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江南亏空案与康熙帝南巡

康熙朝的钱粮亏空多与各项工程、公益，以及康熙帝的数次南巡有关。[65]江南是钱粮征收的大省，有关江南的钱粮亏空案，揭出的时间是在康熙四十年（1701）。从资料上看，是案的情节支离破碎，事态的发展又若明若暗，时间跨度上前后历经十余年，涉事的官员也非一任。而从揭参并受处分的情况来看，主要涉及两任布政使，一是江南安徽布政使张四教，另一是江南江苏布政使宜思恭。其中最不好解释的问题是，每一项亏空都与康熙帝的南巡脱不了干系。

张四教，奉天人，起家荫生，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由广西按察使升授江南安徽布政使，曾历江西盐驿道，在为官上有财政与司法两方面的经历。两江总督阿山在三十九年（1700）秋季刚刚莅任江南，于次年二月的荐举贤员折中，便将张四教列为第一“贤员”。阿山说：“今奴才到两江之任已半载，仍留心分别司道府厅州县内各员，其才能、志行忠清不二、实可信用者有四人。”此四人都是经其多次交办事务试知之人，“皆可信而用之”。其中，“安徽布政使张四教，忠厚、谙练事务、谨慎，细致，以节俭自守，不轻易奢靡”。今“因母丧丁忧将离任，地方官员、闲散之员、秀才、民人、兵丁等每日成群结队来奴才衙门，呈请保题在任丁忧”[66]。尽管康熙帝在给阿山的朱批中提醒说：“尔谓张四教居官好，据巡抚高承爵折内奏称，皇上南巡时，张四教派银十万余两。”并告诫说：“妄行保举人，应多加谨慎。”[67]但阿山仍坚称张四教是一难得的好官。

只是，从安徽巡抚高承爵的长篇奏折中看到的却是，张四教不仅勒派民间，且有侵欺入己致亏空钱粮之事。所参共有三款，一是解交布政司之钱粮每两索取火耗三分；二是派捐俸饷11万余两以补藩库；三是浮冒买纸之价以享分肥。[68]阿山对高承爵的参奏并不认同，他辩解称，张四教丁忧交任时，巡抚高承爵亲自来查，皇帝之库银丝毫没有亏空，张四教非私派入己。[69]康熙帝既没有支持巡抚高承爵，也没有相信阿山，但他命阿山主持会审张四教之案。

九月，阿山奏陈率同安徽、江苏布政使、按察使等官会审情形。结论是，安徽布政司库索取火耗之事是实，但买纸浮冒为虚，而派捐11万两并非补库，而是康熙三十八、三十九至四十年官员的俸饷，系“皇上前来南巡时摊派”,“张四教并未领用”。并以事涉南巡，请求停止追问。但康熙帝的朱批是：“此断不可停止者。”[70]而且张四教还供出，巡抚高承爵曾有多次向他勒索库银的行为，因未满足私欲，故而题参。

案件会审的结果揭示出两个问题：一是根据张四教与高承爵的互讦，或是巡抚高承爵有勒索属下的婪赃行为，或二人皆为侵欺不法之人；二是康熙帝此次南巡，安徽地方官员捐出三年俸禄。

康熙帝自然不愿意承担南巡造成江南亏空以至于派捐官员俸银的“恶名”。而且，康熙帝在四十一年七月至九月间三次在朱批和上谕中反复强调，前三次南巡的用度及其对此案的看法，要求查案官员务必查明真相。他在南巡前也明降谕旨，若有私行派差或者谄媚行贿于扈从大臣者，定以军法处置。而且康熙帝的谕旨明确而尖锐。

如四十一年（1702）七月初四日，康熙帝在阿山的请安折上朱批：

前南巡三次时先明白降旨，若有私行派差、谄应扈从臣工者，以军律处治。是以南省诸物，丝毫无侵，官不宿民房，食物皆由光禄寺买给。今若云皇上南巡颇费，则用于何处？兴何工程？必有其事也。尔以张四教而邪辟存心，牵连于朕，以为牵累人多，可令停止，此与朕旨不合。况且尔云张四教吝细，不会奉迎等语。然而未奉旨，私捐库银万千两，可谓奉迎人与否？[71]

