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诗《江格尔》在中蒙俄三国的传播与影响
《江格尔》是流传于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关于《江格尔》的产生和流传地区，其说法也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它最初产生在中国新疆的阿尔泰山一带蒙古族聚居区。近几年，在新疆发现的大量材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的可靠性。《江格尔》至今仍在新疆各地的蒙古族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也曾在苏联的卡尔梅克人中流传。现今的卡尔梅克人，是17世纪初从中国新疆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定居的蒙古族卫拉特部的后裔。随着卫拉特人的迁徙，《江格尔》便传播到俄国的伏尔加河下游。这部史诗在苏联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阿尔泰地区，以及蒙古国境内都有一定的影响。
蒙古族历史恢宏且复杂。恢宏是因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持续往外扩张，通过几代人的征战形成横穿欧洲和亚洲的大国，蒙古人踏上历史舞台，名声远扬。复杂是因为即使成为拥有广袤的土地，统一各民族的大国，但是民族自身人口较少，经济发展薄弱，中央集权管理松懈等诸多原因导致蒙古人分散于亚欧多地，之后随着元朝衰落变得支离破碎，经过在几百年不同朝代社会更迭后，蒙古族分散于几个国家，形成多元文化体。这种历史背景下，蒙古族英雄史诗得到广泛传播，但凡有蒙古人的地方必能发现史诗。目前，英雄史诗的珍贵遗产流传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等国家。
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研究英雄史诗指出，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喀尔喀和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是蒙古族史诗分布的四个流传中心。1980年，在德国举办的国际史诗研讨会上，仁钦道尔吉根据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流传情况，将呼伦贝尔的巴尔虎部、哲里木一带的扎鲁特—科尔沁部、新疆一带的卫拉特部称为我国蒙古族史诗流传最广的三大中心，他的观点得到国际蒙古学者们的认同，从此蒙古族史诗的流传有了七个中心。除了这些地区，鄂尔多斯、巴林、锡林郭勒、乌拉特等地区也有广泛流传。
一 《江格尔》在中国的整理出版与研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历史轨迹
我国新疆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在新疆那片土地上生活的蒙古族是史诗《江格尔》的传承者。1751年，也就是清乾隆十六年开始了《江格尔》的整理工作，最初由新疆的蒙古族王公们分散进行。当时有12章回、32章回不等，究竟《江格尔》有多少章回，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有记载：“收集到的共有60余部，10万行左右”。
20世纪40年代前后，我国《江格尔》的搜集记录与整理工作开始。1935年，边垣因工作需要到新疆，不久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同狱的有许多新疆少数民族人员，为了打发囚室里漫长而黑暗的岁月，他们相互讲述本民族的民间故事。其中有一位叫满金的新疆蒙古人，他讲述的有关洪古尔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边垣的心。出狱后，边垣从1942年开始根据记忆把它整理成文字，于1950年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洪古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主持下，整理工作有组织地由专家进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历史轨迹
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在京出版了编者的修订稿，书名仍旧是《洪古尔》。同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回鹘式蒙古文转写出版了收入卡尔梅克《江格尔》13部长诗的《江格尔传》，俗称“十三章本《江格尔》”。196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将这一版本转写成托忒文予以出版。这样，中国《江格尔》搜集出版工作已进入起步阶段。但在正式进入大量搜集我国《江格尔》阶段之前，“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直到1976年，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完全停止。而这段时间却正是苏联、欧洲、蒙古国《江格尔》研究得到长足发展的10年。
