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住民男孩

卡曼特是个基库尤小男孩，是一个棚民家的儿子。通常我跟棚民的孩子们都很熟，因为他们既为我在农场工作，也常在我房子周围的草地上放羊，一心认定那里可能有好玩的事发生。而卡曼特一定已在农场住了好几年，我才遇到他；我猜他多半是深居简出，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一天，我骑马穿过农场的原野，无意中撞见他，他正在给家里放羊，是个肉眼能看到的最悲惨的小东西：头很大，身体却瘦小得怕人，膝盖和手肘都高高地突出来，像木棒上的结节疙瘩。他的双腿长满了深深的脓疮，从大腿一直烂到脚跟。在广阔原野上，他看上去格外弱小，让人深为震骇：这么多痛苦竟都被集中在这一小点身上。我停下来和他说话，他没理我，甚至像没看见我一样。那是一张扁平、瘦削、痛苦却有无限忍耐力的脸，双眼无神，像死人一样黯淡。看上去，他像没几星期活头了，你仿佛即将看到秃鹫，那永远与死神如影随形的大鸟，在他头顶上那惨白燃烧的空气中盘旋。我叫他第二天早上到大宅来，我试着给他治治看。

几乎每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之间，我给农场上的人们看病。就像所有江湖医生一样，我有一大堆病人，通常，每次在我屋外候诊的，少则数人，多则一打。

基库尤人对于各种不测都安之若素，所有的意外都视同寻常。这方面，他们与白人大为不同，后者往往尽力躲开那未知的噩梦和厄运的袭击。而黑人呢，与命运和平相处，将自己的一生都放在命运女神手掌心，任她揉搓；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家就是命运的化身，棚屋里熟稔的黑暗，深深的泥土地是他们牢牢扎根的地方。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变故，他们都能若无其事。我觉得，在雇主、医生以及上帝身上，他们所寻求的禀赋首推想象力。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渴求，哈里发哈伦·阿里·拉希德才能如此长治久安，在非洲人及阿拉伯人心中，他是最理想的统治者。和他在一起，谁也不知道还能祈求什么，另外，你也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当非洲人谈及上帝的诸般品格，就好像在述说《一千零一夜》或者《圣经·约伯记》的最后几章；这般天性，如此无穷无尽的想象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他们这样的性格特点，我在农场中以“医生”身份受大众欢迎，或者说是闻名遐迩。我第一次出发来非洲时，与一位出色的德国科学家同乘一船，这是他第二十三次来非洲，为了进行昏睡症的医疗试验，随船还带了一百多只小白鼠和豚鼠。他告诉我，他与原住民打交道最大的困难，并非对方缺乏勇气——恰恰相反，事实上，面对疼痛或者大型手术，他们向来面无惧色——而是他们极其不喜欢常规无趣的事物：重复的疗程和规范化的操作都在此列。这位伟大的医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而当我本人了解原住民之后，他们的这一特性竟成为我最喜爱的事物。他们拥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纯粹完全的接受与认同——当命运宣告，这是生命最真实的答复；当天堂发言，这是大地深处的回响。我有时想，在原住民内心深处，他们最害怕我们卖弄学问；在书呆子手里，他们会郁闷至死。

我的病人们都等在我屋外的一个石头铺砌的平台上，三三两两蹲着——骨瘦如柴的老人咳得撕心裂肺、泪眼汪汪；年轻清瘦的小伙子们动不动就打架斗殴，黑着眼圈，嘴巴上青一块紫一块；妈妈带着发烧的孩子，小宝宝们像打蔫的花朵一般，无力地垂头靠在妈妈的肩颈上。我经常治疗严重的烧伤，基库尤人晚上都围在棚屋中心的火堆入睡，燃烧着的木柴或者炭块有时会崩塌，滚落下来——有时当药物用尽，我发现，蜂蜜治烧伤的效果也不错。平台上气氛活泼愉快，还有三分刺激，像欧洲赌场里面似的。兴奋的窃窃私语声汇成低低的音浪，我一踏出门，声音戛然而止。但这安静里孕育着无限可能性，此时此刻，似乎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不过他们都默不作声，等我自己挑选第一个诊疗对象。

