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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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一张口，到处便会议论纷纷”

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中，有哪一位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那样大起大落、诡谲奇幻？

青年时期，因革命倾向被判处死刑，捆绑法场。在断头台前，刽子手在他头上折断钢剑，神甫让他吻十字架，然后给他换上白色殓衣，在行刑官验明正身、宣布死刑、喊出“瞄准”声后，却是半分多钟的死寂。在这凝冻的瞬间里，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海中，掠过了自己的短暂的一生，也许是一片死寂的空白。在这种恐怖的死亡等待中，当局使者却突然骑马奔来，宣告沙皇的赦免，改服苦役。这种突如其来的转折，要使人忍受多大的心理打击，以致会造成思想的裂变！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经历了十年苦役、兵役，在牢狱的长长的孤独中，进行了自我批判。之后，他的信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后来的创作里，他与自己信奉过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断辩论，把它当作虚无主义痛加批判；他坚守“根基主义”，嘲弄西欧主义，主张改良而恐惧革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托尔斯泰的作品一起，被译成西欧不少国家文字，广为流传，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不断引起争论。二战后的欧洲，尽管文学中新的流派纷起，然而人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热情不仅依然，而且大为增长，甚至有的国家的教会，还把作家的某些作品当作了福音书印刷，免费散发。许多著名作家，大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视为自己必读之书，而像鲁迅、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加缪等人，不仅阅读，而且撰有见解独到的论文。一位前苏联学者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与对话主义，并把这些理论上升到哲学高度；六十年代以后，在世界学术界博得了广泛的承认，声誉日隆，成为现今巴赫金学的组成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真的成了一座艺术的宝库，但是这是一座充满了矛盾的艺术宝库。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确如巴赫金所说的是一种复调小说，那么我们看到，在小说作者的创作个性、思想中，同样是充满了那种复杂的“复调”特征的。在这一意义上，也许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复调型个性的作家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回忆说，他的少年、青年时期，是在郁郁寡欢的环境中度过的，但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十岁时就在莫斯科观看过著名演员莫恰洛夫演出的席勒的《强盗》，在他精神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十二岁时在乡间度假，读完了司各特的全部作品，发展了他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他母亲一生劳累，且患有肺病，三十五岁时就生育了八个子女（有的未能成活），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父亲原为军医，后来买了田地，成了庄园主。他为人暴戾、凶狠，一次在田间被农奴袭击致死。那时，十七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闻讯昏厥了过去。以后他常发此病，被确诊为癫痫病，即羊痫风，从此一生深受其苦。五十年代中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他在四十年代末就长期发病：“我连续病了两年，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病。我处于一种忧郁状态。甚至有时候神志不清。我太容易冲动，病态地敏感，可以曲解最一般的事物……这种病对我的命运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1]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高等军事工程学校学习期间，就开始文学创作。“正像某些伟大的艺术家如鲁本斯、巴尔扎克、瓦格纳一样，他也很想发财致富，以便过一种优越舒适的创作生活。”[2]同时，他也像其他军官一样，寻欢作乐，纵酒狂欢。有时参与赌博，把家里寄他的钱一下输个精光，以致三餐无着，向人赊购食物。可一旦有钱在手，又神气活现地进出豪华饭馆，挥霍无度。他生性内向，善作自我分析，但从不讳言自己的短处甚至劣迹；他平时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但遇事容易激动；他沉默寡言，但脸部表情不断在变，难以捉摸。女作家巴纳耶娃曾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到她家给她留下的印象：“一眼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极端神经质的敏感的青年。他身材瘦小，满头金发，面带病容；他那双不大的灰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安地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上面，两片苍白的嘴唇神经质地抽搐着。”[3]他爱与人论辩，那时精神亢奋，感情丰富，言词激昂，思如潮涌，以致他的微弱的声音像在叫喊一般，不能自制。作家后来在给人的信里说：“最不幸的是：我的性格卑劣，十分狂热，我在任何场合和一切方面总是爱走极端，一辈子都漫无节制。”[4]这种性格特征，可以说在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译成俄文出版。这对于他的创作来说无异是一次实习。次年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完稿，给朋友、特写作家格里戈罗维奇看了，后者大为惊奇，又把稿子送到诗人涅克拉索夫那里。涅克拉索夫对格里戈罗维奇说，小说稿读了十页就可知道好坏。结果两人轮番朗读，念了一夜。当读到动人之处，格里戈罗维奇竟是哽咽不止，涅克拉索夫则泪流满面。两人来到批评家别林斯基那里，连说出了个新的果戈理。别林斯基用教训的口吻说，果戈理可不像树林里的蘑菇，一茬又一茬地容易长出来的。可是他一读稿子，竟是放不下手，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认定《穷人》的作者是位天才，于是又是会见，又是品评，又是颂扬，一时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激涕零。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出入别林斯基的家，交谈问题。1846年小说刊出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他在给哥哥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至于《穷人》，现在半个彼得堡都议论开了”；“到处是难以置信的尊敬……大家都视我为奇才。我只要一张口，到处便会议论纷纷。”[5]

