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记忆里的光

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我长到八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那是一种触目惊心、铭记终生的感受。1949年初冬，我由跟着父亲认字，正式走进学校，在班上算年龄小的，大同学有十三四岁的。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同学，炫耀他见过火车的经历，说火车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巨大的怪物，特别是在夜晚，头顶放射着万丈光芒，喘气像打雷，如天神下界，轰轰隆隆，地动山摇，令人胆战心惊。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都萌生了夜晚去看火车的念头。

一天晚上，真要付诸行动了，却只集合起我和三个大点的同学。离我们村最近的火车站叫姚官屯，十来里地现在看来简直不算路，在当时对我这个从未去过“大地方”的孩子来说，却像天边儿一样远。最恐怖的是要穿过村西一大片浓密的森林，那就是我童年的原始森林，里面长满奇形怪状的参天大树。森林中间还有一片凶恶的坟场，曾经听大人们讲过的所有鬼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那里面，即便大白天我一个人也不敢从里面穿过。进了林子以后我们都不敢出声了，我怕被落下不得不一路小跑，我跑他们也跑，越跑就越瘆得慌，只觉得每根头发梢都竖了起来。当时天气已经很凉了，跑出林子后却浑身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奔到铁道边上，强烈的兴奋和好奇立刻赶跑了心里的恐惧，我们迫不及待地将耳朵贴在道轨上。大同学说有火车过来会先从道轨上听到。我屏住气听了好半天，却什么动静也听不到，甚至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四野漆黑而安静。一只耳朵被铁轨冰得太疼了，就换另一只耳朵贴上去，生怕错过火车开过来的讯息。铁轨上终于有了动静，嘎噔嘎噔……由轻到重，由弱到强，响声越来越大，直到半个脸都感觉到了它的震动，领头的同学一声吆喝，我们都跑到路基下面去等着。

渐渐看到从远处投射过来一股强大的光束，穿透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向我们扫过来。光束越来越刺眼，轰隆声也越来越震耳，从黑暗中冲出一个通亮的庞然大物，喷吐着白气，呼啸着逼过来。我赶紧捂紧耳朵睁大双眼，猛然间看到在火车头的上端，就像脑门的部位，挂着一个光芒闪烁的图标：一把镰刀和一个大锤头。

领头的同学却大声说是镰刀斧头。

我觉得那明明是镰刀锤头，斧头是带刃的。且不管它是锤是斧，那把镰刀让我感到亲近，特别的高兴。农村的孩子从会走路就得学着使用镰刀，一把磨得飞快、使着顺手的好镰，那可是宝贝。火车头上居然还顶着镰刀锤头的图标，让我感到很特别，仿佛这火车跟家乡、跟我有了点关联，或者预示着还会有别的我不懂的事情将要发生……那时候的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多，要等好一阵才会再过一列。我们又将耳朵贴在铁轨上，盼着多感受火车的声势和光芒、再仔细看看火车头上的镰刀锤头。

十年后，我国向世界发布，沿海12海里范围内为中国领海。转过年，经过比检查身体更为严格的文化考试，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伍，进入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接受的第一批任务就是绘制中国领海图，并由此结识了负责海洋测量的贾队长。刚当兵的时候，在接受新军装的同时我还领到一个印有海军军徽的蓝色挎包，很漂亮，平时几乎用不着，实际也舍不得用。而贾队长却有个破旧的土灰色挎包，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唯一醒目的是用红线绣着镰刀锤头的图案。

我猜测这个挎包一定有故事，有不同寻常的来历。既然已经站在了军旗下，我自然也希望有一天能站在镰刀锤头下，对这个图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和敬意。于是就想用自己的新挎包跟他换。不料贾队长断然拒绝，他说别的东西都可以给我，唯独这个挎包，对他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目前还有很重要的用途，绝不能送人。有一次他在测量一个荒岛时遇上了大风暴，在没有淡水没有干粮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十三天，另外的两个测绘兵却都牺牲了。他用绳子把自己连同图纸资料和测量仪器牢牢地捆在礁石上，接雨水喝，抓住一切被海浪打到身边的活物充饥……后来一位老首长把这个挎包奖给了他。

贾队长知道我老家是沧州，答应在我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可以将这个挎包借给我，但回队的时候必须带来一挎包沧州的土和当地的菜籽、瓜子或粮食种子。原来他每次出海测量都要带一挎包土和各样的种子，有些岛礁最缺的就是泥土。黄海最外边有个黑熊礁，礁上只驻扎着三个战士，一个雷达兵，一个气象兵，一个潮汐兵，他们就是用贾队长带去的土和种子养活了一棵西瓜苗，像心肝宝贝般地呵护到秋后，果真还结了个小西瓜，三个人却说什么也舍不得吃……没有到过荒岛、没有日夜远离祖国的人，是无法想象他们的感受的。用祖国的土和种子，亲手培育出一棵绿色生命，那份欣喜、那份珍贵，无与伦比，怎舍得吃掉？我根据这个故事写了篇散文发在当年的《人民海军报》上，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被印成铅字。

又过了几年，我复员回到工厂。“文革”开始后由厂长秘书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分配我干锻工。锻工就是打铁，过去叫“铁匠”。虽然大锤换成了水压机和蒸汽锤，但往产品上打钢号、印序号，还都要靠人来抡大锤。凡锻工没有不会抡大锤的，我是下来被监督劳动的，这种体力活自然干得最多。不想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打铁，越干越有味道，一干就是十年。在锻钢打铁的同时，也锻造了自己，改变了人生，甚至成全了我的文学创作。我成了民间所说的“全科人”：少年时代拿镰刀，青年当兵，中年以后握大锤。对镰刀锤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

当年我为部队文艺宣传队编节目，写过两句话当时颇为得意，至今不忘：“生做镰刀锤头铁，死做旗上一点红。”现在想起这一切，心里还有股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