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溃 败

复仇也许会迟来，但它迟早会以可怕而致命的方式降临。仇恨的种子已被播撒下去，复仇的力量终将诞生，只等有朝一日前来收割复仇的果实。

——保罗·德鲁莱德

自第一次马恩河之战后德皇大军兵临巴黎城下，到1918年春季鲁登道夫功败垂成的最后一次攻势之间，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德军始终坚守在一条设计严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线后面，严阵以待，而英法联军则一次次徒劳地冲击着这条防线，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伤亡代价。

德国人只背离过一次这个让他们占尽便宜的防御战略。1916年2月，德军进攻凡尔登地区，打了法军一个措手不及。1914年入侵法国的德军有7个集团军，1918年鲁登道夫（Ludendorff）指挥63个师进攻黑格（Haig）元帅，相比之下，进攻凡尔登只动用了9个师的兵力，只能算小打小闹。但是这场小打小闹演变成了参战各方公认的那场惨烈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或许也是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的确，它不仅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还在10个月的战役期间，让法国陆军近四分之三的兵力卷入其中。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有其他战役的伤亡超过了凡尔登战役的，凡尔登却赢得了人类历史上每平方英尺死亡人数最多的战场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头衔。最重要的是，这次战役深刻地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在凡尔登战役之前，德国还有赢得战争的一些希望，这些希望却在凡尔登战役的10个月期间消失殆尽。凡尔登战役之后，法军和德军再也不复战役之前的模样，以凡尔登战役为转折点，英国从法国手中接过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大部分重担，而且我们不应忽视这场战役在促使美国最终参战上所起的作用。

凡尔登战役后来还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个神圣的传奇，被公认为是坚韧不拔、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精神的同义词，可是也成了现代的“皮洛士的胜利”。“一战”落幕之后很久，这次战役的阴魂仍然久久徘徊在法兰西大地上。在那些带来凡尔登大捷的英雄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将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永远和另一场令人惊骇的悲剧相联系。直到今天，凡尔登战役为法兰西国家与民族打上的深深烙印仍然不可磨灭。阿尔及利亚的某处墙面上曾被刷过这样一句标语“戴高乐无法通过”，那也许并不仅仅是对凡尔登战役中著名的战斗口号“他们无法通过”的简单模仿和改版，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更深的精神联系。

在《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里，迪克·迪福断言：“西线的战事绝不可能重来一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明他说的不错：“二战”当中和凡尔登战役最接近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它常被人称为“苏联的凡尔登战役”。如果想要解释为什么“西线的战事”在1940年没有重现，想要解释为什么德军坦克能轻易地绕过马奇诺防线，还有为什么会有马奇诺防线，我们就需要从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寻找答案。

同样，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德军会在1916年被阻挡在凡尔登城下，为什么他们想要进攻号称欧洲最强的堡垒，还有法国人为什么能以如此难以置信的顽强精神抵挡住德军的进攻，我们就需要回溯到更早的一场战争，那就是命运攸关的1870年普法战争。

　

