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道德经》与《周易》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经典著作,其内容之深邃、影响之深远,也许只有《周易》能与之比肩。人们不禁要问,《道德经》横空出世,就没有师承吗?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说明《道德经》有师承。从《道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道德经》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思想来源于《周易》。老子从《周易》中吸取了丰富的知识,使《道德经》在《周易》的基础上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道德经》脱胎于《周易》,既是对《周易》的批判性继承,也是对《周易》的完善,可以说《周易》是《道德经》的老师。《道德经》和《周易》是中国古代的两朵奇葩,她们交相辉映、互为补充,构成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许多学派,例如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都是在《道德经》和《周易》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其影响至今不衰。
柏拉图曾说过:“世界的创建,就是说服战胜了征服。”按柏拉图的观点,人类的历史就是说服与征服的历史,二者或同时进行,或交替进行。征服会带来文明的损毁,说服则可保留现有的文明免遭破坏。老子同样认识到说服的重要性,他认为《周易》倡导有为是在鼓励诸侯征服,征服就会带来流血和毁坏,而说服则可以避免破坏。老子认为自己有责任用《道德经》来说服天下王侯放弃征服,成为圣人,实行无为之治,避免天下因征服而损毁。《周易》也认识到说服的重要性,豫卦大人取代国君,就是由于豫卦六三君子说服国君让位,从而避免了取代流血。然而对于征服来说,说服仅是一种辅助手段。
从价值观上看,《道德经》和《周易》都是以爱民治国为核心而构建出的价值体系。《道德经》是以自然之道为基础,构建起无为的价值体系;《周易》是以乾坤之道为基础,构建起有为的价值体系。《道德经》最重要的思想——无为,源于《周易》。《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初九是说,太子静有龙的志向,要登上王位,只是时机未到,难以实现,所以采用潜的方法,没有轻举妄动。“潜龙勿用”包含着无为的思想。对此,《周易》的作者并没有深入发掘,而是将重点放在有为的方面。老子则对《周易》“潜龙勿用”的无为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从而建立起以无为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道德经》和《周易》在思想和内容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周易》是以乾坤为核心,六十四卦围绕着乾坤的要求而展开;《道德经》是以道德为核心,整个篇章围绕着道和德而展开。《周易》乾坤的实质也是道和德,也就是说《道德经》与《周易》都是围绕着道和德而展开自己的内容。《周易》是用卦的形式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道德经》则紧紧围绕着《周易》的内容,以无为思想为出发点而揭示出事物的另一面。
从成书的时间看,《周易》成书于东周初年,《道德经》成书于春秋末期,相隔并不太远。《周易》的作者对挽救周王朝的衰败尚有信心,希望通过《周易》使周王朝复兴;老子则对周王朝彻底失望,要通过《道德经》来影响诸侯,使诸侯成为圣人,希望圣人能以“无事”取得天下。从老子的经历看,老子曾做过周朝管理图书的史官,完全可能通过对《周易》的研究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并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第一人,奠定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基础。
老子和《周易》的创世思想有所不同。《周易》认为乾创坤载乃有万物;老子则认为是道生万物,“有”生万物,“三”生万物,归根结底是自然生万物。《周易》认为乾有为才能创造万物,所以主张人们要有所作为,有为才能改自己的命运。道生万物,道法自然,自然无为,所以老子主张无为。人们无为就要遵从根本,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规则决定;圣人则无为而无不为。《周易》通过有为来达到目的,老子是通过无为来达到目的。两者方法不同,目标一致,都是要大道在天下畅行。
《周易》所主张的道德与《道德经》所主张的道德有所不同。《周易》认为道是上天也就是乾对万物的规定,万物必须遵守,违背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所有的道都无德,德是万物对天和天道的顺从与奉行。老子认为道生于“象帝之先”,是自然存在,德随道而生,伴道而行,是“道生万物”后对万物的承诺。道有德才能帮助万物,所以万物会“尊道崇德”,按道德的要求去做。老子所主张的道相当于《周易》的乾,德相当于《周易》中的坤。《道德经》和《周易》所主张的道德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爱民治国中起着重要作用。
老子和《周易》都承认有天和天道存在,但老子的天和天道与《周易》的天和天道也有不同。《周易》之天是由乾所创造,功能等同于乾,天通过天道来管理天下万物。《道德经》之天开始于“无”,“无,名天地之始”。大道赋予天以“大”,“大”即为道,于是天有了天道。《周易》之天具有乾的功能,地有坤的功能。是乾将管理天下万物的责任交给天,于是天有了天道。《周易》之天有惩戒的功能,违背天道,天会给予惩罚。《道德经》大道没有惩戒的功能,而是将惩戒的功能交给了天,天以天网来惩治恶人。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对创世的见解有所不同,但《道德经》之天和《周易》之天都具有惩戒的功能。
《道德经》与《周易》都重视规则的作用。在《道德经》中规则用“常”来表示,在《周易》需卦中规则以“恒”来表示。老子之道是通过规则来帮助万物,通过天网来惩戒恶人;在《周易》中天道产生规则,规则对万物有约束和惩戒的作用。
《道德经》与《周易》有着共同的构建元素,都是以道德为基础,以爱民治国为目的,从道德功名利禄、仁义礼智信入手,构建起各自的价值体系。这两个体系虽然相悖,但体现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老子通过对《周易》有为的批判,形成《道德经》无为的价值体系,与《周易》有为的价值体系互相排斥又互为补充,有为与无为二者合一,形成了为的完整价值体系。
