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名译文库: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全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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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尾声

西伯利亚。在一条宽阔、荒凉的大河边屹立着一座城市,这是俄罗斯的行政中心之一;城内有座要塞,要塞里有个监狱[419]。二类流刑犯[420]罗季昂·拉斯科尔尼科夫已经在监狱里囚禁九个月了。从他犯罪那天算起,几乎已经过去一年半的时间了。

审判他这件案子,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犯人坚定、准确而又清楚地维护自己的口供,没有制造混乱,没有巧加掩饰,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忘记最微小的细节。他一五一十地供述了谋杀的整个过程:说明了被杀的老太婆手里那件抵押品的秘密(一块绑着金属薄片的小木片);详细交代了他怎样从被害人身上拿到那串钥匙,描述了那串钥匙和那只小箱子的式样,以及箱子里装着些什么物品;甚至还列举了其中的几件物品;解开了莉扎薇塔被害之谜;交代了科赫是怎样到来和怎样敲门的,以及随后来了一位大学生,转述了他们两人之间交谈的全部内容;他,也就是犯人,怎样跑下楼去,怎样听到米科尔卡和米季卡的尖叫;他怎样躲在一套空房子里,后来又怎样回到自己的住处,最后,他指明那块石头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一个院子的大门附近。后来那些东西和钱袋都在这块石头底下找到了。总之,案情已经水落石出了。然而,侦查员们和法官们都十分惊讶的是,他丝毫没有动用那个钱袋和那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到了石头底下,而他们更为惊讶的是,他不仅记不得他亲自抢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且对它们的数目都搞不清。他竟然一次都没有打开过钱袋,连里面到底有多少钱都不知道(钱袋里有三百十七个银卢布和三个二十戈比的硬币;由于在石头底下放的时间过长,上面几张票面最大的钞票已破损得相当严重),说实话,这种情况简直不可思议。人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极力想弄清:既然被告对所有的一切都主动、如实地供认不讳,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一点上撒谎呢?最后,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他确实没有看过钱袋,所以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懵懵懂懂地拿去藏到石头底下了。但是他们马上由此得出结论,犯人肯定是由于一时的精神错乱而犯罪的,可以说,这是一种病态的杀人狂和抢劫狂,没有更深的用意和谋财的企图。这恰好与最近流行一时的精神错乱的最新时髦理论十分吻合,当前人们往往力图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某些罪犯的犯罪原因。而且许多证人,包括佐西莫夫医生、他从前的一些同学、女房东和一个女仆,都一致证明拉斯科尔尼科夫长期患忧郁症。这一切都相当有力地促使人们得出结论,拉斯科尔尼科夫跟那些普通的杀人犯、强盗和抢劫犯有所不同,这里面肯定另有原因。让持这一意见的人们深感遗憾的是,罪犯本人几乎并不试图为自己进行辩护;对于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去杀人,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去抢劫,他回答得丁一确二,虽然粗略,但完全符合实情。他说,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他境况恶劣,囊空如洗,无依无靠,指望至少从被害人那里弄到三千卢布,以便打下自己初入社会的生活基础。他之所以决定杀人,是轻率和怯懦的性格造成的,而贫困和失意更是对这种性格火上浇油。对于究竟是什么促使他投案自首这一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是由于诚心诚意悔罪。所有这些话几乎都说得过于粗鲁……

可是,就所犯罪行而言,判决比预料中的远为宽大[421],这也许正是因为罪犯不仅不想替自己辩白,甚至还似乎故意夸大自己的罪行。案件的种种稀奇古怪和异乎寻常之处都被考虑到了,犯人在犯罪前的病情与穷困都毋庸置疑。至于他没有动用抢劫的财物,人们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产生了悔悟之心,另一部分原因是犯罪时神志并非十分正常。无意中杀死莉扎薇塔这一情况甚至成了证实下面假说的例证:一个人一举杀死了两个人,而与此同时他却忘了门是开着的!最后,正当案件被一个陷于绝望之中的狂热信徒(尼古拉)自称凶手的假供词搞得乱成一团,此外,对真正的罪犯不仅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甚至连怀疑几乎都不曾有过(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果然是一诺千金),就在这个时候,罪犯投案自首了,这一切大大促成了对被告的从轻处理。