小说写的是彼得堡底层两个穷人的爱情故事。一位是中年的穷官员，一个官府的抄写员；一位是已卖身给富商、无依无靠的正当妙龄的弱女子。两人对窗而居，但不好会面，就用书信方式倾诉衷肠。他们心灵纯洁，互爱互敬，打工缝补，节衣缩食，相互接济，相濡以沫，可是家徒四壁，过着百般受辱的生活。书信体的形式，浪漫主义作家常用，故事奇特，情节哀艳，笔调流畅。可是《穷人》的书信体形式，虽然显示了缠绵悱恻、多情善感的特点，但它揭示了另一种抒情的色调，它是喁喁情话中充满家务琐事、家计艰难叙事的抒情，它是阴暗灰色、不见阳光、安于破房陋室叙写中的自嘲的抒情，它是不胜重压、无计可施，又得相互安慰、充满隐痛的抒情。在女主人公被富商带走之后，男主人公写的最后一封信里，有多少生之屈辱与无望的呼喊，读者分明可以听到底层穷人那爱的失落的呻吟和心底的伤痛与哀嚎。一对纯情、善感、善良的小人物，受到资本势力的驱赶，连剩下的最后一点凄清的希望，都变成了破灭的哀婉了，他们无法生存下去啊！小说中关于穷人邻居生计无着、小孩从不出门嬉戏、举家断炊、夜里传出啜泣的那种素描式的叙述，写得好像漫不经心，可是读来却会使人心痛欲裂！小说继承了果戈理开始的那种描绘下层穷人的自然派传统，但确实给俄国文学带来了新东西。大城市贫民窟的风习，开始成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画面。

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发表了另一中篇《同貌人》（或译《孪生兄弟》、《双重人格》）。这部小说写的是又一个穷官吏的故事，但是作家一改《穷人》的文风，在这篇小说中，抒情笔调不见了踪影，活生生的底层生活与对官僚等级的严酷的描写，与幻想乃至精神分裂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是某个衙门里的副股长，积了几百卢布，沾沾自喜。在众人眼里，其实他不过是“一条小虫”、“一块破抹布”而已。他一无所长，循规蹈矩，现在想向自己的上司、五等文官的独生女求婚，这自然是异想天开。不过真能时来运转，说不定攀龙附凤成功，一夜就可青云直上呢。在等级、金钱、权力合一的社会里，一个底层的小官员出现这种幻想，自在情理之中。小说妙在写了主人公的幻觉的出现：长官小姐过生日，举行豪华宴会与舞会，戈利亚德金竟自认为是被五等文官邀请的贵宾，不请自去。结果不仅被一再挡驾，而且当众出丑，人格受辱，被逐出官府，于是慌不择路，落荒而走。这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同貌人，此人与他形影相随，之后与他同吃同住同办公同商量。小说如果到此为止，自可赢得读者好感。但在描写中，这个同貌人小戈利亚德金的思想、举止、行为，完全是与大戈利亚德金相反的。后者与他策划的密谋，他居然暗中向同事告发；吃饭时他占尽便宜；他当着大戈利亚德金的面向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到处钻营。他有如一把出鞘的剑，锋芒毕露，处处得手。大戈利亚德金被人指控有自由思想，他发觉四周都是敌人，感到收买、告密以至占卜、巫术都用上了，这是精神病中迫害狂的特征反映。其实，那个卑劣的家伙小戈利亚德金，不过是戈利亚德金内心反抗中出现的幻影。戈利亚德金所看到的、发觉的、感到的，并引起的冲突，都是在他脑子里、幻想中展开的。这种对精神分裂的艺术描写，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看来只有像小戈利亚德金那样八面玲珑的人，才能在金钱、权力肆虐的社会里应付裕如，春风得意。这种手法，无疑给俄国文学创作带来了新意。别林斯基赞赏地说：“小说中那亢奋激越的情调以及作者在表现大胆而丰富的思想时所使用的卓越技巧，委实令人叹服。”[6]作家自己也说：“这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最伟大的典型，我第一次发现了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上获得成绩后，颇为得意。巴纳耶娃描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他不再羞羞答答，甚至还显出一种挑衅的神气，跟每个人展开争论，他分明是性情固执才反驳别人的……他控制不住自己，过于明显地流露了作家的自尊心和对自己写作才能的自负态度……表示自己才能比他们（指其他作家——引者）高超得多的傲慢口吻，却偏偏给了别人一个把柄。”[7]于是人们议论他，挑逗他，特别是屠格涅夫，常常故意引他激动起来。他则急躁地、发狂似的加以反驳，有时说出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荒唐的话来，给屠格涅夫抓住后取笑一番。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席一位贵妇人家里的晚会，在一位小姐面前正好发病，晕了过去。朋友们不知就里，公开写诗讽刺他；别林斯基则劝屠格涅夫不要逗他，说他有病，但对他的自负也不以为然。这样，被刺伤了自尊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开始躲避众人，与他人的关系恶化起来，与别林斯基也因文艺、社会观点的分歧而中断交情，他害怕别林斯基改造社会所主张的激进手段。他的朋友、医生亚诺夫斯基回忆说：“（人们）一开始是崇拜，几乎把《穷人》的作者吹捧为旷世奇才，后来又断然否定他的文学才华——这种突然的转变，只会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十分敏感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完全绝望。”[8]1846年底，他在给他哥哥的信里写道：“我和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现代人》彻底闹翻了。……这是一些卑鄙的好妒忌的人。至于别林斯基，那么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甚至在文学见解方面也举棋不定。我只是和他保持着原来的良好关系。”[9]自然，这一评价也许不无过激之处。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甘寂寞的人。他很快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为首的一个宣传团体的活动。他说他参加这一团体，是由于在那里“能够遇见不少好人，这些好人在其他熟人那里是遇不到的”[10]。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组里接受了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希望俄国出现一个据说古欧洲曾有过的所谓“黄金时代”，那里人人平等，人人劳动，富裕、幸福，最重要的是没有暴力，没有共和政体。他常与友人在一家法兰西饭店共进午餐，爱致词一番，喝几口香槟酒，说：“当你看见贫苦的无产者坐在优雅的房间里，吃着美味佳肴，喝着真正的美酒，怎么能不叫人打心眼里高兴呢！”[11]他那时把靠日薪生活的人称作“无产者”。宣传团体中的文学方面的小组，受到激进人物斯彼什涅夫的影响。到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意了要办秘密印刷所，以扩大宣传的影响，并进行了一些密谋活动，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场。1849年初，他在宣传团体里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之后，就发生了我们文章开头所写的那一幕情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第一号犯人”，而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

