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为的哲人
——老子

一、《老子》之谜

老子是真实存在的吗

《老子》作为道家典籍的代表，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一般认为《老子》的作者是老聃，可老聃的生平相当模糊、难以捉摸，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个真实的人物。《老子》的作者是谁，《老子》成书于何时，这些问题自古以来就是让许多人头疼的谜团。

但近年来考古学领域接二连三的发现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线索。最初是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两种《老子》帛书，然后是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三种《老子》竹简。

我们把这些新出土的资料纳入视野，一起来探索老子之谜。

《老子》的成书时期

关于《老子》的成书时期，有许多不同意见。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老子（也称李耳或老聃）是为周王室管理图书的史官，孔子从鲁国来周都洛阳游学，曾向老子学习礼学。如果这一传言可信，那么老子的活动时期与孔子基本相同，也就是春秋末期。司马迁还写道，老子见周王朝日渐衰落便向西方而去，受关令尹喜恳求，写下《道德经》上下两篇，也就是《老子》五千言。照这种说法，《老子》的成书时期还是春秋末期，这也是将《老子》成书时期设定得最早的。只是，这种说法成立的基础是不加批判地相信《史记》的记载，长期以来被视为缺乏学术可信性而遭到否定。

另一种立场是将《老子》成书时期设定得最晚的，认为《老子》确定为现在的形式是在汉武帝时期。它最大的论据是，编纂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是最早引用《老子》的文字、明确引用《老子》的书籍。持这个立场的学者认为，《老子》不是一个作者的著作，而是不断收集谚语和箴言等逐渐形成的集录，在汉武帝时期定型为今天的样式，然后假托给虚构的人物老子并冠以《老子》的书名。

上文介绍的两种对照性立场表明了《老子》成书时期的上限和下限。在这两种说法之间还存在众多主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不过，前文所述的考古学发现让我们可以做出比以往准确度更高的推测。

首先，建造于汉文帝时期（前168）的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了两种帛书《老子》，这两个写本除了上下篇顺序反了以外，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中国的研究者将它们命名为甲本和乙本。甲本比乙本在字体上更古老，用残存秦朝小篆痕迹的隶书书写，乙本则用汉朝的隶书书写。

乙本为了避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名讳，将“邦”字全部改成“国”字，而甲本则原封不动地使用“邦”字。避讳“邦”字发生在刘邦去世被追赠高祖谥号以后，所以甲本的书写年代在刘邦去世（前195）之前。

既然甲本不是《老子》原著而是写本，那么《老子》的成书时期就要进一步追溯到汉帝国成立（前202）之前。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老子》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说法。

其次，我们可以从荆门市郭店楚墓中发现三种竹简《老子》这一事实做如下推测：根据陪葬品的特征，这座楚墓的造墓时间约为战国中后期、公元前300年左右。墓主的推算年龄至今还没有公布，但由于陪葬品中包括一根君主赐给高寿老人的鸠杖，他的年龄应该超过七十岁。

甲本、乙本、丙本的三种《老子》都是这位男子生前所有，所以其书写时期要从公元前300年再往前倒推几年或者几十年。如果这位男子七十岁死亡、二十岁左右入手《老子》，那么竹简《老子》在公元前350年就已被抄写。如果他八十岁死亡、二十岁左右入手，那么书写年代就要往前推六十年，即公元前360年左右。

随着墓主死亡年龄和《老子》入手时间的变化，书写年代也会上下浮动。即便如此，一般从原著出现再到几经转抄广泛流传，其中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老子》很可能在远远早于公元前300年的战国前期（前403—前343）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郭店楚简《老子》还剩下一些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马王堆帛书《老子》与今本差异不大，是完整的文本。但任何一种竹简《老子》都比今本八十一章要少得多，就算把三个版本全加起来，也只够三十一章的分量，比今本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一种解释是，当时已经存在与今本差不多的《老子》完整文本，而甲乙丙三本是抄本。另一种解释是，当时还没有今本这样的《老子》文本，三种竹简展现的是形成过程中的状态。