此外,还完全意想不到地出现了一些对被告十分有利的情况。前大学生拉祖米欣不知从哪里弄到一些材料,并且提供了证据:罪犯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读大学时,曾经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帮助过一个囊空如洗、身患肺病的同学,供养他几乎达半年之久。那位同学病故后,拉斯科尔尼科夫又去照顾亡友(他几乎从十三岁起就靠打工赡养自己的父亲)那仍旧在世但却体弱多病的父亲,最后把这位老人送进了医院,而在老人去世后,又将他妥善安葬。所有这些材料对决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命运都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影响。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前的女房东,那位已故的未婚妻的母亲,寡妇扎尔尼岑娜也出面做证,当他们还住在五角场附近的另一栋公寓里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发生了火灾,拉斯科尔尼科夫从一套火光冲天的房子里救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而他自己却被烧伤。这一事实经过详细调查,并得到许多人的充分证实。总之,鉴于罪犯主动投案自首以及某些可以减刑的因素,他被判服二类苦役,刑期仅为八年。

还在审讯刚开始的时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母亲就病倒了。杜尼娅和拉祖米欣想方设法让她在整个开庭期间离开彼得堡。拉祖米欣挑选了铁路沿线且离彼得堡很近的一个城市,以便时常关注审讯的所有情况,同时也便于尽可能多地跟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晤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病是一种奇怪的神经性疾病,并且伴随着某种类似精神错乱的症状,即便不是完全精神错乱,至少也是部分错乱。杜尼娅最后一次跟哥哥见面一回家,就发现母亲得了重病,全身发烧,梦呓连连。当晚她就跟拉祖米欣商量定,如果母亲问起哥哥,究竟该如何回答,甚至跟他一起为母亲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说拉斯科尔尼科夫出远门了,到俄国的边境去了,他受私人委托去办一件事情,往后他会因此既获得金钱,也得到名誉。然而他们大感惊讶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始终都没有问起过与此相关的事。恰恰相反,她自己倒另有一整套关于儿子突然外出的故事;她泪流满面地讲述他来跟她告别的情景;同时还暗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许多十分重要的秘密,还说罗佳有许多相当厉害的敌人,因此他甚至不得不躲藏起来。至于他未来的前程,她也认为,只要某些敌对状况冰消瓦解,那就是毋庸置疑的锦绣前程;她让拉祖米欣相信,她的儿子有朝一日定会成为国家要员,他的文章和他那卓越的文学才能就是明证。这篇文章她不厌其烦地反复阅读,有时甚至还大声朗读,连睡觉的时候也几乎总是攥在手心,至于罗佳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她却几乎不问,尽管大家在她面前对此刻意避而不谈,——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她的怀疑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于某些问题奇怪地保持沉默,终于引起了他们的恐慌。比方说,她甚至并不抱怨收不到他的来信,而从前她住在自己的县城的时候,她唯一的希望和期盼,就是尽快收到她心爱的罗佳的来信。这种情况简直无法解释,杜尼娅因此深感惴惴不安;她寻思,大概母亲已经预感到儿子的命运中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因而不敢询问,以免听到更可怕的事。不管怎样,杜尼娅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神志不太健全。

不过,也有那么两次,她自己主动谈起了这个话题,因此在回答她时,就不可能不提到罗佳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这种迫不得已的回答难免让她很不满意,甚至使她产生怀疑,于是她忽然变得肠断魂销,郁郁寡欢,一声不吭,而且这种情况往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杜尼娅终于发现,撒谎和编造故事,很难骗她,于是得出结论,有些问题最好绝口不提;然而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可怜的母亲已经怀疑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与此同时,杜尼娅想起了哥哥的话,就在决定命运的头天夜里,也就是在她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发生的那一幕之后的夜里,母亲曾经细听过她的梦话:她当时是否听出了什么东西呢?有时,母亲一连几天,甚至一连几个星期,都郁郁寡欢,日坐愁城,闷声不响,暗自饮泣,但突然不知怎的歇斯底里地活跃起来,开始大声说话,几乎一刻不停地谈自己的儿子,谈自己的希望与未来,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她的幻想有时候稀奇古怪。他们只好安慰她,对她的话随声附和(也许她自己早已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们随声附和她,只不过是为了安慰她而已),但她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

