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跑步机：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大卫·佩罗（David Pellow）教授访谈录[1]
【导读】生产跑步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理论是环境社会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流派。施耐博格及其团队创立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作为跑步机理论团队的重要成员，佩罗教授为生产跑步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访谈中，佩罗教授描绘了生产跑步机理论产生的“多重危机”的时代背景，指出了生产跑步机理论的主要内容，围绕不平等、利益相关者等生产的跑步机理论的核心要素展开讨论。同时，该理论也关注经济增长和消费。生产跑步机理论尽管没有直接指出环境危机的应对策略，但是对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大有裨益。在过去30多年中，生产跑步机理论在扩展经验研究及与其他理论的对话中不断发展。最后，佩罗教授对全球环境状况的变化以及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预测，并且指出环境社会学者可以走出书斋，加入到环境改善的行动中。
生产跑步机理论的背景及内容
耿言虎（以下简称耿）：作为美国著名的环境社会学家，您是“生产跑步机”理论的重要贡献者之一。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本次访谈主要围绕“生产跑步机”这一环境社会学中的经典理论展开。首先请问，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施耐博格的《环境：从盈余到匮乏》书中提出生产跑步机理论呢，能否介绍一下“生产跑步机”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大卫·佩罗（以下简称佩罗）：如果我导师还在的话，我想让他来回答。我将会尝试给你我的答案，当然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环境：从盈余到匮乏》（The Environment：From Surplus to Scarcity）[2]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如果你看施耐博格的作品的话就会知道，他在70年代就开始做了一些前期工作，并且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国家和市场虽然偶尔有冲突，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协力合作的，他研究这两股力量是如何造成环境危害的。当然，在70年代，无论是全球还是在美国，我们正在对抗能源危机，这是这段时期人们所忧虑的事情。在美国，人们被问到生活方式的问题，这种生活方式到底该不该为我们的能源危机负责？这种反思并不是仅仅应对欧佩克的石油禁运，同时也是在讨论我们是否能够降低和转变我们对石油工业品和矿物燃料的依赖性，这是这场争论的内容。70年代，在美国，我们见证了第一个世界地球日，这后来成为一个全球都在庆祝的节日，这是人们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刻。同时，在越南战争时期，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些社会运动和草根运动开始高涨，围绕军事主义、帝国主义、战争，也涉及环境问题。人们在尝试集思广益。这一时期，一些社会运动组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成立，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并且迅速扎根，有些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组织。在这一时期，我们遭遇了经济滞胀，这集合了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二者叠加的危害。更加确切地说，我们遭遇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我认为所有的社会因素都成为施耐博格思考生产跑步机理论的重要因素。
耿：生产跑步机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佩罗：施耐博格提出生产跑步机理论主要是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二战”以后环境衰退会如此迅速。他指出资本投资水平的提升和投资分配（investment allocation）的变化共同导致了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实质性增长。本质上来说，该理论描绘的总体变化趋势是更多的资本在西方经济体中积累并被用于新技术开发，进而通过替代生产的劳动力来增加收益。新技术需要更多的能源和化学品来代替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因此造成了更深层次的生态破坏。新技术产生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技研究组织，以及大公司的研发部门。并且，与之前劳动力使用不同，新技术代表了沉没资本（sunk capital）[3]的一种形式。为了增加收益，管理者需要增加和维持生产水平，因为工人的工资可以削减，但是工厂设备的投入却是固定的。
生产跑步机理论首先是一个经济变迁理论，但是对自然资源消耗和工人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具有直接的暗示意义。跑步机理论意识到资本投资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更大需求。每一轮的投资都会让工人的就业形势变得更糟，让环境状况更糟，但是可以增加收益。跑步机理论关注工人和社区居民这一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状况。跑步机结构的扩张也会增强投资者和管理者这一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进而能够驱动政府和工会支持更多的投资，雇用更多的工人，获得更多的税收。投资者们呼吁政府和政治家支持生产的扩张，支持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的工人和工会也呼吁政府支持生产的扩张，政府进而卷入生产跑步机系统中。每个人都在为跑步机的运转做出贡献。
跑步机理论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社会在某一位置不停运转，但是却止步不前。它表明了生产系统的社会效率的下降。自然资源使用的社会效率的下降导致了对生态系统资源攫取的增加和生态系统污染排放的提高。工人们支持这种新型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形式，但是当跑步机系统抛弃工人时，他们想到的却是加速这种新型的投资形式。
不平等、利益相关者与生产跑步机
