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1993年）11月离1918年11月那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停战已经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了，《荣耀的代价》（The Price of Glory）这本书初版也有30年了。这本书奇迹般地还能再版。本书写作于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年代。朝鲜战争在那之前10年已经结束。在这“好得前所未有”的年代里，引领世界的是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欧洲，戴高乐（de Gaulle）和阿登纳（Adenauer）在签订新合约之时握手，结束了两国之间冰冷致命的敌对关系。欧洲大战再次发生的想法，似乎属于遥远、黑暗和愚昧的过去。几乎同时，我们几个三十来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英国作家开始写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我们用后来者颐指气使的高傲指责自己的前辈们太愚蠢，居然让这样的灾难发生，而且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近乎偶然地发生。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笔下的迪克·迪福（Dick Diver）在凡尔登战役几年以后重访战场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明智的世界里，索姆河战役跟凡尔登战役不可能再次上演。如果战争还会再爆发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已表明，用坦克、飞机和闪电战打仗要比强迫成千上万士兵冲进无人区的泥泞中送死好。

是啊，我们这代人更明智。

两个超级大国精巧地维持着恐怖平衡，这种“互相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战略后来被简称为MAD，字面意思是“疯狂”（也许其实并没有那么疯狂）。在这种背景下，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却依然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也许我们在自以为是的时候，正选择性地无视了这样一个难以直视的真理，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并不是由坦克和飞机打赢的，而是在我们西方人看不见的地方，由东线的好多次凡尔登式的会战打赢的，在斯大林格勒，在列宁格勒城下，那里有数十万苏联和德国士兵在恐怖的消耗战中死去，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状况一模一样。事实是，在两个势均力敌的现代化工业国家之间发生的总体战一定会造成尸横遍野。

我们从哈瓦那和莫斯科新近解密的档案中了解到，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这个世界比我们当时所了解的，甚至比我们睿智的领袖们所知道的，都要更接近于一场毁灭性核大战的边缘。《荣耀的代价》这本书初版就在那个月出版。如果当时发生了核大战，死亡的人数会让凡尔登战役看起来像是一场儿戏。从那时起，除了中东发生过几场短暂但没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之外，我们还经历了越南战争没完没了的噩梦，它极大地打击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民心士气，还有随之发生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恐怖统治，那里的屠杀在血腥和邪恶的程度上绝不亚于凡尔登战役。我们见证了伊朗、伊拉克之间的七年消耗战，那种静态战争跟西线战事何其相似。然后，当我们刚刚打赢了冷战，苏联解体，“互相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消失，欧洲就又发生了杀人如麻的邪恶战争，而且就发生在那个旧奥匈帝国的同一片巴尔干地区， 1914年在那里发生的事，让全世界一路不可避免地滑落到了凡尔登。

我们何曾吸取过教训？

《荣耀的代价》的写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是派驻德国的年轻外国记者，就生活在法德世仇最后一丝遗绪的环境之中，当时还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它的氛围。我所成长的世界当中，几乎一切的邪恶都源于法德世仇，但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于是我开始想要写一本书（后来发展成三部曲）来追踪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流变。我第一次踏访凡尔登附近可怕的山岭时，就留下了之后很难完全磨灭的情绪—我被战争故事和复杂的历史后果所吸引，崇拜当时双方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勇气，也被巨大的损失和无法想象的愚蠢所震惊。

这本书对作者本人的影响极深，写作的时候泪水一次又一次涌进我的眼眶。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反战之书。

感谢上苍，在过去30年中，读者从世界各个角落给我写来信件（很奇怪，从美国寄来的信件最多），信中有去过战场的读者的强烈反应，有老照片，有亲历者或者他们后人的回忆，有时候还有感人的诗句。在初期还会有凡尔登战役的幽灵—那些被人以为早已作古者—的重现，例如尤金·拉德克（Eugen Radtke）中尉，他是打进“牢不可破的”杜奥蒙堡（Fort Douaumont）的第一名德国军官。60年代，他才从东德第一次来巴黎，那也是他在70年的生命中第一次到了比杜奥蒙堡更加靠西的地方（他不久后就病故了）。

