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与风险共舞

是什么让一位63岁的妇女决定成为第一个尝试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人呢？1901年，安妮·埃德森·泰勒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在她那个非常不可靠的一夜暴富计划中，她坐在一个加足马力的腌菜桶里穿越了一座标志性的瀑布。泰勒来自纽约，她是一名从奥本大学毕业的教师，她本人非常喜欢教书的工作——从加州辗转来到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得克萨斯州和亚拉巴马州，再从墨西哥城到华盛顿，最后到芝加哥。尽管如此勤勉，她还是不得不依靠遗产来维持生计。她的父亲在她12岁时突然去世，她的丈夫后来在内战中阵亡，留下她成为一个寡妇。

在晚年接受舞蹈训练后，她在密歇根州的海湾市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在创业失败后，她尝试在美加边境的苏圣玛丽小城教授音乐。她一直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当她突然想到穿越瀑布的时候，她能挥霍的遗产正在日益减少。泰勒厌倦了嫂子提供的资助，于是她开始寻找一种快捷的生财之道。

泛美博览会原计划在纽约州布法罗举行，这里距离她的另一份舞蹈教学工作的地点不远，这使她想出了一个计划。她后来写道：“我看到报纸上人们去参加泛美博览会的消息，就从那里到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个想法像一道光一样闪现在我的脑海里。用木桶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从来没有人完成过这一壮举。”

当泰勒决定在63岁生日那天表演这一特技时，她可以使用的遗产已经所剩无几，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一旦成功，她就会大获收益，这一想法导致她对风险不屑一顾。她做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准备来降低风险。《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问是什么让她产生了这样一种近乎“自杀”的想法，她回答说：“这对我来说不是自杀。我怀着极大的信心，我相信自己会成功地穿越瀑布而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木桶又好又结实，里面又有缓冲，所以滚动时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另外，我还会系上皮带。桶的一端有一个砝码，这样空气就可以通过头顶上端的阀门进入。”泰勒定制了一个4.5英尺（约1.4米）高、3英尺（约0.9米）宽、用肯塔基州白橡木做的腌菜桶，里面安装了用于保护安全的皮带和保护垫，还有与软木塞和橡皮管配套的通气孔，同时，这个160磅（约73千克）重的桶上安装了一个200磅（约90.7千克）的铁砧，以确保桶底可以先沉下去。她的测试方法是让她的猫待在桶里穿越马蹄瀑布，猫最后幸存了下来。

穿越当天，她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由于前一天刮大风，她缩短了第一次尝试的时间。1901年10月24日，也就是她63岁生日那天，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泰勒爬进了桶里。她的工作人员把木桶拖到了马蹄瀑布以北几里处草洲的河中央。没人知道她的猫是否跟她在一起，工作人员用自行车打气筒将空气注入桶中，并在下午4点5分释放了木桶。泰勒雇来了招揽公众注意的嘉年华发起人弗兰克·M.塔西·罗素。从释放木桶那一刻开始，塔西就特别紧张地盯着木桶。因为据报道，加拿大和美国官员都曾威胁，如果此行失败，就将以过失杀人罪起诉他。（泰勒扬言，如果他们试图阻止她尝试这一壮举，她就要选择溺水。）

泰勒在腌菜桶中顺流而下，穿过了汹涌的水流，直到下午4点23分，她终于来到了瀑布边。大约1分钟后，木桶又从悬崖脚下的薄雾中现身了。16分钟后，工作人员从两个旋涡之间将木桶拉出，并将其拖上岸，数千人观看了急流和瀑布下的这一幕。

泰勒在158英尺（约0.05千米）高的坠落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严重伤害，除了她的右侧脖颈有一个3英寸（约7.6厘米）长的伤口，那很可能是在她的工作团队锯掉桶盖把她拉出来时弄的。她声称在跌落过程中失去了意识，并抱怨扭伤了脖子。她告诉记者：“我宁愿面对一门大炮，知道自己会被炸成碎片，也不愿再次穿越瀑布。”

尽管泰勒的计划如此缜密，但最终她还是被一个没有预见的风险弄得措手不及：她被她的经理出卖了。她甚至连桶都没拿到。据报道，塔西在与一名年轻女子环游全国之前偷走了那只木桶，他声称这名年轻女子就是乘坐木桶穿越瀑布的那个人。

