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尚同论[50]

在政治活动中，墨子推崇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即是其“尚同”说，不过墨子所言“尚同”并非下级对上级的简单顺从，而是力图构建一个下情能够有效上达，实施举措严密顺畅的上下级关系，以保证“尚同”的合理性和可执行性。

一 尚同的含义

在墨子政治思想中，尚同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墨子所说的尚同，简而言之就是下级要与上级保持一致，大臣要与君主保持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墨子的尚同思想并不局限于此，事实上，墨子所说的尚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决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对于何谓尚同，墨子说道：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一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一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51]

由此可见，墨子之所以提出尚同思想，是因为他认为其时上下失序，君臣百姓各行其道，缺乏统一的“义”，因此才出现天下纷乱的局面。为消弭当时社会乱局，墨子提出尚同思想，主张上下一致，下从于上。

不过墨子所说的尚同显然并非无条件的，而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墨子为尚同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就是尚同必须统一于“义”的基础之上。对于“义”的具体内涵，墨子也进行了论述。从总的原则上来看，墨子将“义”界定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52]。这也是墨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而具体到政治层面，墨子认为“义”就是良好的政治。墨子说：“义者，善政也。”[53]表达的就是此义，即国家之君，要为仁君；治国之臣，必须为贤臣。同时在施政过程中，君主有错误，臣下可以劝谏；上级有错，下属也可以进行纠正。墨子认为只有遵循这样的前提，才可以称其为“善政”，尚同才能够实施。显然，墨子所说的所谓“善政”就是打破旧有的宗法政治秩序，建立仁君贤臣主政的政治格局。[54]

二 尚同的实施

在确定了“义”即善政作为尚同的实施前提之后，墨子进而谈到如何在遵循“义”的基础上实施尚同，墨子云：

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55]

墨子接着又云：

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56]

可以看到，墨子所谈到尚同的实施，需要从最基层的乡里开始做起，“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这就是说里长首先要统一一里内部的思想，使之与乡长相一致；而乡长治理一乡，也需要统一一乡之地的思想，使之与上级乃至于与国君相一致。

可见尚同的实施包括两个基本步骤，其一，一地的政长要统一其辖区之内民众的思想言行；其二，一地政长要保证其辖地百姓的思想言行与上级乃至于国君的思想相一致。所以尚同之义，就是下级与上级思想相一致，而不能向同级或下级看齐，如此一来全国上下就形成了一个思想言行高度一致的统一体，极大提高了行政效能。这是墨子给当时的乱世所开出的一剂药方，显然这也契合了当时中央集权统治逐渐强化的历史趋势，为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理论指向。

墨子主张官员百姓均应遵循尚同的原则，而对于那些不愿意遵从尚同的臣民，墨子认为他们可以向上级提出劝谏，上级也应听取这些意见，如若合理则采纳之。如上级认为下属的意见不合理，则下属必须服从政长，若不服从，则可予以惩罚。显然，墨子认为，尚同并非下级对上级的盲从，但任何的反对意见必须公开向上级提出，由上级做出取舍，而上级一旦作出决定，则下级必须尊崇之，对此，墨子说道：

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57]

由此可见，墨子提出的尚同思想，其实质就是建立上下一致，权归中央的集权型国家，在墨子所设计的尚同思想中，他尽量将政治统一与良政结合起来，力图构建一种合理化的政治统一氛围及体制。应当说在战国初期，中央集权作为一种政治现实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墨子尚同论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见识。

三 尚同思想与下情上达

墨子在推行其政治主张，以达到实现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时，要求君主在坚持尚同的前提下，收集讯息，做到下情上达。墨子云：

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政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慄，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举其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58]

墨子在此表明，古代的明君圣贤唯有推行尚同，才能使君臣上下和谐共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君主在施政过程中有所遗漏或不当之处，下属便会竭尽所能进行补救，从而弥补上级的过失；下属在施政中若招致怨恨灾祸，君主得知后也会予以消解排遣。君主既能得人，因此即使是数千里之外有做善事之人，即便他的家人与故乡的人还不了解情况，天子也会优先得知并予以奖励；数千里之外之人若有恶行，即便他的家人与故乡的人还不知道，天子也会优先知道并给予惩罚。故而天下之人都会敬畏谨慎，不敢做淫邪作乱之事，众人也皆称天子之明睿而有如神灵。对天子而言，能够有更多的人协助自己眼见听闻，便愈加耳聪目明，博闻多识；有更多的人协助自己去了解他人，那么天子的善言善行所影响的范围也就会更加广阔；有更多的人协助自己进行思考，那么天子的谋划计略就会更加迅速地得以实施；有更多的人协助自己行动，那么天子行政就会更加迅速地成功实施。因此，古代的圣君贤明之所以功成名就，垂范后世，就是因为能够以尚同的原则来施政，舍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原因。

如此可见，墨子所说的尚同，虽然要求下属服从君主，但为了保证君主决策的合理，墨子还是主张君主一定要借用众人之力，做到博闻多见，更加迅速、更加准确地了解各地善恶之事，以协助自己施政治国。可见墨子所言的尚同并不是把所有的责任权力全部系于君主一人之身，而是要求君主要博采众人之力，借鉴众人之识，以确保施政决策的合理。

在这里，墨子意识到，统御一个国家仅靠君主一人之力、一人之智，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他主张既要借助他人之力、他人之智，更要做到下情上达。因此，墨子所构建的尚同政治体系，尽管是君主居于众人之上，但在这个体系当中，信息的流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墨子希望在这样一个政治网络中，下属的才智、信息能够源源不断地汇入君主那里，从而开阔君主的眼界，增长君主的才识，提升君主的能力，确保君主的施政是建立在合理的决策之上。应当说，墨子注重政治信息的双向流动，在先秦思想家当中颇独具特色。

综合来看，尚贤与尚同其内涵虽有所区别，但两者之间的关联却更加密切。尤其是二者都统一于善政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在官员体系中，必须以贤人政治为核心，既做到施政有效、有力，也能做到下情上达。“‘尚贤’亦一种统治人民即实现‘尚同’的重要办法。……‘尚贤’是‘尚同’的保证，离开了由贤人担任的各级政长直至天子的原则，‘尚同’也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能实行了。”[59]尚贤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必要手段，尚同是实现国家高度统一的理想境界。

研究墨子的政治思想，应当说对当今社会的廉政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60]

四 尚同思想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墨子为尚同论的实施设定了前提条件，但其还是会经常引起争议，因为尚同思想归根结底还是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臣民对君主的服从，墨子就要求“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61]。这就很容易与君主专制联系起来。这种思想对后来的法家以及秦之后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显然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墨子一再强调尚同的前提是义，也就是实行善政，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君主和官员都能够实施善政，也不能确保有些君主和官员表面上遵循义。因此，墨子主张的尚同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因素。

然而，徐希燕等学者指出，尽管墨子尚同思想存在某些消极因素，但总体看，墨子尚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墨子尚同思想对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产生过较大影响。《荀子·致士》云：“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韩非子·扬权》云：“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62]荀子和韩非子虽然分属儒家和法家，但二人是师承关系，且都重视政治思想的构建，也都推崇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从二人以上论述当中可以看到，荀子和韩非子都认为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应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臣民对君主的服从，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墨子尚同思想的影响。汉代以后尽管墨子之学不再是显学，但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强化，从中显然都可以看到墨子尚同思想的影响所及。

徐希燕指出，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分合战乱以及多次外族入侵之后，愈挫愈勇，文明发展没有中断，国家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迄今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其中墨子的尚同观念早已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成为树立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