耿：社会不平等是环境社会学分析的重要视角。能否介绍一下在生产跑步机理论中不平等是如何呈现的，对环境造成了何种影响？
佩罗：不平等一直是跑步机理论的核心内容。公平地说，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是紧密相连的，并且这两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等引起的。这种不平等反映在阶级动力系统上。通过阶级结构，经济和社会结构制造了一个工人阶级，维持了一个精英阶级。精英阶级获益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同时获益于一个高度不平均的地带。在这一地带维持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结构和企业、市场结构的状态。这个阶级系统让底层的人维持原位。工人阶级增加他们在工作中的劳动投入但是仅仅能维持薪水。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阶级获得的绝对工资（absolute wages）增加了，但是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real wages）下降了，他们维持相同工资的劳动时间不得不增加。
在生产跑步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平等发生于生产者和企业之间。企业可以通过引入自动化和智能化来制造、提高利润和回收投资资本，因为这是企业家被期望做的，也是因为企业资本系统本身就是这样运作的。他们合法地需要增加他们的投资比重和利润。除了提高自动化水平外，最主要的方法还包括控制劳动力以及劳动力成本。所以引入自动化技术帮助了他们，同时，也破坏了美国工会和其他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期望工人们自我组织起来以获得在工资、健康和安全上的提高。企业通过提高激励措施来实现这些目标，并且降低工会化水平，在这方面他们曾经很成功。工会化率（unionization rate）在美国大概是9%—10%的水平，60年前1%都不到。我们的工人阶级，处于这样一个形势下，在生产跑步机系统中，我们不得不不顾一切地喂饱自己，为自己和家庭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生计，因此很难做出一定的决策或者支持相反的决策。所以，很多时候，环保主义者，政府或者企业制定了一个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有悖的或者是对立的时候，工人阶级常常发现他们处于一个境地，那就是在环保和工作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这个选择是多么的可怕并且增加了我们之前所说的不平等。
耿：环境不平等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呈现。比如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等等。美国社会的环境不平等程度如何呢？
佩罗：你说了不同层次的不平等。你说在中国，可以分为农村和城市，东部和西部。在美国，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地区是南部地区。为什么美国的南部具有很高水平的污染呢？一些学者研究，比如Robert Bullard就发现，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该地区有社会不平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奴隶制时期。从黑人远离政治权利、远离经济权利中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制的遗留。在这个地方，工人不太可能有权利组织工会。在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个地方我们叫作化学走廊（chemical corridor） 或癌症小巷（cancer alley），这里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之一。这个州历史上有奴隶制，历史上当地土著居民曾经被驱散和剥夺土地，历史上石油化工业曾经污染过密西西比河，污染过空气，危害过人们的健康，工厂里的工人曾面对奇高浓度的有毒物质。这一个地方很少有工会，工人阶层和有色人种拥有的权利和政治权力都是很少的。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来说，我并不为这个地方有这么严重的污染感到吃惊。同时，有些人会说在有污染的工厂所在的其他城市，我们有很强大的工会。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作为一个地区，它的污染程度，受到如此低的关注度，监管机构的运作是如此松弛，都是极为特殊的。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有严格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在不同社区的执行是非常不均衡的。在贫穷的社区，土著社区，移民社区，有色人种居住的社区，执行的法律是不同的。大量的研究都证明环境保护署（EPA）在中产阶级和白人居住的社区的管理和执法权威要远远强于贫穷和有色人种社区。
耿：利益相关者是生产跑步机理论中的重要分析视角。政府、企业和居民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您是如何看待利益相关者这一分析视角的？
佩罗：对我来说，利益相关者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视角对我去理解“对一个问题的立场取决于你所在的位置以及他对你意味着什么”（where you stand on an issue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 and what that means is）这一句俗语。你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常常是由于你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在上面的，你投资最多的地方……不管你在政府上班，还是在企业上班，或者你是普通的工人，你就有了一个利益（stake）。利益相关者概念常常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看到很多工人常常是环保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又工作在工厂里。很多在工厂里上班的人同时也是工人和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将来可能会有一个办法让我们更加丰富地呈现复杂多样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中的细微差别。当然在生产跑步机中，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是指企业和投资者为了寻求收益的增加，他们愿意留在商业圈中，至少是市场经济的商业圈中。其一要实现投资回报的增加；其二是要实现效率的提高；其三要实现利润的维持和增加。但是追求利润的行为与生态可持续是根本对立的。从数学上来说，实现无限制地收益增加，在有限的生物物理世界中制造无限制的能源物质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市场中的企业是这样的利益相关者，这一群体的立场与生态可持续是对立的。环保主义者的立场当然是希望生产跑步机能够降速，但是他们也需要为家庭赚取钱财和物质，因为他们也是工人。实际上，政府如果不能关心每个人所关心的东西，那它主要为了确保资本能够继续获得利润，同时将来还会有投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是一个资本化的国家（Capital State）。
