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奋力谱写四川“三农”新篇章

胡 雯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在对我国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的新认识下，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自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以来，一系列惠农政策和“三农”领域的深入改革极大扭转了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格局，我国在逐步消除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历经近20年的持续扩大后，开始呈现逐年缩小的态势，并在2014年回落到3以下的倍差。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为2.71 ∶ 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突出地体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三农”问题仍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为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第一次将“乡村”置于现代化进程中与“城市”平等的地位谋求发展。乡村将不再处于服务于城市的从属地位，而是立足于自身实现全面振兴。乡村区域必将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区域，乡村居民必将成为乡村发展的核心主体。最终，乡村要与城市实现融合发展。

四川是传统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其发展是全国的缩影。2015年以来，四川省地方生产总值稳居全国第6位；2017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12年的2.72 ∶ 1缩小到2.51 ∶ 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差距扩大了5 742元；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0.8%和3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7个百分点和8.1个百分点。四川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尤其在脱贫攻坚方面四川是全国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四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四川须立足省情、科学谋划，找准一条具有适应性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农业农村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持续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发挥农业资源禀赋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加速提升转型

四川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基础扎实。全省拥有耕地面积10 104.1万亩（1亩≈666.67平方米，全书同），居全国第6位；林地面积3.6亿亩，居全国第3位；竹林面积1 752万亩，居全国第1位；水资源总量达2 616亿立方米，居全国第2位。四川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也是全国5大林区、5大牧区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积极探索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农业经济总量跨上新台阶。2017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达4 369.2亿元，比2012年增加1 072亿元，居全国第3位，累计增长32.51%，年均增长6.5%；主要农产品基地不断扩面增量，粮食播种面积达96 662.1万亩，居全国第5位；油菜籽产量和生猪出栏居全国第1位；累计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 715.6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6.7%。

近年来，四川着力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初步形成了适宜于实际省情并具有地域特色的5种适度规模经营模式：一是充分激活农村资源要素，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龙头作用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聚集效应的“辐射带动型”发展模式。以农地产权为核心的农村体制机制改革使农地等生产要素释放出巨大活力，全省各地积极推进土地适度规模流转及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并在规划引导、机制设计等方面注重关照小农户利益，积极发挥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发展的作用。二是积极创新利益连结机制，遵循专业化分工原则和市场化契约规则的“产业联盟型”发展模式。全省各地在不进行土地流转的基础上，通过“订单农业”“生产托管”以及产业联盟等方式，围绕农业全产业链条，探索构建涵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运营的多元经营主体协作生产及利益连接机制。三是鼓励引导小农合作，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互助合作型”发展模式。以成都崇州“农业共营制”为代表，农民通过土地合作、生产合作、资本合作等多种途径，采取合作制、股份制等利益联结愈加紧密的形式，实现自愿合作基础上的规模化经营及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共商共建共营的利益连接机制，推动了农民企业家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孵化以及农业生产服务的社会化。四是积极发挥政府“整合”和“撬动”两种作用，吸引社会资本、集体经济组织、返乡农民和大学生、小农户等多元主体投入的“开发式平台型”发展模式。如达州开江按照“政府基础投入引导+运营商提供要素支撑+创业主体发展效益单元”运营机制，建设集美丽新村、现代农业、乡村旅游、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稻田+”特色经济。政府整合涉农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并折价量化，农村集体经济与运营商代持股份共营共享，项目开发公司把示范区稻田开发成50～200亩的效益单元32个，引导大学生、农技人员、返乡农民等各类创客主体入驻效益单元创业发展，从而实现农户、村集体、企业与创客主体多方共赢。五是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激发党组织凝聚力、党员示范力和各类人才创新力的“党建领动聚合型”发展模式。通过“公司+支部+合作社（协会）+农户”和党员干部“1+1”“一帮多”联动帮带贫困户等机制，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带动农户发展产业和脱贫致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大力回引本村外出党员、成功人士回村创业，外引村外优秀人才和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聚合推进能人治村，提升农业农村持续内驱发展活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实践探索均指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路径特征，即多元主体基于专业化分工，以市场契约为纽结，以互惠互利为准则，按照农业产业链条达成的社会化协作生产，加快推动了四川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截止到2016年，全省已建成33个国家级现代农（林）业园区、55个省级现代农（林）业园区，国家与省级两级现代农（林）业园区总体规划面积达到3 739.8万亩，占年末耕地面积的比重达到38.0%①；已建设现代农业万亩亿元示范区1 100个；新建和改造提升“千斤粮万元钱”“吨粮五千元”粮经复合产业基地1 000万亩；新建现代林业产业基地233万亩，累计建成2 528万亩②。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四川增加农业附加值和农民收入的显著发展方向。基于四川农村优良的生态资源优势，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成为四川最具代表性的产业跨界融合实践形式。雅安宝兴雪山村将“家庭嵌入式旅游”开发融入灾后重建规划建设，农房兼具居住与民宿形态及功能，成功实现了产村融合化转型发展；“巴山新居”从规划伊始便将旅游风貌打造及功能配套考虑进来，农户聚居院落同时配套游客接待功能，集约利用资源并实现了农业农村多功能拓展配套；成都规划建设“三区合一”③ 的农业基地及“小组生微”幸福美丽新村，成为“三园三区一体”的鲜活实践案例。目前，全省有5 000个行政村发展乡村旅游，5年增加2 000多个；乡村旅游经营户达10万余家，5年翻了一番；累计认定新产业新业态示范县49个，森林康养、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直接或间接带动800万农民增收受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性收入达1 150亿元，约占全国1/4强①。此外，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突破1.3万亿元，增长14%左右，占全省工业比重25%，排名全国第6位；白酒产业稳居全国第一；“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数量达到5 142个，5年增长78%，居全国第6位、西部第1位。