除了几场演讲外，这场特技表演并没有以她希望的名利双收而告终，她原本希望能把自己塑造成“迷雾女王”。尽管她的生活充满激情，但她的舞台表演是乏善可陈的。为了养活自己，泰勒在尼亚加拉瀑布城的街头兜售反映她的成就的纪念品：迷你木桶、她自己的照片以及描述她的壮举的小册子，并摆姿势拍照以换取小费。她在纽约的洛克波特又生活了20年，最后在贫困中去世。

安妮·埃德森·泰勒的一生及其遗产都充满了风险。她的故事带有许多冒险家的典型特征，但这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告诉我们是怎样的经历和态度影响了她在面临机遇时所做的选择。两位亲人的突然死亡证明了生命是多么短暂。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有一张金融安全网，这让她有了冒险的自由，这也是她自主选择的，她还声称自己有8次从东海岸穿越到西海岸的经历。尽管她之前过得很舒服，但在表演特技的时候，她几乎身无分文。认为这一特技表演可以通向财务自由的看法会降低她对风险的认知，因为我们看到的好处越多，我们感知到的风险就越低。她细致的准备让她有了一种掌控感，从而有了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

但她的选择既是她个人影响和经历的产物，也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中，她的决定带有时代精神的印记。“镀金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富足让位给了匮乏，这让泰勒很难赚到钱。1901年5月，在泰勒实施冒险计划前几个月，股市在恐慌中崩盘。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也许与今天没有太大的不同），那些认为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人可能觉得有资格承担更大的风险。选举权运动开始恢复势头，麦金莱总统在泰勒的特技表演前几周被暗杀，敢于冒险的西奥多·罗斯福刚刚宣誓就职，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年仅42岁。在泰勒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有5人在试图穿越瀑布时丧生，另有11人幸免于难。他们的冒险值得吗？只有他们自己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当我们思考已经承担的风险和未知的风险时，我们这些仍然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可以对自己提出类似的问题并从中受益。因为他们道出了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切。

你的风险指纹

正如泰勒的冒险决定定义了她的生活和遗产一样，我们每个人所承担的每一个风险都在告诉世界我们是谁。风险解释了一切——从你每天在家里、工作中和作为公民所做的平凡选择，到首席执行官、市长、总统和世界领导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行为。

你决定早餐吃（或不吃）什么，是去健身房还是坐在沙发上吃比萨。你需要多长时间赶去机场，无论你是超速或是乱穿马路，还是过马路时记得朝两边看。无论你在车内系安全带，还是注意到公共汽车司机或火车售票员让站着的乘客扶稳坐好。

不管你是要拖延还是要在最后期限前完成。是否要在一个重要会议上针对老板提出的一个可疑的行动方案发言。是埋头于目前的工作，还是寻求更好的职位。是推动你的客户争取更多订单，还是抛弃那些不值得你花时间的客户，这样你就可以专注于争取更大的客户。是即使不确定自己已经解决了问题也要推出新产品，还是坐等竞争对手先进入市场。

是冒着不管对错都会让朋友们难过的风险，告诉他们另一半并不好，还是冒着眼睁睁看着他们犯大错的风险而保持沉默。你是否会把你的毕生积蓄投入你的堂兄力荐的那只仙股中。

是什么让人们敢于冒险？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为成功做好了准备，而另一些人却误判时机并导致了致命的后果？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其他人看到机会的时候会想到风险？这些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个人和国家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到生死存亡，涉及人际关系、健康、金融、安全、职业和社群。风险决策与企业和投资者尤其相关，它们的决策既可以创造也可以摧毁财富和生计、职业和声誉。

我们选择面对或忽视面前的风险和机遇的原因可能既令人惊讶，又给人启发。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和排序：人口统计分布、成长、职业选择、宗教、地理、文化、过去的经历、世代交替、媒体、决策过程、组织设计，不胜枚举。但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比如你的身高、你的长相、你今天吃的东西、你说的语言、你听的音乐，扮演着比你想象中更重要的角色。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非常理性的人，也会受到情绪、认知偏见和血液中荷尔蒙的冲击。我们如果无视它们，就只能自食其果。

这些通常无意识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对风险的敏感度，也就是说，我们判断某件事是否有风险，可能性有多大，它让我们有多担心，甚至我们是否注意到了它。

