
但他的来去并非根据我的指令——他似乎有自己的意志。[8]
当然，这些作品由于都是诗歌，篇幅较短，只是探讨了同貌人问题，而缺乏陀氏作品深入开掘复杂的人性，展示善与恶两极激烈交战的内容和深度。
在艺术形式上，陀氏早期的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形式多样，变化较多。《穷人》《九封信的故事》是书信体故事，如《穷人》采用书信体裁，叙述一个年老贫穷的小官吏杰武什金同情被地主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故事，小说继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之后，以人道主义的怜悯心描写“小人物”，着力挖掘“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强调他们具有“人的尊严感”，精神高尚，同时，小说也写出由于经常生活在贫困之中，饱受欺凌与侮辱，穷人往往是神经质的、病态的人，对生活悲观绝望。小说具有悲剧性的抒情风格，并充满令人窒息的阴郁情调，而女主人公对她的命运的妥协，可以说是作者后来宣扬的顺从、忍耐等观点的萌芽。尽管别林斯基认为这是“我们第一部社会小说的尝试”，但小说实际上颇具哲理性，并且具有对人的心理世界（穷人的自尊）深刻的分析性，因此，瓦·迈科夫在其《略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认为小说具有“令人震惊的、深刻的心理分析”[9]。《双重人格》《女房东》则借鉴了德国浪漫主义、果戈理的传奇情节与神秘故事，如《女房东》继承了果戈理《涅瓦大街》（1835）中美的毁灭的主题，但增加了“拯救被毁灭的个性”主题，增加了德国式的神秘主义和奇异事物，并且首次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受虐狂心理——从自我折磨和自我惩罚中获得微妙和不健康的“乐趣”；《普罗哈尔钦先生》讲述逸闻趣事，表现吝啬、敛财（床垫中的铜币、银币等价值两千多卢布）的主题；《白夜》是笔记体、对话体小说，同时又是诗意盎然的爱情小说；《脆弱的心》写脆弱的心灵经不起幸福，最后发疯，滑稽与凄凉的笔调交织；《波尔宗科夫》《脆弱的心》《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诚实的小偷》等则采用了喜剧手法，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
第二阶段是中期（1850-1863），主要中短篇小说有：《小英雄》《舅舅的梦》《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一件糟糕的事》《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等。这是作家创作的转折期。
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获罪，差点被枪毙，再加上将近十年的流放、牢狱与军队生活，作家早年激进的革命思想转变了，形成了“根基派”（一译“根基主义”，又译“土壤派”）思想。
“根基派”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一个与革命民主派思想相对立的派别，由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等继承“斯拉夫派”的基本精神者组成。斯拉夫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俄国保守贵族派别，他们反对欧化，拥护君主制。贵族的另一派主张走西欧道路，故称“西欧派”。两派都反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两派分别解体。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宣传无神论和暴力革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已经脱离了人民的“土壤”，不了解人民的要求，他们应该从这土壤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来的思想”则是信仰基督和沙皇，因此，解决俄国社会矛盾，不能像西欧那样采取革命方式，而应该通过贵族与人民的团结友爱，通过在君主和宗教庇护下的和谐一致，也就是说陀氏及“根基派”主张教化者应从理论上转向民族土壤，全民族和解，把东正教的虔诚信仰、村社的兄弟爱所体现的所有社会、民族、兄弟的大团结，视为俄国社会未来的奋斗目标。因此，综合性、超越性是陀氏及“根基派”的显著特点，他们致力于把西欧人道主义、俄国东正教、村社传统爱等结合起来，一方面将西欧人道主义抽象的理论转到俄国传统的村社爱、兄弟爱、基督爱，另一方面，又适当坚持了西欧的个人主义、文化个性。
