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理论与批评
历史如何在讲述中“回归”
——“非虚构”历史写作的文体价值讨论
孙金燕 卢仪[1]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非虚构”历史写作以个体经验、边缘景观的“在场”方式，“介入”历史或现实的内部，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既意图超越传统历史的单线性、权威性的话语方式，又期望超越与传统历史话语相抗衡的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禁闭在自身的困境，这种特殊的文体意图及开放的写作状态，使其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非虚构”历史写作；文体特征；文学价值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特征及边界问题，自其命名起即被广泛关注[2]，至今莫衷一是。“非虚构”历史写作作为其中的一种类型，关于它的文体特点、与传统历史及新历史主义书写的区别等问题，同样被持续探讨与挖掘。
依据传统认知中虚构与纪实的分野，历史必须记录“当然”的事情，文学可以讲述“想当然”的事情，二者原本能各行其道，然而事实上文学与历史总存在某种内部紧张，纠葛不断：其一，迫于文学体裁等级的压力，文学常常表现出对历史纪实的向往，诸如小说写作有着长久的“慕史”传统，而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联也成为长久被关注的问题，如汉学家浦安迪曾如此探讨中国文学的“史诗”难题：“史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类似于史诗的功能，中国文学中虽然没有荷马，却有司马迁……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史诗’，却有‘史诗’的‘美学理想’”[3]；其二，源于语言学转向引发的表征危机，人们不再信任语言的工具性“再现”，包括怀疑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指称，转而将包括历史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形式视为世界的一个隐喻，致力于挖掘其中的行为动机、权力话语等，企图以此洞察世界本真。于此，不难看出“非虚构”历史写作在其命名中即携带的否定意识，有着穿越语言的或认知的层层迷思重返“真相”的意图，借由对“非虚构”的理论导向及写作实践的讨论，考察其为何以及如何游走于历史求证与文学想象之间，以提供历史讲述的另一种方式，将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一 “非虚构”的命名：对“虚构”与“纪实”的双向抗衡
要理解“非虚构”历史写作，需先理解“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发生的深刻动机。“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一事物存在的权利”[4]，如果依据布尔迪厄以社会学祛诗学之魅的思想理路，命名是为了区隔，是文学场内符号斗争的策略，那么，“非虚构”在中国的重要出场，似乎是要以一种中间状态，同时与“虚构”和“纪实”进行双向抗衡。
首先，“非虚构”一眼即明，是对虚构的否定，这源于对与“虚构”所关联的“超现实”文化景观的批判。
在中国文学语境中，史传与抒情向来被认为是文学的两大传统，对于虚构的关注较少。随着现代媒介技术中文本形态和经验模式的介入，文学的表意形式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如学者陶东风在2006年发出“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的疑问，并指认其属于“一种完全魔术化、非道德化了、技术化了的想像世界的方式”[5]。
从根本而言，这种转变源于当下的全媒体话语语境，致使语言叙述陷入所谓“拟真”或仿象的“超现实”，仅仅将“世界”视为一种隐喻或“景观”来编制文本符号系统，最终陷入虚无主义[6]。鲍德里亚认为当代文化的境况属于“超现实”的：“不再有存在与表象，现实与概念的镜子。不再有想象的共延性。相反，基因的微型化成为仿真的特点。真实从被微型化的单位：母体、记忆库以及指令模式中产生出来，有了这些，它可以被无数次复制。它已经不再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不根据某种理想的或否定的例子来衡量。它只不过是操作的。实际上，因为它不再被包裹在想象之中，它也不再是现实的。它是超现实的，是组合模式在一个没有大气层的超空间中光芒四射的产物。”[7]文学话语也以鲍德里亚所指称的在技术世界代码支配的“超现实”状态，使“世界”成为某种“形象”或是一种纯粹的表征，在“幻境”的无意识操纵下，那些被认为的现实，都将带上超现实的拟象特征，消失在符号和程序所编织的迷雾之中。其结果是，事件隐退为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故事领域，而它所刻意营造的表象又使人们沉迷且丧失批判性，以致文学与现实世界疏离并渐行渐远，同时正因现实的缺席而日渐审美疲乏。本文要讨论的“非虚构”历史写作还包含对历史话语虚构的反叛，后文将做集中讨论。