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康熙帝在批复两江总督阿山请免审张四教亏空案折中又曰：

朕前者三次南巡，经过地方蠲租免税，出粟赈乏，一应食物器用之类，俱自京师备往，毫不取之民间。驻跸处所，恐地方官借端派累小民，及扈从官员私行应酬交接，即以军法从事，预行申谕甚悉。张四教之事，阿山屡请免其鞠审，今观彼奏称，此项银两俱系皇上南巡支用等语。朕用于何地？曾制何物？阿山之心偏向张四教，以为与皇上名声有关，奏请免其鞠审。……张四教将库银动用万千逢迎，与人其款数名单俱在。若不审究，将张四教治罪乎？不治罪乎？凡此与朕声名何关？此奏殊属不合，着该部将阿山一并严察议奏。[72]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大学士等“遵旨清查原任布政使张四教亏空库银，移会总督阿山咨文奏览”。尽管已经有了明确的批示，康熙帝仍以为不足，认为南巡是否派取民间“断不可不明”。他再次强调曰：

朕前次南巡经过地方，蠲钱粮、免税课、发仓廪，一切用度食物俱自京备往，并无动用地方钱粮，及至苏州等处，织造官员奏称修理房屋俱系伊等备办，并未动用正项钱粮，朕方驻跸城内。动用库银等情，俱属欺隐，并未启奏。又沿途赏赉大臣、侍卫、官员、护军及船户人等，并未支取民间分毫，即赏赐缎疋亦系每年织造数内，未曾多用。朕不时巡行直隶地方，试问曾有动用库银之处否？补还此项银两，虽令伊等偿还，亦未必尽出己槖，仍自科派民间。修理工程，虽有数处，亦不用如许银两。今地方官员指名科派者甚多。凡有钦差过往，地方官员务必凑办馈送。即钦差不受，地方官员亦皆入己。此种情弊，当逐一详察，若不从重治罪，何以警众。[73]

尽管此案令康熙帝倍感名誉受损，屡屡下旨申斥相关人员，但对这一案件的处置仍流于形式。据《起居注》云：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两江总督阿山为布政使张四教具疏，吏部议革职。“上曰：此项亏空银两，布政使张四教业已补完，今复追赔银数，额外重复，着从宽免追赔，阿山着革职留任。”[74]《清实录》云：“吏部议，江南江西总督阿山承审安徽布政使张四教亏空帑银一案，止据张四教巧供已将俸工扣补，疏请免追，应将阿山照徇庇例革职。得旨：阿山从宽革职留任。”[75]

可见，此案只不过是处分了一个张四教及其徇庇他的上司阿山，仍有许多疑点并未清晰。诸如“张四教将库银动用万千逢迎，与人其款数名单俱在”一事，并未审明将库银给予何人？“城内动用库银等情，俱属欺隐”，同样不知挪用了多少库银？除了逢迎而外又用于何处？是否中饱私囊？库银最终究竟亏空了多少？执意为张四教开脱甚至不惜得罪于皇帝的阿山在其中有无受贿？等等。

于是，此案在二年后因阿山与礼科给事中许志进的互参案中继续发酵。四十三年（1704）八月，阿山疏参礼科给事中许志进为原任江西巡抚张志栋私人，受原任布政使李兴祖等贿赂，代为题留，请严究指使之人。许志进则参阿山徇庇原任布政使张四教、卢崇兴等不法事。并参阿山“到任四年，滥收属员节礼。邳、徐赈饥之时，纵庇属员盗买仓谷诸款”[76]。是案证明，阿山绝非操守清廉之人，其包庇张四教的内幕给人留下充足的怀疑空间。但此案到此便不再有下文。

第二位在江南亏空案中充当主要角色的官员是江苏布政使宜思恭。宜思恭，系奉天辽阳人，以荫生授湖南茶陵知州，改工部员外郎，出为直隶顺德知府。康熙四十三年（1704）五月，由道员升任江苏布政使。任期内经历了康熙帝第五、第六次南巡。