笔者认为前一种解释是妥当的，也就是竹简《老子》是摘抄本。假设三种《老子》都不是摘抄本，而是形成过程中的过渡性文本，那么三个版本必须存在一个核心的共通部分。如果以最初的核心部分为中心，两次、三次逐渐累加扩充，直至定型为今天的样子，那应该能看到旧写本中除核心部分以外的增写部分很少，新写本中增写部分更多。然而三本中完全见不到这种现象。

三本中可见的共通部分仅有一例，即甲本和丙本都包含今本《老子》第六十四章的后半部分。换言之，三本之间完全不存在可视为《老子》祖本的共通内容。

如果说《老子》是几个部分分别完成后再组合而成，像拼装模块那样，这种推测是否可能呢？假设各个模块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那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这种方式。假设各个模块的作者是不同的人或团体，那就不存在统合的意愿，思想内容也会缺乏系统性，变得零散。在这种情况下，连把这些模块最终整合起来的主体都不存在。因此，这种可能性为零。

按照这种推理，郭店竹简《老子》是形成过程中的三种文本的说法，几乎无法成立。

我们认定，郭店竹简《老子》是三种摘抄本。抄写的人分别出于某种意图，从已经存在的完本《老子》中抄录了一部分。而且，甲本和丙本的共通部分存在相当大的文字区别，很难判断三种抄本源自同一文本，至少甲本和丙本应该是从不同系统的文本中抄下来的。

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远远早于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种《老子》的文本广泛流行了。从原著出现到历经转抄并广泛传播，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墓中出土三种抄本，这暗示着最晚在五六十年前《老子》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种推测建立在把成书时期的下限估算到最晚，但完全不能否定它早在战国初期甚至春秋末期已然成书的可能性。

老聃其人

如上所说，《老子》的成书时期很可能比以往主流学说主张的时期要大幅提前。但《老子》的作者是谁，目前仍然没有有力的线索。无论是马王堆的《老子》还是郭店的《老子》，都没有提到《老子》的书名。有一种说法很有说服力，即在战国时期和西汉初年，人们还不知道这是老子的著作，到汉武帝时才开始称之为《老子》。

但战国时期撰写的《庄子》外、杂篇中，一个名叫老聃的人物时不时地出现，书中引用的老聃话语与《老子》基本相同。此外，活跃在战国末期的荀子也曾批评老子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荀子的批评基于以下几点：一是“曲则全”（《老子》第二十二章），采用迂回做法保全自己；二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先付出以满足对方，再趁对方大意时夺取。荀子认为，老子所说的迂回做法有可取之处，但欠缺堂堂正正、勇往直前的积极态度。

战国末期编纂的《吕氏春秋》中也介绍了老子的思想，“老耽贵柔”（《不二》）。老子主张柔弱才是取胜之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老子》第七十六章），“守柔曰强”（《老子》第五十二章）。

最晚在战国后半期就有了与今本相似的文本，当时人们都认为那是记录老子思想的著作。而帛书和竹简上是否标记书名，实际上并不能作为判断当时是否已经命名的决定性证据。即使当时已有书名，但人们在抄写时未必会把书名抄下来。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还包括一篇叫《五行》的文献。它原本也没有篇名，中国研究者在整理过程中结合内容特色，出于方便把它命名为“五行”。郭店也出土了相同的文献，而且开头处明确地写有篇名“五行”。出于方便的命名结果正中靶心。

西汉初年墓出土的文本上没有书名，而战国中期墓出土的文本上却有书名。由此可知，没有标记书名并不直接意味着当时还没取名。当时的写本是出于个人需求写下来的，具有强烈的个人所有、个人使用的私有物性质，与现在向大众社会公开发行的书籍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个人所有者只要通过口传知道那是什么书就足够了，没有非得写下书名的必要。竹简和帛书中有的写了书名，有的没写，主要就是这个原因。有无标记不能成为判断有无书名的决定性证据。

如此看来，作者就是老聃，书名就是《道德经》或《老子》，很可能在《庄子》外、杂篇，《荀子》及《吕氏春秋》之前的战国中期就已经传播开来了。即便如此，也没有证据证实《老子》的作者就是老聃，没有线索做更进一步的探索，作者依然身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