《道德经》与《周易》成书的目的不同。东周初年,有识之士看到经过申侯之乱,东周已经衰落,为振兴周朝而作《周易》,希望《周易》能使君王、君子大有作为,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来爱民治国,让周王朝再现辉煌。春秋末期,老子看到周王朝已彻底衰败,周天子完全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天下已形成诸侯争霸的局面,认为《周易》倡导有为,只会促使诸侯争霸,加剧社会动荡,希望通过倡导无为来平息诸侯之间的争斗,恢复天下安定,于是将自己的思想凝聚在《道德经》中,希望通过《道德经》将天下诸侯培养成圣人,圣人无为会使天下安定,民众无为可以回归到朴实,君子无为则可以辅佐圣人治国。
《周易》的一些观点得到老子的赞同。《周易》认为阴要顺从阳,德要顺从道;老子认为“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周易》要求君子持恒;老子认为“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抱一”有持恒的意思。《周易》认为世上有天地人三道;老子认为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大是道的别称。《周易》提倡简朴,老子认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周易》认为“或跃在渊”,老子认为“鱼不可脱于渊”。《周易》在主张争的同时也主张和;老子赞成《周易》和的思想,认为和是做事的重要规则。
老子对《周易》的一些内容做了补充,如《周易》井卦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上六是说,井经过治理,已经可以饮用,打完水不要把井盖上,人们有诚信,会吉祥。象传说,要做到井治吉祥,就要革除井治弊病,这样才能取得井治的大成功。老子认为“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是说大的成功好像都存在着缺陷,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成功,就不会有大的弊病。《周易》井卦用“大成若缺”来看待井治成功,就不会有弊病。
《道德经》的一些章节是对《周易》卦的内容的总结,如第三十五章“乐与饵,过客止”,是针对咸卦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九四是说,脚、小腿、大腿和心的关系如同路上的行人,对面走过却不能相互感知。知心朋友知道心的想法,要帮助心实现让脊背负起重任的愿望。《周易》“憧憧往来”,认为让民众感动很困难;老子认为用“乐与饵”,民众会受到感动。
老子对《周易》的一些主张持否定态度,如否定《周易》的有为(乾卦),推崇圣人无为;否定《周易》节制(节卦),主张节俭;否定《周易》有事(震卦),主张“无事”;否定《周易》大壮(大壮卦),主张“物壮则老”;否定《周易》强兵(师卦),主张兵强则败;否定《周易》以智治国(临卦),认为以智治国是国之贼。
《道德经》否定《周易》,用辩证思维来看,《周易》也是对《道德经》的否定。任何伟大思想都不能涵盖一切,总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事物都有两面性,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面会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另一面则处于从属状态。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侧重某一个方面。所以《道德经》与《周易》相互否定的结果是互为补充,“有为”与“无为”、争与不争,都是互为补充。
老子赞成《周易》的观点,是因为老子与《周易》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相通的,都是要爱民治国;在宇宙观上虽有差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从创世来讲,《周易》和老子都不承认神创,《周易》认为是乾创万物,老子认为是道生万物;都认识到人是自然界中的重要力量,都认为道与德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用作用;在承认私的同时,都认识到无私的价值;都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也都认识到教化的重要性;都提倡简朴,主张节制、节俭。
老子批判和否定《周易》的观点和做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春秋末期,诸侯争霸,周王朝已经彻底衰落。老子认为《周易》要君子有建侯之志(屯卦),君王以智治国(临卦),鼓励取代无能的国君(否卦、豫卦),会造成天下大乱。《周易》认为朵颐(颐卦)和鼎食(鼎卦)合理,会激发人们的贪欲;《周易》鼓励“飞龙在天”,是在鼓励诸侯兼并。所以老子反对《周易》倡导的道、德、仁、义、礼、智、信,反对君王、君子有作为,而推崇无为之道、圣人之治。
《道德经》与《周易》对争的认识有所不同。《周易》认为有所为就要有所争,要求君子在有所争时不要怕“过涉灭顶”(大过卦),也就是不要怕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因为这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必须付出的代价。老子则认为人不能挑战自然,应“为而不争”,盲目向自然挑战,才会付出“过涉灭顶”的惨痛代价。在争的问题上,老子与《周易》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看,争之不当会有凶险,该争而不争会失去机会。因此,在争的问题上吸收《道德经》和《周易》的合理成分,就可以对争有完整的认识。
《道德经》与《周易》对根本的认识有所不同,老子认为根本是道所赋予万物的“一”,“一”就是万物自身的命和命运,命运是道决定的,顺从命运的安排就是顺从规则,规则不能违背。面对命运应无为,不要试图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周易》认为事物的根本是道与德,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坚守道与德,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这一点上说,老子是个宿命论者。
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古人往矣!无从起死者而与之语。我们所及见者,唯流传到今的简册上一些字句而已。这些字句,在当时原一一有其所指,但到我们手里,不过是些符号。此时苟不能返求其所指,而模模糊糊去说去讲,则只是掉弄名词,演绎符号而已;理趣大端,终不可见。”按梁漱溟的说法,不能将《道德经》的指向寻找出来,就不能得到它的“理趣大端”。通过《道德经》和《周易》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道德经》针对的是现实,指向的是《周易》。研究《道德经》而不研究《周易》,就难以得到《道德经》的真谛;研究《周易》而不研究《道德经》,就难以全面通晓《周易》。《周易》既是《道德经》的老师也是《道德经》的实用教材,《道德经》则是《周易》的哲学导师。《周易》给有为者提供了历史经验,《道德经》给无为者提供了信仰。后来《道德经》思想成为道教的教义,与此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