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品格教育面临的深层困境
毋庸置疑，无论品格教育界还是社会公众，公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当代学校品格教育正处于深层困境，正如德性伦理的著名学者麦金太尔指出：“如果有人说，整个世纪人类都在经受不断蔓延的道德危机，大概不会受到人们过多的质疑。”[3]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有当一件重要的事情处于无以复加的危机当中时，人们才会对之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进而才能从危机中找到的转机，品格教育在现代性范式下在全球——包括在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国家中——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正在催生品格教育内在的深刻变革和由此孕育的重大转机。品格教育具有基于历史性视角的传承性，同时也具有基于地区差异的地方性，而且还具有基于时代性的与时俱进性。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现实呼唤并需要有变化了的适应其发展的品格教育。从这个意义来讲，美国品格教育既是美国的，又是世界的，它反映了现代性社会乃至“后现代状况”和“后现代社会”背景下品格教育的传承和嬗变的历史，也揭示了在这种现代精神向后现代精神转换视角下的未来品格教育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的品格教育是内源外铄型的，它既继承了中国数千年积淀的德性传统，同时又在近现代以来承载并吸纳了由现代性西方文明裹挟而来的现代性品格教育经验；它既要延续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美德根脉，同时又要在全球化、现代性的市场经济时代培育出具有现代公民素质并能适应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人才。
一 人的道德自我认同困惑
“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实际上从不直接接触——那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各个孤独的个人，通过打字的信件或电报互通消息，出门都坐封闭的汽车（人工授精甚至会出现没有个人因素的生殖）。这种虚构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完全抽象的或非个人化的社会’。有趣的是，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与这种完全抽象的社会颇为相似。虽然我们并不经常在封闭的汽车上独自驱车（只是沿路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但其结果与此差不多——我们同街上的行人通常没有建立任何个人关系。同样，加入工会不过是持有会员证和向一个不认识的秘书缴纳会费而已。”[4]“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许多社会成员都力图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和取代别的成员的位置”[5]，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描述的相比于能够建构人的生命意义和终极归宿感并使人能够在有机的道德社群里寻求到生命的自我认同的“封闭社会”的“开放社会”，实质上就是现代人“被抛入”的“陌生人社会”。传统意义世界里的人的精神家园感被蚕食、侵吞和消解，人失去了在“应然领域”和“道德世界”里“诗意地栖居”于精神大地的情怀。社群的被消解和在现代性范式里新的精神世界的未完成都在促成人在品格世界中的无力感和无助感。伴随着人的自我认同危机（The Self-Identity Crisis），出现了现代人对曾经被父辈或祖辈认为是天经地义地追寻美德意义的质疑，德福不一致的直观印象在现代物质社会里的加剧和清晰成像加速了功利境界对道德境界的消解步伐。于是，“我是谁”成了人类世界的集体性呐喊和追问。“我应该成为谁”和苏格拉底式的“我应该过什么样的人生”之问成了“答案只在风中”的精神放逐。人的自我认同危机背后蕴藏着的是西方哲学在近现代所呈现的无比辉煌的繁荣背后的深层危机。人的理性的高歌猛进虽然极大地凸显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主体性，但走向极端的理性在赶走了上帝之后却让自己成了上帝，这种认为理想万能的做法导致了理性的独断。这样的话，悬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冰冷的逻辑世界和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宰制了人的情感和道德世界。主客、心物的分离导致了二元论，而二元论的膨胀直接导致了其与理性精神的背离，因此独断论或怀疑论应运而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方的近现代哲学是始于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奏凯歌的，它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也倡导如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说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人获得了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尊严。然而，这种主客、心物、灵肉的长期断裂最终又使工具理性宰制了人的价值理性，道德世界里的思辨形而上学倾向使人沦落为没有血肉、没有情感甚至没有灵魂的机器，这样，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被消解于空疏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体系中了。这样的话，人本身被自己捧上神坛的理性消解了，人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应该成为谁。人的品格失去了人性中超越维度的支撑，品格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与生活世界及时代脱节了的无根的浮萍。
二 道德相对主义的悖论
