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初唐·风华

贞观年间，春风送暖时节，李世民与一帮开国功臣站在皇城楼上，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李世民不无得意地对身旁的魏徵等大臣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这本是一句并不刻意的感慨之语，却如春雷，响彻大唐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顿时让大唐学子泪流满面，奔走相告。

为什么？请注意“英雄”二字。将新科进士提到“英雄”的高度，从古至今，除了李世民，还有谁？在当世人眼里，李世民本人是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大英雄，从大英雄嘴里说出这句话，说明什么？

对比一下历史上最著名的“煮酒论英雄”桥段，曹操说的是：“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在曹操眼里，只有刘备与他曹操才是英雄；在李世民眼里，大唐新科进士可以比肩开国功臣，都是大唐的英雄。

这就是李世民对读书人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怎能不让那些本就具有“达则兼济天下”情怀的学子热血沸腾？晚唐诗人赵嘏（gǔ）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句话，反映了李世民对大唐学子的重视程度，更反映了李世民求贤若渴的迫切心理。

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登上太子位，然后成立了弘文馆。弘文馆除了作为政策咨询机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编统一教材。第一任馆主是长孙无忌。弘文馆的学士有魏徵、萧瑀、虞世南、上官仪等。

将这些唐初最有名的文人集中在一起修编教材，目的就是推进科举制度改革，让具备真才实学的人才，无论出身，都能为国效力。

科举制度的始创者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但隋朝命短，只存在了三十七年，且连年内乱，科举制度在隋朝并没有很好地实行，存在诸多弊端，例如考试时间为三年一次，考试内容只有策论，没有统一教材。

李世民改革科举制度，首先统一了教材，除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还将道家的《道德经》纳入考试内容。

因为李世民除了信奉儒家思想，还崇道。崇道是因为道祖老子李聃姓李，是他老李家的人。唐朝李家家谱最远追溯到汉朝的李广，虽然联系不上老子，但这并不妨碍唐朝李家对这位传说指李树为姓的道祖的情感。李世民的儿子李治登上皇位后，就直接封老子李聃为“太上玄元皇帝”。这也引起了唐朝修道风气的盛行，为后面出了崇道的李白等大诗人打下基础。

李世民登上皇位时，大唐帝国刚刚结束统一战争，百废待兴，自然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贞观初期，科举考试是每年举行一次，人性化地将隋朝的冬天开考改在春暖花开之际。唐初科举开了很多科，除了继续隋朝的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还开了明算、明法、明书等科。这些新开辟的科，相当于现在的天文历法、法律与文秘专业。

很遗憾，这些科举科只存在于大唐初期，后面估计是人才饱和了，除了进士科与明经科，其他科一律取消了。

秀才科的“秀才”不是后来所称的秀才，秀才科是那时候最难的科。隋朝时，每州只有一个名额参加秀才科考试，录取名额只有三人，秀才科有多难考，可想而知，相当于现在每个地市只能推荐一人参加考试，成百上千人中只录取三人。正因为要求太高，秀才科在贞观后期也取消了。

在这里提一下，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就有著名的“秦王十八学士”辅佐，这些学士中有几个隋朝的秀才呢？

五个！他们是房玄龄、杜如晦、萧瑀、许敬宗、虞世南。

有这么豪华的阵容相助，在“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不败才怪。

隋唐采取科举制度选拔人才，那么，隋唐之前的历朝历代是如何选拔人才的呢？

汉魏时期无一定的标准，主要是依赖官员举荐，即所谓的“举孝廉”。曹操就是通过举孝廉走上仕途的。这一点他很自豪，也常常提及。

这种方式真能保证官员的素质吗？事实上，举孝廉形成了“官二代”“官三代”，甚至“官十几代”的士族豪门，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门永无出头之日。