所以，生产跑步机理论明白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工人、市民、环保主义者、资本家、国家等都有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让他们对跑步机进行升速或者降速，或者是管理它。但是，悲观地说，在生产跑步机理论中，我认为施耐博格指出的唯一能挑战这一格局的就是为了扭转这一系统的来自底层的草根社会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个利益相关者，工人、环保主义者、政府对从根本上转变生产跑步机有兴趣。只有等待草根、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真正地愿意尝试转变这一系统。正像我早期所说的，生产跑步机理论证明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深度卷入这一系统中。这是它很难被挑战的原因之一。
经济增长、消费与生产跑步机
耿：经济增长、GDP是政府关心的重要目标，也是政府驱使政府前进的动力所在。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您是如何认识GDP的呢？
佩罗：在美国，GDP是最令人不安的指标之一。人们对GDP有如宗教般虔诚，把它作为衡量经济健康的最重要的指标。每年都要提高，每年都要增长。当然，GDP是在一个特定年份经济交易的总和。曾经有一些有意思的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经济学家开始质疑GDP的智慧。不仅在质疑为何我们每年都要它增长，同时会质疑在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它是否能够真实地判定或者反映经济的健康程度。很多可以列举的案例让我们质疑GDP的使用。如果GDP是一年中所有经济交易的总和，问题在于，我们假设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经济交易对经济和社会都是正面的和有益的。有两位旧金山的学者提出用RPI（Retail Price Index）来代替GDP这一指标。RPI是个进步的指标用来作为“好”的经济交易的指标，这种经济交易能够真正对社会有益。GDP是衡量“好”的经济的“坏”指标。自然灾害、疾病以及随处可见的火灾等等都可以促进GDP增长。在加利福尼亚，自然灾害和可怕的悲剧在很多案例中常常制造了大量的GDP。购买新的不动产，建新房，用于赈灾的政府资金被用于地理勘查，新建工程和基础设施，所有的健康保健支出以及人们购买保险的支出等等。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为GDP的增长做贡献。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在目睹了地震、疾病和自然灾害后会认为这对社会是好事情。这就是GDP的问题，用来衡量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健康程度是一个糟糕的指标。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指标来涵盖真正的进步，涵盖生活品质和环境治理。
耿：消费在生产跑步机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生产跑步机运行的重要方面。生产跑步机似乎更多关注于生产领域。您是如何认识消费的呢？
佩罗：施耐博格和他的同事也在关注消费，其实生产和消费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环境和社会：持久的冲突》这本书中[4]，他和他的同事指出工人和居民被卷入生产中，工作在多样的工作场所中，他们一天几个小时的工作为了赚钱，之后才可以消费。比如说，他介绍了信用制度、信用卡、房屋贷款和教育贷款的引入，这些都扩展了工人、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他们有能力购买住房了。你知道在“二战”后，人们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没有能力购买被大火烧毁的住房。这些鼓励消费的措施都导致了工人阶级更大的消费。在房屋市场中的消费，同时也在基本的物质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所以，这些都是和生产绑定在一起的。当然，为了继续消费，他们必须不停地工作。
另一方面，我想说，生产和消费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和消费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不清和难以区分的。试想，这儿有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在从事汽车的生产，它必须要消费金属，还必须要消费木头和其他材料以满足生产的需要。所以，工厂也是要消费的。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也是一样的。公平地说，在生产跑步机理论中，焦点主要是在生产领域，大量的工作是关于生产的。但是，我们也投入均等的力量在消费上。我认为一些学者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有一本叫《遭遇消费》（Confronting Consumption）[5]的书就非常精彩，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所以从环境的视角，生产和消费是很难区分的。这两件事本身并没有完全的不同。
耿：勤俭节约历史上被看作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是，现代市场极大地转变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佩罗：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勤俭节约在美国也是被极为珍视的。但是，随着销售、广告科学和广告心理学的兴起，消费欲望被催生，勤俭节约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人们渴望拥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但是很多物品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所以，在美国，储蓄处于历史最低点，不管是为退休的储蓄，还是为子女教育的储蓄。三分之二的美国经济依赖于消费。我们的经济结构固定于这样一个观念之中，那就是消费者都必须出门购买东西。他们必须要购买，否则，我们的经济就会崩溃。官方的最重要的经济运行健康指标，除了GDP，还有消费信心指数（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这个指数不间断地测量消费者在市场中的信心，以及他们外出购物的欲望和动机。没有人注意和忧虑他们外出购物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我们仅仅需要确保他们在购物。广告科学简直制造了我们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的剧烈转型。从勤俭节约到消费文化。所以我迫切希望我们能够转变把自己仅仅视为消费者的这种文化。我们或许应该转变为一个真正的价值的生产者，一个社区的、生态的、社会的、经济的健康的生产者。这个是有可能的。
