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山东自然历史资源分析

第一节 区域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资源”的分类

“资源”一词，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物质与精神资料的来源”，英文中对“resource”的解释为：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所占有的财物、领地、品质、特征等所有物。如果对照中英文解释，我们可以发现“资源”一词的互补性解释：其一，资源具有“主体”特征，无论它是以个人、组织或国家的面貌呈现，都是特指从属于某个特定主体的所有物；其二，资源具有“显性”与“隐性”双重特点，当它未被开发前，便不具备经济或文化价值，但一旦被开发，这种“隐性”便成了“显性”，显性资源往往具有明确的经济或文化的价值；其三，资源具有产生财富的能力，也就是“资财的来源”，这种财富以物质或精神的方式显现。如果按资源的类型分类，我们可以将它们划分为经济资源（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科技资源、文化资源（如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资源等）。本项目所探讨的“资源”，主要局限于在“文创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区域既有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我们可以将文创产品设计中，所能利用的资源分为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产业资源三个类别。

自然资源主要是指特定区域的自然禀赋，即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形地貌、交通区位、风土物产等，它是文化资源发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着特定区域文化样貌的类型与走向。

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在特定区域演进过程中，所逐步呈现的文化特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造物方式、典籍传说、文化遗存等，这是在自然资源基础上，人类社会通过改造自然所生发出来的文化样式。

产业资源则是指特定区域的族群社会，根据其自然禀赋、社会分工、科学技术所构建发展起来的比较优势，其中包括农林牧副渔业资源、手工艺资源、交通资源、商业资源、服务业资源。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工业资源。

如果从时间点上对特定区域资源进行分类，则可分为历史与当代资源；从民族差异性上，可以分为本民族文化资源与外民族文化资源；从地理位置上，可分为本区域文化资源与外区域文化资源等，这些划分具有交互重叠的特性。

如山东的“泰山”可以划归为“自然历史文化双重设计资源”，而“孔子”可以划归为“传统历史文化设计资源”，“东阿阿胶传统制作技艺”可以划归为“区域传统产业与历史文化双重设计资源”，“东营胜利油田”则可划归为“自然与现代产业双重设计资源”。因此，对于特定区域资源类别的划分，有利于引导我们对特定区域文创产品设计开发，进行细致充分的文化调研。

二、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研究，涉及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文化区”。作为文化的空间划分，文化区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所决定。三者在历史进程中综合作用，形成某种地域性文化特征。与区域文化相关的两个概念还包括“文化区域”及“区域文化性格”。

文化区域，是指具有共同文化属性的人群，所占据的地域空间单位；区域文化，是对特定文化区域中独特文化现象的总称。我们可以将民众在特定区域文化熏陶中，所逐渐形成的普遍稳定的心理定式和价值取向，称之为区域文化性格。“文化区域”侧重于地域界线的描述，“区域文化”侧重与社会共识的概括，而“区域文化性格”则侧重于人文心理特征。^[1]

文化区域，是区域文化的母体和载体，它时刻滋生、培育、维系着特定区域文化，而区域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会对该区域生活民众的文化性格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文化区域、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化性格中，前二者均以地域为载体，并具有一定的边界和外部特征，而区域文化性格则不同，它是民众通过世代传承积淀内化于心的东西，且并不总以地域为载体和界限^[2]。换而言之，区域文化之间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一分为二的。它们往往从一个或数个文化核心区向外逐步辐射。因而，文化区域的外延往往相对模糊，影响力亦逐步削弱。

譬如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便不是单一的文化单元。自西周分封开始，今山东区域见于历史记录的诸侯国便有三四十个之多，其中齐、鲁、莒三国的疆域较大，存续时间久远，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

齐国建国初期，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的治国政策，较好地延续了之前文化东夷的礼俗文化，加之齐国物产丰富。“齐自建国起，重工商，大力发展农业、渔业、盐业、纺织业、工商立国的政策为齐国的历代统治者所遵循……齐国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对社会风习的影响深远，其表现是推崇功名富贵、追逐物利、能言善辩、豁达开放、粗犷刚烈、喜欢铺张等。^[3]”

而鲁国的最初缔造者伯禽在立国之初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文化方针，大力变革鲁国控制区内旧有的文化习俗，全力推行周礼，谓之“周礼尽在鲁矣”（《左传·召公二年》）。因而，鲁国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农耕之上的礼乐文化，重稼穑、尚耕织，走上了农业立国的发展道路。所以，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与礼”（《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便不足为怪了。

因此，两种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利，鲁文化重理；齐文化求革新，鲁文化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因战争攻伐、交通贸易、政治整合、行政规划等原因而走向融合，并渐成今天山东省区域文化的代名词。但事实上，时至今日，当我们将齐文化中心临淄与鲁文化曲阜仔细对比时，仍可以发现二者在方言、民俗、生活习惯、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两种文化的融合区自北向南分布在德州、济南、泰安和莱芜一带。