1860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后来被称为“土壤派”的宣言。在声明中，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它的任务是建立一种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于自己的“土壤”（或“根基”）——人民精神和人民大众。“我们本来活动的特点应该真正是全人类性的，俄罗斯思想也许会把欧洲各个民族以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融合起来，那些思想中一切敌对的因素也许会同俄罗斯民族性协调起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因为俄国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笃信宗教，温顺谦恭，逆来顺受，富有博爱精神，具有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道德的表率。可在俄国历史上，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只有过一次结合，那就是1812年的抗法卫国战争。当前，在西方思潮与文化的冲击下，俄国知识分子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一起推行各阶级和睦相处的宗法制田园生活，这既与欧洲先进的社会思想相接，又植根于俄国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
这个时期由于环境制约，陀氏创作相对较少，只有寥寥几篇中短篇小说及《死屋手记》等，而且严格来说，像《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这类作品，是文学速写、旅行见闻录，也就是说是散文而非小说。不过，这个时期中短篇小说的视野更开阔，从“小人物”开始转向整个世界、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性，如《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探讨的是俄国与西方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哲学大问题；《小英雄》写一个11岁的男孩心中初次萌发的爱恋之情，当然这更多的是一种纯洁的审美的爱，以及他为了捍卫这一最初的审美的爱而做出的英雄行为（骑烈马）；而《舅舅的梦》《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则都花了较大的篇幅揭露伪善者。具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两个特别明显的特点：
一是作品的喜剧性大大增强，并且开始采用时间、空间高度集中的戏剧性的手法，如《舅舅的梦》写伪善的贵族夫人玛丽亚企图诱使昏聩的К公爵娶自己的女儿济娜为妻，以便在他死后霸占他的遗产，最后事情败露，身败名裂被迫离开该城，喜剧性十足，故事的空间是虚构的外省小城，时间也主要发生在К公爵来小城到去世的三天之内。《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更是以幽默滑稽的笔调写出了荒唐的现实——伪善的暴君福马·福米奇历经曲折依旧还是控制着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空间主要集中于斯捷潘齐科沃村，故事时间则是“我”（谢廖沙）来到该村的两天时间。
二是开始探索更为复杂的人性，如《一件糟糕的事》既写了思想和行为不一致的大官——文职将军普拉林斯基（自命为讲仁爱的人和新自由思想的拥护者，在行动上却无法做到），又写了对大人物持敌视态度的“小人物”普谢尔多尼莫夫，更塑造了一位善良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地下室手记》中丽莎、《罪与罚》中索尼娅等形象的先驱。《舅舅的梦》中的玛丽亚，精明能干，机智而极有魄力，口才出众，“能以随便一句话击溃、折磨和消灭她的女对手”，而且一向是高尚的楷模，使其家庭在全城赢得了“威望、光荣和庄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其自私自利的人，善于以表面的高尚遮盖内心的卑鄙，以致其女儿济娜都说她：“您甚至在卑鄙的事情上也忍不住要展示高尚的情感。”《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更是通过伪善的暴君福马·福米奇和逆来顺受的地主罗斯塔涅夫这对形象，不仅写出了福马·福米奇这个从前的被虐者得势后向暴君的转化，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暴君和逆来顺受者互为关联：福马越来越厉害的暴虐，正是罗斯塔涅夫等人一再逆来顺受的结果。