宣称上帝死了的哲学家尼采（Fiedrich Nietzsche）也曾经说道：“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司芬克斯也有眼睛——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真理’，所以根本没有真理。”[6]“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7]随着上帝的离去，那些属于道德和品格领域里的很多隐性的约束力和监督力也被抽离了。理性的膨胀最后终于导致抽象个人主义的极度盛行，这种抽象个人主义的盛行伴随着传统社群的日益式微，因而“我的地盘我做主”甚至“不是我的地盘我也要做主”的相对主义观点必然地渗透到了需要传统作积淀的道德领域，这最终导致了道德相对主义。而当道德相对主义走向绝对化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立法”的时候，道德相对主义就必然会将其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也除去进而滑向彻头彻尾的道德虚无主义。于是现代人丢掉了自己的道德传统历史，一旦他们丢掉了这种道德传统的历史，他们也就迷失了自己原本清楚的未来——没有了如康德所说“内心的道德法则”之光和“头顶上的灿烂星空”的照耀和指引，人类将如何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为自己设定道德标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基于道德共识的道德标准了，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在道德的判断上都是对的时候，那么真正对的道德标准就已经被掏空了。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中不无沉痛地说道：“教授可以绝对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每一位大学新生都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对他们而言，真理的相对性不是理论的洞察，而是道德的预设，也是自由社会成立的条件……相对主义是开放的必要条件，而开放是美德，是美国五十多年来所有初等教育一向致力于培养的唯一德性。”[8]这种道德相对主义一方面彰显了人的主体性的进步；另一方面却也在根本上剥夺了品格教育所需的基本道德共识的基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马克思的提醒依然在告诉我们在道德教育世界里，不存在完全抽象的自我，也不存在着可以完全为所欲为、无拘无束的自我。“自我”这个词本身就蕴藏着与生俱来的社会学含义。自我不是给定的一个先天性事实，自我是后天生成的一个始终未完成的过程。自我本身就被嵌入了社会给定性的规定内容，这种社会给定性的内容和社会规范种种无形或有形的约定俗成的制约构成了人类传统品格教育的基石。超越道德相对主义的具有基于人性“心同此理”的道德共识不仅是人类的追求，也是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这种由道德共识提供的生活的确定性和生命的有意义性才能给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由于人性是广泛的——全人类都一样——依赖于人性的道德价值也同样如此。这一事实允许我们想出永恒不变的标准体系和价值决定，也由此产生出确定性和安全性以及在任何生活状况下都永远有效的美德导向图。”[10]
道德相对主义不仅在青少年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也有着很多来自一流学者的理论支持，这就更加剧了学校品格教育者的困惑。道德相对主义思潮背后蕴藏的是带有相当普遍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Benedict）甚至认为：“正常的概念是好的概念的别称，这是社会已经证明了的。一种正常的行为要限定在某一特定社会所预期的行为范围之内。”[11]同时，在个性已经成了现代性社会追求的今天，以大多数人的名义行使对少数人的制约已经成了我们随处可见的现象，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直观地感觉到其实所谓的品格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而少数与多数是相对而言的，此时的少数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大多数；而此时的大多数也可能变成未来的少数，既然道德评判的标准是由大多数人确定的，那么显然道德评判的标准就当然是不确定的。“民主决策当然不是最好、最合理的方法，但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没有人具备真正的道德，人人都会犯错误，所以在道德问题上，除了遵照大多数人的决定，别无选择。”[12]在充斥于我们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相对主义的影响下，甚至连人类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基本品格也遭到质疑，而且这种品格，如勤劳奋斗等，很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作恶。这是道德相对主义者的又一观点。“这种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完全无视先天意义上的道德客观存在，尽管对于道德知识的理解可能是相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客观上正确的道德内容和标准。人的内心的德性要求或品格追求确实有其当然的客观性。义务的根据既不可能在人的本性中，也不可能到他所处世界的环境中寻找，而只能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找。”[13]而且，随着个人主义的急剧膨胀，品格日益成为个人的私事，基于美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老师也不可以干涉别人关于价值观和品格问题的个人私事。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品格教育的可能性。这种品格教育遭遇的困境在美国体现得特别明显，因为美国品格教育的复兴运动正是从“美国现代道德教育的困境和解决青少年道德问题（如价值衰退、权威丧失、极端个人主义、青少年失范等）的过程中产生的”[14]。当然，美国品格教育所经历过的现代性困境具有在现代性图式中进行品格教育所必经的困境的共性，因此，通过研究美国品格教育在走出这种道德困境的过程中所总结出的有益经验和教训，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方整体道德世界所遭遇的道德教育困境，而且有利于推动我们自身的品格教育尽可能快地步入高度富有成效的路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