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重障碍

但丁的诗以作品中的叙述者回忆一起事件开篇，事件发生于“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由于不够警觉，他偏离了正途，迷失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茫然无措中，他险些丧命：他刚从一个“从未有人生还”的隘口处脱险。这一切都令他胆战心惊（《地狱篇》，I.1-27；除非另有说明，标明的所有章节数和诗行数皆出自《地狱篇》）。诗人面临危险的确切性质含混不清。我们不妨通过以下思考来一探究竟。由于讲述其困境的叙述者就是诗人，亦即我们已开始阅读的这部诗篇的作者，并且，由于这部诗作本身就在讲述它据说是如何写成的，因此，倘若但丁在致命隘口遭遇不幸的话，这部诗作就无缘面世，作为自己诗中人物的但丁的生命，也就遭到了扼杀。那么，“隘口”就代表会妨碍但丁作品完成的障碍。诗人将隘口比作“险恶的滚滚潮水”，后来，维吉尔表示，通过戳穿这层比喻，卢奇娅（Lucia）引起了贝雅特丽齐（Beatrice）对其朋友的忧虑：她问贝雅特丽齐，她是否“没看见在那比大海还桀骜不驯的潮水中，死亡在袭击着［他］”（II.107-108）。

霍兰德（Robert Hollander）指出但丁《神曲》开篇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Aeneid）开篇的相似之处，因而为但丁的读者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在《神曲》开篇，诗人险些丧生于“滚滚潮水”，同样，在维吉尔作品的开篇，埃涅阿斯也险些葬身于海上的狂风暴雨（Hollander，1969，页83-85）。但霍兰德没有注意到，倘若埃涅阿斯的海上磨难，根源于女神之首朱诺（Juno）的愤怒，那么，诗人经历的重重考验，其根源也必须从类似的原因中去探寻。朱诺遭受的最深创伤，以及引发她对特洛伊英雄最怒不可遏的最深创伤，似乎来自于帕里斯（Paris）的评判。^[7]受伤的虚荣心改变了这位女神，使她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复仇工具。但丁面临的危险，似乎也源于某位类似的善妒神，激怒这位神的，是某种真实的或潜在的蔑视女性虚荣感：渴望作为爱欲的最高对象受人爱慕。以豹、狮子和母狼（I.31-60）这三种野兽形象重现的危险证实，诗人的艰难险阻，的确源于某位类似的善妒而愤怒的神明。这些野兽直接取自《耶利米书》（Jeremiah），在那里，它们惩罚抛弃父辈之神而转“爱外邦诸神”的以色列民众（《耶利米书》，1：16，2：10-11、25，5：6；参见附录1）。

但丁在跋涉上山时遇见这三头野兽，后来，维吉尔将此山称为“幸福之山”（the delectable mountain）（I.77），旭日在山顶冉冉升起。这似乎是善的首次显现，但丁表示，这是他在森林的险恶丛生中发现的善（I.8-9）。那么，阻拦但丁向善上升的，便是这三种野兽，更确切地说是后两种野兽，因为，他似乎对那头“皮毛灰白的野兽”抱有“良好希望”。随后，我们了解到，但丁试图用那根束于腰间的卷绳捕捉这头豹，并让它听从自己的使唤（XVI.106-108）。显然，在向善的上升中，但丁想借助这只豹。他对狮子就没有这种期望。母狼的出现，更使他由惊恐落入绝望。

这些野兽形象确指什么，这一直是一个让人追寻和引发争议的话题。维吉尔出现时，作了关于第四种野兽“灵犬”（Greyhound）的预言：灵犬将把母狼逐出意大利的所有城邦，这既表明母狼是某种当代政治力量，也表明现在的野兽数量达到了四种（I.100-108）。四种野兽的事实，不仅使我们可将这一章与《耶利米书》联系起来，也可与《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联系起来。但以理梦见四只野兽，梦中有人（此人出现的方式与维吉尔在但丁面前的出现几乎一模一样）告诉他，这四种野兽代表四个一脉相承的王国或帝国（《但以理书》，7：1-28）。但丁时代的解经学传统解释说，这些王国是巴比伦（Babylon）、波斯（Persia）、希腊和罗马。^[8]但以理梦中的倒数第二种野兽，对应《地狱篇》中的第一种野兽：豹。不过，如果与但以理梦见的豹一样，但丁的豹也代表古希腊，那么，狮子应当代表古罗马，余下的难题就在于确定母狼的身份。然而，最后一只野兽显然象征罗马，压根不清楚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王国何以会是妨碍诗人继续前进的当代障碍。一旦我们将母狼理解为当代政治力量，代表的不是古罗马，而是新罗马（Armour，1989，页79-80），并且，古希腊帝国（豹）和古罗马帝国（狮子）的出现，只是作为新罗马中的残留部分得到保存，那么，这两个难题可迎刃而解。的确，但丁和维吉尔最后都将这三种野兽合而为一（I.88；II.119）。呈现在新罗马中的希腊，代表的是从属于神学的哲学；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机构中出现的古罗马，总体上从属于基督教，尤其是教皇。

因此，阻碍但丁《神曲》的产生和诗人向善上升之途中的危险，乃是唯一真神那充满妒意的愤怒，或基督教会的精神力量和世俗权力。在向善上升的途中，但丁希望借助的工具，正是新罗马中的古希腊遗产。不过，至少从眼下的处境来看，这种策略似乎显得不合适。其实，正是一名古罗马人（虽然具有亲希腊的倾向），必须助但丁一臂之力，使他能够继续前进，亦即帮他完成诗篇并获得善。正是维吉尔明示但丁，直接上升到幸福之山并非到达善的恰切途径：必须走一条包含一开始就下降的迂回之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更漫长的途径，才可能避开那三种野兽，虽然这种迂回术仍会再度遭遇变换外形的野兽。通过仔细梳理维吉尔的“诗卷”，这种梳理结合“经年累月的研究和……满腔热情”（I.82-84），但丁开始明白，要想在“现代性”处境中到达善，必须通盘检审新罗马及其宣称的精神普世化和政治普世化。维吉尔对古罗马性质的分析，破坏了古罗马所宣称的已将人性（humanitas）转化为古罗马精神（Romanitas），或已充分理解并完善人类生活（参见附录2）。同样，但丁对新罗马的分析，也将揭示其宣称的虚无缥缈：它声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类的所有根本问题，因此，也就可能复兴希腊哲学，或上升到“天堂般的雅典”（《飨宴》，III.14）。

然而，这种经由罗马向希腊的回归，所需的不会只是某种探究，而是一场军事行动。就此，维吉尔似乎向诗人表明了自己的理据，维吉尔宣称，即便面对“帝王掌握全权”的“帝国”业已建立的事实，他也要“违背他的法律”（I.125-128）：凭借其诗卷，维吉尔引领了一场时逾千年的“虔敬之战”（war of piety），因此，在但丁的相似斗争中，维吉尔完全够资格自视为与但丁同仇敌忾的同道（II.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