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女性主义？

波伏瓦‖德古热‖沃斯通克拉夫特‖特鲁斯‖斯坦顿‖塔布曼‖岸田俊子‖迪尼斯‖潘克赫斯特‖米利特‖卢森堡‖蔡特金

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在为争取她们的权利而进行漫长的斗争，以至于“女性主义者”一词所指的必定是一大群人。她们对女性主义的内涵和女性应该拥有哪些权利有很多想法。所以，回顾女性主义积极分子最初的活动和理论根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性主义。那时，法国女性主义者和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在《第二性》（1949）中问道：“女人是否真的存在？”

西蒙娜·德·波伏瓦说，我们所说的“女人”一词意义不明。我们被告知女性气质“处于危难之中”，我们被强烈要求“做女人，坚持做女人，变成女人”。她说，似乎每个人类女性“都必须与一个神秘而濒临消失的东西——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指出：女性是被社会教化“成为”女人的，即“她”在不同文化中的内涵不同，根据她所处的社会对她的角色限定，她的存在可能并不令人满意。“决定女性社会形象的不是生理、心理或经济状况；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制造出了这种……被描绘成女人的生物。”波伏瓦为女性权利的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她打开了一扇灵活理解女性气质的大门，这在今天的性别流动观念中非常活跃，并确定了女性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会反复遇到的三个问题：女性的生理形态、女性所谓的“心理特征”和社会经济权力的匮乏，而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女性依据定义在所有方面都与“男人”不同。

生理不能决定命运

1946年，即法国妇女获得选举权的第二年，波伏瓦宣布，她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才决定撰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因为“这个话题特别令女性恼怒，而且由来已久”。她可能想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早就在《政治学》第一卷中声称：“女性的天性和她们所有的潜能都源于她们的生理特征。”亚里士多德接着起劲地写道：“男性天生优越，而女性天生低劣；他们一个是统治者，另一个是被统治者；这个原则必然适用于所有人类。”

这段话本应该引起女性的警觉和抗议。但是两千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缺乏经济实力、政治平台、集体组织和资金？），女性并未能在政治上挑战这种思想——尽管在古希腊的莱斯博斯岛上，比亚里士多德早出生两百年的女诗人萨福能够愉快地忽视社会施加给女性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也许正是因为女人天性不愿按照男人的命令行事，于是世界各地才兴起了各类文化、经济和宗教机构，好确保男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手握大权。从历史学家埃斯特尔·弗里德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权力网络是如何演化而来，并由此催生出僵化的阶级分层，造成了财富和权力的严重不平等，在不同的种族和性别之间尤甚。

在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几位女性权利的独狼，如德国女神学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1098—1179）、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1364—1430）和弗朗索瓦·普兰·德·拉巴尔（1647—1723），他们“放肆”地反对女性被分配的“自然”地位：主要是男人的助手，使得男性可以追求理想的生活。在18世纪，随着“人权”观念的兴盛，又有一批作家开始谈论不同性别的人类所经历的不同生活，如法国的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1748—1793）和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参见下文第43—44页）。她们发现当男人谈论“人权”时，他们实际上只在谈论“白人男性的权利”。因此，她们要代表“女性”集体发出反对的声音。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并且迅速发展起来。

女人不是男人

到19世纪末，第一波女性主义者开始打破固有的“女性”概念，这些人包括美国的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1797—1883）、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1902）、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2—1913）、日本的岸田俊子（Kishida Toshiko，1863—1901）、巴西的弗朗西斯卡·迪尼斯（Francisca Diniz，1859—1897）和英国的埃米琳·潘

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索杰纳·特鲁斯尤其反对把“女性”视为享有特权并“需要人扶上马车”的白人女性。1851年，她在一场闻名后世的演讲中抗议道：“我生育了十三个孩子，并眼看着他们被卖身为奴……难道我不是女性吗？”第一波女性主义者主张：女性应该被视为享有完整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个体公民。但直到20世纪，女性才凭借集体的力量，从这些观点出发，掀起了一场影响全世界的强力运动，由此出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她们以激进的姿态对待她们在四周所看到的世界。