投案自首五个月后,犯人的判决下来了。拉祖米欣一有机会就去狱中探望。索尼娅也不例外。终于离别的时候到了;杜尼娅对哥哥发誓,说这次离别绝不会是永别;拉祖米欣也这样说。拉祖米欣那年轻而狂热的大脑里,确凿不移地订下了一个计划:在最近三四年内,千方百计地为未来的社会地位打下一个基础,多少要攒下一笔钱,然后迁居西伯利亚,那里各种资源都极其丰富,而人力和资本却不足;他将定居在罗佳服刑的那个城市……大家一起开创新的生活。分别的时候,大家都眼泪潸潸。最后几天,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直都忧心忡忡,一再询问母亲的情况,经常为她惶惶不安,甚至为她愁肠百结,这使杜尼娅深感惴惴不安。当他得知母亲精神失常的详细情形后,突然变得十分阴沉。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何他特别不愿意跟索尼娅说话。索尼娅早已用斯维德里盖洛夫给她的那笔钱办好了行装,准备跟随包括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内的那批犯人启程。她从未在拉斯科尔尼科夫面前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但他们两人都知道,这是迟早会出现的事情。临行前,妹妹和拉祖米欣满怀激情地预言,当他刑满释放后,他们肯定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他对此仅仅报以异样的微笑,并且预言母亲的病情很快就会恶化成不幸。最后他和索尼娅启程了。

两个月后,杜涅奇卡嫁给了拉祖米欣。婚礼阴阴凄凄,冷冷清清。但是来宾中有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和佐西莫夫。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拉祖米欣总是摆出一副傲然屹立、坚持不懈的硬汉姿态。杜尼娅则盲目地相信他壮志能酬,而且也不能不相信:因为这个人意志如钢。顺便说说,他又到大学去听课了,以便完成学业。他俩一刻不停地制订未来的计划;两人都下定决心五年后迁居西伯利亚。而在此之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索尼娅身上……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欢天喜地地为女儿跟拉祖米欣的婚事祝福;然而办完婚事之后,她却似乎变得更闷闷不乐,更忧心忡忡了。为了让她稍稍开开心,拉祖米欣顺便把罗佳帮助那个大学同学及他那体弱多病的父亲的事情告诉了她,还告诉她,去年罗佳为了把两个孩子从大火中救出来,自己被烧伤了,甚至还大病了一场。这两件事使本来大脑就有点不正常的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几乎达到狂热的状态。她无尽无休地大谈特谈这两件事,甚至在街上也逢人就说(虽然经常有杜尼娅陪伴她)。在公共马车上,在小铺子里,只要随便逮住一个听众,她就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儿子,谈他那篇文章,谈他怎样帮助一个大学同学,谈他怎样在大火中被烧伤,等等。杜涅奇卡简直不知道怎样劝阻她。除了这种狂热的病态情绪将会导致危险之外,还可能引起麻烦:使人想起不久前审理的那个案件中的犯人拉斯科尔尼科夫,并且大加议论。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打听到了那两个在火灾中获救的孩子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最后她的烦躁不安情绪达到了极点。有时她会突然放声大哭,而且经常生病,全身发烧,梦呓连连。有一天清早,她开门见山地宣布,根据她的计算,罗佳很快就要回来了;说她记得,跟她告别时,他曾说过,刚好九个月以后,就能等他回来。她开始收拾屋里所有的东西,准备迎接他归来,并且把准备腾给他住的房间(就是她自己住的那间)重新装饰,擦拭家具,拖洗地板,换上新窗帘,等等。杜尼娅提心吊胆,却只能一声不响,甚至还得帮她布置房间迎接哥哥。在连绵不断的幻想中,在快乐的梦幻和喜悦的泪水中,她度过了激动不安的一天,夜里便病倒了,第二天早晨发起了高烧,神志不清了。她得了热病。两星期后,她就去世了。弥留之际她说了几句胡话,依照这几句话可以断定,她对儿子可怕命运的猜疑比大家料想的要严重得多。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虽然他刚一在西伯利亚安顿下来,便与彼得堡建立了通讯联系。这是通过索尼娅来联系的,她每月按时写信寄到彼得堡的拉祖米欣名下,而且每月都按时收到彼得堡的回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都觉得索尼娅的信写得有点枯燥乏味,不尽如人意;然而后来他们都认为,这些信写得再好不过了,因为从这些信中毕竟可以让他们对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有了最全面、最准确的了解。索尼娅的信通篇都写的是日常生活琐事,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苦役生活的种种情况。信中既没有讲到她自己的希望,也没有描述自己对未来的设想,更没有流露自己的情感。她在信中并未打算揭示他的精神状况和一般的内心生活,而只是写了一些事实,也就是他本人说了些什么话,他的健康状况的详情细节,在探监时他有些什么愿望,对她有些什么要求,托她办些什么事情,等等。所有这些,她都写得极其详尽。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终于呈现在他们面前,描写得准确而又鲜明;这不可能有什么错误,因为一切都是凿凿有据的事实。