我们认为值得承担多少风险，以及我们是否能够区分“好的”风险（即接受一份新工作或第一次尝试某事的机会），以及“坏的”或“危险的”风险（例如用别人的钱下赌注或犯罪）。它们会影响我们是否选择停留在舒适区，以及面对风险时的行为方式。防范风险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风险。因此，你可以尽一切努力来避免风险，让自己处于更为舒适的状态。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像指纹一样鲜明的风险人格。我们的风险指纹始于我们潜在的人格特征，你可能会认为这些特征是脊状、弓形、环状或螺旋状的，它们赋予指纹各不相同的结构。我们的经历会改变指纹，如同被刀割伤会留下疤痕一样。就像真正的指纹能为法医的分析提供身份线索一样，风险指纹为了解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扇窗，包括了解我们对权威和权力的感觉，对人的能动性的了解，我们如何在群体中相互联系，以及更广泛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使人们对风险特别敏感或者忽视风险。它揭示了人们的希望与恐惧，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他们认为他们及其领导人对周围的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生态系统（增加风险或提供安全网的文化、社会、政策和经济环境）抚平或凸显了我们的人格。最后，我们的风险习惯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风险指纹，就像我们对手的护理程度决定了皮肤的柔软度一样。

我们的生活取决于我们对风险的信仰，以及我们因信仰而做出的选择。英国心理学家杰夫·特里奇告诉我：“风险与生存息息相关，风险和机会之间的平衡是生与死的分界线。”特里奇专门研究风险和人格，后面我们将更多地介绍他。

我们如何看待和权衡摆在我们面前的威胁和机遇，接受或拒绝哪些威胁和机会，这些都塑造了个人、职员以及由个人组成的社群和国家的未来。人格特征对我们每个人及我们的亲密关系都很重要。当我们以群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时，它们的复杂性和程度便会呈指数级放大。

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或做什么，你都不能把你的成功或失败与你对预期变化的反应能力、你愿意承担什么风险、你在发生意外事件时建立的安全网，以及这些态度如何与你周围的人互补或冲突分开。风险几乎定义了我们的人格、工作、休闲时间，以及社会如何运作的方方面面。你越理解和深化你与风险的关系，你就越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

最大的风险是停滞不前

我认识的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了意识到自己的风险指纹可以帮助你做出重要的改变，帮助你面对不确定性并茁壮成长。当只有20多岁的时候，梅根和马蒂·巴蒂亚就成立了几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简陋的社区带来了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包括供应、建筑和经纪业务。他们有14名员工，在芝加哥时尚的西环区拥有一处漂亮的办公场地。

但2008年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崩盘来袭。他们大量举债，发现自己的债务几乎是其资产价值的2倍。马蒂的业内导师举枪自尽。有一天晚上，他们在街上停下来帮助一个看起来很痛苦、手上戴着多家医院手环的人。当市场崩溃时，这个人损失了10万美元和他的餐馆，因此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其实他并没有惨到像马蒂那样欠了100多万美元的债务。与此人的交流还是有作用的，梅根说：“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们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为我和马蒂拥有彼此，我们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在街上遇到的那个人却是一个最近才让自己负债的人，他失去了一切，而且没有支持他的人。”

梅根和马蒂在家人的帮助下顺利渡过了难关，通过重新谈判减少了债务。梅根在另一家公司做房地产销售，马蒂创办了一家技术服务公司，并专注于他们所感激的事情。他们避免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破产。随着经济复苏，他们的生意也复苏了。30岁之前，他们就感觉仿佛经历了七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感到被困住了。他们的房子比他们想象中要贵，他们担心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他们的双胞胎在2015年出生后，他们就开始担心传统的养育孩子的方式在未来不会成功，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终于，他们在2018年底决定卖掉房子和里面的一切，并开始花一年时间和双胞胎一起环游世界。他们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教育这对双胞胎在新的情况下要对自己有信心。梅根在林肯公园的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说：“若在过去，失去家园的想法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当时他们正准备出发环游世界。马蒂反驳说：“现在，拥有一套房子的想法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他们住在巴西、智利、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美国的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他们本打算在澳大利亚多待一段时间，但悉尼周围野火肆虐，空气质量很糟糕。当新冠大流行时，他们缩短了旅行时间，继续前往新西兰，在那里他们找回了自我。当我们也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大约六个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的决定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努力，但这却让他们留在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梅根说：“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最担心我们错过为孩子上学做些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已经入学六个月了。”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活似乎充满了高风险，但是他们没有身处美国时面临的那种担忧，比如校园枪击案。马蒂说：“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学校和医疗保健感到紧张。我们在前六个月经历了很多痛苦，不断地问自己做的是否正确，直到我们的孩子开始向我们展示他们成长的速度有多快，他们的适应能力有多强。”令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在所有的不确定性中，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个为他们的双胞胎奠定了情感基础和安全保障的地方，并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种未来。马蒂说：“我们拒绝做的一件事就是释放恐惧。恐惧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让你认识自己，但这不应该是让它施展的理由。”

