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汉传佛教是华夏文化之瑰宝，也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其形成之日起，便和中华文明同生共存、息息相关。自汉明帝时西域佛教传到中土，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便延续了近两千年，经数代译经人的努力，佛经中的智慧已深入华夏文明。季羡林先生认为，佛教文化中翻译的功用在于保证了中华文化这条长河始终没有枯竭。他说：“我把人类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和消逝。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
大航海时代之前，全球交通极为不便，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明知之甚少，鲜有记述中国宗教之状况的记载。西方对佛教的了解，始于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到印度，一批哲学家将佛教思想带回希腊。在12世纪之前的西方，东方知识皆被阿拉伯世界的旅行者占有，“欧西人几无直接传之者”。到了13世纪，先后有一批我们可以称作“游记汉学家”的欧洲人士来到中国，其中包括方济各会（Franciscan）的柏朗嘉宾（Jean Plano de Carpin）、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这些人用口述的方式，塑造出以往欧洲人想象中的他乡，描绘出充满异域风情的九州大地。当然，他们也都关注到那时中国各地的宗教文化，对于包含佛教在内的各种中国本土宗教，都有一定的描述。
中国汉传佛教经籍的西方翻译史，又是怎样开始的呢？一方面，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对接东西方文化方面较之前人会为自身正名而贬抑佛教，皆缘其宗教身份。他们欲了解对方，需从经籍比读入手，语言之隔则需假翻译之功。而佛经西译就肇始于此。鸦片战争前后，欧洲赴亚洲人士增多，其中有投机者、冒险者，亦不乏旅居官员或求新学者。后者久居东方使得学识经验兼备，返乡之后便开始“孵化”新学科，冠之以“东方学”“宗教学”之名，其学术由源语文献支撑，教学时则亟需译本文献，便助推了佛经西译。晚清以降，趁中华羸弱之时，英法日俄人士伺机偷盗敦煌遗书，致使文献流出，存于他乡。后来敦煌学形成，欧洲学者借此研探古代之中国，此亦促成佛经西译。“二战”以后，西欧、北美重视中国研究，普遍开设汉学研究的课程，其中关照佛教之学人翻译经籍，是欧美汉学研究的一条路径。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学人多有偏爱释家者，或有研习中国哲学思想者，兼通西文，欲会通中西，又自认为肩负着发扬文化之责任，他们都西译出大批经籍，贡献卓越，在中国翻译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代中国、日本、美国、欧洲，皆有一些专门的译经机构译经以弘扬汉传佛教之经义。其中海外有善男信女募捐成立出版单位着力推进译经事业。另有通晓西文之民间居士，虔诚礼佛，致力传播佛法，西译佛经成果丰富。
佛教外传的研究以高山杉《欧洲人佛书翻译丛谈》一文为奠基之作，从中可知，欧洲人翻译佛经是从17世纪开始的，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派拉洛贝儿（Simon de La Loubere）出使泰国，后者返乡后从巴利文译出《提婆达多本事》和《别解脱戒本》。不过文中并无对汉传佛经西译之始的考证。1815年，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出任法兰西首任汉学教授，为欧洲首位汉学教授，亦是汉传佛教研究之鼻祖。不过先于其译作《佛国记》，1831年查尔斯·弗莱德·纽曼（Charles Fried Neumann）于伦敦出版《佛法教义：中国佛陀》（The Catechism of the Shamans，or，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riesthood of Buddha in China），应为汉传佛教佛经外译之始，至今有近两百年西译史。
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有几个特点。第一，西方汉传佛教学界有研究与翻译两条并轨的路线—研究需要翻译的支撑，翻译呈现研究的成果。因此，西文佛典的译本数量递增，重译本层出不穷，而且译者身份多样，译本的学术性和学科目的性较强。据Marcus Bingenheimer（2017）统计，共有545部汉传佛经被译为8种西方语言，共1162个译本，其中英译本852种，法译本149种，德译本124种，意大利语译本6种，西班牙语译本4种，荷兰语译本4种，挪威语译本1种，俄语译本13种。我们可以发现，译者来自33个国家，身份多样，有传教士、来华使官、国内外佛学学者或专业汉学家、作家或文学家，甚至还有语言学家或哲学家。随着汉传佛教的传播和专业汉学学科的建立，西文译本的专业性逐渐加强，学术研究特色明显。
第二，西方学界虽然关注佛教的西渐史和其在各国的发展状态，但对佛经翻译事业和成果未有充分认识，缺乏系统的纵向翻译史研究及翻译理论视域下的翻译批评，译本的研究多以书评的形式出现。西方学界从1960年代就对佛教的传播史极其关注，著名的作品极多[2]，但缺乏对西文佛经的系统研究。国外学者对译本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也服务于佛学话题、见于书评，例如苏慧廉（W.E.Soothill）对铃木大拙（D.J.Suzuki）《楞伽经》译本的评论，于君方（Yu Chun-fang）对格兰特（B.Grant）和艾迪玛（W.L.Idema）“目连救母”译文的评论，斯万森（P.L.Swanson）对洛佩兹（D.S.Lopez）《法华经》译本的评论。