我对医学其实所知无几，仅限于一般人在急救课程上学到的那一点儿。但几次幸运眷顾，我偶然治好了一些患者，令我名声大振，四里八乡都知道我精于医术，即使我犯下了若干灾难性的医疗过错，也丝毫无损我的威名。

如果那时的我能保证我的病人们个个痊愈，谁知道求医的人群会不会缩小？我将被公认为专业卓著——活脱脱就是一位来自洛维亚手到病除的名医——但原住民还会相信上帝与我同在吗？他们对于上帝的了解，来自大旱年境，来自晚上在草原上游荡的狮子，还有房子前后徘徊的花豹——孩子们正单独待在房子里，以及那密密麻麻的蝗群，不知从何处而来，所到之地，片叶不留。同样，他们了解上帝，也来自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快乐时刻：蝗灾只是过境，没有停留；春雨来得早，雨量丰沛，万象更新，每一块田的每一棵植株都花朵累累，果实充盈。因此，这位“赛华佗”，当原住民生命中那些真正息息相关的大事发生，到底不过是个局外人，只能旁观。

让我意外的是，我们初遇的第二天早上，卡曼特就出现在我房外。他站在与其他三四个病人略略有些距离的地方，腰挺得直直的，那半死的脸，仿佛在说：不管怎样，他对生命仍有点滴恋眷之情，现在他下定决心要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活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表现得像一位模范病人，约好的时候他一定准时来，从不出错。告诉他隔三四天来一次，他也总是严格遵约行事。对原住民来说，准时是很难得的。治疗脓疱较为疼痛，他以一种我不曾领略过的坚忍态度承受着。在各方面，我都可以把他当作其他病人的榜样，但我没有，因为与此同时他让我心里非常不安。

我极少极少遇到这样的原始生命：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以坚定的、宿命般的逆来顺受，将自己闭锁起来，完全摒弃周围的生活。我问他，他就答，但他从不主动开口，也从不抬头看我。对自己遭遇的一切，他全不自怜。其他孩子清伤口或者包扎时往往哭哭啼啼，他多半报以淡淡的轻蔑笑容，那笑里有轻视，也有“对于痛苦我比你们知道得更多”，他也向来不正眼看他们。对运命之手的触摸，他不抱任何指望，那双手已经触过他了，他太知道那残酷。面对痛苦，他灵魂中的坚毅，是古代勇士才有的。一件事无论有多糟糕，也不会让他吃惊：他的生命经历、他的处世哲学，令他时刻等待着那最糟糕的。

这一切汇成一种宏大的气度，令人想起普罗米修斯的信念宣言：“痛苦是我的一部分，正如仇恨是您的。现在把我撕成碎片吧——我不在乎。”以及“啊，您想怎么为难我都可以，您是万能的。”这样的气度生在一个体格如此瘦小的人身上，真让人难受，让人灰心沮丧。我暗自思忖：当上帝面对这么个小人儿的英雄气概，到底应该作何感想？

他第一次看我并主动开口说话的情景，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刚刚弃用第一种疗法，改用一种新疗法，在书上看来的热敷法。我急于求成，把敷剂弄得太热，当我啪一下把它按在他腿上时，卡曼特开口了：“姆萨布。”并深深看了我一眼。原住民用这个印地词汇来称呼白人女性，但发音略有不同，意思也不太一样，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词。在卡曼特嘴里，这是乞求，也是警告，仿佛一个忠实的老友，在劝诫你别做傻事。从此时起，我看到了希望。我很有当医生的雄心壮志，也很抱歉敷剂烫痛了他。但我又很高兴，他看向我的第一眼，是这个原住民孩子与我之间默契的开始。这个受苦受难的孩子瞻望未来时，除了苦难还是苦难，但这一次，在我手中，他等待的不是苦痛。

治疗一直在进行，他的状况却始终不见好转。很长一段时间，我坚持给他的腿洗呀包呀，但病魔有威，我能力有限。一次又一次，伤口好像有一点点起色，随即脓疮又在新的地方爆发。到最后，我决定送他去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团医院看病。

