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墓坑，下去不愿意上来，上来不愿意下去
——在第一次年终工作总结会上的发言

一九七八年，我结束了匆忙的大学生活，带着三纸箱子书、一包破衣服及生活用具，来到山东省博物馆报到上班，分配在大名鼎鼎的文物组里干考古。

新生活就要开始了，那感想的浪漫与激越，饱读诗书的才子们准能写出一本催人亢奋的书。我脑子空空，什么感觉也没有，晚上整理整理东西，躺在床上随便翻翻往日的课堂笔记，迷迷糊糊，不知道日子还有新的、旧的。

不久，我便去了东线考古队，在王思礼、杜在忠先生主持的诸城呈子遗址上参加发掘工作。发掘的目的很明确：寻找龙山文化的城市遗址，意在探讨我国文明起源的实际进程—这是一项令全国考古学界向往并为之忙碌的热门课题。

布方发掘，整理资料……一秋一冬的工作不必多说。眼看着腊月过半，小年已近，康生院子里的几株百年寒梅已经露出了半红（诸城博物馆建在康生家的院子里，我们在此整理田野考古资料），在大雪中显得格外俏艳。院子外几阵鞭炮声响过，想必是春节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就要回家了。

按惯例，省博物馆文物组的年终总结会是必须开的。一是工作的需要，二是同志们各自忙在工地上，一年难见一次面，找个机会，大家热乎热乎。

总结会的那天上午，诸位陆续到来。楼道里，同志们寒暄问候，开玩笑，斗嘴皮子，有的甚至高兴地相互“踢”上两脚，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全然不见考古学家的那种稳重、矜持、孤傲与清高，整座楼沉浸在节日一样的气氛中。

博物馆新楼二层靠东的两间办公室，是文物组临时的会议室，不到八点，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会抽烟的相互敬烟，不一会儿就把会议室打点得烟雾缭绕，与老家生产队开会的场景差不多，所不同者，这里每人都有椅子坐。我虽来省博已经半年，但只与自己工地上的几位同志熟，在场的绝大多数都是陌生人。于是搬了个马扎，在门后找了个空地坐下来，一声不吭。

“好，我们开会了。”主持人开始讲话，我参加的山东省博物馆第一个考古工作年终总结会，就这样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开始了。我一边听着老先生们的工作总结，一边把名字与面孔一一对号—因为这些人我从来没见过，只在文章和著作中知道他们的名字：新石器考古专家郑笑梅、吴诗池、张江凯、张其海，商周考古专家张学海、王恩田、罗勋章、吴九龙、王树明，汉唐考古专家蒋英炬、吴文祺，近现代考古专家焦德森、苏玉琼，古建专家毕宝启……

他们都一一发了言，谈工地上的工作，谈发掘中的学术，也谈生活与奇闻趣事。有令人兴奋的新发现，也有惹人捧腹的好笑话，更有让人挠头的烦心事。整个会场有说有笑，有争有吵，好不热闹。说是总结会，更像是生活会、交流会。不知不觉，一上午的会议很快过去了三个小时。我坐在门后仔细地听，眼睛随着发言人的嘴巴来回转，一半听得懂，一半听不懂。

发言差不多轮了一遍，主持人—我们的主任王思礼先生突然说：“小赖，大家都说了，你也说两句。”

我天生害怕大场面，尤其惧怕开会发言，因为这，我什么组织都不想入，怕的就是开会、讨论、发言。王先生突然的点兵，惊得我一愣，众人的眼光也都投向了我。

“这是今年刚来的学生，姓赖，秋冬一直在诸城工地上。”王先生补充说。

我揣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心想，这些“理论联系实际”“苦干加巧干”的套话，与大家的谈话风格实在不合拍。该怎么讲呢？是念呀还是不念？我不知所措。

站起来，看到大家都瞅着我，我满脸火辣辣。屋子里一片寂静，越发地让人紧张。突然间，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句：“秋天的工作，让我感受最深的是：那墓坑，下去不愿意上来，上来不愿意下去。”