苦役犯与《死屋手记》

《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沙皇专制制度，对这一制度的精神支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沙皇政权，建立民主的人民政权。这是公开造反的宣言，传布、宣传这一宣言，自然要遭到当局的无情镇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刑场受到赦免之后，被立即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要塞，成了那里的苦役犯。他在临行之前给哥哥写的信里说：“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外界。”可是说不忧伤，也只是一种安慰与掩饰。就在这封信里，他对自己的遭遇无限伤痛。他说：“那样的一颗脑袋，即进行创造，以艺术的崇高生命为生活内容，理解并习惯于精神的最高要求的那样的一颗脑袋，已经从我的肩膀上砍下来了。”[12]他是在圣诞节那天出发去苦役地的，一路和见到的城里每所房子告别。当他经过哥哥和他朋友的住房时，内心感到异常痛苦，沉重忧郁，惶恐不安，怅然若失。在荒凉的、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一路风雪迷漫，彻骨寒冷。前面等待的是生死未卜的命运，后面则是不胜伤感的往事。来到羁押所，几位自愿跟随被判流放来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竟接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些“国事犯”，她们送的福音书，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随身之物。这些贵族出身的女人，有着崇高的道义感，她们“有多么美好的心灵，经受了二十五年的痛苦和自我牺牲的考验”，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些心灵高尚的妇女的命运，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胜唏嘘，同时也使他从她们那里获得了不少力量。

来到鄂木斯克苦役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其他苦役犯一样，被剃光了半边头，一下就进入了人间地狱。凶悍的仇视贵族出身的苦役犯，杀人当儿戏的凶犯，卑鄙凶残、喜欢寻衅的管理犯人的少校，强盗，都聚在他的周围。沉重的劳动，肮脏、拥挤不堪的牢房，恶劣的伙食，使他不断病倒。“在这四年里，除了最黑暗和丑恶的现实，我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一点光明。……我忍受了寒冷、饥饿、疾病、力不胜任的工作以及同牢的暴徒对我的仇恨，他们因为我是一个贵族和军官而对我进行报复。”[13]同时他进行反省，认为只是由于自己的幻想的迷误，才被判了罪。他改变了原来的信仰。但是，他不忘观察人。他在四年之后给哥哥的信里说：“在狱中四年，我终于在强盗中间看到了人。你信吗：存在着深沉的、坚强的、美好的人，在粗糙的外壳下面挖掘金子是多么愉快。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个人，有一些人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另一些人实在非常之好。”[14]当牢狱之灾结束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些中篇，发表了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后，很快便推出了《死屋手记》这部小说。

《死屋手记》虽称长篇，但并无情节上的结构，实为一部由二十来个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短篇特写组成的中篇小说。它描写了帝俄苦役流放地的牢狱中的各种黑暗现象。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犯人。发配来到这里，有的是冤假错案；有的是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有的反抗政府；有的反抗暴虐，为了保护人的尊严，为了保护妻女不受恶人侮辱而杀人。他们受到严刑拷打，受尽各种非人待遇、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他们受冻挨饿，满身恶臭。他们来自民间，他们乐观，向往自由，渴望自由，等待着离开牢狱的那一天。这些人，在圣诞节演出时，表现了令人惊叹的演出才华。他们有的入狱时体壮年轻，出狱时双鬓已白，衰弱不堪。其中也有真正的强盗杀人犯。《死屋手记》是对帝俄暴政下暗无天日的苦役地的犯人非人生活的首次曝光，这种地狱一般的地方和囚犯的苦役，从未为外人所知，也未为人们注意。在最后一章《出狱》里，作者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应该把一切实话都说出来：这些人都是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这究竟是谁之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普通人十分同情，在艺术的描写中，他赞赏他们的纯朴和基督精神。因此后来托尔斯泰多次提到过这部小说。他在谈到俄国文学形式方面的独创性时，就几次提到过《死屋手记》[15]；他向自己的子女推荐俄国小说时也提到要读《死屋手记》；1880年9月，他在病中给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写的信中说：“近日身感不适，在读《死屋手记》。我爱不释手，反复阅读，我以为在全部新文学中，包括普希金的作品在内，没有比此书更好的了。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的观点令人惊叹——真挚、自然和符合基督精神。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书。我整日感到满足，很久没有感到这样的满足了。如果您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转告他，我喜爱他。”[16]俄国的自由派、民主派都欢迎这本书。屠格涅夫和赫尔岑都把此书中的某些描写，与但丁长诗中的地狱的描写相提并论。赫尔岑就小说写道：“这个时代（指六十年代初）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像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就连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预料到他讲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惊；作者用他那戴着镣铐的手描绘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图画。”[17]《死屋手记》也曾使沙皇读后感动得为之掉泪[18]。