（二）夯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条件显著优化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持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和资金投入力度，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大幅改善。2012—2016年，全省农林牧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4 189.2亿元，累计增长182.2%，年均增长36.44%。累计投入超800亿元新改建贫困地区国省干线公路5 500千米，基本形成各区干线公路骨架网络。内地贫困县基本实现县到市通二级及以上公路，三州地区除甘孜乡城和得荣，其余贫困县基本实现县到州府通三级及以上公路。累计投入约600亿元，推动贫困地区建成“溜索改桥”74座、渡改桥约400座，建成农村公路6万多千米。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年年末，全省99.3%的村通公路，比2006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进村主要道路为水泥路面的村占85.0%，比2006年提高了65.1个百分点；村内主要道路为水泥路面的村占82.6%，比2006年提高了71.5个百分点。通过实施三轮现代农业（林业、畜牧业）重点县建设，2017年全省主要农产品基地不断扩面增量，粮食播种面积达9 662.1万亩，有效灌溉面积达4 114万亩，累计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27万亩；同时，各地加大对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基本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渠相连、路相通，千年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进一步改变。近5年累计向贫困地区投入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95亿元，2016—2018年扶贫专项投入3 700多亿元。2012年以来，四川累计实现脱贫550余万贫困人口、退出9 719个贫困村、摘帽50个贫困县，减贫幅度达到88%，贫困村的退出率达到85%，贫困县的摘帽率达到57%。

四川坚持把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在全省推广“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模式，同时因地制宜地推进藏族聚居区新居、彝家新寨、巴山新居和乌蒙新村建设。已累计建成幸福美丽新村23 160个，占行政村总数的46%；累积创建省级“四好村”3 481个；到2015年住建部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验收时，全省90%的村庄实现了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目前，已基本实现农村垃圾全面治理。可以说，四川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越来越美，农村环境越来越好，农村生产生活更加便利。

与此同时，全省持续深化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改革。一方面，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有效提升财政支农惠农政策效能。2016年以来，全省在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当年计划摘帽贫困县等70个贫困县（市、区），启动了以县级为主体的涉农财政资金整合使用改革试点。各试点县因地制宜对范围内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以规划为引导、以扶贫项目为载体，优先解决贫困村和贫困户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农服补助、生产能力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极大提高了涉农资金使用效能。巴中市在全省率先出台资金整合使用管理办法，将中央和省级共35个项目、市级10个项目列入其中，并确定市级财政以每年不低于5%的新增财力整合扶贫，各县（区）财政专项扶贫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不低于30%，对全市699个贫困村予以重点支持，对预销号贫困村予以不低于1 000万元的资金下沉，实现了过去“拼盘式”整合向“一盘棋”整合的转变。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农村集体产权等制度改革，牵引放大财政资金撬动能力。通过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大量到村财政资金及其所形成的资产以股权量化的形式到村集体、到户，各种新型农村股份制集体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并因此获得初始资金积累，进而具备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农村开发建设的机会和能力。巴中恩阳区观音井镇万寿村在2014—2016年先后投入财政资金143.4万元，并将股权量化到贫困户和一般农户；加上该村自有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通过“三股一保底”的方式发展养殖专业合作社，并与当地返乡创业企业通过集体入股和村民个体入股的方式），发展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整村种养产业开发及乡村旅游。产权机制创新使财政投入的实践形式更为灵活，充分有效地发挥了撬动广泛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农村发展的“活水源”效能。

（三）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体系持续健全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做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乡村既是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环节，是国家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和基石。乡村治理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近年来，四川鲜明地提出“落实到基层、落实靠基层”的理念，坚持以党的建设引领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确保法治基本保障，充分激发群众主体作用，吸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文明和谐稳定。