然而,杜尼娅和她的丈夫根据这些情况,并未找到什么可高兴的东西,特别是在刚通信的那段日子里,索尼娅每封信都说,他总是愁眉锁眼,寡言少语,每当她把来信中的种种情况告诉他时,他几乎毫无兴趣;有时他也问起母亲的情况;当她发现他已猜到真相时,终于告诉他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可是使她大为惊讶的是,即便母亲去世的噩耗似乎也没有对他产生很大的震动,至少她觉得表面上是如此。她还顺便告诉他们,尽管他明显地沉溺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似乎隔断了与所有人的关系,——但他敢于直面自己的新生活,态度十分坦率,并且朴实自然;他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不奢望在短期内会有任何好转,也不抱任何痴心妄想(这是他的处境势所必有的),虽然身处一个跟以前大不相同的新环境,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使他感到讶异。她说,他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他每天都去干活,既不偷懒,也不特别卖力。他对饮食几乎毫不计较,然而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平时的饭菜都十分糟糕,因此最终他终于乐意收下她索尼娅给他的一点钱,以便每天能够喝杯茶;至于其他种种事情,他请她不必操心,他坚决地说,对他的种种关照只会使他感到懊恼。此外,索尼娅还告诉他们,他在监狱里跟大家共住一个牢房,牢房内的情况她没有看到,但她断定,那里一定是窄憋憋、乱糟糟和脏兮兮的;她说,他睡的是铺板,铺一条毛毡垫上就行,其他任何东西他都不需要。不过,他过着如此简陋而穷苦的生活,完全不是出于某种预定的计划和打算,而仅仅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漠不关心和表面上的置之度外。索尼娅直言不讳地写道,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他不仅不欢迎她去探望,而且几乎还恼恨她,寡言少语,甚至对她态度还很粗暴,不过后来她的探望使他习惯成自然了,甚至几乎成了他的一种需要,因此,当她病了几天,不能前去探望他时,他甚至还苦苦想念。每逢节日,她在监狱大门口或警卫室和他见面,他被叫到那里跟她见上几分钟;而平时呢——她就到工地去看他,要么在工场,要么在砖厂[422],要么在额尔齐斯河边的板棚里。至于她自己,索尼娅告诉他们,她在城里都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几个保护人;说她干起了缝纫,因为城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于是她成了许多家庭必不可少的人;只是她没有提到,由于她的关系,拉斯科尔尼科夫也得到了长官的照顾,给他安排了一些较轻的活,等等。最后传来一个消息(杜尼娅甚至在索尼娅最近几封来信中觉察到某种特别的焦虑和不安的情绪),说他远避所有人,监狱里的苦役犯都不喜欢他;说他常常一连几天都一言不发,脸色变得煞白煞白。突然,在最近的一封信中,索尼娅写道,他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的犯人病室里……