不久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初，又刊出一部使人震惊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这篇形式独特的小说，通篇是心理独白。六十年代初，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出版过长篇小说《怎么办？》，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观、道德观、恋爱观、著名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原则，崇尚理性，塑造了所谓未来的新人形象。其中不乏浓重的空想成分，但进步意义是无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使人震惊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备受屈辱，饱经忧患”，在地下室生活了几十年的所谓地下室人，对上述思想进行了嘲弄和反驳，露骨地张扬非理性、非道德的个人中心主义，认为理性的善良的设计永远实现不了，一切卑鄙的行径、无限的欲望都合理合法，属于正常。可以说，作者把自己十多年来对曾先是信奉，继而为之大吃苦头，最后被抛弃的信仰的愤懑，全部发泄了出来。但是地下室人又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者自己说这个故事自然是虚构的，但人物很有代表性。“我想比平常更为清楚地向大家介绍一个不久以前产生的人物。他是还活着的一代的代表中的一个。”[19]后来作家自己谈到，这个典型形象是他发现的。“我首先表现了一个代表大多数的真正的人和首先揭示了他的畸形和悲剧性的方面”；“悲剧性的内容是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东西又不可能得到它……不幸的人们显然相信，人人都是如此，因此也不值得自我改造了！”[20]地下室人的形象是一种思想的形象。

嗜赌如命与没命地写作

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十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出国旅行，自称主要目的“是为了健康，休息，恢复精力”，但有时也是为了躲避好像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在这期间，他经历了爱情上的波折，与女友苏斯洛娃关系破裂。不久，患病多年的妻子和哥哥亡故，料理丧事之后是一身债务，而且还要挑起哥哥一家的生活负担。可笑的是他还想通过赌博赢钱，来解决债务和物质生活的贫困与匮乏。结果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达到了嗜赌如命的地步。他自己的书信和他后来的夫人斯尼特金娜的回忆录，多次写到了他陷入狂赌的困境。赢钱，接着是输钱，输得身无分文，向家属求急，典当自己的大衣和女友的戒指，为房东中断膳食而愤怒，说“已经三天没有吃午饭了”，跪在妻子面前痛哭流涕，表示悔改，接着又拿了最后几文钱溜进赌场，进行又一次的“最后的”拼搏，等等，结果债台愈筑愈高。他妻子后来写道：“我最不忍心看见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他从轮盘赌赌场回来……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勉强支撑着身子，向我要钱……把钱拿走后，过了半小时更加垂头丧气地回来要钱，这样一直延续到把我们所有的钱输光为止。等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弄钱……费奥多尔郁闷、苦恼到了极点，以致号啕大哭起来。他跪在我的面前求我原谅他的所作所为给我带来的痛苦与磨难。简直完全绝望了。”[21]直到1871年4月最后一次在国外赌博，向妻子又一次发出“最后一次救救我吧”的呼救，得到妻子寄来的一些钱，他才算真的改邪归正。“在我心上了却了一件大事，折磨达十年之久的、可恶的幻想消失了”[22]，也即赌博赢钱的幻想消失了。读到文学大师的这些文字，真是使人觉得可笑亦复可叹！