通常，每逢皇帝南巡前，朝廷都要对南巡费用进行规划，特别是在此前发生了地方官员借南巡之机肆意敛财、亏空仓库钱粮后。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九卿对各直省明确宣布：“皇上（第六次）南巡一切所用，俱自内府备办，不动民间一丝一粒。御舟所至，纤夫俱系现雇，又加厚赏，亦不劳一民。”[77]但是，南巡过后，凡康熙帝所经过的直省仍然出现了钱粮亏空，尤其是江南。伴随江南不断有亏空的揭报。康熙帝将在山西清理亏空上做得颇有声绩的噶礼调任两江总督，不能不说有对江南进行清查的考虑。

康熙四十八年（1709），噶礼自山西回京任户部侍郎后，随即接到升授两江总督的任命。陛辞时，康熙帝谕其曰：“江南两布政司库，皆亏欠银百万两，至今丝毫未补。彼等去年曾想派取，以朕听闻而停派。今年因蠲免钱粮，来年追征钱粮时，复欲派取之。朕巡行南省时，并无用地方物件之处，怎么用了这许多银呢？彼等皆配给随行人员罢。这亏欠的事，尔不可接受，接受则毙命也。着尔查明具折来奏。”[78]不言而喻，噶礼是带着清查江南钱粮亏空的使命前往赴任的，这说明他在山西清理亏空的政绩是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的。

很快，噶礼一到江苏便查出了问题。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一月，噶礼疏参江苏布政使宜思恭贪婪，请革职审拟。康熙帝马上接收了噶礼的奏请，将宜思恭革职，并以江苏巡抚于准在案内必有干连，命将于准解任，以福建巡抚张伯行调补江苏巡抚，苏州府知府陈鹏年署理江苏布政使事。[79]

是月，噶礼在奏折中详细奏报了江苏省钱粮吏治的情况，其中不仅提到宜思恭亏空藩库，且指出巡抚于准也是婪取者。

查得，江苏布政司库初仅欠银五十万两，而于准、宜思恭扬言八十万两，况且皇上巡幸南省时，并无用地方之物，修缮时虽稍费，亦不过数万两，其余银两，于准等皆配给随从大臣等者亦有，入己者亦有之。即照彼等所言八十万两，计彼等比年截留官员俸禄、衙役工食，补即足矣。但并未补完，且又于州县钱粮，先每两派取二分五厘，后复派取五分；又向各属地每当铺取银百两或不及百两，仍未补完。由此可知，显系彼等合分入己，且又指皇上南巡之名，复传言欠银三十万两，仍欲于来年派取。圣主明鉴者甚实。惟现库银亏空事，容奴才查明其数，照例题参，向宜思恭追取之。惟其所派州县二分五厘、五分及当铺等事，既已结案，奴才似应不参，但应奏明。……

今以亏欠而参劾三十六州县。于准于苏州妄取者共计六十、七十万余两，宜思恭亦于苏州妄取者共计八十、九十万余两，且此辈未出一分补库，反以皇上南巡为名派取入己。于准、宜思恭辜负皇上之恩。皇上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民人挑河建闸支拨钱粮十七八万两，于准、宜思恭又将其五万余两入己。[80]

又奏：安徽布政司库初仅欠二十七万两。皇上巡幸南省时，并未用地方物件，修缮时虽稍费，亦不过数万两，其余银两，邵穆布、刘光美等因公用者亦有、私用者亦有之。刘光美、李法祖从州县钱粮内派取十七万两补项，复以六万两补官员俸禄、衙役工食，仍欠四万两，仍称从官员俸禄、衙役工食内有应补项。[81]

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噶礼查得江苏藩库，“宜思恭任内共亏空四十六万一千两有零”。随后，噶礼又将署理江苏布政司事务的知府陈鹏年参奏，称其协助巡抚于准滥用钱粮、妄行奏销。

原任巡抚于准等肆意妄扣皇上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地方挑河建闸钱粮……共计银十七万八千九百余两，继之竣工奏报节省银共二千六百余两，共计销算银十七万六千三百余两。妄行奏销者虽属于准，但其钱粮皆由苏州知府陈鹏年从布政司库总领、掌握支取，故召承办各属地事务书办皆至苏州，任意编造册籍，送部销算。陈鹏年、苏松粮道贾朴、原任布政使宜思恭等共谋分赃。[82]