他病了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把他撂倒在病床上的,并非可怕的苦役生活,并非苦工,并非糟糕的伙食,并非剃光头,并非碎布头拼成的囚衣:噢!对他来说,这些苦难和折磨算得了什么!恰恰相反,他甚至喜欢干活:肉体上磨得精疲力竭之后,他至少可以安安宁宁地睡几个小时好觉。就算饭菜——是浮着蟑螂的清水菜汤,对于他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以前,当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常常连这种饭菜都吃不上呢。他身上的囚衣暖暖和和,而且与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十分相宜。他甚至感觉不到身上戴着镣铐。他是否会因剃了光头和穿着用双色布头拼制的囚衣[423]而感到羞耻呢?然而在谁的面前感到羞耻呢?在索尼娅面前吗?索尼娅还怕他呢,在她面前他怎么会感到羞耻呢?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就连在索尼娅面前都感到羞耻,因此才用不屑一顾和粗暴无礼的态度折磨她。不过他之所以感到羞耻,并不是因为剃了光头和戴着镣铐,而是因为:他的自尊心遭到了严重的伤害;他病倒在床的原因也是他遭到重创的自尊心。哦,如果他能自己认定自己有罪,那该是多么幸福啊!那时他就可以忍受一切,甚至羞耻和屈辱。然而他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审判,他那变得残酷无情的良心,在他以往的行为中并未发现任何特别严重的罪过,除了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一般性的失误。他感到羞耻的正是,他拉斯科尔尼科夫,由于盲目的命运的捉弄,才如此无缘无故地、毫无希望地、无声无息地、糊里糊涂地毁掉了,如果他想使自己多少心平气和一些,那他就得顺从和屈服于某种“荒谬的”判决。

而今是无缘无故、没有目的的焦虑,而将来却只是绵绵不断、一无所得的牺牲,——这就是他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命运。就是再过八年,他也才三十二岁,还可以从头再来,开始生活,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而活着呢?有什么目标?追求的是什么?为生存而活着吗?然而以前他早已上千次甘愿为一种思想,为一个希望,甚至为一个幻想而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始终认为,仅仅活着是远远不够的;他总是希望有更高的追求。也许仅仅由于感觉到希望的力量,当时他才把自己看作一个比别人享有更多权利的人。

即使命运能够让他悔恨也好啊,——一种炽烈如火的悔恨,一种撕心裂肺的悔恨,一种辗转难眠的悔恨,一种使人痛苦不堪,想要投缳上吊、投河自尽的悔恨!哦,要是能这样他该是多么兴高采烈啊!痛苦和眼泪——这毕竟也是生活啊。然而,他对自己的罪行并无任何悔恨之意。

至少他能对自己的愚蠢行为感到愤恨也好啊,就像以前愤恨自己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荒谬绝伦、愚不可及的行为一样。然而现在,他已经身在牢房,在空闲的时间里,他又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统统进行了一番审查和反省,却丝毫没发现这些行为像他以往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所感觉到的那样愚蠢和荒谬。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他寻思,“我的思想比这个世界存在以来所产生的多如牛毛而又互相冲突的思想和理论更愚蠢呢?只要用独出心裁、放眼四海而又超凡脱俗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毫无疑问,我的思想就根本不会显得那样……奇怪了。唉,否定论者们和一文不值的哲人们,你们为何半途而废呢!

“唔,他们凭什么认为我的行为是如此荒谬呢?”他自言自语,“是因为这是一种残暴行为吗?‘残暴行为’一词是什么意思呢?我是问心无愧的。当然,我犯了刑事罪;当然,我触犯了法律条文,杀了人,唔,那就依照法律条文取下我项上人头吧……那也就够了!当然,如果依此办理,那么就连许许多多并非继承权力,而是自己夺取权力的人类的恩人,甚至一开始起步就应当被处死。然而那些人一举成功了,因此他们是正义的;而我失败了,因此我没有资格让自己迈出这一步。”

仅此一点,他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是没有获得成功,而且投案自首了。

他也因这些想法而痛苦:当时他为何没有自杀?为何他当时都已站在河边了,却宁可去投案自首?难道这种活命的愿望竟有如此强力,竟如此难以战胜?怕死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是都已战胜了吗?

他常常痛苦不堪地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无法理解,当时,也就是他站在河边的时候,也许已经预感到在自己身上和自己的信念里,有着极大的谬误。他不明白,这种预感可能成为他未来生活出现转折,他未来获得新生,以及他未来新的人生观的一种预兆。