仅此一次，我的决定让他觉得生死攸关，藏了无数的可能性，卡曼特陡然有了压力——他不想去。他的过往、他的人生哲学，都使他从不反抗任何事，但当我驱车把他送入传教团，把他放在医院的长排建筑前，被完全陌生神秘的环境包围，他禁不住瑟瑟发抖。

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团是我的近邻，在农场西北二十千米处，海拔比我们所在处高一百五十米。而法国天主教传教团在农场以东十六千米处，地势平坦，海拔比我们所在处低一百五十米。我与两家教会都没有共鸣，但私下里和双方的交情都不错，很为他们之间的战火硝烟觉得遗憾。

法国神父们都是我的至交。我经常在星期日早晨和法拉一道骑马过去做弥撒。部分是为了有机会重说法语，部分是因为去往传教团的骑乘之旅实在愉快。路很长，要穿过林业部原来的金合欢种植场，在清晨的空气里，它们散发着松脂般新鲜热烈的气味，闻之令人精神一振。

无论在什么地方，每当我目睹天主教堂那独特的景致，都禁不住心神震荡。神父们亲手设计了教堂，并在原住民教众的协助下，一砖一瓦地修建成功，他们对此十分自豪，而且自豪得有理有据。灰色的大教堂，在他们自家咖啡园的正中央，顶有钟楼，下有阳台和台阶，广阔的院落在四周铺开。这座咖啡园是本殖民地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打理得井井有条。庭院两侧是带拱顶的餐厅和女修道院，还有学校和磨坊，都依河而建。要前往教堂，得先骑马穿过拱桥。教堂以灰色巨石垒成，从桥顶策马前行时，远远看去，画面简约整洁而气度非凡，仿佛是在瑞士南部或意大利北部。

当弥撒结束，和气的神父们在教堂门口排成一行等我，邀我穿过庭院，步入宽广阴凉的餐厅小酌一杯；跟他们交流，真是赏心乐事，关于殖民地上的大小事，他们都是百晓生，最偏远地方的八卦都无所不知。同时，在亲热轻松聊天的伪装下，他们也能挖出你嘴里的最新消息，就像一群毛茸茸的褐色小蜜蜂，为了花房里的蜂蜜，围悬在花朵上方周围——还真像，考虑到他们都留着厚厚的大胡子。不过，虽然对殖民地的日子颇为乐在其中，他们在海外的每一天还是沿用法式生活习惯。对神奇造物的安排，他们既温柔服从，也发自内心地敬奉。若不是这未知权威将他们留下，你知道他们不会出现在这里，不会有带着钟楼的灰色巨石教堂，也不会有拱廊、学校、漂亮咖啡园的一枝片叶，甚至整个传教团。只要一纸调令，他们每一个人都将把殖民地上的一切抛在脑后，以最快的速度奔回巴黎。

我在教堂和餐厅出出进进，法拉在门外牵着两匹小马。回农场的路上，他注意到我的逸兴昂扬——他本人是虔诚的穆斯林，滴酒不沾，但他把弥撒和饮酒认作我信仰中两项同样举足轻重的仪式。

法国神父们有时会骑着摩托车到农场上来，与我共进午餐，给我讲拉封丹寓言，也对咖啡园的建设给出实实在在的建议。

我跟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团就没这么熟了。从那里看向四周，满眼都是基库尤乡村景色，山清水秀，但传教团本身给我无知乡愿的感觉，仿佛他们没什么脑筋。苏格兰长老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让原住民穿欧式服装，而这个，我觉得，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对他们毫无裨益。不过传教团有一家相当出色的医院，我在非洲时，医院由仁慈聪敏的精神科医生阿瑟博士主持，拯救了农场很多人的生命。