在这个阶段，陀氏的“怪诞”小说风格初步显现。如《一件糟糕的事》把彼此矛盾、互相对立的抽象的逻辑与具有复杂的悲剧因素的生活并置，这种怪诞风格后来在《地下室手记》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此外，这个阶段的一些作品还开始使用狂欢化手法使小说更富喜剧性。巴赫金指出：狂欢节的主导行动就是狂欢节国王丑角般的加冕和接踵而来的脱冕，“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在狂欢节上往往通过加冕和脱冕这样的礼仪形式赋予事物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表现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这种形式转化到文学作品中，就用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急剧变化，使他们一夜间、一瞬间回旋于高低之间、升降之间，造成一种狂欢的气氛，从而表现事物的相对性和两重性，如沦为奴隶的帝王、高尚的强盗，一会儿是百万富翁，一会儿是穷光蛋等等。在陀氏的《舅舅的梦》中出现了“双重脱冕”，即玛丽亚和公爵的“丑闻——结局”。作品的中心是一场灾难性的闹剧，带有两次脱冕，一次是莫斯卡列娃（玛丽亚），一次是公爵。公爵（狂欢之王或确切些说是狂欢节的未婚夫）被戏谑地脱了冕，让人把身体的各部分尽数取笑了一遍，表现得如同一场磨难，而女主人公莫斯卡列娃同样被写成被脱冕的狂欢节之王的角色：“客人们连叫带骂向四面八方飞驰而去。最后，只剩了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一个人，落入昔日荣耀的废墟和瓦砾之中。好么！势力、荣华、意趣，这些一个晚上全烟消云散了！”[10]《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也同样使用了狂欢化手法，并且“深刻得多也重要得多”，“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全部生活，集中在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周围。他过去是个食客兼优伶，后来在罗斯塔涅夫上校的领地上成了一个权力无限的暴君。换言之，生活在狂欢节之王的周围”，因此，“所有的其余人物，这一生活的参与者，都染上了狂欢体的色彩”，在艺术上，“这部中篇的整个情节，就是一串接连不断的吵闹、古怪行径、欺骗、脱冕和加冕。作品充满了讽刺性的模拟手法和半模拟手法，其中包括模拟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这些讽刺模拟的因素，同整个中篇的狂欢体气氛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1]
第三阶段（1864-1877），主要中短篇小说中：《地下室手记》《鳄鱼》《赌徒》《永恒的丈夫》《豆粒》《一个温顺的女人》《一个荒唐人的梦》等。这是作家创作的晚期，思想更深邃，视野更扩大，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更全面也更深入，艺术形式更新更丰富也更炉火纯青。其所创作的七八篇中短篇小说，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社会哲理小说，以《地下室手记》为代表。小说的无名主人公是个40岁的退休八品文官，这位地下室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展开整个作品，他的内心充满了病态的自卑，但又常剖析自己。小说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地下室人的长篇独白，内容探讨了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等哲学问题；第二部分是地下室人追溯自己的一段往事（与大学同学的聚餐与冲突），以及他与一名妓女丽莎相识和分别的经过。
小说包含了相当丰富而现代的思想内涵，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独创的意义。陀氏1875年在为《少年》准备的序言中对此宣称：“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需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没人给予，信仰——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彭克巽先生进而指出：“《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具有在俄罗斯文学上的独创性意义，同时在作品中又独特地展开了对唯意志论、唯意愿论的精神现象的批判性研究，并同纯粹理性主义展开论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下室手记》成了陀氏最著名的‘五大小说’的序篇，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和现代批评界的重视。”[12]弗兰克指出：“作为揭示我们时代的感受性的隐蔽深渊的关键性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只有少数作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更广泛地被阅读，或那么经常地被引用。‘地下室人’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当代文化词汇的一部分，而这个性格现在已达到最伟大的典型文学创造之一的高度，正如哈姆莱特、堂吉诃德、唐璜、浮士德那样。”[13]美国学者考夫曼认为这部小说是存在主义的先声，他指出：“我们所听到的是个性之歌中未被听到的一首：不是古典的，不是圣经式的，也绝不是浪漫的。不！这个个性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理想化，也没有神圣化。它是可悲的和叛逆的，但无论它给人何等不幸，却仍然是最高的善”，“《地下室手记》是一个人的内在生活，是他的情志、焦虑和决心——这些都被带进了核心，一直到所有的景象被揭露无遗为止。这本在1864年出版的书，是世界文学中最富革命性和原创性的著作之一”。[14]