其次，“非虚构”文学还与“纪实”相抗衡，源于对中国文化语境中对“纪实”所携带的优越主体性的质疑。
梳理“非虚构”命名在中国文学界的郑重出场，即可发现对它的倡导与“纪实”的一再关联：2010年，《人民文学》刊物第2期首次开设“非虚构”专栏，主编李敬泽仅从体裁上区分了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不同[8]；2010年第10期，该刊又于编者《留言》中强调了“非虚构”与纪实作品的区别：“纪实作品的通病是主体膨胀，好比一个史学家要在史书中处处证明自己的高明。纪实作品的作家常常比爱事实更爱自己，更热衷于确立自己的主体形象——过度的议论、过度的抒情、过度的修辞，好像世界和事实只是为满足他的雄心和虚荣而设。我们认为，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9]；直至2013年，李敬泽更明确地将“非虚构”的提出归结为一种写作观念和伦理[10]。
文学叙事对其讲述方式的控制，牵涉复杂的叙事伦理，无论是独立作者还是特殊时期的集体写作，文本都暗含作者的“第二自我”即拟主体性的隐含作者，并且这个拟主体可由阅读者根据其叙事的诸种细节推导出。“非虚构”写作必然指向“真实”，而其与纪实写作的分野在于与写作姿态有关的作者“第二自我”，它期待以一种更“平等”的而非高高在上的姿态，“客观”“精确”地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这种诉求背后的逻辑是：“意识不到他人，我们就无从真实地认识自己”，而世界与我们的关系是，“它不是外部的，它就在我们内部，就在我们的心灵和命运之中，这种联系是我们承受的，也是我们创造和选择的”，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人的灵魂状况，让我们从中看出自己”[11]。
是以，出于对超现实景观以及对主体膨胀的反叛，“非虚构”写作在对象上关注与写作者有深切关联的“吾土吾民”，在形式上则强调在“行动”实践中认识世界，以求达到“知行合一”。这同样是“非虚构”历史写作所追求的写作目标。
二 “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两个关键词：在场与介入
历史，根本而言是常新的，每一世代都处在对历史的不断解释中。而基于“非虚构”写作在“行动”中书写“吾土吾民”的愿景，“非虚构”历史写作也不同于蛰居书斋的历史书写，而是携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在书面历史记载与现实日常观察中游走，实现现实、文学、历史三者的对话。总体而言，“非虚构”历史写作在形式上呈现“在场”及“介入”的特征，带着对历史单线性话语权威的质疑，写作者们期待在文学式的想象中打捞与还原历史记忆，却又往往借着历史学的思考，重新审视与矫正自己的文学观察。此时，他们既是历史的观察者、发现者，也是想象者与审视者，经由文学与历史的双向思考，他们期望深入那些具有表征性的历史领域，让那些似乎理所当然、见怪不怪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重新焕发生机，并重构有关真实信念的叙事伦理。
首先，“非虚构”历史写作以其“在场”的形式特征，突破传统历史大叙事的“大写的我”的指导性、规约性观念，重新勘察历史资料的甄选与评价方向，审视事件或人物的性质、位置乃至结构关系。这种“在场”方式，一是呈现为叙述者“我”的在场，以此个体的、私人的视角进入历史观察；二是呈现为历史中人物的“在场”，重新关注为历史大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的鲜活日常生活，以此不断提示“现实”的在场，拉近历史与当下的距离，同时不断与历史大叙事形成博弈。
在王树增的《解放战争》、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李辉的《沧桑看云》、南帆的《马江半小时》等“非虚构”历史作品中，作者或持续将叙述者“我”置于现场，安排寻访计划，观察受访对象，记录寻访时的所见所闻，或展示“我”与受访对象的来往书信、采访笔记等材料，比对相关史料，辨析乡野传说，或直接呈现“我”对历史的喟叹，如阿来的“非虚构”历史小说《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书写始于雍正八年（1730）的、长达200年的瞻对之战，其中直接展示叙述者“我”对乾隆皇帝第二次征讨瞻对的感叹：“写一本新书，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里子都很旧，旧得让人伤心。索性又钻到旧书堆里，来踪迹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只不过主角们化了时髦的现代妆，还用旧套路在舞台上表演着。诸多陈年旧事，映照今天现实，却让人感到新鲜警醒。”[12]可以说，叙述者“我”的在场使整个写作过程的推进与铺展，明显带有“元叙事”的特征，在对历史的整合性叙事的或疑惑、或质询、或喟叹、或缅想中，不断拉近历史与当下的距离，从微观上端详它的各条枝蔓，以作家的主体意识、真实情感推断历史真相，一步步打开“闭合”的、远距的、宏观的历史叙述，使历史呈现一种开放的审美特征。