卡曼特在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团医院待了三个月，其间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次是我骑马去基库尤火车站经过传教团，有一小段路紧贴着医院院子。我瞥见了卡曼特的身影，在院子里，他独个儿站着，跟其他一些三三两两的康复病人保持着距离。这时他已经好转了很多，都能跑能跳了。一看到我，他就奔向栅栏，在栅栏的那一侧紧跟着我小跑，直到路的尽头，就像围场上的一匹小马驹，当你骑马从它身边经过一样。他的眼神追随着我身下的小马，却不说一句话。栅栏拐弯处他不得不停下来，我一边打马前行，一边回头看去：他呆呆站着，一动也不动，高高抬着头，凝视着我的背影。样子与你离开它走远时的小马驹真是一模一样。我向他挥了几下手，起初他完全没反应，然后他的手臂突然笔直举得老高，就像抽水机上的把手一样，不过他的手只举了一下。

卡曼特在复活节那天早晨回到大宅。他交给我一封院方的信，信里说明他恢复良好，可以算是永久痊愈。他一定多少知道些信里的内容，我读信时他专注地盯着我的脸，但他没有问，他脑海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卡曼特通常都相当冷静，带着一种内敛的尊严，但这一次，满腔欢欣之情藏都藏不住，他整个人神采飞扬。

所有原住民都天生擅长制造戏剧化的效果。卡曼特事先把双腿用旧绷带细细绑起来，一直绑到膝盖上，就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很明显，这辉煌的时刻，他不是看到了自己的好运气，而是全心全意地将其当作他能带给我的巨大快乐。他或许还记得我在他身上大费周章，迎来一次又一次失败，曾有多少沮丧。他也知道这治疗效果好得足以令人赞叹。慢慢地，慢慢地，从膝盖到脚跟，他一寸寸解开腿上的绷带，肌肤一片片露了出来：双腿完全光滑，只留着几处浅浅的灰色疤痕。

卡曼特不动声色，以他的庄重风范尽情享受我的目瞪口呆和喜笑颜开。随后，他又告诉我：他皈依基督了，“我现在与您一样”。他的话再次让我喜出望外。他补充道，他觉得我应该给他一卢比，因为基督就是在今天升天的。

他暂时告辞，去看望族人。他母亲是一个寡妇，住得离农场很远。他向她打开心扉，把那些医院里接触到的陌生人与陌生事给他留下的印象，统统都说给她听。事后从她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我深信，他把那一天当作与旧日生涯一刀两断的分水岭。离开母亲的棚屋之后，他就来到大宅为我做事，仿佛理所当然，本来就属于这里。从那时起，他一直留在我身边，为我服务，直到我离开这片国土——历时十二年。

我第一次遇到卡曼特时，看他像只有6岁，但他还有一个兄弟模样是8岁左右，兄弟俩都说他才是老大，所以我猜漫长的疾病抑制了他的生长，很可能他当时是9岁。他现在长高了，却还是给人小矮子的印象，可能因为身体某些地方有畸形，虽然很难明确指出究竟是哪些地方。他七棱八角的小瘦脸渐渐长圆，走起路来也很轻快，我不觉得他难看，不过很可能，我用的是造物主看万物的眼光。他的腿还是细得跟棍儿似的。他一直都是一个梦幻般的形象，一半是小丑，另一半是恶灵，只需极轻微的修饰，他就可以成为巴黎圣母院尖顶上的雕像，冷冷地看穿下界。他内里有小火焰，正熊熊燃烧。如果世事如油画，他会成为画上不寻常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在我家的那一角画面上，他是最栩栩如生的笔触。他脑子始终不算十分清楚，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白人多半觉得他是“怪胎”。

他是个好想事儿的人。或许长年病痛深深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天性，眼见的每一件事，他都会思前想后，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自己的方式与世隔绝。即使他和别人做一样的事，也从来是用不一样的方式。

我为农场上的人们开设了夜校，请一位原住民校长教课。校长都是我从传教团找的教众，所以我在非洲期间有过三位校长——天主教的、英格兰圣公会的以及苏格兰长老会的。对于肯尼亚的原住民教育，宗教界相当保守。据我所知，除了《圣经》和赞美诗之外，没有任何一本书籍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我曾打算翻译《伊索寓言》，觉得对原住民会有助益，但始终抽不出时间来完成我的宏图大业。不过即便如此，学校仍然是农场上我最爱的一处地方，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教室狭长，是用波纹钢皮搭成的旧谷仓改建的，在那里，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夜晚。