但是这一方面，还是与作家的写作、还债、想方设法躲避债务拘留所的威胁、赶写小说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赌钱实际上是不断输钱。那么还债只有靠写作赚钱，舍此他别无所长。于是他拼命写作，一部接一部地写，甚至是几部同时并进，自称“像苦役犯”一样地写。同时不断预支稿酬，计算收入，总觉入不敷出。一次他说，要“在四个月内写出三十印张（一印张大约有一万五千汉字——引者），同时写两部小说，一部在上午写，另一部在晚上写，并如期交稿”。他常慨叹：“我是不能被列入生活安逸的人之列的”，“在我们的文学家之中，无论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没有一个文学家在我经常进行创作的那种条件下从事创作，屠格涅夫一想到这种情况恐怕会吓死的。”[23]他的著名的中篇小说《赌徒》的创作，常被传为趣事美谈。1866年末，他将交出《罪与罚》的最后部分，可他与另一出版商订了合同，在10月前他必须给那人提供一部不少于十二印张的新小说，否则要付一笔违约金。如果到11月底仍然交不出来，按合同，出版商可在今后九年内不受任何约束，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所有作品而不付酬金。离交稿时间只有一个月了，一般说来，一个月之内是很难写出十七八万字的小说的。与别人合作，又不愿意，于是作家一下又陷入困境。幸好友人建议请速记员来帮忙，由作家口授，以节省时间。走投无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无其他办法，只好一试。结果竟在二十六天内完成了中篇小说《赌徒》，未曾受罚。在《赌徒》一书里，作家把他自己在赌博中的种种遭遇、曲折的心理变化全都写了进去，所以口授起来得心应手，竟是一气呵成。故事动人心魄，艺术上也十分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还债、写作中疲于奔命。他有时说，由于常常告贷无门，生活极度贫困，所以“只得匆忙从事，为金钱写作，结果必然写坏”。但是他一旦写作起来，却是认真无比的。“我从来也没有为了金钱而虚构情节，为了自己承担的义务而赶时间完成作品。我只是在我头脑中有了确实想写、而且我认为是需要写的主题之后才承担义务和出卖作品。”[24]所以他有时写起来是一泻千里，有时是踟蹰不前，一改再改，多次焚稿，不少小说的写作都是如此。写作《罪与罚》时，曾把三四个月来写的稿子全部焚毁，重起炉灶；《白痴》就曾八易其稿，《群魔》有十多次改变写作计划。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友情和友情的破裂是耐人寻味的。四十年代下半期他们曾是好友。六十年代中期，他在国外碰到了屠格涅夫，赌博输钱后曾向后者借过钱。其时屠格涅夫是个十足的西欧派，并要定居德国。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登门拜访屠格涅夫。见面后，两人谈到了俄国评论界对《烟》的批评。屠格涅夫继续宣扬西欧式的“文明”，认为强调俄国精神与独特性都是卑鄙、愚蠢的行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典型的所谓根基主义者，听后，他不动声色地劝屠格涅夫应在巴黎订购一架望远镜。屠格涅夫问什么意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充满嘲笑意味的口吻说，用望远镜看俄国能够看得更清楚些。这自然使屠格涅夫大为恼火。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批评德国人，这更激怒了自认为是德国人的屠格涅夫。两人都认为对方侮辱了自己。随后屠格涅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睡觉时送去名片，以示断交。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给人的信中，骂屠格涅夫为“俄国叛徒”，直到1880年末纪念普希金的隆重集会上才言归于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中，两种对立的东西寓于一体。暴怒、反抗往往不过是谦卑的继续。安德烈·纪德设想了这样一个场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在自己小说里写了主人公的卑鄙行为而感内疚，他把屠格涅夫作为自己忏悔的对象，于是他一进屠格涅夫书房就大谈自己的故事。屠格涅夫听得目瞪口呆，认为他疯了，故而默不作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等待屠格涅夫的坦诚相待的谅解。但这没有发生，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说：“屠格涅夫先生，我深深地蔑视自己。”屠格涅夫居然仍是一声不吭。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火了，谦卑立时转为它的反面：“然而我更蔑视您。这便是我要向您说的一切。”[25]忏悔的谦卑得到了补偿。这大体是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特征的。

传世之作《罪与罚》与《卡拉马佐夫兄弟》

小说《罪与罚》的发表，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名声大振。作家想写作一部忏悔录式的长篇，已非一日。忏悔什么呢？什么是作家所说的罪与罚呢？原来这是一个凶犯的忏悔。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个品行端正、有教养的年轻人。他受到一种理论影响：人不做拿破仑式的强者，就是做受人欺凌的弱者，强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于是他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杀死了贪婪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要用这个于社会无用的死者的钱，使他自己与他母亲、妹妹生活幸福，学成后履行自己“对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义务”，以抵消罪行。但是行凶后陷入热病的主人公，终日如昏迷一般，在罪与罚之间彷徨、徘徊，痛苦不堪，无以自拔。他受不住精神的煎熬，在内心经历着与自己的理论、道德、良心的斗争，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反复纠缠、变化无常、难以捉摸的心理冲突。感情的折磨使他痛不欲生，他感到一下跌入了孤独，远离了人们，无法再与人们交往，包括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取得了胜利，结果他不得不去自首。他不得不这样做，哪怕是死在牢房里，因为他这样又能和人们交往；……罪犯决定以承受痛苦来赎自己的罪。”作者说，他的小说还暗示一种思想：“即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的惩罚，对于犯人的威慑作用要比立法者所设想的轻得多，部分原因是本人在道义上要求惩罚。”[26]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仿佛都具二重人格，或是相反的性格特征，它们“相互混杂、相互纠结到一个旋涡中去。故事叙述的因素——伦理道德的、心理的以及外部的——正是在旋涡中分而后合，离而复聚。在他笔下，我们见不到任何的线条上的简化和净化。他喜欢复杂性，他保护复杂性。他在环境中制造真实”[27]。这样便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惊心动魄的心理分析，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具天才力量的艺术描写。

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改俄国小说中的描写对象，独具一格地描绘了资本统治下的俄国大城市的面貌：总是灰暗阴沉的天空、肮脏发臭的街道、泥泞的小巷、破败的木房、荒芜的庭院、噪杂的小酒馆，等等。至于人物，则有极度贫困的小官吏、沦落风尘的妓女、看门人、泥瓦工、大学生、放高利贷者、暴发户、富商、地主、酒鬼、侦查人员、密探、花柳病患者、刁钻的房东、医生、营养不良的儿童、弃婴、马路上的死人、面无表情的投河的女人、肺痨病患者，等等。这些人在大街小院里演出了凶杀、酗酒、放高利贷、卖淫、被奸淫、被骗、被马车轧死街头、自杀、利诱、侦查、心理斗智、梦游病患、伦理宗教思考、自首、忏悔、走向苦役地、希图自新等一幕幕戏剧。小说描述犯罪的原因，“可以为所欲为”固然是思想根源之一，但是犯罪的真正根源在于经济。十分明显的是小说一开头，就提出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神秘的“念头”。接着就是马尔梅拉多夫向拉斯科尔尼科夫自我介绍后马上提出：“您有工作吗？”同时一下就切入金钱问题，“贫穷不是罪过……可是一贫如洗，先生，一贫如洗就是罪过了。”“在赤贫的境遇里，我头一个就该侮辱我自己。”“一个人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又能怎样呢？”同情为经济学所不许，可是“无路可走”啊！但是“如果再没人可找，如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那又应怎样呢？“任何人都得有条路可走吧。怎么样也得往下走的情况总是有的！”于是，这个“念头”实际上就成了“无路可走”的继续，使主人公去铤而走险了。