东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九品中正制”，以此考查制度来选拔人才。这个制度可靠有效的前提是，品官绝对公正。结果可想而知，还是士族把持朝政。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士族就是高高在上，激化了社会矛盾。隋文帝与唐太宗都是英明的君主，推行科举制，不论出身，有本事就来考，给庶族寒门一线希望，一条可以发达的路。

接着了解“明经”与“进士”科考什么、怎么考。

明经考试就是将“四书六经”（含《道德经》）中某些语句的关键词蒙上，让考生填出来，与现在的填空题一样。这是考试主要内容。此外，摘选典籍中的片段，让考生来解析，这叫“墨义”。

明经考试相对于进士考试，要简单得多，主要是要求熟读“四书六经”，难度并不大，但考中后前途一般，很多人是干一辈子秘书。

进士考试除了解析“四书六经”的片段，增加了策论，策论所占比重最大。唐高宗时期，诗赋替代了解析题，直接引爆了唐人写诗的兴趣。

唐初，进士科每一科录取的人数极少，只有十几名。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只录取了二百五十名进士，可见考中进士有多难。但读书人乐此不疲，尤其是那些自恃才高八斗的才子，更是非进士不考，他们还瞧不起考中明经科的士人。

可是，即便才高八斗，也不一定能考中进士啊！没关系，第一次考不上，那就接着考，结果就出现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状况。就是说，三十岁考中明经科的，那你绝对算是太老了，但是你五十岁能考中进士，都还算少年得志呢！

当然，科举制度只是一种相对公正的人才考核办法，并不代表能将所有具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囊括进来，换句话说，没有考取进士的读书人不一定不是人才。

贞观五年（631）六月，李世民因天旱下诏，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长安中郎将常何回府后，向门客征集对策。

常何的门客一听说要给皇帝提意见，大多数人吓得不轻。妄议朝政，在一般朝代，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谁敢提？但端了人家的碗，就要受人管，门客也不能光吃饭不献策呀，没办法，大多数人很聪明地绕着弯子歌功颂德。

有一个门客不知好歹，正儿八经地写了二十多条建议，递给了常何。

常何是常在李世民身边混的人，知道李世民心胸宽如大海，让提意见，你就大胆提，他是不会降罪的。于是，他将这个门客写的二十多条建议全部上呈李世民。

李世民看了常何递交的建议书，大吃一惊，真知灼见呀！

但转念一想，常何一个大字不识几箩筐的武将，怎么会有这般见识？

常何很老实地回答，是他的一个叫马周的门客写的。

李世民大喜过望，这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呀，立马传旨召见。

皇宫离常何的府邸也有不少路，传旨的宦官骑马疾驰而去。一刻钟过后，那个叫马周的人还未到，李世民着急了，又派一批人去催，一连派了三批人，才将马周带到皇宫之中。

两人交谈时，马周不卑不亢地向李世民谈了很多当时政策上的得失。

李世民通过交谈，确认此人是个货真价实的人才，于是毫不犹豫地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专门提意见的官）。

马周是个科举不第的落魄书生，当时为了混饭吃，才混到常何的门客队伍中，终于得到这么一个天大的机遇，被李世民发现。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宰相之一），是贞观时期著名的诤臣之一。

通过这件事，李世民认识到，还有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科举考试时发挥不好而遗漏了。

为了广揽人才，李世民又准许大臣举荐，当然被举荐的学子也要参加考试，只不过被举荐后，主考官对被举荐的学子有了更好的印象，那么被举荐人就更容易录取。

那时候，科举阅卷是不封姓名的，封姓名阅卷是宋朝以后的事了。

这样，唐朝科举就出现了“行卷”现象。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前将自己平时写好的诗赋作品汇集成卷，投给朝中名流，让名流大臣了解自己的真实水平，加以引荐。直接投给主考部门礼部的叫“公卷”,“公卷”是要上榜公开评判的，这一过程叫“通榜”。

行卷并不算作弊，就像现在高中生如果获得全国竞赛大奖可以在高考时加分一样。

唐高宗之后，行卷风气大盛，本书涉及的诗人，很多都行过卷，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就是行卷作品之一。