卡曼特总与我同去，却从不加入到课桌后的孩子们中间，他宁愿站得与他们远一点，仿佛刻意捂住耳朵拒绝听讲。来上课听讲的孩子们显得那么心甘情愿，他为他们的幼稚单纯嗤笑不已。但当他一个人待在厨房里的时刻，我看到他在默写，动作很慢，笔画颠三倒四，那些他在学校黑板上细细观察过的字和词一个一个落在纸上。即使他愿意与大家打成一片，我也不觉得他做得到。在他生命的早期，有些东西已经扭曲或者锁死，因此对他来说，正常的事物反而是不正常的。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孤单。真正的小矮人，都有一种灵魂深处独有的自高自大，他发现自己与全世界格格不入，而他坚持认为：是世界的错。

卡曼特在钱的事情上是很精明的，他几乎不花钱，还同几个基库尤人合作买卖过很多次山羊，都赚到了钱。他早早就结了婚，而婚姻在基库尤世界里耗资极其巨大。在他结婚前后，我听他发表过哲学家般的高论：钱就是身外之物，毫无用处。他讲得头头是道，颇有自己的见地。他把自己与周围的事物用一种特殊的关系联结起来：他主宰这关系，也确实没觉得这关系有什么了不起。

他天生缺乏对人的敬佩之情。他能懂得动物的机灵，常常啧啧不已，但自我认识他以来只听过他开口赞扬一个人的通情达理，那是一位几年后来到农场的索马里少妇。他有一种微带嘲弄的笑容，随时随地都会浮现，特别是面对其他人的自负和豪言壮语时。所有原住民都抱着内在的幸灾乐祸态度，事情越是搞砸，他们越是喜形于色。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令欧洲人十分反感。而卡曼特把这种特征发展到罕有的完美境界，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自嘲，他能拿自己的不幸沮丧找乐子，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

我曾在一些老年原住民妇女身上见到这样的特质。她们被许多磨难煎熬过，宿命已变成血脉的一部分，无论遇到什么，对命运的任何拨弄，她们都接受，都认同，视命运女神为自己的小姐妹，怎么胡意妄为都理所应当。有一段时间，我让用人们在星期日清早向老妇人们分发鼻烟——原住民称为“淡巴菰”——那时我自己还未起身。因此每星期日，我的房子周围，会来很多奇形怪状的客人，使得那里像一个养鸡场，聚满羽毛凌乱或者光秃秃的老母鸡；她们小声的嘀咕声——原住民很少大声喧哗——通过开着的窗户，灌进我的卧室。一个星期日早晨，情况却有所例外，基库尤人聊天的低语突然提高成为声浪，笑声四溅如瀑布，准有什么有趣的意外在门外发生了，我把法拉叫进屋想问个究竟。法拉不想说，后来才告诉我，是他忘了买鼻烟。于是那一天，老妇人们大老远过来，却如她们自己所说，空手而归——啥都没有。这场不幸的意外后来竟成为基库尤老妇人们的趣事笑柄之一。有时，我在玉米田的小路上遇到某位老妇人，她会直直地站在我面前，伸出一只皮包骨头、弯曲变形的手指指着我，苍老黧黑的脸上堆满笑容，所有的皱纹都被拉扯，彼此交叠，像有一根看不到的线操纵着。她是要提醒我，那一次她和老姐妹们为了鼻烟紧走慢走到大宅，却发现我忘了买，鼻烟末都不见一点儿——“哈哈，姆萨布！”

白人总说基库尤人不懂感恩。但卡曼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甚至亲口说他对我负有责任。从我们认识之后，多年来，只要看到我需要帮忙，他就会放下手里的活计过来为我效劳，虽然我根本没开过口。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如果不是我，他早就死了。他还有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谢意，对我总是格外好心好意，特别乐于给我帮助，也许最合适的一个词是：百般包容。或许是因为他一直牢牢记得我俩同属基督教。在这个愚人世界，我想，对他来说，我是最愚不可及的那个。从他来为我做事、与我忧戚与共那一天起，那双警醒的、富有穿透力的双眼，就一直盯着我，对我所有一塌糊涂的处事方法，他心里都给出不偏不倚的清楚评价。我相信，在最开始，我宁愿招惹麻烦上身也要为他治病的行为就被他视为一种无可救药的怪癖。但他始终对我满怀同情，兴趣盎然，并竭尽所能引我走出蒙昧。有些时候，我发现他会用很长时间思考、做准备，只为了能把观点阐述得清清楚楚，我理解起来会比较容易。