生产跑步机理论的意义与理论进展
耿：与其他理论相比，生产的跑步机理论似乎更多专注于对生态危机的产生机制进行解释，而并没有提出解决对策？您是如何理解呢？
佩罗：我认为有三点对理解对策是有帮助的。首先，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只有当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以及在我们的文化中，在个体的意识中，在集体的意识中，在社会结构中，生产跑步机是如何根植的（entrench）。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会开始思考解决之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在没有完全明白之前就开始开“药方”了。对这个问题没有很深入的理解是很难有一个好的解决对策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社会不平等居于核心位置。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环境运动，历史和当下的活动忽略了社会不平等在制造、维持和加剧环境问题上扮演的根本性的作用。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政策措施，逐步淘汰温室气体排放产业，不同的立法措施等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而完全忽视了权力和社会平等的这一角色，那就错了。生产跑步机理论所说的可能的解决措施是建立在理解社会不平等是其根源的基础上的。如果可以从社会不平等入手，我们可以比其他人更快地趋近于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关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生产跑步机理论一直强调的唯一路径或者是最有希望的路径是从草根，从底部，从被系统排除在外的、边缘化的、无所依托的这部分群体着眼。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但是却可以获得很多。同时，他们在系统中的投资也是最少的，因为他们从跑步机中得到的利益是最少的。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三点，也许还有更多的，但是这三点最重要。首先，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其次，理解社会不平等的角色；最后，理解最有希望的路径是从草根，从颠覆性的社会运动。施耐博格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详细地勾勒和规划关于一个“后跑步机社会”（Post Treadmill Society），但是暗含线索、建议，最重要的是工具只能从这些东西中获取。
耿：任何理论都在发展变化。30多年来，生产跑步机理论有何变化发展呢？能否给我们介绍。
佩罗：有很多的变化。施耐博格和他的同事们，包括我在内，通过不同的方式回应关于生产跑步机的各种批评。在2008年，《生产跑步机：全球经济中的不平等和不可持续性》[6]这本书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应。不得不说，生产跑步机理论变得全球化了。最初生产跑步机很大程度上被施耐博格看作是一个国家层面的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更加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系统运行的规模在90年代中期确实发生变化了。他意识到从规模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意味着它有多大，而是它的延伸、后果、影响，当然还包括利益相关者投资的增长跨越了不同国家的边界，这在以前是很少看到的。这是理论变化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于一些学者如何接受、批评、使用生产跑步机。很多人从经验层面上进行研究，比如Richard York、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很多人比如Rodrigo、Chad Smith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从理论上、概念上和经验上检验其他学者的不同的理论。坦白地说，就是将生产跑步机理论的解释力同其他理论做对比。比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我很高兴在看到的论文中，都表明生产跑步机理论比生态现代化理论有更好的解释力。我认为Gregory Hooks 和Chad Smith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他们称为“毁灭跑步机”（treadmill of destruction）[7]的论文是非常精彩的。公平地说，军队以及军事主义在生产跑步机理论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毁灭跑步机”用来指涉制造严重环境危害的生产跑步机内在的扩张机制。“毁灭跑步机”这个概念解释了政府、军队以及军事工业是如何运作从而加深生产跑步机的生态后果，拓展了生产跑步机理论的研究内容，这些内容施耐博格、我以及其他人在过去都没有明确表达过。我很高兴地看到生产跑步机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我也很乐意看到人们提出批评，修正和拓展它，从而让它不断前进并发展出新的研究方向。最美妙的事情是看到科学以及知识的生产和消费能够不断地前进。
环境变迁和环境社会学发展
耿：与过去30年相比，全球的环境状况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一些发达国家的环境状况似乎出现了改善？您对将来世界的环境状况以及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有何看法？