与叙述者“我”的私人性视角相关联的，是叙述“我”所“看见”的、为历史观念所遮蔽的“个人”的鲜活日常，对历史事件中的个人的生存真相发生兴趣并进行重构，如同南帆在其“非虚构”历史随笔《戊戌年的铡刀》中所坦承的：“我的叙述如此频繁地使用‘历史’一词。然而，许多时候，这仅仅是一个庄严而又空洞的大字眼，一旦抵近就会如同烟雾一般消散。其实，我看不见历史在哪里，我只看见一个个福州乡亲神气活现，快意人生。”[13]他们剥离出个人在历史中的诸种世相，探究此人此时此地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发掘历史皱褶处的个人的日常细节与鲜活，为理解历史大事件提供另一条路径，也为理解中国历史的进程提供独特的进路。
其次，“非虚构”历史写作惯常以“对话”的方式“介入”叙述，期望还原这些被“修饰过的历史”。
在具体操作中，“对话”表现为在对历史资料的检索中对诸多貌似合理的事实充满怀疑，于是介入历史并与其进入虚拟的共时状态，以期在与史实的有意无意的对话中，对历史的别种可能性进行探寻，如王树增谈论《抗日战争》一书的创作是一个不断翻检与质疑的过程：“比如长沙战役，蒋介石的原电报说‘公布的死亡数字以二十万人为好’，当看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看长沙会战国民党军公布的歼敌数字了。因为蒋介石本身就说了要扩大宣传，所以这个数字是有偏差的。只有印证了才能知道哪些材料有偏颇之处，日军的有，我们的也有。所以需要在心里对历史的走势了如指掌，对历史产生的原因非常清晰，把握这些原则以后就能大概判断出来这些资料的水分在哪里，比较接近真实的是什么。”[14]毋庸置疑，这种“小写的我”与“大写的我”的角力，为更理性地考察历史提供了理路，同时开拓了审视与反思的视野。
此外，“对话”甚至发生在官方资料与民间传闻、正统的与秘闻的两种叙述空间之中。如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一方面细密爬梳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呈现瞻对“劫盗”（即“夹坝”）在官方记录中的“非正义性”；另一方面，他又调查与记录事件发生地的相关民间传说，重构瞻对土司的传奇人生。又如南帆在其“非虚构”历史随笔《马江半小时》中，在仔细辨析了文武官员如张佩纶、何璟、何如璋、张兆栋以及穆图善等的关系，并收集与辨析了马江战役的种种资料以及流传于福州民间的传闻之后，即指出：“当然，这些故事多半为无稽之谈，溢于言表的是福州居民对于这些大员的讥刺与怨恨”[15]，与历史资料的公共性相比，来自福州的坊间传闻更能彰显民间对于历史的态度；而在查证了福建水师当时的停泊资料后，他又提出一种假设，并对历史的岔路发出叹息：“如果采用另一种停泊方式——疏密相间，首尾数里，各条军舰单兵作战，马江之战是否会出现相反结局？人声鼎沸的舆论之中，这种问题已经没有人关心了。”[16]以此，“非虚构”历史写作通过假设和追问，来传达自己内心对于资料所编织成的历史叙事的疑虑和不安。
三 “非虚构”历史写作的文体价值
何为历史真实，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派文学汇聚而成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期望审视的核心问题。“非虚构”历史写作的“在场”与“介入”的形式特质，使其在精神气质上是新历史主义的：它挑战既往被选择作为描述对象的历史客体，显示出一种重新探讨历史与语境关系的企图，又暗藏着在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某种罅隙与弥合中循路前进的野心。