卡曼特最开始在大宅负责喂狗，后来在我给人看病时帮手。帮手期间我发现他相当手巧，虽然单看他手的形状可看不出来。于是我送他去帮厨，给我的老厨师埃萨当学徒。埃萨被杀后，卡曼特接替了他的职位，到我离开非洲之前一直是我家的厨师。

原住民通常不把动物当宠物，但关于这个，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卡曼特再次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权威的养狗专家，与狗儿们简直心灵相通，经常跑来告诉我狗儿们盼着什么、望着什么、每时每刻的所思所想。他养的狗从不长虱子。不知道多少个午夜，我们被狗的咆哮声惊醒，我与他一起借着防风灯的光线，一只接一只摘掉狗儿们身上的食肉大蚂蚁——“萨福”。萨福们总是成群结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所向无敌。

卡曼特在传教团医院住院的时候一定观察得细致入微——甚至对待治疗也一样，既不先入为主，也不敬而远之——因此他是个细致缜密、颇有创造性的医疗助手。他不在诊室帮忙后，也会经常在我看病期间蓦地从厨房现身，打断我的治疗，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但作为一个厨师，他又是另外一种人物，无法将他归入任何门类。造化在这里一步飞跃，忽略了优先秩序，直接给了“才能”和“天赋”，于是事情变得既神奇又不可理喻，就像天才身上常常发生的那样。在厨房，在烹饪的世界里，卡曼特拥有天才的一切禀赋，甚至包括天才的厄运——空拥才能却无力施展。如果卡曼特生在欧洲，由明师亲手培育，他多半会变得远近皆知，很可能在历史上留下怪才之名。不过，在偏远的非洲，他也是相当有名的，对厨艺的态度充满大师风范。

我自己对烹饪很有兴趣，我第一次回欧洲时就曾拜一位名餐厅的法国大厨为师，因为我觉得在非洲烧一手好饭好菜，是件叫人愉快的事。大厨佩德罗先生，被我对烹饪的热爱打动，特许我和他一起进入餐厅后厨参观学习。当我发现卡曼特熟悉的厨者精神后，那份挚爱又一次占据了我。在我看来，我与他的合作前景不可限量。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原始人对我们的烹饪艺术的天赋更神秘难测的了。这启迪我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我们的文明：归根结底，文明很可能是天授的，是一种命中注定的事物。我觉得我就像迷失的人，只因为颅相学学者向我指出神学雄辩术在人脑中的位置便重拾信仰：如果能证明神学雄辩术的存在，那么神学的存在当然也能借机得到证明，最终，就能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在处理所有的厨房事务时，卡曼特都惊人地敏捷熟练。每桩厨事绝招和最耗工耗力的活计，在他那双黧黑弯曲的手里都不值一提。举凡煎蛋饼、烙酥皮馅饼、调各种酱汁和做蛋黄酱，这双手生来就会，无师自通。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做什么都举重若轻，如同传奇故事：圣婴基督用黄泥巴捏小鸟，一挥手，小鸟就展翅高飞。他不屑于精密工具，仿佛对专物专用很不耐烦。我给他的打蛋器被束之高阁，蒙尘生锈，他用一把修草坪的剪草刀来打蛋白，而打出来的蛋白轻盈如云、高耸如塔。作为厨师，他眼光独到，极富洞察力，一眼就能认出全养鸡场最肥的那只母鸡，鸡蛋在手心慎重地掂几下，马上知晓是何时生出来的。为了改善我家的餐饮水平，他费了不少脑子，详详细细安排过。他居然用了一些法子，从朋友的偏远乡村的雇主那里为我弄到一些优质的莴苣种子。这些种子是我苦苦寻觅多年而徒劳无功的。