1870年夏天，法国对普鲁士宣战，6个星期后，法兰西的最后一位皇帝正走在通往德意志战俘营的路上，他的脸涨得通红，忍受着一颗很大的肾结石带来的剧痛。又过了4个半月，在凡尔赛宫镌刻着“光荣属于法兰西”铭文的大厅里，那描绘法军对德国人追亡逐北的天顶画之下，普鲁士国王登基成为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征服者在最终签署和平协定时，坚持主张要在条约里明确规定在巴黎举行胜利游行。后来只是由于法国民众群起抗议，法国才避免了德国枪骑兵骑马从凯旋门下列队通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希腊人曾把这种国运翻覆、命运无常的现象称为“突转”（peripeteia），翻遍史册也鲜见比法国战败后的遭遇更为戏剧化的事例了。何曾有一个充满了无尽骄傲和自豪感、物质极为丰富的伟大民族（应该说是当世最伟大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遭受过更大的羞辱？何曾有一个拥有强大尚武传统的军事强国遭受过更耻辱的失败？1870年7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的军队踌躇满志地出征，被自信地命名为“莱茵军团”（The Army of the Rhine），配备了大量德意志地图，却没有法国地图。可是两次无足轻重的败仗打下来之后，法军止不住地一溃千里。败退路上的老妪都在讥笑那些失魂落魄、衣衫褴褛的士兵。担任普军警戒侦察的乌兰枪骑兵们紧追不舍，就像群狼猎杀掉队的羊羔，又像围猎中的猎犬把惊恐的羊群驱赶向普军的大炮。结果，巴赞（Bazaine）元帅指挥下的一半法军被驱赶进梅斯（Metz），他们被围两个月无所作为，之后便投降了。另一半法军由麦克马洪（MacMahon）元帅指挥，皇帝御驾也在军中，这支部队被赶进色当（Sedan）的陷阱之中，就在默兹河下游方向离凡尔登只有40英里的地方。杜克罗特（Ducrot）将军后来评论说：“我们身陷绝境，走投无路！” 1870年后的法国陆军恐怕都对这种苦涩的耻辱感同身受。法军将士是亨利四世、孔代亲王、杜伦尼、萨克斯乃至拿破仑·波拿巴等历代名将的传人，他们自命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武士，现在自己的声名却沾染上了污点。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违时背运地发起了这场战争，结果不但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未来，而且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性质。这次战争运用普遍兵役制组成大军，进行了无情的围城战，用远程大炮不加区别地将围城以内的平民炸成碎片，这一切都增加了现代战争的残酷性，而几个世纪以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曾是一种相当绅士的游戏。普鲁士的和平条件极为严苛，要求法国割让最富庶的两个省区，战争赔款数量之巨前所未有—这是为了让战败国为战争付出10倍于胜利者的代价—这些条件毒化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氛围。这次屈辱的经历让法国陆军永志不忘。

　

1871年的法国精疲力竭、国库空虚、毫无斗志，全国各地都蔓延着最残酷的内战。法国的国土面积是英伦三岛的两倍，她的人民精力充沛（虽然经常被浪费在床笫之间和政治内耗上面），拥有巨大的内在能量，所以她经常能从战争的创伤当中迅速地恢复过来，并让全世界震惊。1870—1871年的军事灾难之后，法国恢复元气的速度之迅捷、程度之完美，是空前绝后的。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迅速消失了。巴赞元帅很快被当作替罪羊为军方的屈辱承担责任。2亿英镑的战争赔款虽然是灾难性的，但法国提前很久就全数付清了，1873年9月，最后一名普鲁士占领军撤出了法国领土。法国经济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1878年巴黎世博会向全欧洲宣告，曾几何时那繁盛的第二帝国荣光再现，而且那光鲜的外表之下，实质上的进步更加坚实。

国家复兴在法国陆军中表现得最突出。新一代具有献身精神的年轻军官以自豪的精神面貌，大踏步替换下了第二帝国留着好斗的帝国式胡子（编者注：拿破仑三世风格的胡子被称为imperial）的老朽们。这些年轻军官以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为代表，他在普法战争时还是一名18岁的军校生，曾亲眼看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皇帝的军队步履蹒跚地败退经过梅斯城。整个法国陆军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面貌，矢志要洗雪最近军队荣誉所蒙受的耻辱。因此新一代军官团迸发出了学习研究的热忱，一改旧日驻军生活中成天泡咖啡馆的空虚生活方式。这和过去的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要知道，过去麦克马洪元帅曾威胁说，“任何一名居然去著书立说，把名字放在一本书封面上的军官，都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晋升”。现在，军官们对普法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研究，军方领导人对军事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毫不掩饰地模仿打败自己的敌人。法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了普遍兵役制的法律，而且以连续三道的形式下达（为时5年的服役年限比各国的都长），同时建立了后备军官队伍。法军改革派解散了低效的旧式参谋本部，在勒瓦尔（Lewal）将军领导下建立起了参谋学院，后来又在米里贝尔（Miribel）将军领导下建立了总参谋部（État Major de l’Armée）。总参谋部在和平时期的职能是备战，更重要的是为总动员制定详细的方案，因为在普法战争期间，法军的总动员效能极其低下。在战时，总参谋部则将对法国陆军主力发号施令。事实上，这正是后来著名的总司令部（G.Q.G）的雏形。1886年，法军列装了最早期型号的勒贝尔式步枪作为制式装备， 1914年大战爆发时，法军装备的仍然是这款步枪，大战中列装的大炮的口径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决定下来的。几年后，高爆炸性的苦味酸炸药替代黑火药，成为炮弹的填充物。