从以苏联出版阿·科契克夫校勘的二十五章本《江格尔》、蒙古国出版乌·扎格德苏荣编辑的蒙古二十五章本《江格尔》为标志，上述两国《江格尔》搜集工作基本宣告结束。1978年开始，中国才着手开展搜集本国境内流传的《江格尔》史诗异文的工作。我国《江格尔》搜集工作虽然起步晚，但成绩很突出。从1978年起，我国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到的流传于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的《江格尔》长诗（包括变体）150多部，已公开出版的新疆卫拉特《江格尔》蒙古文版本达8种共计19卷（其中包括作为内部资料编印的《江格尔资料》第1—2卷）,《江格尔》汉译本3种共计4卷。
蒙古文版本8种19卷包括：陶·巴德玛、宝音贺希格搜集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以托忒蒙古文出版的十五章本《江格尔》別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上述版本之回鹘式蒙古文转写本2卷；1982年由新疆民研会编印的《江格尔资料》第1—2卷（内部资料）; 1985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格尔资料》第3—5卷；1988年和1994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格尔资料》第6—10卷；1986年和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以托忒文出版的经过加工的文学读物《江格尔》第1—2卷（共收入60部长诗，故又简称六十章本）; 1988年、1990年和1995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回鹘式蒙古文转写出版的《江格尔》第1—3卷（共收入70部长诗，简称七十章本）; 1995年由内蒙古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新疆《江格尔》经卷式手抄本影印本1卷。由此可见，中国《江格尔》抢救、搜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
（三）中国史诗《江格尔》学的建立
关于我国《江格尔》学的发展过程，学者们一般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对《江格尔》作初步评介和注释的阶段；1978年至1982年上半年，是《江格尔》研究恢复和初步发展的阶段；1982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其较高发展阶段。笔者赞同学者们的这种观点。不过时至今日，中国《江格尔》研究又有了重大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我国《江格尔》研究获得丰收的时期。
我国第一个《江格尔》的正式版本是195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5章蒙古文版；汉译本有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198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15章本。另外，新疆整理的《江格尔资料本1—9集》, 1988年印齐。人们期待着《江格尔》最终正式版本面世，像《玛纳斯》的完成本一样，成为传世珍品。
如果说1988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并随后进入一个较快发展阶段以来的中国《江格尔》研究所进行的一次总结，标志着中国《江格尔》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的话，199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江格尔》国际学术会议则标志着中国《江格尔》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两次学术会议召开的背景各不相同。乌鲁木齐国际会议是在中国《江格尔》搜集出版工作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截至1988年已出版了十五章本《江格尔》、《江格尔资料》1—9卷、文学读物六十章本《江格尔》第1—2卷，总共16卷），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研究工作取得初步成果（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发表的《江格尔》研究论文达180余篇）的背景下召开的；而北京国际学术会议则是在搜集出版工作的进一步延续（截至1996年，国内又出版了《江格尔资料》第10卷、《江格尔经卷式手抄本影印本》1卷和文学读物《江格尔》第3卷，这样，计划中的七十章本已全部出齐）和研究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1990年至1996年，国内发表的《江格尔》研究论文已达100余篇，研究《江格尔》的学术专著达6部）的背景下召开的。
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现有关《江格尔》的6部专著，把中国《江格尔》研究推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高潮。下面我们对这6部专著分别进行介绍和简单评价。