第三，国外学界热衷于书目编纂和资料汇编。佛经译本信息非常零散地分布于宗教学、汉学相关著作，外文类宗教学、汉学类期刊，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相关的西文资料之中。海外宗教学或汉学，注重文献工作。比较突出的如彼得·柏方（Peter Pfant，1986）和劳伦斯·汤普森（L.G.Thompson，2002）分别编辑了大乘佛教西文译本书目和跨越近三百年的中国宗教西文文献书目。从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76）、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97），到考狄（Henri Cordier，1924），再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50），他们都编辑过西文佛经译本。除宗教学期刊外，一些西文汉学期刊，如《华裔学志》《中国丛刊》等，都载有佛经节译的文章。从马克斯·缪勒（F.Max Muller，1879）编辑“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开始，各类宗教丛书中也有零星译文出现。哲学或文化领域的西文资料亦是如此，如陈荣捷（1993）和狄百瑞（W.T.de Bary，1999）中也有零星译文。佛教组织旗下的出版社、大学学术出版社、民间佛经翻译组织，也积极推动译经事业。大学类出版社包括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UNY），翻译组织有名的有佛光山国际翻译中心（Fo Guang Shan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Center）。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有四个特征。首要特征是聚焦于汉传佛教史中的欧美佛学传播，缺乏对汉传佛教经籍的西文译本的整体且系统的整理。国内宗教学研究多集中于佛教史的谱写，相关作品大多将近现代的欧美佛教传播史作为单个章节简要介绍，附带说明西文译本情况。郑金德（1984）、黄陵渝（1992）和张曼涛（2005）三人对欧美佛教状况做了简单介绍，郭丽英（1998）对法国佛教做了说明，杜继文在著作中专门开辟“佛教在西方的流传”一章。近年来，有学者，如李四龙（2009）、纪华传（2015）、净海（2017），针对欧美佛教做了详尽而全面的研究与介绍，但依旧没有重视西文佛经译本。
第二个特征是国内学界将佛经西译定位至典籍翻译中的非文学领域中，范围上囿于古代佛经译论部分，内容上局限于有限的几个经籍及几个翻译家，语言上仅限于英语。国内学者重视对佛经翻译理论的继承，但很少关注到西文译本的传播。罗新璋（1984）、陈福康（2000）、马祖毅（2006）、朱志瑜（2006）把相关译论辑出成册。对译论含义进行阐发的还有王克非（1988）、曹明伦（2006）和潘文国（2015）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佩瑶（2006）对古代佛经翻译理论进行了直接梳理，学术价值很大。近几年，西文佛经译本开始被国内学界重视，但局限在《坛经》《心经》等几部经典，或个别译者，如对黄茂林（宋伟华，2013）和李提摩太（李新德，2015；班柏，2012）。还有些学者借鉴文学、语言学的方法对佛经译论作进行研究，如盛文辉和修文乔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熊宣东的目的论分析以及闫艳的世界文学视角下的研究。
第三个特征是早期汉学家、东方学家、宗教学者研究领域杂糅，使得对他们所译的佛教经籍的研究不全面。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奠基者莫东寅，其他先行者，如吴孟雪（2000）、张西平（2001）、何寅（2002）、许光华（2002），还有一些国别类汉学史研究者，如胡优静（2009）、熊文华（2007）等，大都偏重汉学史、个别汉学家的儒学或文学成就方面的研究，忽略汉学家在宗教学方面的成果，缺少对汉学家的译经活动的介绍，偶有提及亦一笔带过。
第四个特征是国内相关研究虽然强调佛教西文文献的重要性，但并未开拓专门的西文译本研究领域。国内文献学、敦煌学都早已关注到佛教西文文献的重要学术意义。袁同礼（1958）和王尔敏（1975）相继编目了佛教领域的西文文献，标识了西文译本。荣新江（2001）在介绍海外敦煌研究的同时，呼吁人们关注欧美佛教史中的翻译文本。因此佛经西文译本的整理工作很有必要。
佛经西文译本文献的意义在何处？对宗教学而言，西文译本乃汉传佛教西传的路线图中的指标之一，可以帮助人们掌握佛教纵向发展的信息，为人们提供欧美佛学史的继续书写或研究的参考，有利于人们全面了解汉传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史。对翻译学而言，西文译本提供了新的科研数据，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给予经验支持，促进非文学类的翻译史的研究，填补中国翻译史上的空白。