对于食谱，他记性极佳。他不会读书写字，也不懂英语，烹饪书对他毫无用处，但他把学到的一切都储藏在他那颗丑陋的大头里面，以一种自己独有的系统分类。这系统到底如何运作，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每当有事发生，他就会把当天菜肴以这件事命名，称某酱汁为“闪电劈树”，另一种是“灰马之死”。他从来没把两道菜搞混过。唯有一件事是我试图让他记住但屡告失败的，就是宴席中上菜的顺序。于是每当我请客，我必须给我的厨师画出一张餐单来：头盘是汤，次之是鱼，第三份是鹧鸪或朝鲜蓟……我不太相信他这一缺点真是由于他记性差，我觉得，在他内心，一定认为凡事不可求尽，这种细枝末节不必浪费时间。

与技艺出众者共事，真让人心里痛快。名义上厨房是我的，但合作期间，我感觉不仅是厨房，我们所共同完成的一切事务，其实都尽在卡曼特一手掌握中。他透彻了解我所有的期许，有时我还没说出口，他已经完美地把它们变成现实。他如此精益求精，我却始终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或者为什么能这样。对我来说，这简直匪夷所思，一个人能把一桩艺术完成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却不懂得这项艺术的真谛，对它除了鄙夷之外，别无他感。

对一道菜应该是什么滋味，卡曼特一无所知。虽然他改换了信仰，与现代文明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内心，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库尤人，对自己扎根其中的本民族文化传统无限忠诚，视之为一生中唯一值得的生存之道。做饭时，他有时候也品一下味，随即涌上满脸的难以置信，仿佛一个巫婆从她煮着肥皂水的大锅里啜了一口。他的最爱是祖辈代代相传的玉米饼，有时候，他还会脑子进水，给我奉上基库尤大餐——一块烤番薯或者一团羊油——就像驯养过的狗，虽然已与人类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有时还会带一根骨头放在你脚前当作礼物。我觉得，在他心里，从头到尾都把那些我们为了美食而自找的麻烦视为绝顶愚蠢。有时我想引他说出心里话，不过虽然在很多事上他对我直言不讳，但在另外一些事上却选择守口如瓶。所以我们俩肩并肩在厨房里做事时，对烹饪的重要性各有见解，而求同存异。

我送卡曼特去穆海迦俱乐部学习，每当在朋友家里尝到新美味，也打发卡曼特到人家厨房里钻研。当他学徒期满，敝宅的餐桌在殖民地也算是内外知名了。这使我不胜欣喜。我渴望自己的艺术有人欣赏，和朋友们在一起吃饭也很开心。卡曼特对赞美都无动于衷，却记得每一位常来我家的朋友的口味。“我要为伯克利·科尔先生做白酒烩鱼，”他口气沉重地说，仿佛说的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烹鱼的酒是他亲自送来的。”为了得到权威的意见，我请我的老朋友、住在内罗毕的查尔斯·布尔佩特先生来吃饭。布尔佩特先生早年间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与菲利亚·福格相差一代；他周游过世界，尝尽各地美味佳肴，只要还能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从不考虑未来。五十年前的体育与登山书籍详述过他作为运动员的丰功伟绩，也记录了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登山的情况。有一本记载著名打赌事件的书叫《来得容易去得快》，在里面你可以读到，他如何为了打赌，穿着晚礼服，戴着高帽，游泳横渡泰晤士河——而且不久后，他还有更罗曼蒂克的壮举，那就是在赫勒斯滂里畅游，就像勒安得耳及拜伦勋爵一样。他能来农场与我共进晚餐，我特别高兴。有机会为你十分欣赏的人献上亲手烹制的美味，是一种特殊的福分，令人喜不自胜。作为回报，他对每样食物都略加点评，又对天下大事高谈阔论了一番。他还告诉我：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他都不曾吃过更愉快的一餐。