国内出版的有关《江格尔》的第一部专著是仁钦道尔吉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 〈江格尔〉》，该专著是刘魁立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丛书》之一，1990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专著由“草原勇士的故事”“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丰富深刻的蕴涵”“生动的艺术形象”“独特的情节结构”“精湛的诗歌艺术”“传统史诗的继承和发展”“天才的口头诗人江格尔奇”“流传和演唱”“搜集出版和研究”10个部分组成，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评介史诗《江格尔》的著作。1995年，经作者修改后该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第二版。第二版新增加了“神奇的神话宗教世界”一章，对其他内容也做了较大的修改。修改后的第二版既保留了第一版面向普通读者的简单易懂的评介特点，又增添了较深刻的学术内容。书中介绍了《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翻译、研究的历史以及《江格尔》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探讨了其情节结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深层次文化结构等问题。其中颇有分量的是对史诗艺术形象的研究部分，这一部分是作者在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的。其中把《江格尔》艺术形象分为圣主形象、力量过人的英雄形象、智慧出众的英雄形象、技能非凡的英雄形象、女英雄形象、秃头小男孩形象、骏马形象、暴君形象、蟒古思形象等，并提出这些形象的阶段性发展过程，认为力量过人的英雄形象属于第一个发展阶段，第二个发展阶段上出现了智慧出众的英雄形象，第三个发展阶段上则出现了技能非凡的英雄形象。该书作者目前正在对《江格尔》中的色彩象征做系统的研究。[2]
1994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丛书之一，即仁钦道尔吉所著的《〈江格尔〉 论》。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详细地介绍了活态史诗《江格尔》和演唱艺人以及对这部史诗的搜集、出版、研究情况；下编从理论上分别就史诗《江格尔》的文化渊源、社会原型、形成时代、发展与变异、情节结构的发展、人物形象、语言艺术等方面做了分析。其探讨范围甚广，几乎涉及《江格尔》研究中所有重大问题，并对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一经出版，在学术界就引起广泛反响。人们评价它“是一部显示了我国蒙古族史诗研究的最高水平，表明《江格尔》研究新进展的佳作”[3]，它“代表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准”[4]。
1995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格日勒的《十三章本 〈江格尔〉 中的审美意识》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首次从美学角度较系统地研究十三章本《江格尔》的学术著作。全书共分7章，分别从审美理想、审美意识、自然美、形体美、社会美、艺术美及《江格尔》审美意识之时代和民族特征等多方面多角度审视《江格尔》，提出了许多新鲜而有趣的观点。
1996年北京《江格尔》国际学术会议召开之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金峰教授所著的《江格尔黄四国》一书。该书由前言、序、第一章“《江格尔》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制度”、第二章“江格尔及其勇士们的历史原型”、第三章“江格尔的敌人及各部长诗的起源”、结语等构成。金峰教授多年从事蒙古史研究，掌握和熟悉蒙古史方面的丰富资料，编写过许多蒙古史方面的著作，是一位多产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他在多次去新疆调研、工作、讲学的过程中逐渐对史诗《江格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写一些论文发表在新疆《卫拉特研究》等杂志上。《江格尔黄四国》的内容基本上由他发表过的论文构成。在书中，他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审视《江格尔》，提出了许多颇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在有关宝木巴国行政军事组织的论述部分就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但同时，在人物形象塑造、语言学方法的使用等方面，该书也存在一些缺陷。
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贾木査《史诗 〈江格尔〉 探渊》一书。作者贾木查多年从事新疆《江格尔》搜集出版工作，为此他走遍了天山南北卫拉特蒙古族居住的地方，走访了各地江格尔奇，掌握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包括《江格尔》文本、演唱民俗、曲调，有关江格尔奇的和有关《江格尔》的传说故事等，还搞过“《江格尔》史诗之路文化寻根调査”，因而充分利用田野调查资料成为该书的一大特点。至于书中重提50年前科津所提出的江格尔—成吉思汗说以及史诗《江格尔》主要反映了蒙古帝国、元朝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观点，学术界还需讨论和磋商。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江格尔》的生存、保护和发展也遇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形势十分严峻。著名的民间艺人有的已经过世，在世的也都已经年届高龄，面临“人亡歌息”的危险。