他宁愿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求生本能的重荷,他无法挣脱它,而且仍旧无力跨越它(由于意志薄弱和渺不足道)。他望着那些一起服苦役的难友,深感惊讶不已:他们大家也是多么热爱生活,多么珍惜生活呀!他觉得,正是在监狱里,他们比自由的时候更热爱、更珍惜也更重视生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方说,那些流浪汉们,历经了怎样可怕的千难万险和艰苦卓绝啊!难道一缕阳光,一座密簇簇的森林,无人知晓的荒野里一泓凉沁沁的清泉,对于他们竟会如此重要吗?这泓清泉是一个流浪汉在两年多以前见到的,难道他会像向往与情人相会那样,幻想见到这泓清泉吗?他会梦见这泓清泉,梦见泉水周围的萋萋芳草,梦见在灌木丛中悠悠歌唱的小鸟吗?他继续观察着,发现了一些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监狱里,在他周围的人们中间,当然有很多东西他没有注意到,而且也根本就不屑一顾。不知为什么,他总是闭目塞听地过日子:一看到周围的事物他就觉得反感透顶,无法忍受。然而,后来有许多事情开始让他感到大吃一惊,于是他有些不由自主地开始注意那些以前从未怀疑过的东西。总的来说,最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横亘在他与所有这些人中间的那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仿佛他和他们分属不同的民族似的。他和他们互不信任,视若寇仇。他知道并了解这种隔阂的一些一般性原因;但是他以前从未料到这些原因实际上竟已如此深广和严重。监狱里还关着一些遭流放的波兰人,这是一些政治犯。他们简直把监狱里所有的人都看成大老粗和泥腿子,高高在上,不屑一顾;可拉斯科尔尼科夫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大老粗在许多方面都要比这些波兰人聪明得多。这里也有俄罗斯人——一个从前的军官和两个神学校的学生,他们也对这些人不屑一顾;拉斯科尔尼科夫对他们的错误看得清清楚楚。

他本人也不为大家所喜欢,他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后来大家甚至开始恨他——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对他嗤之以鼻,讥讽嘲弄他,甚至那些比他的罪行严重得多的人也来嘲笑他的罪行[424]。

“你是个老爷!”他们对他说,“你挥得动斧头吗;这压根儿就不是老爷干的事嘛。”

在大斋期第二周,轮到他和同牢房的人斋戒[425]。他和其他人一起到教堂去祈祷。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次跟人吵起架来;大家咬牙切齿地马上展开对他的围攻。

“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不信上帝!”他们对他大喊大叫,“真该宰了你。”

他从未跟他们谈起过上帝和信仰问题,可是他们却要把他当作一个无神论者宰了;他一言不发,也不对他们加以反驳。一个苦役犯怒火冲天地朝他扑来;拉斯科尔尼科夫安之若素、一声不吭地等着他:他眉毛都没有动一下,他脸上的肌肉也没有一丝颤动。看守及时赶来,堵在他和那个行凶者的中间——消除了一场流血的惨剧。

还有一个问题,他也没有搞清:为什么他们大家如此喜欢索尼娅呢?她并不讨好他们;他们也很难得见到她,有时只是在工地上才能见到她,她去那里待上一会儿,为的是看看他。然而大家全都已经认识她了,而且知道她是追随他而来的,知道她怎样生活,住在哪里。她并未给他们送过钱,也并未特别帮过忙。只有一次,在圣诞节那天,她给整个监狱的犯人送来了布施:馅饼和白面包[426]。不过他们和索尼娅之间慢慢建立起了某些更加密切的关系:她代他们给亲属写信,并代他们邮寄。他们的亲属来到这个城市,也往往按照他们的嘱咐,把带给他们的东西甚至金钱交给索尼娅保管。他们的妻子或情人都认识她,常常去看她。当她去工地看望拉斯科尔尼科夫,或者在路上遇到一批上工的囚犯的时候,——大家都会脱帽向她鞠躬问好:“妈妈,索菲娅·谢苗诺芙娜,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的、亲爱的母亲!”——这些粗暴无礼、脸上烙有烙印的苦役犯[427],对这个娇怯怯、瘦条条的女子说。她则笑盈盈地鞠躬还礼,而且大家都喜欢她那笑盈盈的样子,甚至喜欢她那走路的姿态,往往回头看看她走路时的背影,对她赞不绝口;甚至赞美她那娇小玲珑的身材,甚至都不知道该赞美她什么才好。他们甚至还找她看病。