在艺术上，小说主要是地下室人的自白，但又不断地与各种思想对话（包括别人与自己）。巴赫金指出：“谈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他自己什么都清楚。例如，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做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做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地下室人’想得最多的是，别人怎么看他，他们可能怎么看他；他竭力想赶在每一他人意识之前，赶在别人对他的每一个想法和观点之前。每当他自白时讲到重要的地方，他无一例外都要竭力去揣度别人会怎么说他、评价他，猜测别人评语的意思和口气，极其细心地估计他人这话会怎么说出来，于是他的话里就不断插进一些想象中的他人话语”。[15]
二是幻想性讽刺小说，以《鳄鱼》为代表。正要出国旅行的伊凡·马特维伊奇，应夫人叶莲娜的要求，陪她去参观游廊市场上卖票展出的鳄鱼，没想到却因逗弄鳄鱼，被鳄鱼吞入腹中。更奇怪的是，他在这“既暖和又软和”的地方不仅没死，反而觉得因祸得福，能一举成名，因此不愿急着出来：“明天一定会门庭若市。因此可以断言，京城的专家学者、贵妇名媛、外国使节、法官律师等都会纷纷前来参观。此外，人们会从我们好奇的庞大帝国的各个省份拥向这里。结果呢——我会受到人们的注目，虽然谁也看不见我，我却能成为头号风云人物。我要开导开导这群游手好闲的家伙。我自己得了教训，准备现身说法，树立一个气度恢弘、乐天知命的榜样！可以说，我将成为开导人类的布道讲坛。我住在这头怪物的肚子里，能提供与它有关的各种博物学资料，仅就这些资料而言，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因而对于不久前发生的这次事件，我不仅没有怨言，而且满怀希望能由此博得一个无比辉煌的前程。”小说的构思和情节带有一定的游戏乃至荒诞性质，但在主题上却是严肃的，是对一味崇拜西方、自以为是者的辛辣讽刺。
三是写实类狂欢性小说，以《赌徒》为代表。小说描写了新的题材：侨居西欧的俄罗斯贵族生活。主人公阿列克谢由于狂热的爱而走进赌场从此变成狂热的赌徒。巴赫金认为这部作品典型地体现了作家的狂欢时空。巴赫金认为，轮盘赌像是狂欢节，生活中不同地位和等级的人聚到轮盘赌桌的周围，一切全凭运气和机会，因此就变得一律平等了。他们在赌场的举动也完全不同于普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赌博的气氛，是命运急速剧变的气氛，是忽升忽降的气氛，亦即加冕脱冕的气氛。赌注好比是危机，因为人这时感到自己是站在门槛上。赌博的时间，也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因为这里一分钟同样能等于好多年。”在浓厚的狂欢化了的气氛中，同时也揭示了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即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和波林娜的性格：这是具有两重性的、处于危机中的、没有完成的、古怪荒诞的性格。[16]
四是写实类心理性小说，以《永恒的丈夫》和《一个温顺的女人》为代表。《永恒的丈夫》刻画了屠鲁索茨基这类“永恒的丈夫”（活在世上仅仅是为了成为丈夫，一旦结婚就变成妻子的附属品）的悲哀；对戴绿帽子的丈夫的心理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心理阴暗，居然在妻子死后迫害其女儿丽莎（朋友维里恰尼诺夫之女）。《一个温顺的女人》则写一个丈夫在妻子自杀后的种种复杂的心理意识。小说在叙述形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采取丈夫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表述他在刚刚自杀身亡的妻子跟前的、持续几个小时的意识流。巴赫金认为：“这里表现的体裁特点，是情节上尖锐的引发法，带有强烈的对比、不般配的俯就、道德考验；在形式上，这引发法表现为自我交谈。”[17]