开行卷风气之先河的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八年（634），剑南道（今四川）巡察使刘大亮发现了一个天才，七八岁就已熟读“四书五经”，十三四岁就能写诗作赋，于是他向李世民推荐了这位名叫李义府的天才。

李义府终于得见李世民时，李世民正在狩猎，随手射下一只乌鸦，赏赐给李义府，并命他即兴赋诗，想试试李义府的才学。

李义府捧着乌鸦，略作思忖，便赋了一首《咏乌》：

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此诗起首借“金乌”神话典故，第二句语出古典名乐《乌夜啼》，前两句借典雅正，三四句表达了对乌鸦的同情，还一语双关地表达了引荐的诉求。这确实是一首不错的即兴诗。仓促间能吟出这么高质量的诗，李义府的才气确实名不虚传。

睿智的李世民，立即听懂了李义府诗中的喻义，为李义府的才气所打动，随即一笑，道：“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

之后，李义府果然高中进士，而且官运亨通，当上了监察御史。

不过，此人品德卑劣得一塌糊涂。表面上，他卑谦恭让，逢人便笑，路上遇见陌生人，都能让陌生人感觉他像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但背地里，他贬损同僚，投机钻营，贪赃枉法，在高宗时期兴风作浪，甚至将唐太宗的大舅子、唐高宗的舅舅、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长孙无忌逼自杀了，人送绰号“李猫”。

可见，有才无德之人，不是人才，而是人渣。李世民再怎么英明，也无法预料宵小之心。

李世民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但骨子里还是具有文艺情怀的。老李家有文艺基因，仅唐朝，大诗人就有李白、李贺、李商隐等，大音乐家有李龟年、李隆基，大画家有李思训、李道昭，大书法家有李邕、李阳冰等。

文艺青年李世民也喜欢写诗，《全唐诗》开卷就录有他的《帝京篇十首》。所以说，李世民其实就是大唐诗人的“带头大哥”。

李世民的诗，总体来看，用词虽然奇崛，但新意不足，平淡无奇，而且大都属于宫体诗。毕竟他的职业是皇帝，日理万机，写诗这种事根本不值得他多花精力。

一般读者可能没读过李世民的诗，我们选几首拜读。

其一，《赐萧瑀》：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疾风知劲草”并非他的首创，而是源自汉光武帝刘秀，至于后三句，感觉是从“四书”中拼凑出来的，平淡得很。不过，通过这首诗，我们最起码知道了“怀仁堂”名字的来历。

其二，《帝京篇十首》（之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

这种写帝京的诗，明显传承了齐梁宫廷诗的绮丽空洞。对比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势，就会觉得李世民与职业诗人有很大差距。

再看看他悼念魏徵所作的一首诗：

劲篠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惟当掩泣云台上，空对馀形无复人。

这首诗感情是有，可惜其比兴不够感人，可以对比李白的《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同样是悼念友人辞世，李世民写道：“天上的台星失位了，我损失了一位良臣啊！”李白写道：“你就像那明月沉到碧海里，永不回归。”同样写悲伤心情，李世民写道：“我只能在云台上掩面哭泣。”李白写道：“白云都伤心得低垂下来，笼罩苍梧之地。”（引用了舜葬之地的典故）

这么一对比，我们是不是感觉，一篇像报告，干巴巴的，另一篇像现代抒情诗，声情并茂？

拿李白的诗来对照，并不是要批判李世民的诗写得平淡无奇，而是想通过对比来说明贞观之后的唐诗比齐梁宫廷风格的诗高在哪里，提高我们对唐诗的欣赏能力。

当然，不能奢望一代明君还要成为一代诗豪，更何况，文艺青年李世民的最大文艺爱好并不是诗赋，而是书法。

李世民酷爱书法，酷爱到痴迷的程度。

太宗时期的弘文馆学士中，有三位在书法史上影响巨大的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三人与稍晚的薛谡（魏徵的外孙）在书法史上号称“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褚遂良与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又并称“唐楷四大家”。