梅根说：“与那些有固定的生活习惯或一成不变的普通人相比，我们更能创造自己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创造就是一切，这是我们对未来的诠释——我们是想把它投射到一个时刻感到恐惧的地方，还是想把它投射到一个脚踏实地、让人有安全感的地方，并且知道我们可以应对突发事件。”

当我们在2020年夏末交谈时，他们正住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在那里他们用马蒂的数字技能换取了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但他们已经提前考虑该项目何时完成，以及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可能是哪里——有可能是哥斯达黎加，也有可能是葡萄牙。

梅根和马蒂·巴蒂亚可能会让很多人的风险雷达失控。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风险安全网，减少了他们的决定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使他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更加自在。他们拥有数字技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在做人生决定时，他们首先专注于目标和学习。他们在看似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建立了安全保障。他们掌握了自己的未来，但也留下了充足的不确定性空间。他们依靠支持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作为后援团。他们正在教他们的孩子如何在不确定性和变化中茁壮成长，并学会聪明地冒险。

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厌恶风险的人也能从马蒂和梅根身上学到东西，他们权衡了风险，从成功和失败的人身上学到了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就自己想要选择的方向以及如何协调进行沟通。在他们的婚姻中，他们不得不协商从各自角度看到的风险，特别是当马蒂正在推动超出梅根所能接受的更大风险时。他们成长于截然不同的家庭，有着截然不同的风险教育传统：马蒂有一位酗酒、懒散的爱尔兰裔天主教母亲和一位成就卓著的印度裔医生父亲，梅根有一位全职母亲和一位陆军游骑兵出身的律师父亲。马蒂是街头那个顽皮的孩子，梅根的家人住在芝加哥郊区的一个普通社区，还收留了国际学生。但他们通过共同专注于自己的人生目标解决了风险差异，正如领导力大师史蒂芬·柯维所说的，他们有了一个好的指南针，而不仅仅是一张好地图。梅根说：“我们都认为保持不变是我们能做的最冒险的事情。未来日子最苦的人将是最为顽固和一成不变的人。”

这些原则不仅与我们每个人相关，而且与企业、组织和社会相关，正是这些企业、组织和社会将我们凝聚在一起，锚定了我们谈论和管理风险的方式。在一个情感似乎常常盖过理性的世界里，它们是一种强大的情感打击。它们有能力在那些凭直觉做出风险决定的人和凭头脑做出风险决定的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为什么风险关系很重要

如果参与其中的人不能协调他们对风险的态度，那么关系可能会和谐，也可能会崩溃。你会和酒后驾车的人或者蔑视交通法规超速驾驶的人同行吗？如果有人坚持要你做你觉得不安全的事，那么你还会花时间和他在一起吗？当一些朋友或同事无视戒掉吸烟、酗酒或赌博等自我毁灭的行为时，你会怎么做？

在商业领域，不仅是天赋或技能造成了差异，性格往往在风险判断中体现出来。商业伙伴关系破裂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个性冲突。这往往与不同的企业愿景重叠，风险态度是两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中，风险敏感度和经验的不同会影响团队协作程度，以及管理层如何处理艰难的选择，比如是否要在安全、法律和股东资金方面冒很大的风险，这些是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关于糟糕的企业风险决策的头条新闻似乎永远不会停止：违规排放、交易失误、丑闻不断。但这些问题远比因为困境而上头条的公司本身要严重得多。