威尔士亲王曾赏光赴农场做客，在席间对坎特伯雷调味汁给予高度嘉许。这是唯一一次，我向卡曼特转述客人对厨艺的溢美之词时，他表现出很大兴趣，听得全神贯注。对原住民来说，国王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也很喜欢谈起国王。几个月后，他还想再听一次，就突然问我，用的句子像法文初级阅读课本里面的：“苏丹王子喜欢那种猪调味汁吗？他全吃光了吗？”

在厨房之外，卡曼特也处处向我展现美意，根据他自己对当下祸福的判断，随时准备施我以援手。

一天晚上已是午夜过后，他突然默默地走进我的卧室，手里提着一盏防风灯，仿佛是在巡夜值勤。当时他一定才来大宅不久，印象中年纪还很小。他站在我床边，一双硕大的招风耳像一只迷路的黑蝙蝠，误打误撞进了卧室。他手里拎着的灯又使他像一簇磷火。他非常郑重地说：“姆萨布，我认为你最好起床。”我从床上坐起来，被弄糊涂了，心想如果真有什么大事发生，该是法拉来通知我。我第二次开口叫他离开，他还是不肯动。“姆萨布，”他又说了一遍，“我认为你最好起床。我想上帝他老人家来了。”当我听到这话，起了床，并且问他为何这样说。他一脸严肃地带我走进朝西临山的餐厅。透过落地窗，我看到一幅奇异的画面：一场燎原大火正在熊熊燃烧，从山顶一直烧到平原上，所有的野草都烧着了。从大宅看去，大火几乎是一条竖线，是一头正在行走的巨大生灵，向我们迎面而来。我伫立不动，凝视良久，卡曼特在我身侧一起观看。我猜他被吓坏了，想安抚他，便开始向他解释。但我的话，他显然不以为意。将我唤醒，已经完成了他充盈心间的使命。“好吧，”他说，“可能吧。但我想你还是起床比较好，万一真是上帝来了呢？”

注释

[1]哈里发哈伦·阿里·拉希德（约764—809）：阿拉伯历史上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也是最著名的一位。执政期间，阿拉伯帝国空前繁荣。

[2]昏睡症：又名“非洲锥虫病”，是一种流行于非洲撒哈拉南部的寄生虫病，锥虫通过采采蝇的叮咬入侵人的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后，病人会不断陷入昏睡状态，直至永远醒不过来。

[3]洛维亚：古希腊地名，当地名医盛会，现在意大利。为了照顾读者，后文将“洛维亚来的名医”统称“赛华佗”。

[4]姆萨布：印度语和斯瓦希里语中的敬语，意为“夫人”。在基库尤语中发音为“姆萨比”，故法拉称她为“姆萨比”。其他用人两种称呼都有，不再一一注明。

[5]拉封丹（1621—1695）：17世纪法国诗人及寓言家。

[6]复活节：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首个星期日，在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

[7]在作者写给家人的信中，此事不是卡曼特所为，而是一位名叫哈利玛的索马里女孩同她开的玩笑。有人认为“卡曼特”这一形象是农场上多位有色人种融汇而成，所以虽然她说的是“卡曼特”，但可能是指其他人。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普通的记忆失误。

[8]卢比：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印度等英属殖民地当时使用的货币。

[9]颅相学：18世纪提出的一种假说，认为人的心理与特质能够根据头颅形状确定。目前已被证实是伪科学。

[10]菲利亚·福格：《八十天环游地球》男主人公，沉默寡言，不爱与人交往，因为在俱乐部里打赌，从而在八十天里环游了地球。

[11]赫勒斯滂：现称为恰纳卡莱海峡，是连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海峡，属土耳其内海。

[12]勒安得耳：希腊神话里，女祭司赫洛与青年勒安得耳相爱。他每夜泅过赫勒斯滂与她相会，她在塔楼上高擎火把为他引路。一个暴风雨之夜，火把熄灭了，勒安得耳溺水而死。赫洛看到他的尸体悲痛万分，跳水自杀身亡。

[13]拜伦勋爵（1788—1824）：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在1810年横渡赫勒斯滂。

[14]威尔士亲王：后来的英王爱德华八世(1894—1972)，但在位时间不长，因要娶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而自愿退位，成为温莎公爵。

[15]苏丹王子：指威尔士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