坚持党的领导是贯穿基层治理的主线。四川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结构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的“三偏”问题，四川全方位招才引智：创新实施3年10万名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工程，推进选派“第一书记”制度化；实施“好书记选育计划”，从务工经商人员、复员退伍军人等人员中回引优秀党员人才进入村“两委”班子，甚至担任村党组织书记；选拔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每年对乡村党组织书记进行全覆盖培训；实施党员“双向培养”计划，推广在乡镇建立青年人才党支部等做法，重视在“80后”“90后”青年农民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探索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每个县（市、区）分别吸纳1名及以上优秀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村党组织书记；设专项名额从优秀村支书、村主任中定向考录乡镇公务员、乡镇事业单位人员，同时建立不胜任不称职乡村干部调整处理制度。目前，全省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与学历水平全面提升，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42.7岁，比2012年时年轻5岁左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村党组织书记占比提高9个百分点。

同时，四川积极探索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回应群众诉求、提供精准服务的能力，并以此为依托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参与农村基层治理。2016年，成都市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组织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链”的创新思路：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迅速发展，探索在经营规模大、党员人数多、辐射带动强的经营主体单独建立党组织，而经营规模小、党员人数少、暂不需单独建立党组织的经营主体可建立联合党组织，产业相近或地域相邻的经营主体可统一建立区域性党组织，党员流动性较大、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则可探索建立网络党组织；在全面深化党组织领导的基础上，探索村民民主议事决策、村委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类似的创新探索在四川各地广泛实践，各类区域型、行业型、产业型等新型党组织在农村基层大量涌现，目前共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79 522个，较2012年增加5 781个。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产业、治理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了战斗堡垒和组织凝聚的作用，推动了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机制建立健全，农民组织化意识与能力不断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并与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良性互促。2017年，全省50个县启动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1.5万个、家庭农场7 006个。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民343.8万户，占经营农户数20.6%，带动一般农户666.6万户。

法治化为四川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2014年，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即下发了《关于统筹开展依法治理示范创建工作的意见》，强调深化以村规民约等为载体的基层法治示范创建。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示范创建活动，党委、政府发挥了统筹引领作用，充分激发了农村基层群众、村民议事组织、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治理的积极性，大幅提升了农村基层群众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2017年，四川法治示范县创建数居于全国第1，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数居全国第2，全省群众法治满意感达94%。加之全省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雪亮工程”建设、群防群治响应大幅加强，人民调解组织覆盖所有乡镇和83.5%的行政村，农村治安显著好转，农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增强。

乡风文明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得到整体提升。全省广泛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目前已创建全国文明村镇234个，省级文明村镇625个，市级和县级文明村镇12 000余个。在2018年全省“大调研、大学习、大讨论”的一项问卷调查中，85.9%的干部群众认为，近年来农村的社会风气变好了，乡村文明程度较以前有较大提升，孝敬老人、睦邻友好、互助共享等良好风气正逐渐恢复和形成。

（四）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城乡互促格局逐步构建显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成都市、内江市市中区、巴中市巴州区、眉山市彭山区等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地区为代表，四川在深入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据农业部2018年4月下发的《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成果转化情况的通报》，四川是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中获批地区数量最多的省份，获批的4个试验区承担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退出等14个改革试验任务。其中，成都市承担7项，为第二批试验区中任务最多的地区之一。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紧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改革5方面的改革试验中取得阶段性成效，所涉及的15项试验成果被包括中共中央文件、法律修正案（草案）、中办文件、省委文件等中央和省委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吸收转化。如内江市市中区制定了进城落户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应的条件审核、退地程序、补偿标准、资金筹措等制度，探索采取集体经济组织自筹、金融机构担保融资、承接业主支付租金、乡镇财政借支、县级财政补助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农村权益退出收储资金，在农村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试验方面取得成效，被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吸收并转化为“允许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按规定用于村集体对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政策。巴中市巴州区积极创新探索农村房地预收储制度，允许包括在城镇已购房的农民等6类退出住房为非唯一住房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人，通过自愿申请并经集体同意、乡镇复核、县区备案、公示认可、签订协议、兑现补助等规范流程后，申请办理宅基地有偿退出；地方政府主导建立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收储中心负责退出宅基地的收储、整理、包装和入市，并垫付宅基地预收储资金；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易地扶贫搬迁、D级危房拆除等方式退出的农村宅基地，依法优先用于满足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房用地需求；退出农民保有宅基地“收回”权利，对于进城无法实现安稳生活的农民，在不低于2/3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的基础上，通过缴纳一定费用，可以按程序和标准重新获取宅基地使用权。巴州区的改革试点在保障公司、集体和农户三方合法利益的基础上，有效增加了进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盘活了农村存量资源，促进了土地规模流转和规模经营。成都市崇州市通过推进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经营权折资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代管代种和搭建平台培育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农机农技能手等“职业农民”，探索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破解当前农村土地细碎化、农业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等现实难题。崇州市的改革融合了多项改革试验任务，体现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具有典型的创新性。此外，4个试验区每年均在积极承担国家批复赋予的试验任务基础上，按规范自主拓展新的试验内容。如2018年，眉山市彭山区新增盘活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方式、创新乡村人才激励和培育引用使用机制等5项任务， 4个试验区全年共新增16项试验任务。