对于噶礼指参于准、宜思恭等人贪婪的立场与态度，康熙帝是支持的。但由于这起亏空案数额巨大，亏空缘由又不甚清楚，所以，康熙帝又差尚书张鹏翮偕学士噶敏图等会同漕运总督桑额前往查审此案。且康熙帝不认同钱粮亏空尽为官员侵欺，所谓“朕意地方虽有不肖之官侵蚀钱粮，未必多至数十万两”[83]。尤其还牵涉到素有清官之名且刚刚被自己任命为布政使的陈鹏年。

但康熙帝同时意识到官僚政治中的派系、人情好恶，以及满汉隔阂等，都会影响到对这起案件的判断与查处。为了保护噶礼，康熙帝在其奏折上批复曰：“尔参究访察得甚为严密，日后必受伤害。陈鹏年为张鹏翮之可信门生，现张鹏翮已又去审理此案，必出他事，应多加谨慎。”正由于有了康熙帝的首肯，噶礼自然不把钦差放在眼里，在办案中与钦差张鹏翮的矛盾不断升级。噶礼“看张鹏翮来奏样子，很不顺眼”。张鹏翮也以噶礼“所参官员甚多”，致官中人人自危，过于“暴烈”而对其不满。

四月，噶礼再度历数宜思恭等人侵贪诸状，而且还涉及张鹏翮以及河工中的其他官员，包括二人之间的矛盾。疏曰：

奴才所参粮道贾朴等官员，查侵扣国帑情罪重大，除不可不参究外，贪官内参劾布政使宜思恭、凤阳府知府王宣仁、常州府通判侯国章，余皆惊惧。奴才并无多参官员之处，今已禁革江南州县私派，重耗已减之，于各营亏空钱粮多者，已俱补之。……

到东南后，始知河工参劾案内，审令张鹏翮赔补钱粮有四万余两。淮徐道员刘延吉将诸河工官员所征钱粮，照数收取存贮欲以补项。继蒙皇上施恩免追，其留存银两张鹏翮得之，此亦非人臣者所为。又若，奏补河工官员，张鹏翮虽不明取银两，但其子、妹夫亦不免一个，而张鹏翮隐瞒，反称不知。……况且张鹏翮在江南句容、山东兖州购买田舍甚多，此即不清之实据。又陈鹏年、松江府知府朱廷志皆为张鹏翮所保之人。朱廷志挑河一案，侵扣钱粮，妄行加派，奴才业已参革。

张鹏翮极恨奴才。又江宁巡抚张伯行亦为张鹏翮所保者，好图虚名。据闻自福建省至杭州，盘费止用银一两。如此节省，孰不谓其为清官。奴才闻得，张伯行在福建时，照取盐内礼物，布政司依例所与之规礼亦取之。布政使金培生为奴才亲家，奴才所闻确实。[84]

一个多月后，噶礼在奏折中再奏苏州等四府挑河建闸案中细节及张鹏翮如何徇庇等事。[85]

奇怪的是，康熙帝对噶礼所参张鹏翮、张伯行以及陈鹏年等人侵占公帑诸事，皆置之不理。但事情绝不会空穴来风，噶礼所说“张鹏翮虽不明取银两，但其子、妹夫亦不免一个，而张鹏翮隐瞒，反称不知”。以及“张鹏翮在江南句容、山东兖州购买田舍甚多，此即不清之实据”等，不能不令人对上述有清官之誉的张鹏翮、张伯行、陈鹏年产生怀疑。怀疑他们在钱粮制度规定不清的灰色地带或有可能被制度、亲情、人情裹挟。

或许是张鹏翮顾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于五月疏言，审明“原任江苏布政使宜思恭于兑收钱粮时，勒索加耗，又受各属馈送，应拟绞监候。巡抚于准同城居住，并不纠劾，拟革职”[86]。随后刑部从其所奏，此案就此告结。

但是此案依然留下很多疑点。在噶礼参劾的诸多涉案官员中，只有布政使宜思恭与巡抚于准分别受到了绞监候和革职的处分。不过于准获罪之名并非侵贪，仅是“同城居住，并不纠劾”的徇隐。至于藩库钱粮究竟亏空多少？又是怎样亏的？并没有结论。这起亏空案仍是不清不楚。

八月，江苏巡抚张伯行奏称，江苏藩库钱粮不清，署布政使陈鹏年亦详称司库尚有亏空16万两，扣收无着。康熙帝命原审大臣逐款详审。[87]至十月，张鹏翮等会审毕返京，噶礼随即上折奏报会审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