李世民看这三个学士的奏章，有时候就忘记了奏章内容，对照上面的字迹偷偷临摹。

时间一长，李世民的书法水平也大幅度提升，但是，他的“戈”笔怎么写，也没有虞世南写的遒劲有力，这让他很郁闷。一天，他写了一幅书法作品，其中“戟”字的“戈”空着没写，待虞世南来时，让他补上了。

李世民对这幅作品很满意，召来魏徵欣赏，自鸣得意地说：“我最近书艺长进了，连‘戈’笔都写得不逊虞世南了！”

他的本意是想让魏徵好好拍拍自己的马屁，谁知魏徵端详了半天，冒出一句：“陛下这幅作品，除了‘戟’字的‘戈’笔不亚于虞世南，其他的一般般，还达不到虞世南的水平。”

李世民尴尬得脸都绿了，但他毕竟是心胸宽广之人，绝不会为这种小事迁怒魏徵，只是暗下决心，继续练习，心想，自己的书法即便超越不了虞世南，也要让魏徵之流为之叹服。

要达到虞世南的水平，自然要向比虞世南书法水平更高的人学习。谁的书法水平比虞世南还高呢？答案只有一个：王羲之！

于是，李世民下令收购王羲之的全部书法作品。

好在王羲之所在年代离李世民所在年代还不久远，三百年不到，唐初还有他不少作品原迹存在。帝王一声令下，民间自然是无不响应，乖乖双手奉上。

没用多长时间，李世民就收购了三千多幅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估计是王羲之的存世作品都被他收购绝了，以至于后来民间再无王羲之的书法真迹。

不过，让李世民闹心的是，王羲之最得意的神品《兰亭集序》始终没有寻到。

但朝廷大臣可不是吃素的，多方打听，终于探得《兰亭集序》在一个叫辨才的和尚手里。辨才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的徒弟，显然这个消息很可靠。

于是，李世民急忙将辨才请进宫，告诉这个和尚，只要你将《兰亭集序》献出来，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老和尚头一扭，道：“陛下给什么都没用，《兰亭集序》在战乱中丢失了。”

李世民怎么会被老和尚一句话骗过去呢？但人家说丢了，也不能再逼呀，于是李世民就派萧翼去骗。萧翼不辱使命，骗回了《兰亭集序》。怎么骗的，此处不展开叙述。这件事被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画成了《萧翼赚兰亭图》，原本已佚，现存皆为摹本。

李世民得到《兰亭集序》，自然十分高兴，升了萧翼的官，还给了不少赏赐。

萧翼内心却总是愧疚不安。一年后，他被内心的自责折磨得难受，再度来到越州永欣寺，想向辨才道歉，求谅解。可当他到达时，辨才和尚业已坐化。

萧翼又羞又愧，毅然落发为僧，自称辨才弟子，传承辨才衣钵。

萧翼出家当了辨才弟子，史书并无记载，属民间传说。笔者希望真相就是传说中的结果，好歹给读书人一点儿良知上的光环。

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将王羲之推上了书圣宝座。他研习王羲之的书法，得其精髓，从他书写的《温泉铭》等碑帖看，他的书法颇有书圣韵味。

可惜，在书法史上，李世民的字并不被后人推崇。书法是最讲究风格的艺术，不能推陈出新、独具风格的书法家，是难以名垂书史的。

李世民对书法的狂热，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居然将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包括《兰亭集序》，甚至他瞧得上的当世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的书法作品，一股脑儿带进了昭陵。

那意思是，他死后有空了，可以好好研习书法。

李世民的英明，笔者无须赘述。他开创的大唐盛世，让中国人无比自豪，所以，时至今日，国外的华人聚居区都叫“唐人街”。

李世民以浓浓的文艺情怀，将传统中国文化推上了历史的高峰，好歹他留下了《兰亭集序》的双钩摹本，可供后人观摩研习。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也是大唐诗歌与书法繁荣的最重要的推动者。