铺天盖地的新闻和社交媒体资讯提高了公众应对风险的意识，以及我们可能持有的误解。新技术给那些控制它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同时也把其他人甩在后面。随着结构性变化动摇了工作的未来，越来越少的人将朝九晚五的工作视为安全的保证，越来越极端的气候威胁着家庭、社群和企业。

潜在的全球灾难风险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势不可当，以至于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我们的反应在过度保护自己免受某些风险、忽视其他风险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可疑风险之间摇摆不定。这些紧张关系只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而加剧。我们对风险的无视正在扩大当今一些最危险的全球断层线，尤其是不平等加剧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粹主义浪潮。在政治动荡、经济痛苦和全球秩序崩溃之际，人们不知所措，他们感到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越来越弱。

新冠大流行只会让这种微妙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正如我们所知，一种看不见的病原体潜伏着，人们对它知之甚少，这已经颠覆了我们的生活。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各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应对，这与其领导人和公民如何看待风险密切相关。在政府权威性薄弱或缺失的情况下，个人对自己和他人面临的风险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进而导致危险增加或降至最低。决策者和企业以及每个人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戴不戴口罩、是否保持社交距离、是否命令人们待在家里以及是否遵守相关规定，都影响到每个人的安全。拒绝采取预防措施成了向对抗病毒和努力遏制疫情的人发出的挑衅声明。

但不确定性现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希望，就像人们说的，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许多人已经看到，当政府和公民没有意识到明显的危险并采取行动防止或至少将损害降至最低时，情况可能会变得多么糟糕。

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所做的风险决策影响着企业和经济是创造、创新和繁荣，还是墨守成规、低迷和衰败，它们可以塑造消费者信任或不信任企业的环境。社会鼓励或禁止的冒险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创造或摧毁财富，支持圣人、江湖骗子、独角兽或庞氏骗局。如此多的政策本质上都与风险有关：税收、教育、法律法规、医疗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移民、基础设施和技术。而且通常情况下，由于政府应对风险的政策要么推进过多，要么判断过少，风险这个“金发姑娘”往往令人难以捉摸。

我们在工作方式、为谁工作、变化速度以及做出工作决定的方式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将使每个人更好地理解为何风险变得更加重要——无论我们是“为人工作”，还是在零工经济中工作，是领导企业还是投资企业。随着工作场所安全网络的萎缩，越来越多潜在的全球危机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控制，风险关系中的公共危机一直在增长。当我们周围的人误判了自己和他人面临的风险时，糟糕的风险素养很难分辨出威胁有多大或有多大的可能性，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更难保护自己。

西方式“直升机父母”或者家庭保姆笼罩在软垫操场的孩子头顶上。虽然X世代（1965—1980年出生的一代人）和更早一代的美国孩子或多或少有些散漫，但今天太多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施加了更严格的管束，试图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可能的风险。大学生则要求“安全的空间”，以远离情绪困扰或冒犯的可能性。

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人们对专家和政府的下意识反应。政府和专家都看到了公众对自己的信任度大幅下降。科学已经被反疫苗接种者和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取代，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是有风险的，以便为自己创造一种错误的控制感，这也给其他人增加了风险。

即使有些人做出危险的风险决策以试图挑战不受欢迎的现实，但结果总是徒劳的，而另一些人则渴望他们可以控制积极的风险体验。这催生了新的和不断增长的商业趋势：极限运动和其他高风险活动、模拟囚禁的“密室逃脱”、模拟风险的暴力视频游戏，以及颂扬风险的媒体。

许多观察人士批评了对于限制风险过于热心的努力，并抨击以技术取代现场体验的方式。他们提出，这种文化转变是我们自愿选择对风险的新型痴迷的背后原因，而且我们对此有更多的控制权。

西方社会一直在努力控制某些类型的风险，而任由其他类型的风险泛滥，以至于我们剥夺了下一代人准确感知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太多的人已经失去接受这一事实的能力，即在大多数事情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陷入一种错误对待风险的有害关系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系统性风险被忽视的社会里，风险被舒适取代。荷兰建筑师和城市理论家雷姆·库哈斯在2016年告诉《卫报》：“如果人们能从中学到什么，那就是风险对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他说的是尼日利亚拉各斯混乱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美观和功能。在库哈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对于建筑和社会中风险规避倾向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推崇越轨和不完美在培养创造力和人的能动性方面的作用（塑造结果的力量）。随着技术改变人类行为和社会，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仅仅谈论某个具体的风险或多个风险是不够的。现在是时候真正了解风险本身的性质，以及个人、组织、社群、国家和社会应对风险的方式了。我们也无法在一个复杂的跳跃性和反馈循环中将关于我们个人喜好的对话与关于塑造我们的文化和关系的对话区分开来，即使我们在塑造它们时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化、社会以及强化其价值观的制度会影响我们处理风险的方式。反过来，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会影响它们。