奴才查得，其中钱粮十五万六千余两乃原有应补之项，不应具题，且陈鹏年妄行捏报假册为无补之处，令张伯行具题。张伯行听信陈鹏年之言，私行奏请。今布政使金世扬查出陈鹏年假案，张鹏翮知不能庇护，遂议拟陈鹏年杖四十、发配黑龙江。张鹏翮降一级，罚俸一年，具疏赍奏。陈鹏年行劣甚奸，而今不但苏州民人知之，即通省亦皆知之。张伯行恨金世扬查出陈鹏年捏造钱粮无应补之处之情弊，竟借故向金世扬寻衅。[88]

对于噶礼的这份揭报及对陈鹏年、张鹏翮等人处分的题奏，资料上没有见到康熙帝有任何批示。但陈鹏年“捏报假册”即作假账，张伯行假报“扣收无着”，绝不会都是子虚之言，它似乎在说明，江南藩库亏空案当另有隐情。

为了使亏空的钱粮具有“合法性”，江南的地方官们都在绞尽脑汁，最堂而皇之的亏空理由，莫过于给皇帝南巡“办皇差”。因为办理皇差，不仅可以将中饱私囊、行贿朝廷随员大臣，以及各项“挪用”都可以掩盖，而且还是一个因牵涉皇帝无人敢于置喙的理由。但由于朝廷三令五申，皇帝南巡系由内务府出资筹办款项，不令地方出资分厘，办皇差就不可以拿到台面上，于是“因公挪用”便替代了“办皇差”。

四十九年（1710）十月，当康熙帝就江南亏空的原因及处置方式询问大学士等人意见时，俱称“臣等尚未商酌，未有主见”。或有谓亏空系“因公”的说法。康熙帝曰：“此项亏空，据称因公那用，系何公事，未经明晰。”张鹏翮回奏称，系公项亏空，“大概如赈济、平粜，以及修塘等事”，却绝口不言“南巡”。康熙帝见状，就自己把话挑明。他谕大学士九卿等曰：

“江南亏空钱粮，两次命张鹏翮察审。朕意地方虽有不肖之官侵蚀钱粮，未必多至数十万两。前朕南巡时曾有谕旨，凡沿途所用之物，悉出内帑预备，未尝丝毫取诸官民。督抚等官不遵朕旨，肆意那用，以致亏空。朕若不言，内外诸臣谁敢言者？但彼任事之人离任者已多，若将因公那用等项责之新任官赔补，朕心实不忍也。”[89]

事实上，尽管康熙帝的南巡费用出资于内务府，但习惯于逢迎的地方官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表现的机会。张鹏翮等一干朝廷大臣都是精于为官的老道圆滑之人，他们不仅要将江南的亏空统统归之于南巡，而且还要为之粉饰。张鹏翮说：“皇上屡次南巡，必大沛恩膏于百姓，所至之地，小民无不欢欣鼓舞，至于一切供亿悉由内府储备，从无丝毫累及民间。”但康熙帝没有认同他的说法，曰：“即如纤夫一项需用既多，伺候日久，势必给与口粮工价，安得无费？至于修造行宫必然亦借用帑银。”并询问曰：“前者朕巡视溜淮套工程，至彼处见有舍宇三间，此系取用何项？”话至如此，张鹏翮还是没有直接回复系取诸公项库帑，而是奏称：“系俸工银两所造。”康熙帝曰：“虽云俸工银两所造，然必先借用库银，后方抵补，尔等岂肯明言其故乎？”随后问曰：“今合计江南亏空共有几何？”张鹏翮奏曰：“约计共五十余万。于准、宜思恭应赔十六万，其余将俸工抵补，至康熙五十三年可补足矣。”康熙帝以地方官员升迁调用频繁，且前任各官挪用亏空，而将后来者之俸扣补于理不顺。胥吏贱役若不给与工食，必致累民，令公同详议。[90]

数日后，康熙帝再就江南亏空一案问及大学士九卿等意见，并明确谕示：“亏空之由，皆因南巡费用所致，若不声明，反属不宜。”[91]于是，在康熙帝的旨意已经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户部最终作出决议：“江宁等府属亏空银两，已议扣康熙四十八年至康熙五十三年各属俸工等银抵补。”但“南巡时，修理行宫、预备纤夫，或动用帑银不准俸工抵补之旨，应俟该督抚查明南巡时实在动用数目”[92]。