因此，对《江格尔》传承人和资料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必须抓紧，以使这部宝贵的史诗长唱于世间。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江格尔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原文化部确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加·朱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李日甫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夏日尼曼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二 史诗《江格尔》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
（一）德国对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与出版
史诗《江格尔》，这部世界史诗群山中的一座高峰，蒙古族文学及英雄史诗的巅峰，自从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于1802—1803年从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那里记录并发表其两部长诗的德译文之后，就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兴趣。从那以后，阿·波波夫、奥·科瓦列夫斯基、阿·鲍勃洛夫尼科夫、卡·郭尔斯顿斯基、阿·波滋德涅耶夫等19—20世纪初俄国的一批学者在搜集、翻译、出版《江格尔》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说20世纪学者们所做的是具有开拓性的工作的话，那么21世纪初奥其洛夫和他的老师、彼得堡大学教授弗·科特维奇所做的工作在《江格尔》学史上则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1908—1910年，他们从卡尔梅克地区发现了著名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大拉，用托忒蒙古文将他演唱的10部长诗记录下来并出版发行。从此，各国学者才对《江格尔》这部史诗的规模、艺术和意义真正有了初步的了解，《江格尔》作为世界民族史诗之林中一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为世人所肯定和承认。
1776年在德国，P.S.帕拉斯将最早搜集到的资料命名为《格萨尔的故事》在俄国出版。随后 B.贝尔格曼在1804年将《江格尔》的《残暴的沙尔古尔格之部》和《残暴的哈尔黑纳斯之部》两部诗章翻译成德文出版。自此，德国蒙古学家着手研究蒙古族史诗，德国逐渐成为蒙古族史诗研究的中心之一。
（二）德国对史诗《江格尔》的研究
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教授的蒙古族史诗研究最值得一提。他于1968年承担《特殊研究领域十二——中亚》的研究项目后号召带领各国蒙古学学者，组织召开蒙古族英雄史诗专题会议六次，并把学者们提交的论文收录出版为《蒙古族英雄史诗若干问题》等四部书。1972年他出版了《蒙古文学史》，对蒙古族史诗的流传与文献做了统一总结。在1979年出版的蒙古族史诗拉丁文标注本与德文译本丛书《蒙古英雄史诗》汇集中用拉丁文标注了琶杰演唱的《镇降蟒古斯的故事》《大力士朝伦巴特尔》和《英雄格斯尔汗》，译成德文并写了序言。除此之外，相继出版过史诗比较研究作品《萨满神话故事与氏族统一史诗》《在察哈尔发现的有关格萨尔汗英雄史诗的异文：火雹可汗》《多米尼克·施罗德尔遗留下的有关格斯尔汗英雄事迹的蒙文手稿（得自安多）》等；史诗程式母题研究作品《蒙古英雄史诗的结构和母题》《蒙古英雄史诗母题——复生和治愈》《阿尔泰史诗的叙事母题形式结构》等；史诗的文化学研究方面先后发表了《蒙古英雄史诗中有关用“白药”治愈的问题》《从真实到神话：蒙古史诗里的拇指》《蒙古史诗中的喇嘛教踪迹》等几十部作品。
此外，爱·陶贝运用民间故事类型与母题分类法分析研究了蒙古族史诗的情节叙事单位、母题实例依据，以论文《蒙古族故事情节的意义、内容》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发表过蒙古族男儿三艺在蒙古族史诗里如何被体现的研究论文。另外，维·法伊特从语言方面研究蒙古族史诗发表过几篇文章，克·萨加斯特从象征学研究蒙古族史诗，发表过《关于蒙古族史诗 〈格斯尔〉 的象征学》等多篇论文。
匈牙利的蒙古族史诗研究以拉斯洛·劳林茨的研究为主。劳林茨曾发表过有关探索蒙古族史诗的产生，比较研究蒙古族各部的史诗，探究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和游牧民传统等文章。此外，卡拉·乔吉（又译捷尔吉）记录了琶杰演唱的《格萨尔王传》的一节和其他短篇史诗，从语言学、文学、历史方面对琶杰的传记、作品与演唱的史诗进行了研究。
英国的史诗研究以查尔斯·鲍登的为主。在合著《英雄与史诗诗歌传统》中鲍登负责撰写蒙古族史诗部分，研究蒙古族史诗近代传统问题。
美国的史诗研究始于1970年戴·蒙特戈莫里发表的《蒙古英雄史诗概况》，还有伊瑟路德塞尔托斯比较研究蒙古与突厥民族的史诗，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此外，美籍卡尔梅克学者宝日满吉·拉西对《江格尔》汇集进行介绍，比较研究了各种异文。
三 史诗《江格尔》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俄罗斯对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与出版