贞观年间的诗文，主体倾向其实还没有摆脱梁陈宫体诗范畴，只不过是从梁陈宫体诗的珠帘锦帐、朱唇翠袖这种靡靡之音中，逐渐转移到巍峨的宫殿、整齐的仪仗队这种表现自豪的内容上。

唐初宫体诗代表人物是上官仪（608—664）。

上官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可是他的孙女——上官婉儿，大家必不陌生。上官仪也是弘文馆学士，到唐高宗时升为秘书少监，每有宴会，他都得以参加并且应诏赋诗。上官仪后来高居宰相位。他的诗文广为流传，时人称为“上官体”，纷纷效仿，致使初唐诗坛在相当长时间内应制诗泛滥。

先看看他写的“绮错婉媚”的《八咏应制》:“……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晞。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这些诗句，充满了脂粉气。

写得稍微淡雅的，如《早春桂林殿应诏》:“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暧将夕。”

唯一一首清新的诗，是《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这首即景诗，写得悠然清虚，获得后人一点儿赞许。

上官仪的应制诗内容空泛，华而不实，但他总结出了一些六朝以来诗中运用对仗的写作技巧，提出了“六对”“八对”的规律，应用到诗作中，对提高对仗技巧、推动律诗成熟起到一定作用。

之所以将上官仪的诗拎出来，是因为需要他的应制诗与之后的唐诗做比较，然后阐释之后陈子昂提倡的复古运动，以及白居易等人提倡的新乐府诗是怎么回事。

上官仪是唐朝第一代进士出身，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可是书生气十足，根本没有政治嗅觉。高宗中期，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被迫害，他被提为宰相。可是没几天，唐高宗与武则天闹矛盾，这个书呆子立马劝唐高宗废除武则天，结果得罪了政治手腕强悍得震古烁今的武则天，下场可想而知。

武则天一哭二闹三上吊，终于与唐高宗和好，想出一个一箭三雕的计谋，组织人上奏上官仪与废太子李忠暗中勾结谋反，将上官仪一家男丁诛杀殆尽，女眷全部充入皇宫掖庭为婢打杂。

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刚出生不久，便随其母郑氏入宫为奴。郑氏出身书香门第，即便整天洗衣倒马桶，累得半死，也精心培养上官婉儿，教她读书吟诗。

上官婉儿天生机敏聪慧，十岁出头，便因文才名动掖庭，在十四岁时，终于被武则天知晓，并立即召见了她。武则天当场出题考较，上官婉儿文不加点，须臾而成，且文意通畅，辞藻华丽，语境优美，是一般文人花很长时间也难完成的佳作。

武则天刚当皇帝，急需一个女秘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欣喜之余，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让其掌管宫中诏命。

上官婉儿从此走上政治舞台，在朝廷中掀起风浪，她的事稍后叙述。

上官仪的应制体很受当时人追捧，但贞观年间还是出现了几首或隽永，或高古，或散淡的诗篇，与应制体风格迥异，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先来看看虞世南的《蝉》：

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是一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清新隽永，为唐代的咏物寓意寓理诗开创了一个好的风气。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两句，可以理解为，品格高的人声名远扬，并不是凭借外在的力量。

《蝉》对后世的影响较大，以至于后世以蝉为题材的诗不下数十篇，比较出名的有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梅尧臣的《秋日咏蝉》等。

虞世南（558—638），越州余姚县（今浙江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由陈入隋入唐，历经三个朝代，外表懦弱而内心刚强，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李世民继位后，他又任弘文馆学士，后入凌烟阁排第二十位。

李世民评价他：“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辞藻，五曰书翰。”意思是说，虞世南有五样东西是空前的：一是忠诚正直，二是兄弟友爱及孝心，三是通晓古文，四是诗赋，五是书法。