大斋期最后几天的复活节周,他都住在医院里。快要痊愈时,他记起了在发着高烧和神志不清时所做的一些梦。他在病中梦见,似乎全世界注定要毁于一场极其可怕、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瘟疫,这是从亚洲腹地蔓延到欧洲来的。所有的人都死于非命,只有为数甚少,寥寥几个人中骐骥能够幸免。出现了一种新的旋毛虫[428],一种能够侵入人体的微生物。不过,这些微生物是天生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它们一旦钻入人体,人就会立刻魔鬼附体,变成疯子[429]。然而,从来没有人像这些染上病菌的人那样,自以为聪明绝世,而且坚信真理。从来没有人如此坚信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科学结论、自己的道德信念和自己的信仰。一片片村庄、一座座城市、一个个民族都传染了瘟疫,都疯狂了。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互不理解,每一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人掌握了真理,看见别人便感到难过,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极其绝望。他们无法判别谁是谁非,对于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也各执一词。他们不知道谁有罪该控诉,谁无辜应辩护。人们怀着某种荒谬透顶的仇恨互相残杀。他们彼此都调集大批军队,准备攻打对方,然而军队在行进途中便自相残杀起来,队伍乱成一团,士兵们扭成一堆,互相砍杀,互相乱咬。所有城市都整天警钟齐鸣:召集全城的人,可是任何人都不知道,是谁在召集他们,召集他们干什么;然而所有人都惊慌不安。人们都放下了最普通的日常活儿,因为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自己的改良计划,却无法达成共识;农业荒废了。在某些地方,人们聚集在一块,商量采取共同的行动,并且发誓患难与共,永不分离,——可是他们又立即推翻自己的意见,干起截然相反的事情来,开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砍砍杀杀。火灾遍地,饥荒风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处于毁灭的边缘。瘟疫四处蔓延,范围越来越广。全世界能够幸免的只有寥寥几人,这是一些纯洁的人中骐骥,他们的使命是繁殖新的人种,开创新的生活,复兴和净化大地[430],然而,没有谁在任何地方见过这些人,也没有谁听到过他们的言论和声音。

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到痛苦不堪的是,这个荒谬绝伦的梦呓竟然如此忧伤、如此痛苦地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以至热病发作时的梦境竟然如此长久地滞留在他的记忆中。已经是复活节后的第二周;暖洋洋、亮灿灿的春天来到了;犯人病房的窗户也打开了(窗上都装了铁栏杆,窗外有巡逻的哨兵)。在他生病的整个期间,索尼娅只能进病房探视两次;每次都得请求批准,而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常常跑到医院的院子里,站立在窗前,特别是在傍晚的时候,有时只在那里站立片刻,以便远远地望一眼病房的窗户。有一天傍晚,几乎已经痊愈了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睡着了;醒来以后,他无意中走到窗前,突然看见索尼娅远远地站在医院的大门口。她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什么。这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猛地扎进他的心;他打了个哆嗦,赶忙离开了窗户。第二天,索尼娅没出现,第三天也没出现;他发现自己在牵肠挂肚地等着她。他终于出院了。回到监狱后,他才从囚犯们那里得知,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病倒了,躺在家里,哪里也无法去。

他忧心忡忡,托人去询问她的病情。他很快就知晓,她的病没有危险。索尼娅得知他对她悬肠挂肚、另眼相看,便托人捎给他一封用铅笔写的便函,告诉他,她的病已经好多了,她不过是得了一点点的小感冒,她很快、很快就会到工地去看他。在看这封便函的时候,他的心剧烈而痛苦地跳动着。

又是一个亮灿灿、暖洋洋的日子。清晨,六点钟,他动身到河边去干活,河边的板棚里建有一座烧雪花石膏的窑,他就在那里捣碎石膏。派到那里去干活的一共有三人。一个囚犯跟看守一起到要塞领工具去了;另一个囚犯开始准备劈木柴,把它们装进窑里。拉斯科尔尼科夫走出板棚,来到河边,坐在板棚旁边的原木堆上,开始眺望那条宽阔、荒凉的河流。高高的河岸上视野开阔,周围广袤的土地尽收眼底。从遥远的对岸隐隐飘来一阵阵歌声。那边,在一望无垠、沐浴着阳光的草原上,隐约可见像黑点般星罗棋布的牧民的帐篷。那是一个自由的天地,生活着另一种人,他们与这里的人截然不同,在那里,时间仿佛凝固了,似乎亚伯拉罕[431]及其部族的时代依旧在延续。拉斯科尔尼科夫坐着,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对岸;渐渐进入了幻想和冥思之中;他一无所思,但是却有某种忧虑使他心神不宁,让他回肠九转。