在欧洲，对《江格尔》史诗的研究虽可追溯到19世纪初，但对这部史诗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著名蒙古学家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1923年出版的《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一书的长篇序言中谈到了《江格尔》结构类型、文化联系、思想内容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开现代《江格尔》研究之先河。此后苏联的《江格尔》研究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阶段，并以1940年在厄利斯塔召开《江格尔》问世500周年纪念会为标志，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斯·科津、格·桑杰耶夫、弗·扎克鲁特金等著名学者先后发表了研究《江格尔》的论著，其中科津院士的研究最为有名。1948年，他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一本书，取名《蒙古人民的史诗》，付梓出版。该书对《江格尔》的产生和形成年代及《江格尔》与《蒙古秘史》《格斯尔传》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1966年开始，以卡尔梅克历史、语文、经济科学研究所成立《江格尔》研究专门机构——江格尔研究室为标志，《江格尔》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开始具有了系统的性质。以1967年厄利斯塔召开全苏《江格尔》科学研讨会（“纪念著名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为开端，苏联《江格尔》研究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以1978年召开有3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全苏《江格尔》研讨会（“《江格尔》与突厥——蒙古各民族叙事作品问题”）为标志而达到高潮。“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学者们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20世纪40年代之初记录了巴桑嘎·穆—克温（有的书籍中又写作巴桑嘎·穆克宾）、莎瓦利·达瓦等卡尔梅克江格尔奇们演唱的《江格尔》长诗，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此后直到1978年，苏联以及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陆续出版了史诗《江格尔》的原文、翻译本等多种版本。1978年问世，由阿·科契克夫校勘、科学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的《江格尔》（上、下两卷，25部长诗），是对1802年以来170多年间在卡尔梅克人当中进行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的一次成功的总结。
此后，于1990年为纪念《江格尔》诞辰550周年又召开了“《江格尔》与叙事创作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厄利斯塔），有来自苏联、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蒙古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家的近30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江格尔》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此期间，不仅格·伊·米哈伊洛夫、阿·科契克夫、尼·比特开耶夫、埃·奥瓦洛夫、尼·桑嗄杰耶娃等一批苏联学者在《江格尔》研究中脱颖而出，而且德国学者瓦·海西希和克·萨嘉斯特、捷克学者帕兀哈、匈牙利学者劳伦斯、英国学者鲍顿、美国学者波佩和阿拉西·包尔满什诺夫等都投入《江格尔》研究，先后发表了各自的论文和著作，苏联以及西方的《江格尔》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俄罗斯对史诗《江格尔》的研究
俄罗斯学者的蒙古族史诗研究历史大致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或初期阶段为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学者对蒙古族史诗进行搜集记录，译成俄文的同时从语言学方面进行研究。А.А.鲍勃罗夫尼科夫在著作《蒙古语—喀尔梅克语语法》一书中研究《格斯尔传》的语法，拉开了俄罗斯的蒙古族史诗研究序幕。
1852年，喀山大学教师、民族学家、口头文学学者Г.И.米哈伊洛夫用蒙古文记录了《洪古尔和萨布尔征服占巴拉汗的七勇士之部》。1854年鲍勃罗夫尼科夫将米哈伊洛夫用蒙古文记录的《洪古尔和萨布尔征服占巴拉汗的七勇士之部》译成俄文，并写了序言发表。
1864年，К.郭尔斯顿斯基以托忒文记录《沙尔·古尔古之部》和《哈尔·黑纳斯之部》，以《乌巴什浑台吉的故事（附：卡尔梅克叙事诗 〈江格尔〉 与 〈尸语故事〉）》为名出版。
1892年，А.М.波兹德涅耶夫把上述《沙尔·古尔古之部》和《哈尔·黑纳斯之部》收录于《卡尔梅克文学》一书并以托忒文出版。1991年在前面两部上增加《沙尔·蟒古斯之部》并以《〈江格尔〉 ——卡尔梅克英雄史诗》为名再次出版。