有意思的是，尽管多年以来读者来信汗牛充栋，但能让我在每次再版时修改一行以上的信几乎没有。其中一次修改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前中尉克莱贝尔·杜普伊（Kléber Dupuy），他在两次大战中都是英雄，而且很可能是1916年7月12日在苏维尔堡（Fort Souville）上方阻挡住德军最后一次夺取凡尔登的攻势的最后一名法国军官。他在来信中抱怨说，在翻译得有些问题的法文译本中，我说他躲到了苏维尔堡里面。我毫不犹豫地修改了行文。后来我们成了笔友。除此以外，本书出版至今几乎没有修改过。书中的陈述似乎是经得起推敲的。

在今天凡尔登周围的各个堡垒当中，特鲁瓦永堡（Fort Troyon）已被出售（只卖了区区10万法郎），现在是种蘑菇的农场；而沃堡（Fort Vaux）上那块无名的法国母亲钉上去的哀伤的铭牌— “献给我的儿子，自从你的双眼闭上，我的双眼从未停止哭泣”—现在没有了，被毁掉了。那片曾被种来掩盖死人山焦土的松林（Pine），现在已经被砍掉，重新种上了其他树。可是我感到，只要法兰西民族存在一天，凡尔登的核心就永远还在。在荒郊野外，仍旧隐藏着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遗迹，就像雪莱在《奥斯曼狄斯》（Ozymandias）里所描写的，虽然破败倒塌，但仍然铭记着我们至今仍然称之为“大战”的那场战争中那所有标志性的愚蠢、自豪以及英雄主义。至今，那些遗迹仍然隔三岔五夺走生命，比如有时候愚蠢的游客鲁莽地到处搜寻战争遗物，或者摸进某个被遗弃的堡垒废墟，结果踩上了一颗仍然能爆炸的炮弹。一车一车的德国人还是不停地来杜奥蒙堡，寻找他们的祖父或者曾祖父当年战死的地方。

自从写作《荣耀的代价》以来，我去过凡尔登战场至少6次，每次都被这里的壮观和悲凉所折服。1966年庄严肃穆的凡尔登战役五十周年纪念仪式上，我就站在戴高乐将军身旁几英尺的地方。他像根步枪通条一样站得笔直，直到冗长的声光秀演到戴高乐自己在会战中受伤被俘的那天时，才转过身离开。也许，就连这位冷若冰霜的巨人也承受不起这样的痛苦回忆吧。将近20年后，戴高乐的继任者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总统也专程来到凡尔登，在这片残酷的战场上和德国总理科尔（Kohl）握手言欢，给法德世仇画上了句号。

我在最近一次再访战场时，给一个近卫步兵营做了演讲。虽然凡尔登战役年代久远，但是年轻的军官们很快就被此地的悲剧所感染，现场陷入了一片静默之中。其中一位跟我说：“你注意到没有，这里没有鸟儿。”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古怪地感受到那种极致的荒芜的人。

凡尔登战役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在最初3个月之后，战役似乎已经不受人类控制，反而控制了交战双方。有一个德国人曾以为会战永远不会结束：

直到最后一个德国人和最后一个法国人，拄着拐杖跳出战壕，用小刀杀死对方……

奇特的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把凡尔登战役称为“一场爱的战役”。在双方那些朴实的、遭到屠杀的步兵当中，的确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同情，几乎升华为爱。可是在双方的高层之间有太多的仇恨，让这场战役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其实如果是在一个理性的世界中，因为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1916年本来可以是握手言和的合适年份。那位勇敢的老贵族兰斯当（Lansdowne）勋爵曾这样试过，却马上就被时人骂为国贼。

在这个时代，巴尔干半岛内战正酣，英德之间的宿怨似乎又重新抬头，我们警觉地开始意识到，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充斥了如此深的仇恨，令人恐惧。凡尔登战役还会重演吗？冷战中确曾有过这样一些关头，西方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做好破釜沉舟、再打一次凡尔登战役的精神准备。正如某些人所认为的，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这样的历史关头。世人为凡尔登战役写下的墓志铭不知凡几，长久留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法国人让·杜图德（Jean Dutourd）写的那段话，他谴责同胞们1940年在精神上的不作为，宣称：“臣服比战争的代价更大，你必须在凡尔登和达豪之间做一选择。”也许今天依然如此，但对于人类来说，这样的选择太过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