如此浩瀚之文献，经历长久时日后，怎样展现“本来面目”？首先要凭依专业的宗教学文献目录。其中重点资料，有伯恩大学彼得·柏方（Peter Pfant）教授于1986年所编Mahäyäna Texts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Languages：A Bibliographical Guide（《大乘佛教经籍西文译本书目指南》），该书根据《大藏经》的格式，整理过往的条目；还有2002年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劳伦斯·汤普森（Laurence G.Thompson）教授所主编的四卷本Chinese Religions：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宗教：西语文献》），分类梳理了2000年之前西文中国宗教学之文献，极为全面。其次，要聚焦佛学史和汉学史领域。海内外宗教学学者关注佛学西传史，欧美列国进行汉学研究，皆有佛经翻译之成果。如，狄雍（J.W.De Jong）所著《欧美佛学研究小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李四龙之《欧美佛教学术史》和《美国佛教》，魏道儒主编之《世界佛教通史》系列，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所编五卷本Bibliotheca Sinica（《中国书目》），袁同礼之《西方汉学书目（继考狄）》。再次，要依靠佛教经籍所辑入的中国哲学的翻译史料。比如，马祖毅之《汉籍外译史》和《中国翻译史（近现代部分）》，陈荣捷之《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之《中国传统资料选编》，德克卜德（Derk Bodde）翻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翻译的《中国哲学史》。最后，要注意各类出版物之信息。其一是注意专业佛经出版社的出版物。比如Dharma （达摩）、Shambhala（香巴拉）、Wisdom（智慧）这几家出版社。其二是国外高校出版社的相关出版物，主要有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的出版社。其三是注意一些丛书，如“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特鲁伯纳东方丛书”（Trubner’s Oriental Series）、“佛教圣典丛书”（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其四是要注意一些佛经翻译组织的出版物，这些组织包括万佛圣城（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的佛经翻译所（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沼田佛教翻译研究中心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等。其五是关注相关的学位论文。在与汉传佛教相关的博硕论文中，节译屡见不鲜。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当是全面抽取UMI ProQuest数字博硕论文数据库（UMI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所含的相关条目。其六是关注网络上的佛教资料，查阅佛教网站专栏所设的西文佛经目录。如中华佛典宝库（www.fodian.net）、互联网神圣文本档案馆（www.sacred-texts.com）。
文献条目庞杂，何以梳理成文？第一步是文献的过滤与筛选。先依据佛经的译本、底本厘定确切的译本信息，而后判定版本。第二步是形成系统化的经藏目录。一方面要保留汉传佛教的特质与尊严，另一方面要与西方宗教学界沟通，本书选择使用《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的目录作为梳理西文汉传佛典的脉络，每条文献均按照该目录的分部逐一录入。《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作为我国三大佛藏之一，收经规模庞大方便了学者的使用，有句读也利于普通读者的阅读。然后本书再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目录为辅助参考，用其相应编号，补充《频伽藏》之外的经籍，毕竟《大正藏》在西方宗教学界被认同和通用，查阅时也很便利。部分西文佛经出自《卐新纂续藏经》之中国撰述部和敦煌写本，前者按照《续藏经》的目录编入，后者参考斯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敦煌写本（Taiwan Dunhuang Collection）的编目。第三步就是将以上部分未收入之汉传佛教所涉及的相关西文译本，均放入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其他类”。
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之使命。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每个人仍需恪守纯质的初心，用有限之生命做一些有益之事。今日之付出，兴许是他日学术腾飞所必需的。余无宗教学之专业学力，且自知文献之学常为人所轻，但费力颇大。仅凭一腔热忱集成此书，深知其中必有谬误。我罪我知，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是为序。
朱峰
2019年8月23日
于舟山束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