中亚研究者Г.波塔宁考察西北蒙古边疆时出版了《西北蒙古志》《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蒙古中部》等作品，把包括喀尔喀、达尔扈特、阿金斯克布里亚特、卫拉特、鄂尔多斯等诸多氏族史诗记录于书中。
第二阶段为20世纪初期至今。
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蒙古族史诗的产生、传承演变、故事结构类型、语言、艺术等进行全面研究，使蒙古族史诗研究系统起来。除了《格斯尔》和《江格尔》，布里亚特史诗和卡尔梅克史诗的研究也随之开展，蒙古族史诗研究也从总体转向专门。下面将详细介绍。
1.史诗《江格尔》的形象、艺术、语言研究
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大多数运用历史类型方法研究史诗结构体系的形式，进而明确史诗的起源、发展历程。他们明确了喀尔喀、卫拉特、布里亚特等史诗分支流传的形象体系，探索出流传之间的差异，注重在相同语系的史诗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还研究了《格斯尔》和《江格尔》的形象。例如，П.帕瓦连科的《怀念英雄们》、Ч.克隆科耶夫的《江格尔的英雄们和士兵》、Б.Б.柳德加耶娃的《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英雄形象研究》、Н.А.阿利沙耶娃的《关于卡尔梅克史诗〈江格尔〉 的女性形象》、Р.С.迪丽科娃的《史诗 〈格斯尔〉 形象体系里的上天居者形象》等作品较有代表性。
艺术方面，学者们从蒙古族史诗的曲调、音乐艺术进行研究，他们联系蒙古族史诗内容，认为史诗是通过吟唱、陶布秀尔弹唱、马头琴弹唱、无乐器伴奏的语言艺术。蒙古族史诗的曲调、音乐艺术方面的研究中С.А.坤德拉特耶夫的《蒙古史诗·乐曲》、П.伯林斯基的《蒙古的歌手、乐手——乌力吉之洛布桑胡尔奇》、В.К.西瓦拉亚诺娃的《史诗 〈江格尔〉 音乐的卡尔梅克传统问题》等尤为突出。俄罗斯学者的史诗曲调研究通常以比较蒙古各氏族之间流传的史诗从而明确演唱方式、伴奏乐器、语言艺术的曲调差异。
最先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蒙古族史诗的是А.А.鲍勃罗夫尼科夫。他在1849年出版的专著《蒙古—卡尔梅克语语法》中研究了《格斯尔传》的语言。之后的研究，以语言学角度研究《格斯尔》 《江格尔》为主。例如，Ц.Б.策登丹巴耶夫的《〈格斯尔〉 与 〈江格尔〉 史诗语言比较研究》、М.И.多洛霍诺夫的《〈格斯尔〉 故事里的近义熟语》等论文。然而从语言学角度对蒙古族史诗做出最系统研究的是Б.Х.托达耶娃。她在1976年专题作品《史诗 〈江格尔〉 的语言学研究经验》中记录了如何搜集记录《江格尔》的情况，又比较了《江格尔》的各种版本所发生的改变，逐句对照，给有差异的词语作注释，明确了词语的添加、遗漏、变更。还有从语义学、造词法和词性等方面研究的作品，在此不一一列举。
2.史诗《江格尔》的类别、情节结构框架与类型研究
这类研究最初始于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这部作品。书中认为，布里亚特史诗的情节发展形态具有原始类型，《江格尔》并非“原始”时期的作品，而是表达人民理想、思想情感的作品，是西北蒙古族史诗表现王公贵族思想情感的作品。他还从《江格尔》和西北蒙古卫拉特史诗情节结构框架方面做了研究。他将《江格尔》的情节结构框架与其他国家地区史诗的情节结构框架相比较，明确其个性，同时指出卫拉特英雄史诗都以同一种方案，总体模式创作而成。
值得提到的还有Н.鲍培的《喀尔喀蒙古族的英雄史诗》, С. Ю.涅克柳多夫的《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里的史诗协调：历史与结构、类型依据》《中亚史诗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历史类型、种类演变发展问题》, Н.О.莎拉克什诺娃的《布里亚特与蒙古英雄史诗类型比较研究》等作品。显然，蒙古族史诗类型研究是俄罗斯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
3.史诗的起源、传承演变研究
俄罗斯蒙古学家们将蒙古族英雄史诗与神话联系起来，坚持认为，英雄史诗的起源立足于原始时期的神话传统。代表性学者包括Е.梅列金斯基、С.Ю.涅克柳多夫、Г.И.米哈伊洛夫等。Е.梅列金斯基在其作品《英雄史诗的起源》中，将英雄史诗的发展划分成几个阶段，认为最早的英雄史诗起源于神话。
Г.И.米哈伊洛夫为了明确蒙古族史诗的神话元素而撰写过多篇论文，他把这些论文体现的观念汇集为专题研究论文《蒙古文学遗产》。文中，作者挖掘出蒙古族史诗的诸多神话元素，探索史诗源于神话或神话对史诗有何种程度的影响。
С.Ю.涅克柳多夫的几百部作品中，《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一书以蒙古族史诗作品，历史上的三个基本现象，即口头史诗、书面史诗、中世纪史诗文学为例，研究从传统口头文学到历史编年文学的传承问题。
4.俄罗斯的蒙古族史诗研究
在俄罗斯，蒙古族史诗的分布、传承研究始于著名蒙古学家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其专著《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以当时的科学应用论证为基础，确定了蒙古族史诗的分布范围，首次明确蒙古族史诗传承情况。
卫拉特史诗研究从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开始，紧接着还有А.Б.布尔杜克夫的《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史诗演唱艺人》与《卫拉特史诗演唱艺人研究的问题》, Д.Г.波尔贾诺娃的《卫拉特英雄史诗的创作学问题》《关于蒙古的卫拉特英雄史诗的类别特征》《卫拉特史诗 〈宝木额尔德尼〉 的两种版本》《卫拉特英雄史诗传承研究的问题》等代表性论文。上述论文研究了卫拉特史诗的创作、类别、版本、传承及演唱艺人。