后来甚至有人评价虞世南是与颜回一般的儒家圣贤。

虞世南确实是典型的儒家君子，年少时与其兄虞世基在硕儒顾野王的门下学习，还拜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为书法老师。年轻时的虞世南勤奋好学，在顾野王的门下学习十几年，经常因惜时而不洗脸、不梳头。二十五岁时，他与兄长虞世基一起考中隋朝比进士还要高阶的秀才。

虞世基在隋朝时很发达，后来显贵非常，他的嫂子都打扮得跟王妃一样，锦衣玉食。虞世南与他们居住在一起，一直不改本色，依然粗茶淡饭布衣裳，清贫节俭。

隋炀帝下扬州时，宇文化及反叛弑君，也将斩杀虞世基。虞世南抱着虞世基，痛号悲泣，请求宇文化及让自己代兄赴死。宇文化及没有答应，依然处死了虞世基，虞世南抱着兄长的尸体哀号了三天三夜，整个人都因此瘦得变了形。

虞世南请求代兄赴死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后人经常将这一事迹当作兄弟情深的典型，教诲子女友爱和睦。这也是李世民称赞他“友悌”的原因。

在诗赋方面，虞世南对“上官体”诗泛滥持反对态度。有一次，李世民写了一首“上官体”诗，让虞世南来唱和。虞世南劝谏道：“圣作固然工整，但内容并非文雅端正。陛下喜欢的，下面的臣子百姓必然趋之若鹜，甚至过犹不及，臣怕这首诗一旦传出去，天下人效仿，坏了文风，所以我不能遵命唱和！”

贞观年间，除了魏徵，虞世南也是有名的谏臣之一，可惜他当时年龄大了，于贞观十二年（638）就去世了，否则萧翼骗他师弟辨才和尚《兰亭集序》的事也不会发生，“上官体”诗也不会泛滥。

虞世南最大的成就是书法。他师承智永，远习二王，但他的字在晚年自成一体，风格是清丽中透着刚健，被世人称为“虞体”。不仅如此，他的学生兼外甥陆柬之也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大家。陆柬之有个外曾孙，叫张旭，对，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草圣张旭。

虞世南也是大唐文人中的长寿者之一，他活了八十一岁，仅比贺知章（八十五岁）和欧阳询（八十五岁）少活几年。

据查，唐朝的人均寿命只有二十七岁，活过八十岁的很少见。初唐时期这三个活过八十岁的名人有个共同的头衔，那就是书法家。从古至今，要论最长寿的人群，一定是书法家。

弘文馆学士中，除了虞世南，魏徵也是一位优秀诗人。让我们来读其诗《述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魏徵的诗，诗如其人，直抒胸臆，气魄伟岸，格调高古，为后来的陈子昂、张九龄及李白的古风诗开了先河。

魏徵其人其事，大家都很熟悉，不做赘述。

上官仪也好，魏徵也罢，他们都是当朝权贵，能够被记入唐史，不因诗文，而因政治。因诗文名气被记入唐史的贞观年间诗人，是王绩。

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市）人。王绩自幼好学，博闻强识，十一岁时就来到长安，拜见隋朝宰相杨素，被在座公卿称为“神童仙子”。

隋末唐初，绛州龙门县，文武气运大爆发。“文”出了王家“三棵树”：王通、王绩、王勃。王通是王绩的兄长，是隋朝闻名遐迩的大儒，否则杨素也不会见王绩这个十一岁的小孩儿。王勃，就是那个写《滕王阁序》的大才子，是王通的孙子，王绩的侄孙。“武”出了个薛仁贵（614—683），就是《说唐全传》中那个“应梦贤臣”，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薛仁贵的出生地现在划为山西河津市，与三王出生地通辽镇已经不是一个县市了。

王绩取字“无功”，清楚地表明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道家信徒。王绩曾为《老子》《庄子》作注。受道家散淡思想的影响，他性情简傲，行为率真疏放，一生都在追寻魏晋隐士遗风。