五是全然幻想性的小说，以《豆粒》和《一个荒唐人的梦》为代表。《豆粒》写一个人在墓地睡着了，居然听到坟墓中死人们的各种言论，大多是官员，他们还是不忘生时的享乐，甚至还想进一步补足未能实现的某些享乐。巴赫金认为：“如果我们说《豆粒》以其深刻和大胆，堪称整个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梅尼普体作品之一，那么我们恐怕没有说错。……这里具有代表性的，首先就是讲述人的形象和他讲述的语调。讲述者（‘一个人’）处于疯狂的边缘（酒狂的边缘）。但即使除了这一点，他也不同于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逃避公共的准则，脱离了生活的常轨，受到所有人的鄙视也鄙视所有的人。换言之，我们面对的是‘地下室的人’另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他的语调是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带有隐约可辨的两重性，带着小丑行为（如宗教神秘剧中的恶鬼）的一些因素。虽然这个讲述者表面上说些‘零碎’的斩钉截铁的句子，他其实把自己最终的意思隐藏起来，避而不谈……他的语言具有内在的对话性，整个充满了争辩气氛”。他还指出，这篇小说在体裁方面是陀氏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并进而谈到：“篇幅不大的《豆粒》，亦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短小的情节小说之一，几乎是他整个创作的小宇宙。他的作品中非常多的，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思想、主题和形象（包括此前的和此后的），都以极端尖锐而坦率的形式出现在这篇小说里。例如倘要没有上帝和心灵的不朽便‘什么都可以干’的思想（这是他的作品中一个至为重要的思想形象）；例如与此相关的一个主题——没有悔恨的自白和‘不顾廉耻的真相’这一主题（它从《地下室手记》起，一直贯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中）；例如意识的最后时刻这一主题（它同其他作品中的死刑和自杀等主题是联系着的）；例如濒临疯狂的意识这一主题；例如侵入到意识和思想深处的情欲这一主题；例如生活脱离了人民的根基和人民的信仰便到处‘不适’和‘不雅’这一主题……”而在艺术上，它依靠奇幻的情节，把狂欢式的逻辑纳入某种简化了的却又鲜明袒露的形式之中，因此《豆粒》好似聚光的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和此后的作品如许多光束聚集到这里。[18]
《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写主人公“我”准备自杀，因而拒绝了八岁小女孩救她母亲的请求，但这事却使他反思，让他感到他还有痛苦是个人，并在睡梦中来到了另一个星球。这里就像传说中的天堂，人们之间友善而充满爱，但他的到来毒化了这里，人们受感染堕落了，人人自以为是，荒淫、嫉妒、互相残杀。第二天“我”醒来后觉得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从此要到处宣传这一意义：爱一切人。巴赫金对这一作品评价很高，认为：“《一个荒唐人的梦》首先令我们吃惊的，是作品内容的极端广博而同时又极端的洗练，令人赞叹的艺术上哲理上的言简意赅”，它“实现了两个东西的充分而深刻的结合：一个是回答世界观最后问题的梅尼普体，及其包罗万象的特点；另一个是描绘人类命运（人间天堂、罪恶堕落、悔过赎罪）的中世纪宗教神秘剧，及其包罗万象的特点”，他还对“这篇小说几乎是囊括陀氏创作主要题材的一部大全”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19]
巴赫金认为，陀氏作品中的狂欢化有一个发展过程。晚期的两篇“幻想小说”——《豆粒》和《一个荒唐人的梦》，清晰而充分地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梅尼普体的典型特征，而他创作第二时期的两部作品《舅舅的梦》和《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也带有十分醒目的狂欢化的外在特征，在此后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几部成熟的中长篇小说中，狂欢化向深层发展，形式也更加复杂和深入了，而且采纳梅尼普体的地方都是这些小说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因此可以说梅尼普体实质上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定调子的。[20]
由于时间紧张，也由于篇幅有限，这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只选译了其最具代表性的五个中短篇小说：《穷人》（王淑凤、徐琰译）、《白夜》（谷羽 译）、《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臧仲伦译）、《地下室手记》（曾思艺译）、《鳄鱼》（谷羽 译），兼顾了作家创作的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作品，也大体兼顾了作家多种形式的艺术风格。
十分感谢前辈钱中文老师的厚爱与信任，让我有幸和他一起编选“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系列作品；也十分感谢前辈柳鸣九先生对我的理解、宽容与信任，让这一本来要在半年内完成的工作拖了一年多才完成！今后唯有更努力、更扎实地工作，做出更像样的东西来，才能更好地回报他们！
曾思艺
2014年1月16-18日天津南开区竹华里揽旭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