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水文明

治水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活动，在治水过程中不仅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伟大的精神文明。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横亘数千里的黄河大堤和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运用2000多年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的都江堰等何尝不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从广义的角度讲，中华水利文明作为治水的直接产物，是中华民族在开发、利用、控制、改造水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中华水利文明是指华夏民族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创造出的水利成果，包括工程、技术、理论、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等。

一、中华文明始于治水

中华民族依水而生、傍水而兴，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与洪涝、干旱作斗争而不断前进的历史。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的历史进程中，水利文明自始至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蕴涵着治水的成果。

1.水环境孕育了中华水文明

历史运行的基础是文明，而文明产生于环境的挑战。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策源地位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由于这一带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黄土松软、土壤肥沃、濒江临河、利于石耕古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地和最为发达的地区。但由于黄河流域降雨集中，上游陡急的河流挟裹大量的泥沙，流至河势渐平的中下游平原，泥沙逐渐沉淀，使许多地方的河床高于平原，造成黄河“三年两决口”的严重洪涝灾害；此外，黄河下游平原由浅海淤成，流泻不畅，内涝盐碱也相当严重。因此，洪旱盐碱等灾害对华夏民族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洪水横流的环境给人们带来了艰难和逆境，也激发了治水护家的蓬勃生命力。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为了驾驭江河，过上稳定的农耕安居生活，自尧舜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便开展了大规模的艰苦卓绝的治水平土活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累世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产生了治水文化特征鲜明的中国古代农业，自此，水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大禹治水催生了中华文明时代的提前到来

国家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大禹治水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的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尧命鲧负责领导与组织治水。鲧因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而失败，被帝治罪杀于任上，后由其独子禹主持治水大任。禹带着尺、绳等测量工具到全国的主要山脉、河流进行严密的考察，他大刀阔斧，改“堵”为“疏”，疏通九州河道，拓宽龙门山峡口，让洪水能更快地通过，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实行平衡政策等方式，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这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业，在部族中树立了强大的个人威信。同时，百姓在享受到丰厚的治水成果后，民心思定，渴望实行必要的集权体制以对抗较大的自然灾害，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大禹治水，必然要组织各部族力量共同进行治水，由此促进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大联合，促进了华夏各部族的融合与团结，组织严密、高度集权的治水机构逐渐沿袭为国家的组织机构，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大禹因治水有功，被大家推举为舜的助手，舜死后，他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从此文明时代取代野蛮时代。

3.水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水文明史是人类古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治水活动对强化国家封建专制制度、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促进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特性，使水一般以流域或河系为单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生活在流域内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人们对水的利用、治理、开发互相影响，甚至一河发洪水也可能影响到相邻的河流。水的这一自然特征决定了治水活动必须统筹兼顾，甚至要牺牲局部利益，保护全局利益。这就客观上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组织，需要中央权威的统一领导。例如，夏商周时期，邦国林立，部落众多，每遇大的水旱灾害，主要靠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强有力的组织来解决防洪、抗旱中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水事矛盾。东周以后，王权衰落，各诸侯国之间各自为政，争河道，控水源，甚至任意决堤，以水代兵，侵犯别国。为了协调各诸侯国的利益关系，当时的中原霸主齐桓公主持诸侯会盟，制定“毋曲防”（不准曲为堤防，壅滞河水危害他国）盟约，解决水事纠纷。不久齐桓公又进一步提出了“无障谷”、“毋壅泉”等条文，形成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团结治水局面。汉武帝时期，黄河频繁出现堤防溃决，灾区人民流离失所，为了稳定封建统治，汉武帝“沉白马玉璧于河”，下决心堵塞决口，并亲率文武百官到瓠子决口处指挥封堵战役，经过几万人不分昼夜的艰苦奋战，使梁楚之地的百姓从水患中解脱出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亲历瓠子堵口战役，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专篇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隋代南北大运河和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成为维系封建国家政治稳定和南北经济交流的生命线，如此庞大的水利工程如果不是由中央政府主持，并举全国之力进行建设，要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清朝以开“康乾盛世”著称的康熙皇帝，一度将河务、漕运与平叛三藩并列，作为施政的三件大事，足见其重视水利的程度以及治水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中国自大禹治水催生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以后，水运系国运，水运兴，则国运昌。这种集权的意识逐渐强化和深化，并深深地积淀到中国人的心中，成为“集体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人们的文化心理以及生活方式。我们的祖先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江河，开拓疆土，繁衍人口，发展经济，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使中华民族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东方，几千年长盛不衰。