在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推行的诸多军事改革之中，对本文主题影响最深的举措就是在新国境线上采取的防御措施。（而且这些防御措施间接导致了未来英国的参战，不过当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这个间接效果。）普法战争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是实力相当的两强之间的战争。可是现在任何一个冷静思考的法国人都能看得出来，德法两国间的实力差距正在日益拉大，德国的生育率高于法国，而且在得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后，德国的工业实力也将以比法国更快的速度增长。不管法军的军事改革如何成功，法军单凭这些改革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地抵御德国。而且普法战争以后的新边界让法国的这个世仇距离巴黎只有不到200英里，其间还没有像莱茵河或孚日山（Vosges）这样的天然屏障。因此法军任命一位名叫塞雷·德·里维耶（Serré de Rivières）的工兵将军牵头，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构筑起防御工事体系，只有后来的马奇诺防线才能超过它。德·里维耶的防御体系不仅仅是一两座像梅斯那样的要塞城市的集合，因为普法战争证明这样的要塞只是隐藏着的陷阱而已。相反，他建造了一条或者说两条由深入地下的堡垒组成的绵亘防线。这个筑垒体系以靠近瑞士边境的贝尔福（Belfort）为起点，沿山势连绵延伸到埃皮纳勒（Épinal），然后又从摩泽尔（Moselle）河谷的古老要塞城市图勒（Toul）开始，再次沿默兹河右岸的高地延伸到凡尔登。凡尔登以北是茂密的阿戈讷（Argonne）森林地带，再往北就是阿登（Ardennes）山地，那里在当时被认为是侵略军大军不可能通过的地形（直到1940年冯·曼施泰因证明大军通过这个地形并非如此困难）。在图勒和埃皮纳勒这两个支撑点之间，德·里维耶天才地故意留下了一段40英里宽的被称为“沙尔姆裂口”（Trouée de Charmes）的缺口，它就像城墙上留出的城门洞一样，目的是引诱德军入侵部队走这条路，以便早就守在防线后面的法军能轻易地向德军两翼出击，从背后切断入侵部队（也许这种预案有点一厢情愿）。当然比利时边境没有设防，只有像里尔（Lille）和莫伯日（Maubeuge）这样几处孤立的要塞。整个防御体系的主要支撑点和关键始终是凡尔登，早在沃邦元帅的时代，甚至远溯到罗马帝国时期，这里就已经是设防的要塞了。

色当大败后，法国陆军只用了15年就在攻、防两方面都恢复了元气，这时如果和德国再打一仗的话，法国有取胜的机会，而德国却开始躺在功劳簿上故步自封。俾斯麦自己曾说过“一代人艰苦创业，下一代就一定会浪费挥霍”，他现在一边局促不安地回想着自己说过的话，一边无数次地掂量起再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的利弊，因为虽说法国的军事部署态势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但其内部不时传来的声音反映出，平静的表象之下，复仇的意愿隐藏得并不太深。法军军官在聚会时喜欢打保龄球，每当打到做成肥胖敦实的普鲁士士兵形状的球瓶时，大家都兴高采烈；而在国境线另一边，驻扎在梅斯的德国后备军人喝啤酒的杯子上，刻着“大炮轰鸣是我们的致意”这样挑衅性的铭文，还有些啤酒杯上刻着：