布里亚特史诗研究方面，最初记录并发表论文的是М.Н.汉嘎洛夫。1881年，他与著名探险家、学者Г.Н.波塔宁合作搜集记录的布里亚特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几篇史诗，还记录并发表了布里亚特《格斯尔》的口头异文。
之后，从Ц.扎姆察莱诺（扎木斯朗·策本）开始才真正步入研究阶段。他的研究带给蒙古族史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用音标字母记录保存布里亚特史诗，更是将布里亚特口音的特征保存下来。其丛书《蒙古民族语言艺术精华》第3卷《布里亚特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的导言文章《蒙古英雄史诗的有关记录》在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中明确了布里亚特故事和史诗的共性与埃赫利特—布拉嘎特、霍里布里亚特史诗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此外，布拉嘎特、阿莱尔、洪郭多尔故事和史诗方面的作品《布里亚特民间口头文学》中分别收录有《格斯尔》的部分《阿拜·格斯尔》《霍里·阿拉泰》。另外，由他记录的一些布里亚特史诗成为研究者们参考的宝贵资料。
А.Д.鲁德涅夫在其作品《霍里布里亚特方言》中把《洛岱莫尔根》《硕如勒都尔莫尔根》《吉布金鄂布根》三篇霍里布里亚特史诗附上俄文翻译出版。此外，与Ц.扎姆察莱诺合作出版的丛书《蒙古民间文学典例》里，以国际音标给多篇史诗注音并写导言出版。
除了上述学者外，М.Н.占巴诺夫从史诗里的地名探索其祖先的生活足迹的文章《埃赫利特—布拉嘎特史诗里的生活图景》; Н.Н.鲍培明确了史诗创作者与传播者，挖掘史诗所反映的母权或父权及与萨满教之间的联系的文章《布里亚特蒙古英雄史诗若干问题》; Г.Д.桑杰耶夫研究布里亚特史诗发展的文章《布里亚特蒙古英雄史诗发展阶段》。
后期有关布里亚特史诗的研究发展状况可参考《现代布里亚特史诗说唱艺人的技巧》《布里亚特传统口头文学》《布里亚特口头文学之诗歌》等作品了解。作为布里亚特史诗发源地，俄罗斯也是最初收集整理出版布里亚特史诗的地方，所以俄罗斯最先开始研究布里亚特史诗，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研究区域。
喀尔喀史诗研究方面，俄罗斯学者Ц.扎姆察莱诺、А.Д.鲁德涅夫等人从20世纪初开始搜集记录喀尔喀史诗。起初他们收集整理，翻译成俄文并标注字母出版。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阿拜·黑林·嘎拉珠·巴图尔》《阿古兰汗》《大象勇士扎鲁古岱》《阿穆尔加尔嘎拉汗》《勇士仁钦莫尔根》《博格达江格尔汗》等。
俄罗斯的喀尔喀史诗研究通常以记录整理、翻译、写导论等形式进行，未能开展细致研究。迄今为止，以喀尔喀史诗研究盛名的仅有Н.Н.鲍培的《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作品以挖掘喀尔喀史诗产生，与其他蒙古族史诗比较，对喀尔喀史诗结构、对象、形象、形式等展开研究。
5.蒙古族史诗的比较研究
俄罗斯的蒙古族史诗比较研究主要围绕蒙古与突厥史诗的起源、交流影响开展。最显著的例子为，1978年在埃利斯塔市举办的“《江格尔》与突厥、蒙古各民族叙事作品问题”讨论会上提交的80多篇论文大多集中于围绕蒙古与突厥各民族演唱史诗传统及说唱艺人所遵守的原则，还有两个民族史诗反映的社会背景、相同相似的叙事单位、形象描写、关系问题。
随后，В.М.日尔蒙斯基、В.Я.普罗普、普郝夫等学者从历史比较方法研究蒙古与突厥史诗，例如，В.М.日尔蒙斯基的《关于西伯利亚突厥—蒙古人民史诗的英雄古代类型》、普郝夫的《西伯利亚突厥—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等。
还有，В.М.日尔蒙斯基在其《英雄史诗》这本书中对蒙古和阿尔泰史诗做了比较研究。后来，В.И.阿巴耶夫在《那日图史诗》中比较研究了蒙古族史诗对《那日图史诗》有较大的影响。
四 史诗《江格尔》在蒙古国的传播与影响
（一）蒙古国对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
1910年科特维奇在欧洲卡尔梅克人中采访著名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的时候，著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则在蒙古西部卫拉特人那里记录了一些不完整的《江格尔》长诗。这些长诗虽先后发表，但当时还没有出现采自蒙古国的《江格尔》汇编。1963年，蒙古国出版了由策·达木丁苏伦作序，特·杜格尔苏荣撰写的《江格尔》卡尔梅克异文12部长诗。这是蒙古国出版的第一个较为全面的版本。于此前后，老一辈蒙古学者宾·仁亲、策·达木丁苏伦、巴·索德那木、格·仁饮桑布等陆续发表了《江格尔》研究文章，奠定了蒙古国《江格尔》研究的基础。在苏联《江格尔》研究以1967年召开《江格尔》科学研讨会为标志而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之际，蒙古国于1968年出版了由乌·扎格德苏荣编的《史诗江格尔》。这是采自蒙古国境内的《江格尔》长诗的第一部汇编，书中收入了完整或不完整的《江格尔》长诗共15部。1978年，当阿·科契克夫校勘出版卡尔梅克《江格尔》“二十五章本”，苏联《江格尔》研究随着召开340多位学者出席的全苏《江格尔》科学研讨会而达到第二次高潮之时，蒙古国又出版了乌·扎格德苏荣编辑整理的《名扬四海的洪古尔》一书。书中汇入了采自蒙古国境内的《江格尔》异文25部（多为不完整的长诗）。至此，蒙古国《江格尔》搜集出版工作基本宣告结束。在此期间，达·策仁索德纳木、特·杜古尔苏伦、日·娜仁托娅、哲·曹劳、哈·散丕勒登德布、哈·罗布桑巴拉丹等学者投身于研究工作，蒙古国的《江格尔》搜集、出版、研究工作从21世纪初开始。1901年，芬兰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和蒙古学家格·兰司铁（G.J.Ramstedt）在大库伦（今乌兰巴托）记录了蒙古《江格尔》不完整的2部长诗。这成为蒙古《江格尔》搜集工作的开头。几乎与此同时，蒙古国著名学者策·扎姆察拉诺（有人还写作扎·策旺）也在该地记录了《江格尔》的一部长诗。蒙古国出版的有《史诗江格尔》（1968）和《名扬四海的英雄洪古尔》（1978），共收入在蒙古国境内记录的25个片段（包括不少重复的故事）。