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当时谈到《罪与罚》时说：“（小说）第一次为我们描写了一个不幸的虚无主义者，一个饱尝了人间苦难的虚无主义者……这种虚无主义发展到了极点，它再也无法向前发展了……表现生活和理论在一个人内心中进行搏斗，……表现生活最终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小说的宗旨。”[28]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论的评语是“深得我心”！

其后十多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出了多部长篇小说，如《白痴》、《群魔》、《少年》和史诗《卡拉马佐夫兄弟》，声誉达到了顶点。在《白痴》中，作家想塑造一位“绝对美好的人物”[29]。但是在世界上，只有基督堪称绝对美好的人物，所以极难创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正是把梅什金公爵当作这样的理想来塑造的。这人诚实，宽容，不爱钱财，希望所有人幸福，所以在上流社会被当作了“白痴”。情人被富商夺了、杀了，凶手懊悔了，于是两人在死者面前相互安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正是为了这一思想才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在《群魔》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西欧派人物收罗在一起，用讽刺漫画的笔法，丑化了一通，包括屠格涅夫在内，所以招致了许多进步人士的非议。屠格涅夫则把这部小说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上的告密行为。确实，这部小说显示了作者政治上的保皇倾向和他的俄国君主制的卫道士的面目。发表于1875年的《少年》，风格基调未变，但与《群魔》的倾向不同。在资本主义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俄国，金钱可以收买一切的思想深入人心。少年作为地主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受尽欺凌，认为将来唯有金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与“世袭贵族家庭里的典型迥然不同”，对生活进行了探索，在接触到革命者以及在与各种人的来往中，观念有所变化，慢慢成长起来。地主韦尔西洛夫则是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小说结尾处对他的叙写是十分真实的。他幻想社会福祉，但害怕革命；他是名门之后，贵族后裔，但又是巴黎公社社员；他是诗人，爱俄国，但又完全否定它；他没有宗教信仰，可又甘愿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作出牺牲。俄国评论家指出，这个人物，作者实际上影射了赫尔岑，有一定道理。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其中舍弃了以往小说情节的逻辑和因果联系，“代之以一些离奇古怪的情节和浮光掠影的、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插曲……这种风格是高度律动的，狂热的，虚无飘渺的，像涡流一样急剧变动的”。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是“梦幻一般或云雾遮掩着的”，“以相应的杂乱无章的手法去描写遍布全俄国的杂乱无章”。[30]所以小说叙写常常大起大落，乖戾莫测，预示着十九世纪末现代派艺术的出现。

长篇史诗《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部在艺术、思想、结构、风格、人物等方面最为复杂的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偶合家庭”成员在社会、财产、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方面展开的一场“混战”。所谓“偶合家庭”，就是在农奴制改革和资本势力弥漫的情势下，原有的道德、伦理观念纷纷解体，宗法式的家庭四分五裂，家庭成员虽有一定血缘联系，但是同床异梦，利益相殊。所谓混战，就是贪财好色的父子乱伦，他们争抢同一女人，争夺财产，相互妒恨，以致闹到要求决斗；有的厌恶淫逸，不信宗教，宣称“可以为所欲为”；有的为了发泄长期受辱的愤恨，弑父谋财……最后无辜者被判大刑，酿成冤案，但在道德上幡然悔悟，甘服苦役，以求忏悔自新，从一个浪子而走向新人；而犯罪理论、虚无主义的宣扬者发了疯；信奉上帝者离开了修道院，还俗人世。小说情节曲折，变换迅速，同时又紧密相联。对话中时时话中有话，直透心底，咄咄逼人，惊心动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长篇小说占主导地位，但短篇小说如《温顺的女性》等，写得也极有特色。这部小说的特点是它的情节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和偶然性的利用，从而创造了一种幻想的艺术真实。温顺的女性年少时孤苦无依，两个姑母待她十分刻薄。她嫁给一位高尚的高利贷者——典当老板。此人虽然待她不薄，但只知积敛钱财。当她获知他当军官时不敢与人决斗而被逐出团队时，在心里就开始鄙视他，感到自己深深受辱，于是伺机开始了反抗。一次，她用手枪想打死丈夫，而丈夫觉得自己已失去她的爱情，便坦然对待死亡，这使她的反抗一下变成了对自己的嘲弄，精神立刻崩溃。她输了，丈夫的劝慰全然无用。她对前途绝望了，在精神上婚姻解除了，于是手抱圣像跳楼而死。作家在小说开头“作者的话”中讲到小说的真实时说：“我说的这篇小说中的幻想成分，指的就是这种假设（即有一个速记员把一切都记下来，经我把记录加工成文）。在文学艺术中，与此多少有些相类似的情形出现过不止一次。”他举例说，雨果就曾在《死囚末日记》中使用了这种手法。“他虽然没有引出一个速记员，但他作的假设却更加离奇和不可思议。他假设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他临刑前的最后一天，甚至是最后一小时，简直可以说是在最后一分钟，他竟然还能够（而且有时间）写他的手记。但是，倘若维克多·雨果不作这样假设的幻想，那么世上就不会有这样一部杰作了，而且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最真实和最最符合实际的作品。”[31]