应得的奖励，献给时刻警惕地保卫法德边境的战士们。

巴黎每一场舞会结束的时候，都会有穿民族传统服装的阿尔萨斯女郎出现，她们的表演总是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德鲁莱德（Déroulède）建立了一个激进的爱国者联盟，这位诗人在色当战役的时候曾作为一名列兵在法国的北非朱阿夫兵团（Zouaves）中服役，现在则全心全意献身于点燃法国人复仇之火的事业。最后，还有以布朗热（Boulanger）将军的言辞为代表的、不时爆发的狂热爱国情绪。英国驻法大使在1886年向国内做的汇报当中不无讽刺地说：“共和国已经成立了16年，这差不多也是让法国人开始厌倦一种政府形式所需要的时间。”我们看到，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遵循法国历史上所有政客的惯例，无休无止地窝里斗、折腾了，这位英国大使的评论还真是入木三分。巴黎和整个法国大部分民众的热情，一下子被时任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在法国国庆日隆尚阅兵中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英姿所点燃。人民群众根本不问布朗热将把他们引往何处，就一股脑地把这位将军奉为偶像一般崇拜。布朗热分子们为时9天的狂欢期间，街头巷尾到处回荡着激越的歌声，这些宣传歌曲让人不禁回想起1870年夏天的狂热情景：

看看这个人，他微笑着从我们面前经过，

他将为我们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

在柏林，俾斯麦已经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了，不过对于欧洲和平来说，幸运的是布朗热不久之后就在他情妇的墓前自杀，用克莱蒙梭为他写的尖刻的墓志铭的话来说，“他死得和活得都像个低级军官”。

新法国陆军最近十来年辛苦积攒起来的良好声誉，也随着这位昙花一现而又荒唐的布朗热将军一起消散。1889年的新法律把义务兵役服役年限从5年缩短到3年。军国主义本身如果长时间不能兑现许诺的话，根本无法持久。况且，法国还有其他事物能让人们从国土沦丧的痛苦中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并感到心满意足。19世纪正是海外扩张的伟大时代，法国匆忙地加入了攫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狂潮，而俾斯麦则待在一边给法国人加油打气，他自己嘟囔着：“我的非洲殖民地图上，画的可是欧洲。”就像当年获得阿尔及利亚弥补了滑铁卢的失败一样，现在法国通过吞并摩洛哥、突尼斯、西非、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来补偿自己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1914年前，法国在海外统治着将近4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5000万臣民，是全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当然，在某些官兵的眼里，这么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加起来都抵不上普法战争中丢失的一寸国土，不过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在当时是少数派。海外的殖民帝国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实力，后来战争爆发时，还为法国提供了50万优秀的士兵（这些都是俾斯麦当年肯定没有预料到的）。

在世纪之交的30年间，法兰西的社会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甜蜜的生活”（La Vie Douce）这个法文词都不足以描摹那个镀金时代，也许德国人充满嫉妒的表述—“在法国快活得像上帝”—形容得更加贴切。历史上从未有物质如此丰富又为如此多人共享的时代。这个盛世，是属于埃菲尔铁塔的时代，是德加（Degas）和雷诺阿（Renoir）、劳特累克（Lautrec）和莫奈（Monet）的时代；它也属于数不清的美食餐馆和加莱特磨坊、马克西姆餐厅和狡兔酒吧、女神游乐厅和冰宫，属于诗人魏尔伦（Verlaine）和兰波（Rimbaud）、作家左拉（Zola）和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音乐家德彪西（Debussy）和拉瓦尔（Ravel）以及其后的诗人贝矶（Péguy）和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这个时代还属于数不清的新建大厦和成排民居，属于郊外森林的野餐和华丽的轻便马车，在巴黎郊外的森林里，新长成的树木已经替代了当年围城战期间被市民砍伐作为燃料的树。这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创造力的时代，每天似乎都有新生事物，电灯电话一类的发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医学方面的新发现让人们的寿命得以延长，能在这个翩翩浊世享受得更长久一些。自行车和足球成了人们娱乐休闲的新宠，而东方快车和其他豪华卧铺火车拉近了巴黎跟新奇而广阔的外部世界的距离。巴黎又一次习惯性地成为全世界文化和享乐的中心，就好像巴黎公社起义从未发生过一样。法国的民族自豪感因为航空先驱布莱里奥（Blériot）的壮举以及一系列体育运动方面的胜利而大大增强。在经济方面，法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工业大国。法国现在成了和英国齐名的“全宇宙的银行家”。无论在哪个方面，那都是一个镀金时代，历史上第一次，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都能参与分享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好像只有葡萄园的工人受到了损害，因为致命的葡萄根瘤蚜当时正在蔓延。）工会在最近变得越来越有势力，为工人争取到了大多数所要求的权利；而且如果一壶葡萄酒只卖30生丁，一只火鸡只卖7法郎，谁又会来抱怨这样低廉的物价呢？就像“二战”后阿登纳所谓的“不做试验”的德国一样，物质繁荣让人们忘却了新的奥德-尼斯河边界（Oder-Neisse），当时法国的歌舞升平也让人不再想拿起武器并收复失地。

