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泰戈尔与中国之缘

泰戈尔（1861—1941），这位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亚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一生都与中国结有不解之缘，对中国怀有深切的感情和关注。他曾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1881年，他作《死亡的贸易》一文，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谈话，抨击日本侵略山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和诗篇，并带头发动募捐，慷慨解囊，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泰戈尔曾于1924年、1929年两度来到中国，他晚年常怀念中国的山河和友人，在去世六个月前还创作了自由体诗《我有一个中国名字》。

在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之前，他在欧洲就已获得不少赞誉，获奖之后更是受到空前的欢迎，掀起了“泰戈尔热”。这股热潮随后传到日本，通过新文化运动，进而渐渐影响了中国，1915年起，泰戈尔的作品陆续出现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泰戈尔热”掀起高潮。冰心、郑振铎、瞿世英等深受其熏陶的诗人学者先后翻译发表了泰戈尔的许多诗作，并研究介绍他的艺术风格和思想。

泰戈尔一直渴望亲自到中国进行交流。1923年，他请英国助手恩厚之来中国联系访华事宜。在徐志摩及梁启超、蔡元培等组织的讲学社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船抵达上海，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先后访问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这次为期五十天的中国之旅同时也是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泰戈尔每到一地，都发表热情的演讲，由徐志摩陪同翻译。以讲学社、新月社、文学研究会等为代表的文化界对泰戈尔进行热烈欢迎和赞扬。泰戈尔在北京期间恰逢64岁生日，北京的欢迎者们为泰戈尔举行晚宴，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并送来贺礼。梁启超以古代中印两国的别称“震旦”和“天竺”，为泰戈尔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并刻在鸡血石印章上赠与泰戈尔。《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晨报》《申报》等各家报刊杂志纷纷开辟专号，刊登泰戈尔的作品及相关文章，报道泰戈尔在华消息，使中国人对泰戈尔及印度的思想文化增进了了解。

然而，在盛赞声之外，也有不少文化界人士对泰戈尔发出了尖锐、激烈的批评，从而在思想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与徐志摩、梁启超等人的欢欣鼓舞、大力推崇相反，郭沫若、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对泰戈尔宣扬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观点不满，对泰戈尔的思想或抨击，或嘲讽，甚至否定。在几次演讲现场还有青年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这些反对的声音不免令泰戈尔失望伤心，从他的一些讲话，特别是后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

泰戈尔1924年在中国各地所作的这些演讲，后来有大部分发表在《小说月报》等报刊杂志上。而泰戈尔回印度后也亲自整理出英文版，由印度国际大学出版社于1925年结集出版。本书正文即根据此英文版的顺序编排，其中若干篇采用徐志摩发表过的译文。附录一按照时间顺序选编英文版没有收入、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过的七篇讲话，其中有些对泰戈尔的原话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整合；附录二选编关于泰戈尔访华的三篇文章。希望读者读过本书，可以对泰戈尔其人、其诗、其思以及与中国的渊源都得以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