全国试验区先行先试带动了四川农村领域全面改革创新。2016年开始，四川确定了包括4个国家级试验区在内的21个省级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明确除中央明确未经授权不准试点的改革内容外，所有改革项目都可以在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试点。近年，全省以县域规划多规合一试点为抓手，积极推进城乡一体规划和建设、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同时，全省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目前，已全部解决贫困地区641万农村居民和85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除成都市外全省各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已基本实现进城落户“零门槛”；已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探索持居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和非本地户籍人口均等享受居住地社会公共服务，将1 200余万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全部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简化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条件；部分地区积极探索从传统以户籍人口为基础转向以常住人口为基础配套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镇化机制创新；已初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2014年开始，每年按公共租赁住房总量的30%向农民工定向提供住房保障。四川深化农村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发展的改革，聚焦于积累改革系统性探索经验及为现行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提供实践依据，为全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探索新途径，推动全省城乡互促格局逐渐构建显现。

二、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找准“短板”、聚力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四川的“三农”工作。2017年“两会”期间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年2月来川视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四川是“天府之国”，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是我国粮油、生猪、茶叶等农产品大省，名优特产众多，川茶、川酒闻名天下。同时，四川是农业大省，“三农”工作任务繁重，也是脱贫攻坚任务最繁重的省份之一，贫困面宽、贫困量大、贫困程度深的特点突出。四川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不能丢，要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乡村生活富裕，实现四川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为四川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对新时代四川“三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农村的“双现代化”发展目标，要求将乡村放在与城市对等的地位实现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对四川而言，这意味着在下大力气补齐短板的同时，须更加着力于构筑乡村地域全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相应地，意味着在发展模式上须切实从政府主导的“输血式”哺育转向重点培育乡村内生可持续增长动力的“造血式”发展。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立足省情，及时分析新情况新问题，找准“短板”、突破瓶颈、明确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聚力发展。

（一）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问题仍然突出

2017年，四川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1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但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特征十分突出。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四川省内的主要产粮区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区、川中丘陵地区，而这些区域恰恰是全省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近年，受生产资料成本攀升和补贴受限等因素影响，种粮比较效益持续下降、粮农持续增收困难；同时，受土地流转成本增长过快，农业劳动力雇工难、成本高，种粮利润低等因素影响，土地规模化流转项目普遍偏向于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四川粮食主产区显露出“非粮化”现象，全省粮袋子有“缩水”趋势。虽然从2015年开始，四川即作为农业补贴试点改革省份，其政策开始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形式向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倾斜，但并不能实质性扭转种粮的低经济回报格局。据抽样调查，全省30亩以上规模流转土地中粮食生产经营用地仅占27.9%，成都则仅有15.49%。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粮食主产区，在不考虑生猪、白酒等以粮食为主要生产原料的外调产出品的情况下，四川已成为粮食净调入省份，常年须从省外调入250万吨优质稻谷、1 150万吨加工转化用粮，占全省产量的40%以上。粮食外的其他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也有显露，如奶产品每年均需调入上百万吨以调剂需求，淡水水产品自给率不到70%，与四川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

目前，小农分散经营仍是四川最主要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规模效益和产业化体系发育水平整体偏低。四川全省户籍人口人均耕地0.66亩、常住人口人均耕地0.72亩、农业户籍人口人均耕地0.97亩，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户均耕地面积仅为全国的40%。全省耕地流转面积达2 136.36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6.7%，单个主体经营30亩及以上面积超过1 327万亩②，但全省规模化经营仅为30%左右；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率仅40%左右，低于全国7个百分点。在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的方式下，易于产生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供给质量不稳定、无保障等问题。虽然全省农产品种类丰富，“三品一标”产品数量逾5 000种居于全国第6位，但总体而言，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品牌化程度低，与产品数量、产量地位不相匹配。如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四川的大宗农产品如水稻产量虽高却没有叫得响的品牌，甚至省内大型超市的粮食货架上也由外来品牌占据主体。再如川茶，自古以来蒙顶山茶就以贡茶著称，但时至今日，蒙山茶的自有品牌影响力仍然欠缺，大量高品质春茶被外来茶商低价收购，加工后贴上名茶品牌再高价出售。加之四川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营销以及现代化冷链物流、烘干存储等设施建设和服务体系发展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和产业效率效益的提升。如全省竹林面积居全国第1位，较浙江省竹林面积多500万亩，但实现产值却比浙江低150亿元。“2018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四川仅19家企业入围，而山东有59家、河南有29家。2017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仅四川泡菜、攀枝花杧果、新津黄辣丁3个品牌入围。