佩罗：与过去相比，全球的环境更加糟糕了。大部分的科学报告，全球生态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研究，无论是空气污染，还是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渔场、露天煤矿的开采场地，水循环，森林砍伐，等等，几乎每一个指标都显示环境的恶化。我认为你提到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用全球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在我2007年写的书里，我提到要反思生态现代化理论[8]。在美国，很多环境社会学者不同意生态现代化理论。如果我们只看特定的国家的生态状况，比如美国，这是正确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生态改善。但是我重申，这些改善，至少有一部分是向其他国家转移污染有害物质的直接结果。表面上看很多社区、国家环境改善了，但是却很大程度上以其他社区、国家为代价的。如果你看很多生态不平等交换（Ecological Unequal Exchange）的作品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些“转变”是一个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名义下的相似的过程。我们看到财富很大程度上被从贫穷国家吸附到富裕国家，当然，并行发生的是，穷国家也会遭遇更大的环境破坏，更高层次的生态失序。
关于未来的环境状况，我认为有两种趋势还会继续：首先，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平等；其次，越来越多的环境破坏。这两种趋势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增强的。第三种趋势可能包括如下一种或两种情况：①社会运动会促进剧烈的转变以应对以上两种趋势；②社会运动对现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微乎其微；③①和②的某种结合。
我对环境社会学的光明未来很有信心，特别是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等新兴力量在环境社会学领域的发展。我相信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会极大促进很多环境社会学家发展理论、方法，推进应用。这些都会促进我们对社会—环境危机的理解。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会将自然环境和社会正义联系起来，越来越多的环境社会学家也会这样做。
耿：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有很大区别。环境社会学家如何能影响到政府决策呢？如何能通过实际行动改善环境？
佩罗：我认为有很多种方法。Robert Bullard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位学者，不管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联邦层面。他曾经是克林顿总统的过渡小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真正帮助了克林顿总统开启了第一个四年的总统任期。Robert Bullard的主要责任是协助克林顿总统制定环境平等方面的总统令（Executive Order）。总统令规定联邦机构必须制定环境平等的计划和项目来确保联邦政府不仅能改善生态系统，还要确保其不制造环境不平等。我认为其他的学者同样也在环境事务上为其他的总统提供过咨询。在一些地区层面工作的学者，比如我，就在曾经作为工作组的成员为政府在土地污染、资源的回收利用方面提供帮助。
在很多方面，美国学者可以通过引起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一层面影响政府，并且很多都取得了成功。但是美国政府很多时候做的仅限于此，它并不想卷入激进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公平实践中。很多对此疾呼，并且抱以希望的学者都不算成功。我想说，那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特殊情境导致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对挑战制造环境负面后果的制度没有兴趣。因为那样会挑战他们的存在。我认为目前需要做到的是两块：首先，继续影响不同层级的政府和国际性机构，如联合国等，还包括环境方面的多样的国际公约。其次，学者们认识到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影响到以实现生态可持续为目标的环境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故意忽视政府，而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和行动者服务，支持他们，最终，地球上没有一个政府会支持这样的生态可持续的政策框架。因为每一个政府某种程度上都致力于生产跑步机。所以，我想学者们必须想办法超越不同层次的政府，超越民族国家，从而创造一个积极的结果。
［受访者简介］David Pellow，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环境研究系讲席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生产跑步机理论、环境正义、社会运动等，生产跑步机理论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多篇。曾获美国环境社会学施耐博格杰出出版奖（Allan Schnaiberg Outstanding Publication Award）。
［访谈者简介］耿言虎，社会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1] 2014年2月耿言虎提供书面问题由佩罗教授回答。2014年3月耿言虎对佩罗教授进行了电话访谈。本文主要依据电话访谈录音由耿言虎整理而成，英文稿经佩罗教授审订。
[2] Schnaiberg，Allan.，“The environment：From surplus to scarci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经济学中称已经投入并且不能回收的成本为沉没成本。
[4] Schnaiberg，A.，& Gould，K.A.2000.Environment and society：The enduring conflict.Blackburn Press.
[5] Conca，Ken，Thomas Princen，and Michael Maniates，eds.Confronting consumption.MIT Press，2002.
[6] Gould，Kenneth Alan，David N.Rellow，and Allan Schnaiberg.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Injustice and unsustainabil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Paradigm Publishers，2008.
[7] Hooks，Gregory，and Chad L.Smith.“The treadmill of destruction：National sacrifice areas and Native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4 （2004）：558-575.
[8] Pellow，D.N.2007.Resisting global toxics：Transnational Mov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The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