二、水利文明创造了中华民族富饶强盛的物质文明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既为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其本身也是物质文明的主要代表，主要分为防洪、灌溉、航运和城市水利建设等方面。

1.中国古代防洪和农田灌溉体系的建设是农业立国的文明基石

在中国古代，兴水利主要体现在防洪和农田灌溉体系的建设上。为了解决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古人在生产实践中受到水往低处流运动规律的启发，发明了排洪和引水灌溉系统，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防洪工程有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的荆江大堤，开创于汉代的江浙海塘等。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了沟渠灌溉技术；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孙叔敖主持兴办了中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使楚国更加强大起来，楚庄王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魏国西门豹开引漳十二渠，使漳河两岸成膏腴；秦国李冰主持兴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水旱灾害不断的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粮食供应基地；郑国主持兴建关中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使原来土地瘠薄的渭北平原成为沃野。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先后开凿了漕渠、河东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六辅渠等，对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汉以后的历代有为的统治者，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宗、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清高宗等，无不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事业，以强国富民。最早出现在汉代的新疆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新疆特有的利用暗渠截取地下潜流进行农田灌溉和供人畜饮用的一种古老的水利工程，没有坎儿井，就谈不上农牧业灌溉，就没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古代中国通过防洪与灌溉体系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安居乐业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水利文明创造了中华民族富饶强盛的物质文明。

2.古代人工运河的开凿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文明动脉

水能给人类带来舟楫之便，利用天然河道航行，始于远古。但是，由于传统习惯和政治上的原因，历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大多坐落于北方，而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却处于水土和阳光资源更加优越的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例如，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这就使得发展与维护沟通南北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运输体系成为历史的必然，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上运输有着运力强、成本低等无可比拟的优势。然而，我国主要大江大河都是东西走向，因此，解决运输的最佳途径只能是开凿大运河，特别是南北走向的大运河，通过漕运将南资北运，保障都城的经济供给，水运的兴衰上升为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最早开通的人工运河是战国时期吴国开凿的邗沟，打通了淮河与长江的水系；魏国开凿的鸿沟，沟通了淮河和黄河；此后，秦代开挖了灵渠，连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汉代武帝开凿的漕渠，将长安与黄河联系起来，成为京师长安给养运输的生命线。东汉光武帝则修建了沟通洛水与黄河的阳渠，从而实现了洛阳与中原之间的水运交通；东汉末年，曹操因军事目的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海、滦河流域。隋朝统一全国后，倾全国之力，大力开凿运河，并最终开成了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组成的南北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系在一个水运网中，成为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两大区域连接的纽带；元代在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进一步将南北两大中心连接起来。

大运河使京师得以滚滚不息地吸纳长江流域丰富的物资资源，既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又保持了首都的繁荣与稳定，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打破地区、民族间封闭的壁垒，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特别是文化认同感，巩固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大统一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古代城市的兴起与城市水利建设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明高度

城市的兴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中国古代城镇几乎都是临河（湖）靠海而建，目的是为了给城市取水、用水、排水、城市水运交通、水美化城市环境等提供便利条件。但洪水泛滥、海水倒灌等也极易给城市造成灾害，因此，历代王朝从维护统治的目的出发，无不全力发展城市尤其是都城水利：一是修建护城河与城墙作为防御敌人进攻和洪水侵袭的最有效的工程体系；二是建立比较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以供应城市居民用水、手工业用水、防火和航运用水，排泄城市的废污水和涝水；三是兴修水利工程以改善城市环境，特别是通过城市河湖水系的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地修建了各种水景园林，以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和文化品位；四是开挖城市通往外部的运河以之为交通干线，这种运河大多还兼有城市用水等多重功用。例如，战国时期郑韩故城、燕下都等地，都有独特的水井和地下水管道等水利工程。齐都临淄，临淄河而建，开凿淄济运河与济水沟通，再由济水与黄河相通，形成了畅通的水运交通网。西汉都城长安，形成了一个以昆明池为中心的庞大供水体系和以漕渠为中心的城市内外水运体系。隋唐和北宋时期，伴随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出现了长安、洛阳和开封等规模宏大的城市，城市水利也随之兴旺发达，建设了庞大系统的防洪排涝、取水供水、航运以及城市水环境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使北京成为三代城市水利建设的集大成者，经过精心营建，形成了以通惠河为通航干道，以汇集西山诸泉水为水源、昆明湖为中心的城市河湖水利体系，对北京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堪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著名人工水道—京杭大运河，更是孕育和滋养了一大批如扬州、南京、苏州、杭州、北京等著名的城市。