（二）农村空心化、人才整体匮乏问题仍然显著

四川是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全省户籍人口9 100万，居于全国第3，而常住人口8 302万，居于全国第4，为人口净流出省份。2017年，全省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 505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 325.6万人、省外输出1 174.6万人、外派劳务4.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规模占总量的59.7%。调研发现，当前四川已不仅是“富余”劳动力转移，更是农业必要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空心化、家庭空巢化、农民老龄化问题并举。传统所熟知的“386199”部队，目前甚至连妇女都急剧减少，留守的大部分为老人和小孩，50%以上务农人员为50岁以上，55岁及以上占比高达38.1%，近30%为60岁以上，70岁以上老人也有超出40%仍从事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令人担忧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乡土情结淡漠，更为迫切地想融入城市文明，情愿在城市勉强维持生计也不愿返乡务农；相当部分年轻人从未从事过农业，完全不具备农业基本知识和技能；部分年轻人即便掌握农业技能，也不愿安心在家从事农业生产。而现有愿意并事实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却又整体禀赋较低。据四川省农业厅数据，四川在家务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超过90%，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5.2%，全省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劳动生产率约3万元，仅为非农产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的1/4①。“锄把子交给谁”的问题已成为农业农村发展中必须正视的现实难题。

四川农村空心化、人才整体匮乏的状况，必然无法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极大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现有农业生产者难以有效实现多种形式的农业联合生产与适度规模经营，难以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及对接现代供应链和消费市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力积弱现象突出。调研数据显示，全省村级经营性资产仅为3.3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空壳村、薄弱村占比达到2/3以上。集体经济能力的弱小及村庄“空心化”深刻制约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村集体调集村庄成员力量缺乏感召力和有效手段，有的村庄甚至召开村民会议都难以达到法定人数。而传统粗放式农业生产经营所致的低效率、低收益，以及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阙如，则将进一步加剧村庄“空心化”问题。与此同时，上学难、看病贵等问题仍然存在，也会进一步加剧农村人才大量外流。2017年，农村中小学专任老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为51%，低于城市22.6个百分点。尤其是民族地区，学生辍学打工、进寺庙当和尚的现象时有发生。基层卫生人员中有中、高级职称的仅占19.9%，绝大多数基层卫生人员学历低、无职称、缺经验。城乡医保和养老等差距仍然较大，新农合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仅60%，能报销的药品仅三四百种，而城镇职工却有两千多种药品，80%的农民养老金选择最低档100元/年，而城镇职工养老金是2 200元/月。据四川农业相关部门最近一次对县域蹲点调研的数据，近5年县域输出大中专学生41 190人，毕业返乡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6 290人，仅占15.3%。

（三）乡村价值观多元化、社会道德观弱化等现象仍然存在

基于抵御自然风险等村庄层面的公共事务，中国传统的村庄具有以核心家庭及其家族或宗族为基础、以义务为本位的农民基本认同的特征，族规家法、乡规民约、舆论力量及某种内化的道德力量等维系着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睦邻友好、互助协作、长幼有序等价值观念被普遍认同并成为村庄成员融入社群的基本道德舆论评判依据。并且，在传统相对封闭和自成体系的村庄中，各种传统技艺经由祖祖辈辈代际相传，也得到了较好传承。但在当前，村庄早被市场经济改革冲破了传统的封闭状态，村民不再受村庄的强束缚，而是在空前广阔的空间愈益自由地流动，传统维系家庭的行动规范甚至价值观念被逐渐消解，超出家庭的传统功能性组织被逐渐瓦解，传统村庄基于义务和责任的认同感及协作化力量日益式微。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乡土情结日益淡漠，对老一辈固守的规则、观念缺乏认同感，对农业谚语、时令节气、传统礼仪道德、风土人情、传统技艺等不感兴趣，不再受村庄传统舆论和组织力量束缚，甚至在价值的多元化冲击中道德观念弱化，出现了传统文明“断层”的现象。相应地，传统农耕文化和美丽乡愁的记忆符号也在日渐消失。调研数据显示，84.8%的干部群众表示古村落、古民居、古戏楼、古井等物质载体“已经看不到了”或“正在一天天消失”;70.2%的干部群众表示农村竹编、草编、石艺、刺绣等传统民间技艺“年轻人不愿学，终究一天会消亡”。与此同时，重利轻义、以核心家庭和个人利益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强烈冲击乡村地域。调研数据显示，23.4%的村民认为“农村社会金钱至上、不讲情义”，村庄社群成员履行义务、奉献协作等精神缺失，建设美好家园内生动力不足。在近年党委、政府不遗余力支持乡村发展的宏观背景下，部分农民甚至形成“等、靠、要”思想，争当贫困户和低保户等消极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在乡村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问卷调查发现，74.8%的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说不清、道不明，只有45%的农民群众认为“自己在新农村建设中受益，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事实上，这并不是四川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当前整个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共性挑战。

