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重大工程”）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公共物品以及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等多方面有重大影响，应当肩负重大社会责任（Zeng等，2015）。当前，我国重大工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环境敏感期和多元价值重构期，其社会责任的紧迫性和复杂性日益突显，已经成为影响重大工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Zeng等，2015；Shen等，2017；梁茹、盛昭瀚，2018）。

传统观点认为，参建方履行社会责任的最终动机应当源自对公共福利改善等社会价值创造的追求（肖红军等，2013；Zeng等，2015）。但众多实践表明，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具有多元化特征（Zeng等，2015；Mok等，2017）。上述社会价值创造的单一动机解释导致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正面临着巨大挑战甚至争议和质疑（Austin和Seitanidi，2012；肖红军等，2013；Flyvbjerg，2017；Ma等，2017），尤其是兼顾政府和企业利益的行为因其动机难以区分更是成为舆论质疑的“焦点”（Gil和Beckman，2009），致使参建方陷入“不作为导致缺失，作为导致争议”的社会责任“困局”，很多重大工程或者成为社会责任缺失的“重灾区”，或者陷入“社会责任陷阱”，出现盲目提高工程技术标准“争创第一”、片面追求“中国速度、中国高度”“漂绿行为”等“虚假社会责任”乱象，带来大量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成为重大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Lin等，2017）。

然而，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并不是“免费午餐”，参建方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因此，在实现社会价值创造的同时，还需要一定的利己性动机驱动（Li等，2014）。而重大工程普遍存在“绩效悖论”，成本超支、进度延期、质量和安全事故频发现象普遍存在（Flyvbjerg，2017），财务绩效等短期经济效益改善显然不是参建方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力（Mok等，2017）；同时，重大工程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其外部性决定了参建方的社会责任行为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还会为其自身带来政治利益、社会认同、商业机会、核心竞争力等多方面的价值提升，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社会责任的成本投入，因此成为参建方的重要价值诉求（Scherer，2017；Flyvbjerg，2017）。由此可见，实现社会价值、政治诉求、商业利益等多元价值共创应当是众多参建方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动机成分。但重大工程的生命周期动态性、利益相关者异质性和交互性决定了社会责任的多种动机成分会不断发生演化和混淆，其合理区间难以清晰辨识，导致上述社会责任“困局”和异化现象大量出现，给重大工程带来社会责任治理难题（Lin等，2017；Ma等，2017）。因此，从多元价值视角辨识具有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指导性的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模型，厘清义利兼顾的动机成分和合理区间，已经成为其破解社会责任治理难题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Christensen等，2014；肖红军等，2014；Ma等，2017）。

与此同时，重大工程具有典型的政府—市场二元制度情境，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会导致社会责任动机可能在社会价值与政治诉求、商业价值等利己性动机之间出现多种方向和程度的演化（乐云、刘嘉怡，2018）；政府关联和兼任现象的普遍存在可能掩盖参建方尤其是国有企业社会价值创造动机向市场价值甚至政治诉求方向转换，或者导致“政府越位、市场不足”，侵蚀参建方的合理利益，致使动机演化呈现隐蔽性特征（乐云等，2016；李永奎等，2018；Yang等，2018）；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参建方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决定了动机演化的触发模式和响应模式具有层次性和传递性特征（张劲文、盛昭瀚，2014；李永奎等，2018）。因此，政府—市场二元制度的典型情境决定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社会价值、商业价值和政治诉求等多元动机成分呈现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甚至出现隐蔽演化的“动机黑箱”，使得动机的演化方向、演化过程与演化效应难以清晰识别和控制（Mok等，2017；Gil和Beckman，2009；Zeng等，2015）。

当前，现有的工程项目评价体系从内容上主要分为经济评价和社会评价，经济评价又可分为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通过收集的多份重大工程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可以看出，在项目前期决策阶段主要进行经济评价，主要关注的是工程类的硬件内容，比如建设条件、技术标准、建设方案与规模、经济效益、实施方案等，而较少关注工程类软环境内容，比如项目对社会影响分析、项目与所在地互适性分析、项目社会风险分析等，项目可行性报告往往比较简单（张灿明，2018）。目前大多数项目的可研报告内容固定统一，有关社会责任的内容千篇一律，缺少具体量化的指标体系，很难真正达到评价的目的。项目前期决策是在立项前围绕工程战略宏观层面以及系统整体层面，对工程建设做出的决策，具有基础决定性作用，其决策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工程建设全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程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如果在前期决策阶段就能够明确各个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规范社会责任评价，将会从源头上减少社会责任缺失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和不良影响。

目前我国鲜有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系统性研究，社会各界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的认识还较为片面。故本书结合重大工程特点，对国内外重大工程的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旨在提升社会责任的战略地位。此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评价结果对重大工程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本书通过研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责任，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何履行和评价社会责任提供规范和模型，以便改进和完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决策评价体系。

因此，在我国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缺失现象频发，其治理有效性面临巨大挑战的形势下，研究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动机、构建项目决策阶段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具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必要性（Compell，2007；Christensen等，2014；Ma等，2017）。

综上所述，本书借鉴组织行为学关于利他行为动机的最新成果以及社会责任相关的评价研究，结合重大工程理论和制度理论，从政府—市场二元制度环境出发，研究中国情境下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多元动机成分及其演化规律，构建重大工程决策阶段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并据此进行社会责任治理策略设计，对于构建重大工程管理的社会责任理论体系，促进重大工程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