重塑我们与风险的关系

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直面风险和管理风险都是至关重要的技能。

还有两种密切相关的能力：创造力和判断力。随着机器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人将需要磨炼这些技能，而我们在这一方面比机器更有优势，管理人员必须能够评估和培养团队的风险管理敏锐性。

你的风险认知态度将影响你的行为以及周围人的行为，这将使你有能力自我决策并与他人进行更为有效的谈判，以决定承担何种风险以及何时稳妥地应对风险。这还可以让你锻炼风险同理心，与他人的风险态度相关联，调整你的行为，这样你们都能更好地面对任何风险。

在个人与风险的关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帮助你抓住更多机遇，减少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危险赌注。它能让你了解自己性格和行为的其他方面，比如如何处理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以及你最珍视的东西：恐惧和梦想。深入了解为什么做出风险性选择可以帮助你对风险做出更加有意识的判断，以及你如何与周围的人打交道。将冲突视为风险人格冲突的结果，可以解决原本可能陷入僵局的情况。

适度的风险是多少？多大的不确定性才算多？目标就应该像金发姑娘所追求的东西一样，既不太热也不太冷，既不太大也不太小，而是恰到好处。但经验上的压力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所感知到的风险有多大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熊妈妈来说，金发姑娘觉得太凉的粥其实正好。对于熊爸爸来说，金发姑娘觉得太热的东西一点也不热。

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没有太大的风险这回事。顶级交易员、赛车手、战斗机飞行员、特技表演者和敢于冒险的人天生就对风险有偏好吗？或者他们做了什么来学习控制自己的反应？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天生的个性特征和生活经历的结合。这些专业人士进行高强度训练，以减少冒险时的不确定性，他们进行了如此广泛的练习，以至于他们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反应。

当你熟悉某个场景时，你可以快速做出决定。但是那些觉得自己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害怕做出错误选择从而带来风险的人会发现同样的情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个性仍在发挥作用。有些人是事后诸葛亮，即使他们对材料了如指掌，他们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很好的回应。然而，一般而言，通过面对风险并学会应对，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可以试想一下，在一场高风险的比赛中，与职业选手相比，业余选手发生撞车和起火的概率会高出多少。

风险人格以及我们应对明显的风险所采取行动的能力与每个人特有的经历有关：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长大的，我们过去面临的风险——无论我们是否成功应对过。另一些则与当前风险的性质有关：它看起来有多严重，它的影响有多广，以及它能唤起多少情绪。还有一些人与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组织和社群有关：周围的人对于我们面临的风险有什么看法，他们认为谁应该应对这些风险，以及他们对风险承担人有多大的信心。

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里，理解风险认知差异背后的原因非常重要，包括我们认为事情有多大的风险，我们的感知与现实（以及风险态度）有多接近，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能承受多大的风险，以及我们愿意对此做些什么，这些可以使风险对我们有利，而不是对我们不利。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走向一个新的现实，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面临风险的本质，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对风险的反应，以便让组织、社群和国家更明智、更公平地管理风险及不确定性。在许多方面，我们今天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与安妮·埃德森·泰勒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特技表演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相呼应。世界正在以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或理解的方式发生变化。对于那些损失最大、防范风险和意外的措施最薄弱的人来说，事态是最可怕的。新冠大流行颠覆了我们所认知的生活，也暴露了对许多风险置之不理的后果。

如今，人们发现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但我叔叔转发的一封电子邮件让我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能够幸运地应对新冠大流行冲击的人来说。这封电子邮件的核心是，一个在泰勒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前后出生的人，应该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1918年的大流感、无数规模较小的流行病、大萧条、冷战、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许多结构性转变。摆在我们面前的变化会像历史上的剧变那样巨大和具有破坏性吗？与我们的前辈相比，我们在应对风险方面是做得更好还是更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