复调特征及作家的艺术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后，俄国和西欧作家、评论家评说不断。不少评论者都感到他的小说、人物与众不同。1916年，俄国学者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在他的论著中就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所持的视角不是确立他人之“我”为客体，而是把人物当作另一个主体，即确立他人意识作为平等的主体而非客体。有意思的是1921、1922年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几次关于这位俄国作家的报告中，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的易变性，即人物的一种感情、思想可以立刻让位于另一种相反的感情与思想。他的人物的“感情、思想、爱欲从不表现为纯的状态”，他允许人物矛盾感情的共处，所以“他的人物毫不顾及性格的一致性，他们乐于向一切矛盾、向一切其天性能容忍的否定面让步”；自知自己的决心维持不了一分钟，会立刻表现出相反的东西。他把读者留在一种不确定之中。于是安德烈·纪德得出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都是复调情种”[32]。这个观点十分精彩。1924年，德国人考斯在其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指出了小说中的多声部现象。1929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出版，全面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是一种不同以往小说的多声部、复调小说，此说受到卢纳恰尔斯基的赞扬。1962年此书经过补充修订，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再版，立刻引起争论，但从此“复调”一说不胫而走。

巴赫金一反从主题、思想、观点、人物形象研究小说的方法，而从作家的“艺术视角”、“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出发，引出了“复调”理论及其一系列观点，改变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方法，并使小说理论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说基本上是独白小说，即这种小说是由全知全能的作者在统帅一切；小说的结构、情节、发展线索、人物性格特征、结果，都听命于作者的安排，小说里只有作者的一种声音，只是作者在独白。复调小说则不同，这是一种多声部的小说，一种全面对话的小说。在这里，人物、结构虽出于作者的构思，但主人公对于作者来说，不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平等的关系；主人公不是一个被描写的客体，不是“他”，而是在意识上与作者的意识有同等价值、与作者进行对话的“你”。通常小说中形成主人公“他是谁”的种种客体因素的描写，在这里都变成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不是他在世界上是什么，而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复调小说中没有统一的作者意识，而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的、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组成的对话的复调。巴赫金研究了小说中的双声语问题，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对话的语言。这一发现使他深入人物裂变的心理深处，展现了小说人物的令人惊奇的种种微型对话。而在小说结构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种哥特式教堂建筑对称结构式的形式，利用“危机时刻”、对称线索，使小说进展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状态，在结构上形成所谓大型对话，并使小说人物、故事发展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

我们从这一理论来观察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确实，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这类特点。《穷人》的主人公与果戈理的《外套》中的穷官吏是同属一个类型的，但是在精神上差别很大。差别表现在《外套》中的小官吏，完全服从于作者的意图，作者真实地描写了他的穷困、屈辱处境，令人同情。而《穷人》中的小官吏，则已意识到他与他人是平等的。他反对《外套》中的那种描写，反对别人议论他们、可怜他们。他要自己来表达意见，要求对话。表现在行动上，他时时留意别人对他的议论、眼色，即他人话语。他在自己的内心、在书信里对它们随时作出反应，给予回答，形成察言观色的、暗中争辩的对话。在《同貌人》中，都是主人公戈利亚德金在与自己对话。“对话能使主人公用自己的声音来代替他人的声音”。当主人公需要自我肯定，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主人公自己的，即“自己眼中的我”，另一个是“他人眼中的我”，即“反映在别人声音上的我”。还有第三个声音，就是那个不承认他的人的声音。这三种声音纠缠在一起，但它们全是由主人公的“声音和意识分解而成”的微型对话[33]。

这种微型对话在长篇小说的人物内心对话、人物对话中到处可见。《罪与罚》开头，拉斯科尔尼科夫穷极潦倒，在接到母亲来信后的复杂感情，全表现在他的长篇内心独白实为多重对话里。在他的独白里，出现了他与他母亲、妹妹的对话，有各个你，甚至连自己有时也成了对话的你。这一对话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对作者来说，主人公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也就是他人另一个货真价实的‘我’（自在之你）”[34]。又如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侦查人员波尔菲里的三次对话，好像不着边际，偶尔失言，实则充满暗示，叩击心灵。尤其是第三次对话，暗示、虚饰突然变成单刀直入，使人猝不及防，其紧张动人之处，真让人有透不过气来之感。最后导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灵全面崩溃，走向自首。这就是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并达到真正残酷的程度。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中也是如此。于是俄国的一位批评家米哈依洛夫斯基便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注意一下人物对话、独白中的特点，它们的确与众不同，其独特之处会使人惊喜于它们的无与伦比的精微奥妙。

