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决策看组织:解读西蒙《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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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判断是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螺旋”演绎

按照惯常的理解,决策总是要对面临的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的,而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明确决策中包含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那它们和判断是什么关系呢?

西蒙并没有忘记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探究,概括起来有4点:

1.不要混淆事实与事实命题这两个术语

事实命题是关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陈述,这是针对命题的性质而言的。一个陈述句,只要它叙述的是两个事实之间的关系,它就是事实命题,但这个命题是否为真,还有待证明。比如,“所有的花儿都是红色的”,这是一个事实命题,但这个命题的真与假还需要判断和求证。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交代过了。

2.价值判断支配事实判断

它主要体现在:(1)在某个具体的决策过程中,价值判断启动了事实判断的需求。我们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无法穷尽的事实,但多数情况下,我们其实并不关心所有的事实,只有我们面临特定的决策问题并明确了自己的价值需求时,我们才去“搜索”与此相关的事实。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意识到内部管理是个重要的问题,就不大可能启动对组织运行状况的调研诊断,并通过这样的程序“搜集”与内部管理相关的事实;(2)与此相联系,价值判断指引着我们对“事实的选取”。如果一个管理者已经做出了“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内部管理问题”的初步判断,他接下来就会聚焦到组织内部去寻找具体的问题表现或成因,此时他很可能将外部市场问题排除在外。

3.事实判断支撑价值判断

它主要体现在:(1)对一个理性的人而言,长期来看,事实判断总是不断丰富和塑造人的价值判断,这一点从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对其价值观的影响中就可得以证明;(2)任何一个具体的价值判断总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依据或者一定的环境条件刺激,比如“我希望鸟儿会说话”,这是一个价值判断,但它不可能无缘无故产生。可能是一个人非常孤独时,看到一只鸟儿就在窗户外面,他希望和鸟儿对话;或者他遇到一只受伤的鸟,他判断这只鸟需要帮助,但鸟儿又不能告诉他如何帮助;当然,也可能他非常高兴,想把自己的高兴事与鸟儿分享。总之,“我希望鸟儿会说话”总是在一定的事实条件下产生的。

4.决策的最终选择一定是基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复合而成的“信念”

任何一个具体的决策,无论支撑这一决策的事实依据多么充分,都无法替代“信念”的作用,因为决策总是面向未来的,而未来并没有发生,也就没有可判断的未来事实。准确地讲,这里的事实判断是对客观事实变化趋势的判断,这里的价值判断是对变化趋势如何影响决策目标实现的判断。人们要在并不存在确定事实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就意味着他坚信“事实应该如此”,下决心就意味着一个人坚信“目标应该达到也可以达到”。只不过越是具体的目标,可以把握的事实判断越多;越是抽象的目标,说不清的东西越多。因此,西蒙在这一章“评论与延伸”部分明确指出:“我的根本论点是,无论多仔细,都不可能只从一系列纯粹的事实推理出一个论断,要得出一个‘应该是’的结论,一开始在前提里至少就应该为其埋下伏笔。我们对世界的事实知识累积得再多,也不可能完全说明这个世界应该处于的状态。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愿意开口说,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除了事实,我们还应该提出一些价值观。”[23]

为了强调价值判断在决策中的作用,西蒙在其他著作中指出:“选择依赖于对价值命题的信仰,而不依赖于对他们正确性的证明。”[24]比如,马斯克选择研发纯电动汽车而不接受混合动力的方案,并不是他掌握了研发纯电动车是正确选择的证据,而是对地球上能源可持续性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根本理念。在稍后论述其他问题时,他还有一段话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在管理情景中有过亲身体验的人,都可以证明管理者的能力和他对决策的信心之间并没有相关性,就算有,也是一种相反相关性。最能干的管理者,往往最先承认他们的决策一般纯属猜测,他们任何自信的外表只是一种保护,让决策执行者及其下属不会对他产生疑虑。……管理者无论是否拥有达到完全理性决策必需的信息,都不得不制定决策。我们承认实际决策极其缺乏理性,这绝对不是批评管理者,而是批评一种辩辞:这些辩解之词把管理者的无知说成美德,并对上述研究方向上进行广泛研究的必要性提出质疑。”[25]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说“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的决策是对的”时,绝不是说他已经掌握了关于这个决策的全部事实,而是他坚信:(1)未来将按照他的预想发展;(2)他把自己的愿望“赌”进他所预期的未来中。关于决策的研究,不是不承认这种“赌”的性质,而是要揭开“赌”的过程,帮助人们找到更可靠的、在赌局中获胜的策略和方式。

如果读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直接可以进入《管理行为》“管理决策心理学”这一章开始学习。在这里,我还想将伟大的管理实践者斯隆先生的一段话和决策问题研究专家马奇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斯隆在总结他多年的管理经验时说:“我们管理哲学的关键部分就是以务实的方式进行经营判断。当然经营判断的最后环节必然是依赖于直觉的。但是我们还存在着一些规范的方式来提高经营战略或决策制定过程中的逻辑性的。但是经营判断是以发现和认清不断发展的各种科技、市场及其他因素为基础,而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作。由于当代科技变革的高速度,使得对这些变动因素进行持续跟踪成为当代工业的一大必然特点。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些产业界主要的竞争地位变化都或多或少和某些人一成不变的思想有关。”[26]斯隆从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西蒙在理论上推导的结论是一样的:(1)决策不能离开务实的、逻辑的分析和判断,要实事求是,但决策的最后环节却一定是非逻辑的;(2)决策质量高低当然取决于对事实的准确把握,但更依赖能够驾驭这些事实的大脑。

有意思的是,在《决策是如何产生的》一书中,马奇在全面研究了决策产生的过程后却以“创建意义”这样一个极具价值色彩的主题作为结束。他说:“决策预先对意义进行假定,这里的意义就是指对事物现在的存在方式及将来可能的存在方式的理解,是与别人讨论未来和历史的基础。这些意义通常是对命运和自然的解释,但他们是人类构建的,而决策过程就是这种构建赖以发生的场景之一。……决策的思想使目标自我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都具有了意义,它既让人类受到尊敬,又让人类体会到沮丧。……有些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简单,不发现这一点,就很难使简单的事情具有意义。”[27]

马奇强调决策对未来世界进行塑造的特质:

(1)决策总是带着预先“给定”的意义来参与未来世界的构建的,因此,决策发生前的世界和决策发生后的世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将自己的意愿赋予了世界,从此以后,世界因为这个特定的决策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正是决策本身最为独特的意义。

(2)但是,又因为决策参与未来构建时,其意义是被提前“给定”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因此,决策必须面对自己否定之否定的另一面: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创建新的意义,超越那个“给定”的意义,这样才更有意义。

(3)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能将“决策”看成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看到决策在参与未来构建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决策去创造更加富有意义的未来。这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思考和品味。放在西蒙决策理论的框架内来考察,我们就更加深刻地理解决策在个体生活和组织生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决策命题是包含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的混合命题,决策中的判断也一定是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纠结在一起的“双螺旋”。千万要注意的是,第一,判断就是对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的“组装”过程,价值判断的过程就是对决策命题之意义的创建和赋予,事实判断就是对决策命题中事实成分的确认和确信。这就是西蒙所说的大脑“内部”过程,是西蒙下一步将要考察的重点。第二,“证明事实命题成立的过程和证明价值命题成立的过程完全不同。前者是通过与事实相符来证明,后者是通过人为的命令来证明。”[28]这两个方面都为组织对决策的影响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