后来又发生了被法国人简称为“那个事件”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它在十年内牢牢吸引着全国的关注和热情，让人们不再去注意远处地平线上渐渐升腾起的战争阴云。时至今日，我们很难理解当年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社会分裂，即使是身处最高位的大人物也身不由己地被卷进来。（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因同情德雷福斯，在欧特伊赛马场看比赛的时候，被一名反德雷福斯的男爵用手杖打落了礼帽。）德雷福斯事件起源于陆军，军中的两派分裂比社会上更加泾渭分明，造成的后果也更加灾难性。大致来说，其中一派是保守派、传统分子、部分保王党、大多数天主教徒、高级将领，对立面是新派的共和主义者、进步分子以及普法战争以后成长起来的多数反教会的一代人。当德雷福斯最终被宣判无罪时，那些坚定反对这个不幸的人的高级将领们，让军中的分裂比当年布朗热引起的分裂更加严重。

事件后不久法国政坛发生的事情和德雷福斯事件也有联系，英国的旁观者们觉得此事简直就是英王亨利八世在20世纪的重现。1902年，反教会的埃米尔·孔布（Emile Combes）上台执政，他所秉持的偏见简直不亚于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乡下人。他决心要在法国达成彻底的政教分离，通过了一条法律，要把一切“未经批准”的宗教团体驱逐出法国（当然，某些宗教团体的确在德雷福斯事件当中施加过特别恶劣的影响）。政府关闭了教会学校，甚至禁止宗教仪式，在没收修道院财产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抢劫现象。结果军队被召来执行没收财产的命令，军官们不得不面对自己良知的拷问。类似的情况，在几年后英国的“卡勒兵变”（Curragh Mutiny）事件中也发生过。有个很典型的事例。有一名法军中校去问自己的团长打算怎么办，团长回答说：“我得了感冒。”中校大怒，不顾军衔尊卑，使劲抓住团长的肩膀，大喊：“你在打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得感冒！”孔布总统的法令和德雷福斯事件一样加剧了军中的分裂。更糟糕的是，因为当初的德雷福斯事件，军官铨叙晋升的职权被从军事委员会剥离出来，并转交给了陆军部长。现在，新任命的反教会的安德烈（André）将军公然滥用手里掌握的晋升的职权。他使得军官之间互相监视打小报告，共济会法国大东方总部被用来当作侦缉军官宗教倾向的谍报机构，军官晋升的依据不是能力，而是他的政治观点、属于哪个教会，还有隔多久去做一次周日弥撒。于是，直到1917年，新任法军总司令尼维尔（Nivelle）这位令人尊敬的新教徒，在听说司令部驻地以前曾是天主教神父的布道堂时，居然还会大发雷霆。福煦的弟弟是耶稣会士，德·卡斯特尔诺（de Castelnau）上战场的时候还带着自己的神父，这样的军官在晋升方面总是吃亏。1911年，新任法军总参谋长故意在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五耶稣受难日—天主教徒的斋戒日—公开吃肉，这种行为绝非巧合。

德雷福斯事件、孔布总统和安德烈将军之后，法国发生了由社会主义者引领的自1870年来最强烈的反军国主义运动。所有的政治家都不信任军方总参谋部，陆军的声誉降到了普法战争以后的最低点。1905年通过的新法令把兵役期限缩短到2年，陆军员额从61.5万人下降到54万人。1906年，法国南方有一个团在受命前往镇压经济破产的葡萄园农民骚乱的时候发生了兵变。1907年各地应服役青年当中有36%逃避兵役。以上种种都发生在国际环境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在德国，俾斯麦去职，他至少还希望维持欧洲和平，而且知道如何去做。而新近掌权的德皇留着好战分子的小胡子，因左臂萎缩而有严重的自卑情结，无论在个人情绪还是国家政策方面都在大幅度地摇摆着，结果即便是身居高位的德国人都怀疑他的精神是否正常，他们想起百年前一位“西里西亚女巫”曾做出的预言，说在这样一位国王统治之下，灾难将会降临德意志。德皇对法国发生的政治动荡了如指掌，在总参谋部那些势力愈盛的军头的怂恿下，跃跃欲试地想要冒险，而投机是所有国家领导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他一开始试图干预摩洛哥，却根本不清楚自己要达成什么目的，更不知道怎样收场。