可以看出，在这一亏空案中，噶礼所参奏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借巡幸南省时将挪用银两随意支用，“于准等皆配给随从大臣等者亦有，入己者亦有之”；安徽省抚藩“邵穆布、刘光美等因公用者亦有，私用者亦有之”等，应为实情。

但是，两江官场借皇帝南巡发生的贪腐行径及一干人的劣迹，不但在张鹏翮的查审中没有涉及，就连康熙帝也不想过问。除了布政司的官员受到处罚外，其余涉及的督抚藩司都在康熙帝的宽政下给予从宽免于处分。至于南巡中产生的亏空银两，就以“因公挪用”由俸银抵补而被模糊处理了，不仅亏空的涉案人免赔，且上级官员也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无辜受损的是那些被摊扣了俸银的官员们。

随后不久，这起钱粮亏空案又演变成满汉官员之间的互讦。先是，江南亏空案的重要当事人布政使宜思恭很快被重新启用，[93]五十一年（1712）五月，宜思恭叩阍刑部，控告总督噶礼等需索银两以致亏空。康熙帝将此案再交张鹏翮前往办理。十一月，差往江南审事户部尚书张鹏翮疏言，原任两江总督阿山、江苏巡抚宋荦索取节礼是实。得旨，阿山、宋荦俱系年老大臣，着从宽免。[94]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张鹏翮并未提及宜思恭所参噶礼索贿的情形，或许是有意模糊处理，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化。这可以称为康熙后期官场政治的一种上行下效处理问题的常态。

事实上，诸如此类被掩盖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江南，在办理皇差中产生的亏空，假名公用，任意取用，甚至制造亏空的案例，也不止于两江。例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康熙帝西巡，湖北巡抚刘殿衡以刷印御书并藏书楼图呈览。康熙帝当即谕大学士等，令嗣后严行禁止。他说：湖广捐工建楼，殊属靡费。凡车驾巡幸之处，“各省不肖官员指称修理行宫、供备器物，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辄行动用正项钱粮，借词捐还，究无偿补。及至亏空数多，复加倍私派，科敛肥己，以致重贻小民之累”[95]。又如浙江。四十六年（1707）九月，刑部尚书王鸿绪密奏，为筹备皇帝南巡，“西湖建造行宫，各官捐输不等。巡抚张泰交专委粮道程銮料理，其布置造法皆创自程鸾”。又“闻浙江抚藩于六月间欲私派公费，其下属州县拟派每亩加三，时正当亢旱，遂致省城百姓数千人直到巡抚辕门吵闹，督抚为之出告示安民而止”。而私派公费则因“藩司黄明移用库银甚多”，多出自总督梁鼐的批准。[96]为此，“梁鼐任内亏空银六万两，系圣祖仁皇帝南巡时所用”[97]。但这六万两是否都用于南巡却不得而知。

官员们借南巡之名肆意挥霍，趁机取用官帑，这种现象在康熙末年屡见不鲜。由于钱粮亏空并不等于婪赃，某些官员更是在亏空钱粮上作足文章，蓄意制造亏空以牟利。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一些陕西的“州县官有因地瘠民贫，并不亏空钱粮，故为亏空，被参解任后即行填补希图别处美缺者”[98]。甚或贪恋肥缺假造亏空。康熙五十五年（1716）八月，户部题奏，“定例各关监督一年限满更替，迩来捏造钱粮亏空，题请展限者甚多”[99]。但在康熙帝的宽政宽典面前，这些捏造的亏空都可以不被深究。康熙帝有曰：“朕历年蠲免天下钱粮，至数万万两有余。今此项亏空若令补垫，亦不为多，然岂忍以此累地方乎。至于查明款项，亦非难事，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那用之名，盈千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也。朕意概从宽典，不便深求。今海宇昇平国用充足，朕躬行节俭，宫中用度甚为省约。计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今即因数次巡幸用钱粮四五十万亦不为过，明后年天下钱粮以次尽行蠲免。若留此亏空之项，以为官民之累，甚非朕宽仁爱养、嘉与维新之至意。”[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