三、文化的层次性分析

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将文化视为包括若干层次的整体，从外而内，约略分为几个层次：

其一，物态文化层（Artifacts），即人类在生产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由各种人造器物所构成的物态化的文化层次，它是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深刻的物质基础。

其二，行为文化层（Tradition and Customs），即由人类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方式，它是一种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往往集中体现于该区域的各种社会风尚之中。

其三，心态文化层（Espoused Values），即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烟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因素所构成的心理定式与评价标准，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这里所谓的“心态文化”层，大体相当于“精神文化”或“社会意识”这类概念。^[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方面，物态文化层呈现的“物化”特征，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特定人群，使其在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上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特征；而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又会影响到特定民族，特定区域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造物行为，最终会形成风格迥异的造物结果。因而，心态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与物态文化层，在哲学中对应着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在此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

我们对于文化层次或构成因素的区分，有时仅是为了便于说明某些问题。事实上，“文化”作为有机整体，基于任何标准的细分，都不可能完全厘清其内部构造及相互关系。心态文化层作为文化的核心，当然会影响到物态文化层与行为文化层的整体面貌；然而，行为文化层与物态文化层作为客观实在的文化表征，也必然会影响到心态文化层的继承与发展。但无论如何，世界观的形成，总是要依托于人们所处的物质自然及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值得强调的是，今天之所以形成异彩纷呈的区域文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自然环境与地理因素差异的客观存在。

譬如《礼记·王制》载曰：“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

从文中的记录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由于蛮人与夷人生活于空气湿润，河网密布的地区，所以才往往不穿衣服，而直接在皮肤上进行文身装饰；不着鞋履以方便乘用水上交通；天气炎热且水产鲜美，食物往往直接食用。而西北地区居住的戎狄之族，因为天气寒冷，所以不得不身披兽皮鸟羽；由于气候干燥而不适合农耕种植，所以不得不大力发展狩猎畜牧，故其民众多不食米粟，而以肉类为主食。

可见，在人类文明产生初期，自然地理因素是导致区域文化差异的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当自然环境不同，而导致的生活方式差异被逐步积淀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特征也就逐步形成并被固定下来，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的文化特征又必然会反作用于人们的行为方式与造物观念。

四、设计物、设计行为与区域文化之间内在联系

从上述对于文化层次性的分析，便可以清晰得推导出设计物、设计行为与区域文化之间内在联系，其相关性基本作如下分析：

其一，设计物作为文化的载体和设计行为的成果，必然会反映出一定区域民众在特定文化的指导下，所呈现出的造物特征。这是“意识”作用于“物质”的过程，也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由不同文化特征而带来相异的造物倾向，最终使区域文化特征以设计物的形式得以体现；但另一方面，设计物作为文化的载体与设计实践的成果，又不可避免的规范着特定区域民众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过程。譬如，中国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关系的维系必然会依靠结构复杂的宗族制度，通过族群的力量来开山治水，济困救贫。而维系宗族制度的重要方式，便是借助于“礼”的教化力量，中国人重“天地君亲师”的祭祀崇拜，也正是在祭祀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才得以不断的重申和确认。

纵观世界各个民族，恐怕没有那个民族比汉民族发明的亲属称谓更多，所创制的祭祀礼器的种类更为繁复^[5]。同样，中国近代民众反对封建礼教的革命，也无一不是从大规模的破坏礼器入手。但从另外角度上分析，无论是夏商之钟鼎、汉唐之碑刻、还是明清之牌坊，我们今天同样可以理解成统治者为民众所建立的“文化产品”，从而引导民众的价值取向的同一化。

其二，区域文化作为特定区域民众精神世界的共同特征，只能通过行为方式和物质实体的方式才能够被感知、被延续。在多数情况下，区域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民族与宗教的界限，而具有同化民众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力量。汉族聚集区的回族民众，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区域文化的影响，而有别于宁夏的回族民众；同理，藏族聚集区的汉族民众，也必然会受到藏文化的影响。久居山东最东端的外地人，不可避免地被积极进取的海洋文化所洗涤，而久居山东最西段的外地人，也必然会被丰富醇厚的农耕文化所沉浸。上述案例表明，区域文化特征所具有的稳定性，一方面延续了某些设计物存在与使用的人文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排斥着某些不能体现文化特征的设计物在特定区域内的存在与使用。

其三，设计行为作为连接区域文化与设计物之间的桥梁，从本质上就是连接物质与意识的实践环节。如前所述，人类文明进入现代，任何设计物均不可避免的兼具理性与感性两种基因、实用与审美两个功能；前者客观反映民众对于物质生活的真实需要，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设计者对民众精神世界的必要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