由于城市人口密集，财富集中，文化发达，又大多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些城市通过运河将城市文明辐射到四面八方，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水利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

古代中华民族长期与水旱灾害进行艰苦卓绝的抗衡和斗争，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铸就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天下为公，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等意志品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治水活动不但创造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水利工程，也创造了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理论、一流的文化，水利文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渊源。

1.古代治水活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水利科学技术是人类在对自然界水资源利用、控制和改造过程中，逐步认识、掌握水和水利规律的结晶。中国古代的治水活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古人就已经掌握了“河图”、“洛书”等数理的观念，发明了原始测量工具和技术，即所谓“左规矩，右准绳”，“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推进了数学发展，并应用于工程实践。先秦时期，人们将地表水分为干流、分支、季节水、支流、湖泊五种，这一科学的分类方法甚至沿用至今。还对水力学中的水跃、环流、冲刷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出现了专职水利专家，如郑国等。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发明了无坝引水技术和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工具：石人水尺。汉代对水循环现象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贾让提出了著名“治河三策”，至今仍是治水良策；张戎第一个提出了利用水力刷沙的思想，为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黄河千里堤防，已有了石堤、护岸及挑水坝、闸门等建筑物；埽工技术（埽，就是用梢芟、薪柴、竹木等，夹以土石卷制而成的水工建筑构件。将若干个埽捆连接起来，用于护岸、堵口等工程，就叫埽工），是我国水工技术史上的一大创造；首开龙首渠隧道，运用竖井分段施工，此法解决了隧洞施工照明、通气、出土的困难，为世界首创；后推广到新疆，演变成著名的“坎儿井”；“长藤结瓜”式灌溉工程（主要分布于淮河和长江流域，其灌溉方式为把几个相邻水流相连的陂塘结为一体，联合蓄水和调度运用）技术，已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水碓、水排、水转浑天仪、龙骨水车、筒车、莲花漏、石磨、水磴等水力机具已普遍运用。隋唐至北宋时期，水文技术有了长足发展，提出了流量的概念，测量水流已发明“浮瓢”或“木鹅”法。南北大运河建设在运河上形成了较完整的工程体系，出现了类似现代船闸的复闸、澳闸等；海塘、海堤迅速发展，已由土塘发展为柴塘、埽工塘、竹笼石塘以至砌石塘。水磨、水碾等水力机具极为发达。南宋与元时期，各州县已普遍设置量雨器及量水器。元代郭守敬提出了海拔概念，水利设计施工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明清至民国时期，对河流泥沙性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潘季驯对黄河治理提出了束水攻沙及放淤固滩等治理黄河的方略；明末清初，西方水利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水利技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建成。

中国古代治水技术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前进步伐，为中华民族创造强大的物质文明奠定了提供了技术和人才上的智力支持。