关于“虚构”的讨论有两种基本立场：一种是结构主义的经典立场，以汉柏格尔（Kate Hamburger）、热奈特（Gerard Genette）等为代表，认为叙述话语中存在可将文本识别为虚构的语言标记；另一种则是语境主义的后经典立场，以克恩斯（Michael Kearns）、沃尔什（Richard Walsh）等为代表，认为叙述者或说话人的意图与受众的文类预期是决定事实与虚构的关键。新历史主义的出场与此种语境主义的后经典立场有关，它认为历史亦有其“虚构性”，这种“虚构性”与“文本性”有关：由于历史的讲述是由文本形式来呈现的，文本的发生、传输、接受受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类行为、惯例和关系等历史语境的影响，导致文字再现的真实与实体真实不尽能统一[17]，“种种历史大叙事曾经或明显或隐秘地控制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评判，确定基本的话语秩序”[18]。也就是说，文字呈现出的历史只是“有关真实”，并非真实本身。既然对历史的表述难以逃离叙述者所处的当下的价值观或社会语境的影响，对过去的“真实”做出“客观”描述或再现（representation）是不可能的，关于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其实“是一种说服而非展示，是一种建构（construct）而非发现（discovery）”[19]，其中历史话语叙述自然携带着难以忠于史实的想象与虚构，那么，文学当然可以借此打破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共同成为关注与语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文本。
于是，“非虚构”历史写作具有两个向度的价值。其一，它以丰富的边缘化事件与民间化文本，以及文学的想象性介入甚至是对不可知保留必要的悬置性，实现对传统历史叙事话语的必然性、单线性、权威性的超越。写作者在重构历史现场的过程中，不断引入民间传闻，在与历史记录的相互辩驳中呈现历史的多维视角；同时，让自己与历史人物处于虚拟的共时状态中去“猜想”他们生活的细节以及现实的可能性，并大胆承认对某些历史纵深的“不得而知”，却奇异地在这种以退为进的叙事策略中，推动阅读接受从“知”（know）向“信”（belief）的跨跳，即坦露不知，使人相信所陈述事件的真实性。如南帆在其“非虚构”历史书写中所惯用的表述，常常体现为此种修辞策略：“左宗棠是在什么时候掂量出沈葆桢的分量？不得而知。沈葆桢陈述哪些理由推却左宗棠的前两次邀请？不得而知。可以猜想，左宗棠不会如同刘备那样用毕恭毕敬的神态打动沈葆桢。如此两个大人物之间的默契只能因为高瞻远瞩的共识。……或许还可以猜想，左宗棠多少存有‘投桃报李’之意。”[20]在尽力还原历史事件面貌的基础上，“非虚构”历史写作又让其叙述的枝蔓四处延伸，在一系列微观化细节中多方位、全景式重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传达写作者对历史的有效思考。
其二，它虽具有新历史主义的精神气质，却又尽力于对真实事件、历史现场的锚定，意图实现对新历史主义写作中常见的个体想象的超越。文学作品塑造的真实一般遵循逻辑为真，不必向真实世界的真实负责，即使涉及历史题材也不例外。“非虚构”历史写作则要求其叙述向真实世界负责，除提供书写者“在场”证明之外，还表现为在叙述历史过程中提供重要人物的奏折、日记、家书、内部电文等大量原始资料以佐证，并辅以历史寻访、传闻搜集与辨析，使史实交织在一系列的证据符号关系中。例如阿来曾表示自己写作《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时查阅资料与田野调查的过程，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进行文学创作[21]；又如南帆在其《马江半小时》一书中提供与马江战役历史讲述相关的大量照片[22]，囊括马江上穿越历史风雨的地标建筑罗星塔、天后宫，转拍的海战古战场示意图、船政厂全景图，以及中法军舰照片，甚至备注“马江海战打响时，该舰负责在江口金牌、常门炮台段警戒，以防中方沉船封江”[23]，此种书写策略的目的，是在言、文、象的三重证据中，以一种“可视”或“见证性”的图像符号补足文字符号无法提供的“真实性”[24]，意在标示历史“真实”的在场。
“非虚构”历史写作上述的两个向度的价值，前者自与其对历史大叙事的重新思考有关，后者则显示了“非虚构”历史写作在维持历史巨型构架的基础上，实现对新历史主义写作禁闭在自身的话语方式的超越企图。新历史主义写作往往以个人的、边缘的、小写的历史相对主义来解构大历史叙事的权威性，通过消解能指的控制权，颠覆历史的一切可能的神圣性。其意义卓著，比如写作者以一己之力“取代”大历史书写，这对于发掘出历史中久被遮蔽的心理结构和深层人性而言，价值非凡。然而随着探索的深入，弊端同样显而易见，其沉浸于以“小我”的历史取缔“大我”的历史，终于将自己封闭在能指的转换链中，同样无法抵达历史真实。这种弊端，便成为“非虚构”历史写作超越的节点。众多“非虚构”历史写作者正是意识到在纯粹的文学想象中打捞历史真相无非又建一座空中楼阁，唯有通过承认历史的巨型结构与宏大线索，同时深入历史中的个体经验和边缘景观，才能尽力接近“回归”历史，而非取代历史。
总体视之，“非虚构”历史写作像是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既要超越传统历史的单线性、权威性的叙事方式，又要超越与传统历史话语相抗衡的新历史主义的讲述方式。虽从个体的经验、边缘的景观出发，最终却沉入历史或现实的内部；虽提供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与文学的想象，却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它所具有的特殊的文体意图及开放的写作状态，也终将使其具有特殊的文学史价值。