　

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之后，法国和德国都出现了备战热潮。很多法国年轻人都认同司汤达的话：“19世纪的物质享受和时不时出现的危机相结合，那才是完美的文明。”他们不在乎危机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法国，民间情绪数年之间就从反军国主义转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相当异乎寻常。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接过了德鲁莱德的衣钵，他小时候见到过喝得醉醺醺的法国士兵战败后从战场上爬回来的场景，现在站出来教唆法国的年轻人如何英勇而优雅地牺牲（他更加危险的言论是教唆法国青年蔑视德国的武器）。巴雷斯的文章比德鲁莱德当年的文章更受社会的追捧。

1913年，法国将义务兵役服役年限恢复到3年，这一举措受到全国一致的欢迎。到大战前夕，由德雷福斯事件和孔布总统引发的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分裂似乎奇迹般地弥合了。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当选为法国总统并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他的家乡是洛林，本人是个坚定的复仇主义者，还曾经当过法国施耐德-克鲁佐军工帝国的法律顾问。当法国国内各阶层结成神圣联合（Union Sacrée）准备战争的时候，所有法国政治家，连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在内都对此衷心拥护，自拿破仑一世皇帝的时代以来，法国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团结一致的情景（后来的第三、第四甚至第五共和国期间也没有再现过这样的团结局面）。1914年，法国治安警察首脑自信地宣称：“工人不会反叛，他们会跟着军乐团前进。”即使是年逾七十、一向反战的诗人安纳托利·法朗士（Anatole France）都在尝试加入军队。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法国没有什么“打到柏林去”之类不切实际的叫嚣，这和普法战争开战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团结、脚踏实地的氛围。

　

法国陆军士气之高涨前所未有。自从普法战争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这些年里发生过很多“分散注意力”的事件，但那些献身于光复失地、洗雪战败耻辱的人们始终高高擎举着指路明灯，让它在这些年里薪火相传，不曾熄灭，而今愈见明亮。法军曾预计，总动员时期开小差的士兵会达到13%，实际上还不到1.5%，战争第一年可怕的冬天里，法军开小差的士兵总共只有509人。多年来，驻守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的法军龙骑兵已经养成了手里抓着绳梯睡觉的习惯，以防遭到德军骑兵团的越境奇袭。德军曾吹嘘说一开战就能把他们从睡梦中俘虏。这一次，法军至少在某些方面真正地准备好了作战。实际上，法军的备战有可能做得太过了一些。

普法战争后，法军逐渐恢复士气，并完成了德·里维耶防御体系的构建。至此，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守势思维。法军对普法战争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似乎让他们相信，战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进攻精神。很多人都在谈论，采取攻势更切合法兰西的民族精神，因为早在1525年的帕维亚战役中法军就萌生出了被称为“法兰西狂怒”（furia francese）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又体现在丹东在1792年凡尔登防御战期间的名言“果敢，果敢，永远果敢”之中。这种新的思潮也非常切合伯格森（Bergson）那种风靡法国的强调“主动精神”的哲学思想。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久远，法军当中的进攻哲学也越来越脱离现实。战前，经历过南非大草原上布尔战争的英军观察员在观摩法军军演时，经常震惊于法军对就地匍匐隐蔽的反感。法国战争学院（École de Guerre）极少研究美国内战、布尔战争以及最近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更有价值的战事（日俄战争）中成功的防御战经验。事实上，战争学院根本就很少做任何形式的实际研究，所以很自然，1913—1914年期间，德国出版了300部关于战争的著作，而法国只出版了50部。