“哈哈哈……”满屋的人都笑了。

我红着脸，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是没有听懂，还是没说明白呢？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是真的，我说的是实话。”

又一阵笑声。

一旁的吴诗池先生拉我坐下，还递给我一支烟（那时候他偶尔也抽支烟），算是给年轻人解了围。

散会了，大家各自回家。我也带着满脸的尴尬、没趣、疑惑、不安，离开会场，回到单身宿舍，呆呆地独自想了一下午，一直到晚上也没明白过来，上午的那句话为什么会惹得大家笑呢？

好多年过去了，那句惹人大笑的话，我一直没忘。记得还在兖石铁路考古、发掘曲阜小雪村汉代墓地的时候，我的感受仍然如此。

“那墓坑，下去不愿意上来”，是因为墓里的未知在吸引着你。尤其在接近墓底、快要出“东西”的时候，遥远的故事即将拉开序幕，一位几千年前的先生（女士），冷静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将用身边的所有，向你讲述他们的一切。讲述盘古如何开天，伏羲如何造人，五帝如何辟疆，三皇如何泽民。讲述他们的那个社会—谁在受苦，谁在享福，谁在摇唇鼓舌，谁在骄横跋扈、不讲道理。告诉你，他的性别、年龄、身份、身高、长相、体重、职业、爱好、地位、离世，他的家人、财富、姻亲，还有他的所思、所想、所恶、所求……他要把自身的叙述变为生命的叙述，把自己的经历变为人类的经历。

自从离开这个世界后，你是他唯一可信任的人。是你把他叫醒，让他重见天日，把他记录在人类历史的档案中（每座墓都有一个编号）。他看不上司马迁，怨司马迁太无情；对班固也不屑一顾，诘班固太官腔。他觉得与你最有缘分，愿意把一切赤裸裸地摆给你看。他那不需要转动的眼神，充满着旷古的幽思与千年的期待—期待着说一个天老地荒的故事，说一个变动中永恒的故事，说一个从未有人知道的表里不一的故事……此情此景，考古人没有不动情、不深思、不被吸引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中午饭就在墓坑里吃，祭供着他们，和他们一块吃。脱下手套，一手拿饼，一手握竹签，边剔骨架，边用膳。眼前的一切，谁还会想到星级宾馆里已经摆好的那桌红烧肉！

可是，那墓坑“上来又不愿意下去”。在爬上墓坑、离开工地，与夫人孩子一同逛街的时候，看到的是灯红酒绿，鲜花琳琅；听到的是领导们亢奋有力的讲话，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那些一掷千金的大老板，扭扭屁股就能赚钱的“艺术家”们……再想一想自己的年年奔波，处处寒酸，抛妻舍子。这时你还能假惺惺地说“还是墓坑有吸引力，我就是不想上来”？

有一次，我的老师俞伟超先生告诉我，北大学考古的大都改了行，有的出了国，有的做买卖成了“资本家”。一九八五年后，山东文博界再也没有接收到一位愿意来干考古的北大毕业生了。这些事实还能说明什么呢？“考古，考古，越考越苦。”考古人早就有过终极结论。

但我心不甘，在我能讲话的场合，我都会拼命地辩解：“不要小看我们，在西方，考古是贵族职业。”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数，我是在用声嘶力竭捍卫我们的专业“荣耀”。

不是吗，我们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不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吗？而社会的发展，是反映在文化的进步上的，文化的进步最终体现在人的进步上。

考古最初是从腰缠万贯的富人收藏开始的。他们把古董收藏做成了学问，从物质中走出来，放下富翁的架子，成了专家，成了绅士，成了学问的化身，甚至成了社会进步乐章上的一介音符。

闲来无事，翻到了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这是一本让人感悟颇多的书。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社会学真理：围城外的人，想到里边去；围城里的人，则想到外边来。包括那些正在闹离婚、还没有拿定主意的人，也觉得这句话那么富有哲理性、普遍性。

可一论到考古，则是另一番景象与滋味：没有干过的人，绝不想干；已经干上了的，却不愿意离开。

围城是围城，墓坑却不是墓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