[1] 作者简介：孙金燕（1984— ），安徽安庆人，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传媒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学博士；卢仪（1995— ），江苏徐州人，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2] 随着《人民文学》《钟山》《收获》《花城》等刊物不断推出“非虚构”作品，学界越来越热衷于从这类作品甚至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非虚构”写作中挖掘其文体特质。
[3]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4]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5] 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由“玄幻小说”引发的一点联想》，《当代文坛》2006年第5期。
[6] 张骋：《符号操控与本体虚无：反思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大众传媒观》，《符号与传媒》第7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82页。
[7] Baudrillard，Jean，Simulations，New York：Semiotext（e），1983，p.3.
[8] “这一期我们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非虚构》。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参见《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9] 《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
[10] 参见《专家：“非虚构”正向“小说”发起挑战》，《南方日报》2013年8月16日。
[11] 《卷首语》，《人民文学》2012年第1期。
[12] 阿来：《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13] 南帆：《戊戌年的铡刀》，《辛亥年的枪声》，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14] 蒋楚婷：《把握复杂、丰厚的抗战历史——王树增谈〈抗日战争〉》，《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7月15日。
[15] 南帆：《马江半小时》，海峡书局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16] 南帆：《马江半小时》，海峡书局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17] 文字作为符号再现了事实，能够讨论的真实只能建立在“再现的事实”上。以福柯、德里达等人的观点，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亦不是对于过去的事件的单纯的记录，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都透过这种结构在理解整个世界。
[18] 南帆：《小说和历史的紧张》，《读书》2003年第11期。
[19] Brook Thomas，The New Historicism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98.
[20] 南帆：《马江半小时》，海峡书局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21] 高宇飞：《阿来“假装”自己是世界人》，《京华时报》2014年1月17日。
[22] “写毕《马江半小时》，我为了搜集一些相关的照片，从城里驱车到了马尾。”参见南帆《后记：古老帝国的负痛挣扎》，南帆《马江半小时》，海峡书局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23] 南帆：《马江半小时》，海峡书局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24] 孟华：《真实关联度、证据间性与意指定律——谈证据符号学的三个基本概念》，《符号与传媒》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