我们在前面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中的“复调性”，指的是他的艺术观中的矛盾性。就其理论观点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维护的是一种纯艺术观。他竭力反对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功利主义者们要求艺术具有直接的、立竿见影的、非间接的效益，适应并服务于形势，如果目前社会正在解决某个问题，那么艺术不能为自己提出除了解决这一问题之外的任何目的。”而纯艺术论者认为：“艺术本身就是目的，就其本质来说它应该表白自己”，“艺术的功利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创作——任何一种艺术的基础——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完整的固有特性，即使仅仅因为它是人性必不可少的属性，它就可以拥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35]纯艺术者主张，艺术是自由的，功利主义者事先就赋予艺术以一定的目的，就破坏了艺术自身，侵犯了艺术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回忆青年时与人的争辩说：“除纯艺术倾向外，文学不需要任何倾向性，它更不需要某种方法去揭露……罪恶的根源。这是因为倘若把倾向性强加在作家身上，那就会妨害他的自由……从而使艺术性荡然无存。”[36]当谈到美时，他说：“艺术对于人来说如同吃喝那样是一种需要，人对于美以及体现美的创作的需要是不可缺少的。”“人对美的渴望、探索和感受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而仅仅因为这是美。人们崇拜美，而不问它有什么好处，用它可以买什么东西。”艺术作品中的美所以能成为偶像，在于人与现实发生矛盾、发生不协调的斗争时，也就是人最有活力的时候，“人对美的需要发展到最大限度……那时候他身上会出现对于和谐及宁静的最自然的愿望，而美就包含着和谐与宁静。……美就是和谐，是平静的保障，美体现了人和人类的理想”。[37]在这种艺术主张中，我们分明可以见到德国美学家如康德、席勒的影响。以极端的功利目的要求艺术，自然会使艺术创作适得其反，但是要绝对反掉艺术的功利性，也实在是一种徒劳。就在这篇文章里，作家在谈到艺术的现实考虑时，马上就说：“重要的是艺术始终高度忠于现实……艺术不仅永远忠于现实，而且不可能不忠于当代的现实，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的标志就在于它总是现代的，十分有益的。”[38]他还说道：“艺术永远是为当代服务的，和有实际功效的，从来没有过别的艺术”。[39]这样作家又明确无误地申述了艺术的功利性、目的性。这也许可以说是不同的艺术观在一个人身上的对话吧。这里的问题在于摆正艺术的目的与非目的、功利与非功利的关系，以任何一方来否定另一方，都会陷入矛盾或自相矛盾。当作家谈到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纯艺术思想就被他的清醒的艺术观所替代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十分强调要研究现实生活。他说，一个讲究艺术性的作家，“他对于所描写的现实（历史的或现状的）应该了解得非常精确。依我看，我们国内精于此道的只有一个人——列夫·托尔斯泰伯爵”。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出国多年，时间一长，他就感到因手头缺乏必要的创作素材，甚至连创作的可能性都要丧失了。我们知道，他是经常利用新闻材料、法庭审判材料作为他的创作素材的。1872年2月他给朋友写信说，他这次在外国待了四年，发现自己可怕地落后于俄国的生活，虽然阅读报纸，与人交谈，但感到不少事物已难以理解，所以要亲自回国看看，认为这次出国是个很大的失策。他说他对现实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几乎是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有时构成了现实的本质”[40]。他说：“人们总是说，现实乏味，单调；为了消遣，人们便要求助于艺术，想象，读长篇小说。对于我来说，恰好相反；有什么能比现实更荒诞更意外的呢？有什么能比现实更难以置信的呢？小说家永远也想不出现实向我们提供的成千件具有最平凡形式的那些不可能的事。”[41]他说，“要按现实的本来面目描写现实”，这样的现实根本不可能有，“因此要给予观念的更多的余地并不要害怕理想的东西”。他认为，事物的平凡性和对它的陈腐看法，不能算是现实主义，甚至正好是相反。“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完全不同。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理想主义曾经预测到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证实。”[42]确实，他的现实主义不仅包含了现实因素，而且也包含了理想、荒诞、幻想的成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作的时候说：“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43]后来他在笔记中讲道：“以完全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全部隐秘。”[44]这种现实主义的特征，就是他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对话的复调，就是在体裁上使极端对立的事物相互结合。同时他充分利用偶然性因素，使不同人物同时汇聚，在平面上展开冲突，形成一种发生于瞬间的共时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是破碎的完整体，当作家描绘他们时，尽量先把他们击成碎片，然后叩击碎片的不同侧面，使其在共时中发出多音调的回声，再将它们黏合为原状，从而形成作品特有的复调艺术感染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魅力，在于他展现了那种人欲横流、犯罪赎罪、受苦死亡、道德探索、宗教忏悔、郁郁寡欢的生活，传达了那种瞬息万变、惶惶不安的社会气氛，那种内心斗争的冲突意识，那种能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的普遍愿望。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显得更为突出。经济危机、世界大战、革命动荡、普遍竞争，使人内心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这种普遍幻灭感，使欧洲读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获得了生动的感受。同时作家还提供了一种表达上述情绪的独特的艺术形式。人物主体意识的强化，他们的独立意识的加强，以及他们的对话的多种形式，幻觉、梦幻的时时转换，难以捉摸的对话，结局的未完成性，要死要活的紧张氛围和往往是意料不到的迅速转折，都成了作家的描写对象，并使它们蒙上浓重的主观色彩。那折磨人的社会生活，不是再在平静的叙事笔调下再现，而是通过主人公的矛盾意识、意识流被折射出来，通过在同一平面的共时艺术的层面上被集中起来。在我看来，这正是人类艺术思维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独特的艺术视角，预示了它在二十世纪的艺术中的极端重要性。

复调艺术是艺术思维把握世界的一种新的方式，它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意识裂变有关，但它又是人对世界艺术描写深化的结果，并成了人的一种审美的需要。只要人的审美趣味趋向多样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对话的关系，这种艺术思维的表现方式就将存在下去，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