（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仍然艰巨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四川自古就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生态环境地位独特，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写好。虽然四川近年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成效显著，“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的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模式得到推广及藏族聚居区新居、彝家新寨、巴山新居和乌蒙新村等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但总体来看，四川乡村地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及卫生厕所等设施建设仍然问题突出，农村人居环境、生态环境亟待提升。虽然四川目前已基本实现农村垃圾全面治理，但部分区域尤其是相邻行政区交界处等特殊区域，农村垃圾处理仍存在盲区，还有部分“硬骨头”需要啃；同时，已经实现生产垃圾集中收集和清运等有效处理的村庄，则进一步面临垃圾分类、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等更高层面的要求；农村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向江河湖海直排、排至室外空地或经化粪池简单处理后渗入地下等问题仍然严重，对地表水、地下水及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极大威胁；农村厕所建设的历史性欠账巨大，尤其是贫困乡村区域，卫生厕所普及率水平低下，自家院里14刨个坑、几捆玉米秆围个棚、猪圈旁边挖个坑等传统落后的如厕习惯仍然普遍，粪水暴露、蚊蝇滋生等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甚至影响到农村安全饮水问题。问卷调查显示，82%的干部群众认为当前农村居住生活最大的问题是“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不少场镇的环境卫生状况更是堪忧。目前，在全省农村污水得到有效处理的村不到10%；很多地方近10年新建的房屋也未配套卫生厕所；50%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未得到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为34.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全省地表水87个国控考核断面达标率仅为75.9%，沱江、岷江等主要河流和24条小流域污染严重。四川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离美丽宜居乡村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仍然是亟须花大力气弥补的“短板”。

（五）农民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法治基础仍然薄弱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将农民界定为最广泛、最分散的群体。时至今日，农民这种分散的特征并未得到实质性转变，农民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四川也概莫能外。近年，迅猛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被视为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推进农民组织化的有效路径。但调研发现，四川数量众多的各类小农户合作组织中，真正有持续业务运行且经营良好的不超过15%。部分地方党政干部的行政思维仍根深蒂固，习惯运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整村或成片地推进集体股份制经济组织或专业合作社等小农户合作机制。由此而快速发展的所谓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专业合作社，绝大多数因缺乏合适的农村精英引领或没有持续的实际业务支撑，最终流于形式，成为“空壳”或“僵尸”组织。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质是工商资本企业为获取国家政策优惠和项目支持而披上的“马甲”；依托从事农村扶贫开发和综合开发的第三方公益机构扶持而发展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则普遍存在对第三方机构及其外部导入资源的强依赖性；而真正由农民自发建立、农民精英领办并良性运营的合作组织则为数不多，且多为利益松散型合作关系。农民的合作更多体现为农产品抱团销售，在生产运营其他环节作用甚微，社员既希望合作社为自己创利，又不愿意为合作社发展付出努力等问题突出，合作社集体决策和行动能力趋弱。

农业生产领域中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现象在村庄治理事务中也得到反映。村“两委”事实上扮演了党委、政府在农村基层“代理人”的角色，承担了大量的党委、政府行政事务，尤其在近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任务异常繁重。很多村“两委”干部形象地说：“我们就是乡政府的脚脚爪爪。”在基层党委、政府借由村“两委”向农村基层“自上而下”强力延伸党政职能的情况下，农民“被组织”“被合作”甚至“被扶贫”等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助长了村民对于要不要行使和如何行使自治权利义务的淡漠观念，部分村民甚至滋生“乡村建设发展、脱贫攻坚是党委政府的事、是干部的事”等消极思想。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流失及村庄“空心化”问题，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部分村庄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的现象突出。加之前述乡村传统德孝等文化的式微，村民自治更是缺乏乡村共同体的基础。调研显示，38.8%的村民认为“农村缺乏有效的德治载体”。与此同时，四川农村的法治基础仍然薄弱。调研发现，34.4%的村民表示很少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是根本不懂法，不知道怎样运用法律维权，而有的则是不信法，认为信访等渠道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些现象是由农村法治体系的完善程度、政策法规在农民群众中的知晓程度、农民群众表达诉求和维权渠道的便利及畅通程度、农民群众自身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水平、地方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落实强度和强势利益主体的依法诚信度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长期以来，影响四川农村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类尖锐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无不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诉求相关，“权大于法”或“法外容情”均不能合理合法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甚至可能激化新的矛盾和冲突。总体而言，四川乡村地域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体系仍不健全，新型乡村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三、统筹推进“五大振兴”，走具有四川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子