在战前关键的几年里，总参谋部作战处长德·格朗梅松（de Grandmaison）上校成为所谓“猛烈进攻”（L’attaque à outrance）教条的主要传道人。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策划了法军时任总司令米歇尔的倒台，因为米歇尔关于如何防御德军进攻的作战思想过于理性，不为他们所喜。其后，霞飞（Joffre）将军继任法军总司令，因为霞飞是工兵出身，大部分军事生涯都在海外殖民地度过。格朗梅松等人觉得霞飞不懂军事理论，会是个很好用的傀儡。

法军从上到下都被灌输了德·格朗梅松那夸张得近乎神叨的无稽之谈：“在进攻当中，一往无前才是最好的审慎……我们甚至需要走上极端，而且就是这样也可能还不够……在进攻当中，你只需要知道两件事—敌人在哪里和如何进攻。敌方的意图根本不重要。”刚入伍的士兵应当学会背诵如下的“教义问答”：“开战伊始，每名士兵都必须渴望上刺刀冲锋，这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并获得胜利的不二法门……”德·格朗梅松进攻哲学的另一个论点，源自普法战争中法国遭到侵略的黯淡记忆。它死板地主张，如果敌人哪怕有一刻胆敢采取主动进攻的话，那么对每一寸国土都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加以保卫，对丢失的国土则必须马上发动反攻加以夺回，不管此时反攻有多么不利，都在所不惜。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教条，不执行这个教条的军官将会丧失荣誉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因此法军将领们根本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战术机动。①即便像福煦这种法军当中首屈一指的军事思想家也遵照格朗梅松的原则行事。只有像贝当（Pétain）上校这种为数很少的军官才拒绝接受这样的教条，贝当认为“火力能杀人”，任何一支奉行“猛烈进攻”原则却缺乏重武器支援的军队都会遭到火力的重大杀伤。贝当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导致他很久得不到晋升。格朗梅松的进攻教条后来将会让法军无谓地损失数十万最勇敢的将士。它最终被法军摒弃了，而格朗梅松本人则在1914年底之前，带领一个步兵旅试图证实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为国捐躯并获得了“荣耀”。

格朗梅松教条对军队的装备当然也会产生各方面的影响。1909年，法军总参谋部在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代表发言宣称：“诸位和我谈论重炮，感谢上帝，法军根本没有重炮。法国陆军的实力在于大炮的轻型化。”1910年，时任参谋学院院长福煦曾说：“飞行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对陆军来说百无一用。”那一年圣艾蒂安机枪被采用为法军的制式装备，可法军步兵总监说，重机枪“根本不会改变任何事物”。这种机枪精密复杂，给部队带来不少麻烦，部队认为在演习中把它抬出来放到媒体记者面前抖抖威风挺好的，其他时候就扔在连部不用了。法军认为机枪和重炮都是跟格朗梅松的进攻精神背道而驰的装备，而精打细算的政客们也很高兴支持把它们从陆军预算里面砍掉。（格朗梅松的进攻精神流毒甚广且常常死灰复燃，即使在大战爆发以后，基钦纳［Kitchener］还对穆雷［Murray］将军说，英军即便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也应该有能力夺取敌人的阵地，而他的佐证是自己当年在东非与当地土著士兵作战时的经验！）任何事情都取决于福煦所谓的“征服的意志”，再加上刺刀和75毫米野战炮的支持就够了。75毫米野战炮的确是一件优秀的武器，它远远超前于自己的时代，与当时军队中任何一种野战炮相比，它的射速更快，射程更远，精度更高，也更加机动灵活。对格朗梅松学派来说，75毫米野战炮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后来魏刚（Weygand）将军讽刺地加了一句“要是在它周围再加上几个圣徒环绕就更好了”。75毫米野战炮虽然在开阔地带的战斗中（这也正是格朗梅松所设想的理想战争形态）性能卓越，可它不适合用作掩护火力，而德军大量装备的榴弹炮更加适于这个用途。此外，75毫米野战炮的炮弹太小，打堑壕的威力不够。不过在大战期间，75毫米野战炮毕竟不止一次拯救了法国，而且是法军从战争一开始装备数量就充足的一件兵器。（可是75毫米野战炮的炮弹数量并不充足，福煦和其他将军们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持续数周的高强度作战中，炮弹数量不足是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法军步兵头戴红色平顶硬军帽，穿着第二帝国时期的红色马裤开上了战场，以便让敌人看个清清楚楚，被来势汹汹、浩浩荡荡的法军气势所吓倒，所以法军非常蔑视改穿不那么显眼可是更实用的野战灰色军装的德军。还有一件事和1870年普法战争时的状况相类似：法军这次还是配备了大量的德国地图，却缺乏法国地图。