突然索尼娅出现在他身旁。她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边,跟他并排坐了下来。时间还很早,清晨的寒气依然逼人。她身上穿着一件寒酸的、带风帽的旧大衣,头上包着一块绿色的头巾。她依旧是满面病容,瘦伶伶,白煞煞的,颧骨都突了出来。她亲热而快活地对他微微一笑,像往常一样,怯生生地向他伸出一只手。

她总是怯生生地向他伸出自己的手,有时甚至根本不向他伸手,仿佛害怕他会把她的手推开。他在跟她握手的时候,似乎总是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似乎见到她总是恼恨交加,有时在她探望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执拗地一言不发。有时,她一见到他就战战兢兢,而离开的时候又心如刀割。然而现在他们的手没有分开;他飞快地匆匆瞥了她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只垂下双眼望着地面。只有他们两人,没有人看见他们。看守在这个时候也把头扭过去了。

这件事是怎样出现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然而,突然间,仿佛有个什么东西把他抓举起来,扔到她的脚边。他放声大哭,并且抱住她的双膝。在最初的一瞬间,她吓得面如土色。她从坐处一跃而起,全身哆嗦,直望着他。不过就在这一刹那,她马上明白了一切。她的双眼里闪耀着无限幸福的光辉:她明白了,而且再也毫无疑问了:他爱她,无限地爱她,这个时刻毕竟终于降临了……

他俩都想说点什么,然而又都说不出来。他俩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他们两人都脸色煞白,身体消瘦;然而在这两张病恹恹、白煞煞的面孔上已经闪耀着焕然一新的未来的曙光,彻底复活获得新生的曙光。爱使他们复活了,对另一个人来说,这个人的心就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源泉。

他们决心等待并且忍耐。他们还得等待整整七年;而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他们还会承受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获得多少绵绵不绝的幸福!然而,他已经复活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她——仅仅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而活着!

当天晚上,牢房上锁以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躺在铺板上想念着她。这一天他甚至觉得,所有的苦役犯——他过去的敌人,都已经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他了。他甚至主动跟他们交谈起来,他们也都亲切地回答他。现在他想起了这事,深感早就应该如此:难道现在一切不应该都随之改变吗?

他思念着她。他回想起,他怎样经常折磨她,让她伤心不已;他想起了她那白煞煞、瘦伶伶的小脸,不过现在他想起这些事情,几乎不再感到椎心疼痛了:他知道,他现在将怎样用一生一世的爱来补偿她所受的一切痛苦。

而且过去的这一切,一切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在激情初次迸发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甚至他的罪行,甚至判决和流放,在他看来,似乎都是某种身外的、奇怪的事情,甚至好像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然而,这天晚上,他却无法无时无刻、持之以恒地只想某一件事情,也无法全神贯注于某一点上;而且现在他也无法有意识地去解决任何问题;他只能感觉。生活已经代替了思辨,因此思想意识必须完全另起炉灶。

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福音书[432]。他无意识地拿出它来。这是她的书,就是她把关于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读给他听的那本书。刚开始服苦役的时候,他以为她会用宗教来折磨他,喋喋不休地宣讲福音书,会把书硬塞给他。然而,使他大为讶异的是,她一次也没有对他谈到这个,甚至也没有一次提出要把福音书给他。是他自己在生病前不久主动向她要这本书,于是她一声不吭地把书带给了他。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把它打开过。

就是现在他也没有把它打开,但是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倏地闪过:“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也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

整个这一天,她也心潮澎湃,而在夜里甚至又病倒了。然而她无比幸福,以致几乎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恐惧了。七年,仅仅七年!在自己的幸福之初,有时他俩都乐于把这七年看作七天[433]。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是不可能径情直遂地获得新生活的,还必须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将来必须用丰功伟绩来回报它……

然而,这可就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故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一个人逐渐脱胎换骨、逐渐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人逐渐认识至今为止一无所知的新的现实生活的故事。这可以成为一部新的小说的题材[434],——不过我们现在的这部小说到此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