（一）推进产业振兴，筑牢乡村振兴物质基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支撑。转变分散、粗放的生产经营占主体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是四川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省的基本方向。现代农业发展已不是单纯的大田生产概念，其本质特征是在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以市场契约为纽结，以多元参与主体互惠互利为准则，按照农业产业链条达成的社会协作生产。四川推进农业产业振兴须从农业内外、城乡两头共同发力。一是持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夯实农业综合生产力基础。二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围绕川粮、川果、川菜、川油、川猪、川茶、川药、川竹、川薯、川椒、川酒、川烟、川蚕桑丝绸、川鱼等全省14大特色产业和农机制造业，推动建设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业产业融合创新示范园区，形成区域性农产品研发、生产、加工、流通产业集群；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排头兵”，带动发展壮大一批“川字号”特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占主体、农业全产业、多业态专业协作生产和利益分享的新格局；以创建农业强县为载体，搭建农业基础设施及科技创新、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孵化培育、农业全产业链集聚集群发展、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等重点建设的基础平台。三是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以政府为依托打造农产品区域公共品16牌，以企业为依托打造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持续实施“孵化、提升、创新、整合、信息”五大工程，培育壮大“川字号”农产品品牌体系，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升四川农业标准化生产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四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即围绕农业全产业链条实现农资、农技、农机服务，农产品加工，物流，营销，乡村旅游，健康养生，农村电商等产业的整合协同，构建以现代农业为主，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生产和服务紧密相连、有机贯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做大做强农村实体经济。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规律和四川人多地少的现实省情决定了以小农户为核心的体系创新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四川推进农业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在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创新中，建立起产权边界日益明晰、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进共富的利益联结分享机制，是农业产业振兴的核心关键。

（二）推进人才振兴，强化乡村振兴智力支撑

“没有不增收的田，只有不增收的人。”物质技术装备等生产生活条件可以通过投入实现明显改善，但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及其由此而来的生产效率、治理效能提升，更核心的因素则在人。无论是从眼前还是长远来看，人才振兴均具有为四川乡村振兴奠立基石的作用。四川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建设须既立足于农村又放眼于农村之外。一是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这支队伍应至少涵盖市（县、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涉农职能部门和乡镇党政领导干部以及村“两委”干部的多层级人才。要推动“三农”领导干部整体年轻化、专业化和专家化；推动青年公务员到乡村挂职和定期服务制度化，并带动村支书、村委主任年轻化、专职化；通过“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推进村干部和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素质提升；通过培育提升和服务支撑等方式发现、培育和造就一批乡村青年人才队伍。二是建设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本土技术能手、返乡创业农民工、涉农专业大中专毕业生等为重点，通过建立完善教育培训、考核认证、政策扶持、完善保障等方式，按照新型职业农民领办优先原则对接相关涉农优惠政策，逐步建立起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类同的职业制度保障，营造好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环境，加快培育一支新型职业农民人才队伍，并引领带动农民群体的现代化发展。三是建设一支聚合高技术专家、实用技术专家及“土专家”的农业科技人员队伍。激励和扶持科技人员通过兼薪兼职、离岗创业等方式到乡村创新创业；支持高校、农业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与“三农”部门开展合作，打通农业科技研究与田间实践推广运用的通道；拓宽基层农技人员继续教育渠道，实现农业科技人员定点联系服务全覆盖；完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机制，积极鼓励扶持各类“田秀才”“土专家”兴办科研实体和经济实体，带动小农户广泛采用实用型新技术、良种及先进农机设备。四是建设一支以农民为核心主体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通过对包括龙头企业在内的农业企业家尤其是农民企业家开展针对性培训、提高政治待遇、鼓励和吸引参与涉农政策制定等方式，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人员的能力素质、社会认知度与影响力；建立农业企业家联系帮扶工作机制，及时了解农业企业家经营发展问题，及时回应、精准服务。五是建设一支既富有时代精神又熟悉乡土乡情的新乡贤队伍。广泛收集乡贤信息、建立乡贤信息库，通过在村社设立乡贤参事会甚至在有条件的县（市、区）政协设立新乡贤界别等方式，搭建平台、制定政策，引导和支持乡贤返乡或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

（三）推进文化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乡村文化、乡风文明与农业发展、农村振兴是硬币的两面，共生共荣。一是继续加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投入，配套完善乡镇文化院坝、文化广场，村文化中心，充分发挥“农民夜校”的平台作用，积极构建文艺文化活动、书报电视广播网络、讲座培训等形式多样、全面立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二是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常态化、潜移默化式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文化活动，向农民群众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自强奋进等价值观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农民群众思想文化中的主流阵地。三是在扬弃中传承和发扬传统农耕文化，以规划为引领，锁定传统建筑、农耕器具等具有农耕文明和美丽乡愁记忆符号的器物，加大保护力度，使之融入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进一步加大对乡村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力度，建立资源库及分级保护名录，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文化纪念馆、乡风博物馆，加大对古村落、古民宅和民族特色村镇的整体保护开发力度；以刺绣、竹编等具有四川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和产品为依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节庆活动和乡村传统技能大赛、技艺大赛等，推进集乡村文化创意、文旅和农旅体验感知为一体的乡村文化产业提升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持续传承。四是深入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让道德教化回归乡村，更新农民精神风貌，激发农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四）推进生态振兴，打造宜业宜居美丽家园