德·格朗梅松根据霞飞的授意，起草了灾难性的第十七号计划。战争爆发的时候，5个法国集团军中的4个，总共拥兵80万，将向前进攻，主要矛头指向丧失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目标是莱茵河。法军的战略目的是在德国笨重的战争机器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可是法军总参情报处是格朗梅松教条的好学生，根本就不想费事去了解敌方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在19世纪末，有两个因素迫使德军总参谋部全面修改其战略计划。其一是德·里维耶的要塞防御体系，它的建成意味着，沿传统路线进攻法国，德军将付出惨重代价，战争将旷日持久。其二是法俄联盟，它意味着德国面临两线作战。以上现实迫使德国最优秀的军事家设计出自己同样出名的战略计划：这个人便是1891—1906年间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冯·施利芬（von Schlieffen）伯爵。按施利芬计划，德军应在俄国尚未动员完毕的时候，就以闪电战击败法国，然后集中全力回身对付东线。德国将故意削弱莱茵河一线的防守兵力，引诱法军主力向这一带进攻，同时德军主力迅速通过比利时包抄法军侧翼。德军将在巴黎以西执行巨型迂回动作，从后方包抄瑞士边境的法军主力。这个计划就像一扇旋转门，而法国的十七号计划实际上为这扇门的旋转增添了动量，正中施利芬下怀。

可是对法国人来说幸运而对德国人不幸的是，施利芬的继任者小毛奇改动了这份伟大的计划。小毛奇虽然是伟大的老毛奇的侄子，可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类似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他伟大的伯父之间相似的地方。小毛奇的意志不够坚强，又半心半意，他是“一战”期间一系列自取灭亡的平庸统帅当中的第一位。据说施利芬临死前最后的遗言是“加强右翼”，可是小毛奇害怕法军推这扇旋转门推得太用力可能引发的后果。结果在德军拥有援兵的时候，他把其中的8个师派往左翼，只派了1个师增援右翼。更糟糕的是，他削弱了东线战场的掩护兵力，结果在马恩河战役的紧要关头却不得不抽调2个军去东线拯救东普鲁士，因为俄军的威胁大大超过了预期，而这2个军本来可能会让胜利的天平倾向德国一边的。

虽说1914年的德军跟1870年的德军相比强大了很多，可前者是大棒，而后者则是轻剑。德军在“一战”中没有进行过在萨多瓦战役中针对奥地利那样的佯动。如果说法军当中政治和宗教对军官晋升产生了恶劣影响的话，那么德军当中的“等级制度”也阻碍了像鲁登道夫那样出身寒微的优秀军官的晋升。德皇身边的人惯于愚蠢的溜须拍马。在进行图上演习的时候，德皇指挥的一方总是会大获全胜，这也对德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且进攻法国的德军足有150万之众，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支军队，像小毛奇那样能力平庸的人，是很难有效地指挥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的。德军的优势主要在于优秀的士官阶层、后备军系统（这套系统当年完全骗过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今天同样骗过了霞飞），以及先进的武器。法军每个团只有6挺被自己看不上的圣艾蒂安机枪，德军拥有效能极好的马克沁重机枪，而且将其下发到前线士兵，而不是归连部司务长集中掌管。法国陆军总共只有300门重炮，德军有3500门。法军重炮大多是19世纪80年代制造的，采用旧式120毫米口径，而且没有炮身制退复位机构，所以得架在炮位上使用，而德军装备的210毫米和150毫米大炮在各方面都碾轧法军的120毫米炮。在“超级重炮”方面，法军只能依赖有限的270毫米迫击炮，有些制造于1875年，而德军崭新的280毫米重炮能把重达750磅的炮弹发射到6英里以外。而且德军还拥有420毫米的巨怪“大伯莎”炮（Big Bertha），由克虏伯公司秘密制造，能够轰平被认为“坚不可摧”的比利时要塞，后来这些重炮让凡尔登的守军闻风丧胆。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