王绩的代表作是《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表现的景象很细致，清新却不失高古。前面写景，最后一联“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将眼前的景，与晋代“竹林七贤”隐居长歌，以及商周时期的伯夷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的典故，联系在一起，含蓄地表达出追怀古代隐士的思想。

这首诗很具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只不过陶渊明写得更散淡，有怡然自得的情怀，而王绩写得有些消沉，“徙倚欲何依”显得畏畏缩缩，没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淡然。

王绩最崇拜的人就是陶渊明。陶渊明写了自传《五柳先生传》，他写了自传《五斗先生传》。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最感兴趣的三件事是读书、饮酒、写文章。王绩无疑也继承了这三方面的志趣。他读的书不比陶渊明少，但写文章比不过陶渊明，所以他想在饮酒上胜过陶渊明。“五斗先生”听着就能把人醉死，可王绩五斗酒下肚，头脑依然清醒，吟诗作文根本不耽误。

王绩是个大酒徒，专门写过《酒经》《酒谱》。这位老先生一生将“酒徒”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贫贱百姓，只要叫他去喝酒，他都会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去赴宴，一场酒下来，别的人全都趴下了，他还优哉游哉。

隋炀帝大业元年，他通过推荐考试中进士，吏部想留他在京城做官，可他知道自己的德行，心想：在京城做官，哪能随便喝酒呢？于是，他自愿到六合县当了个县丞。

他当县丞时，整天只知道喝酒，正事不干，结果被顶头上司弹劾了。当时正值天下大乱，他一听说上司弹劾了他，也不等处分下来，就直接辞官不干了，还愤愤不平地道：“到处都是天罗地网般的束缚，还不如回家喝酒去！”

他跑了回去，恰好躲过了隋唐更替的灾难。

李渊建唐之初，朝廷征召前朝官员。王绩的名气不小，又被推荐去当门下省待诏。门下省待诏就是在门下省等候，随时听候皇上调遣。

按照门下省的惯例，每天可供给待诏三升美酒。待诏是人才啊，吏部须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便派人问他：“你在这当待诏，快不快乐呀？”王绩皱眉道：“只有这里的美酒还让我有点儿留恋啊！”意思是，这里如果没有免费提供美酒的待遇，他就要拜拜了！吏部官员一听，知道这位大爷是个酒徒，赶紧命人每天供他一斗美酒，所以同僚都称他为“斗酒学士”。

就这样，王绩老先生在门下省待了几年。可李世民上台时，他又不干了，称病辞官回家喝酒去了。过了几年，李世民又征召隐士贤人，当地刺史不敢怠慢，又将他推荐到朝廷去。

这次吏部本打算安排他到六部二十四司去当差，但他听说太乐署史焦革特别会酿酒，于是毫不犹豫地要求去太乐署当太乐丞。吏部官员不解道：“你现在的品级比太乐丞要高呀，这么安排怎么行呢？”王绩说你别管，这是我自愿的。七磨八泡，吏部只好同意了王绩的请求，派他当了太乐署太乐丞。他这哪里是要当官啊，分明是哪里有酒去哪里嘛！

到了太乐署，王绩是耗子掉到米缸里了，整天不是喝酒就是跟焦革学酿酒。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挥笔写下了不少与酒有关的诗。

醉后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独酌

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

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

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年，焦革死了，他悲伤得又要辞官。但焦革的妻子说：“你还是留下来吧，我送你酒便是。”因为这句话，他才留了下来。

没几年，王绩这位老先生又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家去了。

贞观十八年（644），王绩病重，写下自己的碑文后溘然长逝。

王绩仿佛是活在唐代的晋代隐士，恃才放旷，任性不羁，永远活在自我理想中。正因为如此，他的诗独树一帜。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驱，同时对唐代五言律诗的成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是后世公认的五言律诗奠基人，在“上官体”泛滥的时代，尤其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