乡村生态涵养和绿色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及承载乡愁的“本底”。四川优越的生态资源禀赋条件及独特的生态环境，决定了生态振兴和绿色发展理应成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发展导向。一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水”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强化农药等农业化学投入品监控管理，分类有序退出超载的边际产能，坚决守住生态红线，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18二是要着力构建和谐相融的新型城乡发展形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差别化定位城乡功能、科学设定开发强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和正确处理乡村民居与自然生态功能单元的关系，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及其功能体系布局，让城镇融入山水林田湖的自然脉络中有机生长，让乡村保有乡土味道，留住青山绿水，记住乡情乡愁，推进美丽城镇与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美丽山川和美丽人居有机结合。三是因地制宜总结和推广“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模式，以农村垃圾整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为抓手，推进一批“吹糠见米”的民生工程建设，加快补齐突出短板，提高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变废为宝转化率，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四是践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调整和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贯彻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大力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推进现代生态循环示范县、示范区建设，推广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和技术；以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和标准化示范区创建为载体，推动建立绿色农产品生产、认证的标准和标识体系；实施优质特色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和机械化提升工程，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供给质量。五是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环境的多种功能，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养老康健等新产业、新业态，探索更多以生态为“本底”、聚合产业链的高附加值农业模式。六是加快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以制度化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联动、产业联动、区域联动，让农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不吃亏”，激发农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和坚持绿色发展的主动性与持久性。

（五）推进组织振兴，构建乡村治理新型体系

为适应当前四川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和人口分布结构的新变化，四川应坚持以党的领导为统揽，充分发挥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和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组织的纽带作用，强化依法治村的公信力和乡村德治的感召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一核多元、合作治理”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一是不断探索创新和及时跟进党组织建设，以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协会等新型农业经营管理组织为重点，因地制宜建立产业型、区域型、联合型、网络型党组织和功能性党小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在带动农民群众产业致富和回应农民群众迫切需求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对农村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众组织及农民群众的组织感召力；选好用好带头人，大力推进村党支部书记专职化、“一肩挑”或领导村两委联席制等，加大从公务员队伍、企业单位和科研机构中选派村支书的力度，畅通在职或退休“新乡贤”返乡任职的通道，切实发挥好致富能手、乡村能人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作用，解决党组织关系覆盖不到位、设置不规范、隶属关系不明确等问题，从组织体系和管理机制上不断强化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监事会、院落业主委员会等多元主体，推动村民自觉主动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共治格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探索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促进农村社区发育，形成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格局；抓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契机，以壮大集体经济为先导，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凝聚力，通过支部牵头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方式，在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基础上的新型集体股份经济组织牵头合作经济的方式，大户、能人带动农户发展的方式，“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农业生产联合体的方式，以及发展壮大确有实体业务运营能力和真正具有带动作用的专业合作社的方式，抓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命脉，突出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组织的核心，切实促进农民增收，实实在在地把农民凝聚在基层党组织周围。三是扎实开展法律进乡村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群众学法用法、知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法治意识，增强法治公信力，促进农村社会定分止争；增强乡村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将各项涉农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持续推动农村“雪亮工程”建设，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为主体，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平安建设和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四是以乡风文明建设、农耕文明传承为依托，强化乡村道德教化功能，增强乡村德治感召力和约束激励力，推进乡村诚信文化建设和社区道德评议机制建设，提高农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升整个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① 农业经济再上台阶农村发展活力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二［E/OL］. ［2017－09－13］. 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591/10592/2017/9/13/10433650.shtml.

② 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E/OL］. ［2017－05－09］. http://www.snsC.gov.cn/agriculture/4053.htm.

③ “三区”即农产品生产区、农产品加工区、乡村旅游风景区。

① 杨文武．毛业雄介绍四川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绩经验［N/OL］. （2017－06－13）. http://www.sctv.com/zt/sc/2017/jd2/201706/t20170613＿3453169.shtml.

① 四川省农委政策法规研究处．2016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R/OL］. （2017－05－09）. http://www.snsC.gov.cn/agriculture/4053.htm.

② 佚名．四川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基本形成［N/OL］. （2018－01－10）. http://sc.people.com.cn/n2/2018/0110/c345509－31126966.html.

① 数据来源：四川省农业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