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把波伏瓦的《第二性》奉为“圣经”，开始破除女性有着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弱点”的陈旧观念。她们还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所有争论的背后都有这样一种语言和假设，即男性是主体，女性是他者。正如波伏瓦注意到的那样，“［男人］至多愿意给予他者性别以‘区别而平等的地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由制度体现出的男性权力，还包括以“男性规范”来组织的语言。她说，以这样的语言给世上的各类事物和事件分门别类，看似无伤大雅，但它实际上是“有史以来人类所编写的最无孔不入且危害深远的规则之一”。

它意味着，男性才是标准的或“正常的人”，这个观念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过程。斯彭德说，既然只有一套标准，那么“不符合标准的人都被归入离经叛道的行列”。所以，它并不是把人类分成两个平等的部分，而是把人类分为“男性+”和“男性——”。女性因为不同于男性，她们甚至被自己使用的语言所束缚，陷入一种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的境地。

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意识到，除非女性从无孔不入的男性视角之外看问题，否则她们将永远无法获得平等或认可。她们得从根本上审视性别状况，找出女性的真实想法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回应男性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决定促使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许多提升觉悟的小组。正如美国女性主义者卡罗尔·汉内斯克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2017）所言，女性通过小组会议和个人经历讨论，得以看清共同的模式，从而开始看到“个人事务同时也是政治议题”。她们从女性的视角和语言来探索女性的经历，女性运动由此在理论上有了巨大的飞跃。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就将社会行动和理论相结合，不断向前发展，每一股力量都相互影响。

在18世纪，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性的政治权利辩护，而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以全新的方式理解所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机制及其对女性的束缚。米利特赞同波伏瓦的观点，即问题在于文化的规训。她特别提到，文化规训使得男人发展好斗的冲动，同时教导女人将这些冲动内化，对它们进行遏制。接着，男人又错误地宣称，他们的好斗与生殖系统有关，而与社会教化无关，甚至用“那个家伙有种”等话语来表示称赞，这必然会把女性排除在竞争、勇气、胜利和权力的凯旋画面之外。

第二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如德国社会活动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认为，资本主义在压迫女性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说，只有通过女性的无偿劳动，如养育孩子、烧饭做菜、照料老弱病残，男人才得以自由地投身于公共事务和有偿劳动。这种男女劳动分工完全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所认同的性别分工，非常直接地服务于男性利益，并间接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她们指出，只要女性一直提供这种无偿劳动，男人就能顺着资本主义体制不断向上爬，始终掌控着体制权力，并永远把女性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女性要想改变权力平衡，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制度和女性自身。

第三波和第四波浪潮

对很多女性而言，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显得过于激进，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故而要求回归“女性气质”，她们不像其激进的先驱者那样提倡中性服饰，而是宣称抹口红、穿高跟鞋和性感衣着都没有错。她们并不直接反对男性统治或文化定势，而是通过反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符号，来改造先前遭到废弃的词语和事物。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赞美“差异”，认为各种群体和身份都是平等的。

以此观之，女性主义似乎正在不断扩展疆域，以至于我们觉得男性对女性的束缚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但是随后，成长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年轻女性开始在网上谈论性骚扰、厌女症和身体羞辱的体验。显然，她们的经验分享引发了第二轮提升觉悟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在很多方面并未改变：无论在工作场所里、街道上，还是在家中，女性仍然遭受歧视（有时甚至是侮辱），权力结构未曾改变。然而在21世纪，女性之间拥有了相互交流的能力，这意味着第四波女性主义正迅猛成长。也许击垮美国电影巨擘哈维·韦恩斯坦，令其因性侵而锒铛入狱的正是第四波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