2.古代治水的法律法规和水管理制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古代用水规范是我国古代法律的渊源。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水事冲突频繁发生，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问题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经过治水实践，人们获得了种种经验，并形成了约束有关各方的条例，这就是是水利法规的起源。例如，象形字“刑”字，取意是：在奴隶社会中，部落间经常为了争夺水井发生矛盾，为解决争端，奴隶主们便达成协议，各派一名奴隶守在井边监管水井，以便各方公正公平地使用水井。这就是“刑”字的由来，也是原始法律的始端。夏商周时期，颁布了“毋填井”的条款，是我国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水法规。春秋战国定盟约“毋曲防”。秦定《田律》。汉定《水令》、《均水约束》。唐定《水部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水利法典，一些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宋定《农田水利约束》、《疏利决害八事》。金颁行《河防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详备的防洪法规。明定《水规》、《明会典》、《漕河禁例》、《漕河夫数》、《漕河水程》等水利法规，清在《大清律》有专门的水利的条款。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是水法规的产生和发展必然结果，而水法规对古代法律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又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与水利法律制度相配套的是中国古代水利职官制度。几千年来，管理水利的政府机构、官职设置、权力授予、决策程序和运作机制等，相沿承袭，而且代代都有发展，深深地渗透到国家机器之中。中国古代水政系统包括行政管理机构和工程修建机构，中央职官系统和地方职官系统，中央派往地方的各级机构，文职系统和武职系统。这些水利机构和职官系统的设置，是水利在中国历来作为一种政府职能和行为的体现。中国古代水利职官的设立，源于原始社会末期。例如，“禹作司空”，被认为是“水利设专司之始”。西周设“司工”水利行政长官，一直沿袭至汉代。隋代以后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工部主管包括水利建设在内的工程行政。历代往往还设“将作监”或“都水监”来管理水利事宜，与工部并行。明清将水利建设管理职能划归流域机构或各省，水利行政则由工部继续掌管。工部之下设水部，主管官员为水部郎中。

古代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历程，产生了完整的治水法律体系，有着严格的管理机构和职权设置，其本身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3.丰富多彩的古代水利文献和文学作品是中华文化宝库的瑰宝

中华治水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治水文献，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瑰宝。先秦时期，《山海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是早期珍贵的水利文献。《尚书·禹贡》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成为后世家喻户晓的典故，并首次按河流水系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地区（称九州）。《周礼·职方氏》扼要叙述了全国的山川、泽薮、水利、物产、人口、男女比例等。《管子·度地》则是先秦水利科技经验的总结。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河渠书》开史书专门记述水利史的先河。之后的《汉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中，均有河渠水利专篇。有影响的水利文献有：《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河道水系的专著。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不朽巨著，它以河道水系为纲，详细记载了1252条河流的变迁以及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地理变化、风俗、重大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情况。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江河水文、水土流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对长江、南盘江、北盘江、湘江等十多条江河进行了研究考证。而专题记载黄河、长江、京杭大运河、中国滨海地区海塘工程、流域和地方性记载水利的文献等更是汗牛充栋。丰富多彩的古代水利文献和文学作品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明之花的奇葩。

4.治水活动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

中华民族累世不屈的治水斗争，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首先，无数治水英雄人物，为造福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们的治水勋业和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创造能力和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被人们视若“水神”，并立庙设祠祭祀，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例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西门豹以极大的胆识和魄力破除了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狠狠打击了借水患为害当地百姓的土豪和巫婆；李冰主持兴建了驰誉世界的都江堰工程，被后人颂扬“继禹神功”等。这些治水英雄公而忘私、勇于奉献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内核。其次，治水塑造了中华民族意志品质。水旱灾害的频繁出现，使中华民族必须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反复的较量和抗争，长期的治水斗争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诸如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意志品质；以人力补天之不足、人定胜天的信念；天下为公、无私奉献的品格；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未雨绸缪，凡事做长远打算的思维方式；人格重于事功，不以成败论英雄；大一统的思想观念等等。锤炼了中国人民忍受痛苦的能力，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第三，治水也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的养成。治水使中华先民过上了稳定的农耕生活，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形成了安土重迁、本分务实、处事中庸、重农抑商、集权主义与民本思想相反相成等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性格。最后，治水对中华民族文化特征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深深地渗透到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例如，在哲学思想方面，产生了中庸思想、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按自然规律办事等系统性、整体性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在文学艺术方面，产生了许多与治水相关的神话传说、民谣故事、诗词歌赋、美术绘画和小说戏剧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在宗教方面，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每遇大的水旱灾害，都举行祭祀水神的活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司水之神—龙王、水母等超自然水神的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国特有的“龙”文化现象，体现了浓郁的水利崇拜情节。

总之，中华文明的开创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治水斗争的产物，治水催化了中国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并对中国政治体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治水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直接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源泉。治水文明本身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治水精神和优秀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