作为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共有的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其搜集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初期，此后其研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5]
（二）蒙古国对史诗《江格尔》的研究
蒙古国的英雄史诗研究主要集中在1921年建立的经书院或其继承机构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院。
20世纪50—60年代，学者们致力于关注蒙古族史诗的分布、流传与发现新史诗，而到了70年代着手于史诗的题材、形象、艺术、创作手法、史诗体现的社会秩序、习俗、美学、哲学、世界观、信仰、起源、流传演变、蒙古族史诗的历史根源以及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随着研究队伍扩大，促使蒙古国的史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重要地位。下面做详细介绍。
1.史诗《江格尔》的思想、形象、艺术、美学研究
蒙古国学者将史诗形象划分为英雄勇士（主要英雄与辅佐英雄）、女性、奴仆、儿童、骏马、蟒古思等，围绕这些形象研究其基本类型、性格外貌、思想内心、力量、美学等，明确塑造人物的方法，诸多形象的类型、基本本质，取得较大成就。
从形象起源、神话学与正负理论角度研究的作品有，色·白嘎力赛罕的《从正负视角解读史诗英雄》、阿·敖其尔的《关于蒙古史诗诸英雄的起源》、普·好尔劳的《蒙古英雄史诗的女性形象》等论文。蒙古族史诗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从审美角度研究史诗的基本对象，因而具有独特性。
巴·卡图2004年出版的《蒙古史诗形象体系》是蒙古国研究史诗形象的第一部作品。书中，把英雄、夫人、骏马、蟒古思视为蒙古族史诗的四个基本形象，并从形象的起源、内涵、特质、形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有关蒙古族史诗的辅佐英雄和骏马形象的研究论文有特·巴雅斯胡楞的《史诗 〈江格尔〉 中的洪古尔形象问题》、巴·卡图的《关于蒙古族史诗里的牧马人阿格·萨哈勒》、达·诺尔布的《蒙古人民英雄史诗里的骏马形象若干问题》等。
从美学角度研究的有，哈·宁布在其演讲《蒙古人的美学思维传统》中从较宽广的范围研究了蒙古族史诗的美学问题；嘎·仁钦桑布的演讲《蒙古史诗的女神形象之审美》则从形体、内心原则、勇气力量、智慧才能、事业、雄心抱负等方面挖掘出蒙古族史诗里哈屯（夫人）的形象之美。
除此之外，还有普·好尔劳的专著《蒙古口头文学中的审美情感》的第一章从英勇审美、英雄审美、语言审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嘎·南丁毕力格的《蒙古史诗的描写与神话学形象》《史诗的审美描写与象征学体系》《蒙古英雄史诗人物形体审美问题》等论文，其中部分为英文发表，在英雄史诗的美学研究方面成就颇高。
从乐曲、曲调方面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从文学角度来评价蒙古说唱艺人的艺术才华和记忆才能。宾·仁钦院士的论文《我们的史诗》论述了史诗的格律、音节、重音、称谓等。这篇论文为蒙古族史诗曲调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扎·额尼毕希发表了《关于 〈江格尔〉音乐的一个异文》《史诗演唱方法的意义》等论文，他比较《江格尔》与《汗赛日》的开头部分，探究两部史诗的开头召请词特征、演唱方法、音乐结构框架等。之后勒·贺如伦的论文《蒙古史诗音乐是一个艺术研究对象》，认为史诗不仅仅从词语艺术、文学、语言学角度研究，极为重要的是还要从美学和音乐艺术理论角度研究。
2.蒙古族史诗的类别、故事情节、框架结构与类型研究
德·策仁曹德那木院士在研究论文中将蒙古族史诗内容划分为动物史诗和英雄史诗两类进行研究，之后再对这一观点进一步论证发表了《蒙古口头文学里的动物史诗类别》《蒙古史诗里的神话故事理解》《蒙古史诗故事起源——其当今的足迹》等论文。德·策仁曹德那木的观点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围绕上述问题，热·那仁图雅博士的论文《民间口头文学里的动物史诗足迹》认为，动物史诗是独立的史诗类别，并以明确的例子证明动物史诗的题材、传统从原始时期到现代在蒙古族口头与书面文学中不断流传。
沙·嘎丹巴教授的论文《蒙古民族英雄史诗》依据蒙古族史诗的社会内容、思想倾向划分为三种类别，并详细解释了划分依据。之后，色·道力玛等学者充分肯定了嘎·南丁毕力格等人在《蒙古口头文学理论》一书中的观点，同时又增加一种类别，详细解释了划分依据。
故事情节与框架结构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民间故事情节类型分类法来研究蒙古族史诗的故事情节。首先要提到的是沙·嘎丹巴的论文《蒙古民族英雄史诗》。文中，将史诗情节的框架结构分为开头、情节、结尾三个基本段落，解释每段的情节构成。其次，普·好尔劳的论文《蒙古史诗的美妙语言和巧妙描写》研究故事情节的类型结构，把史诗情节的类型结构分为单一情节的史诗和多个情节的史诗。作者将这一观点在其《蒙古民间短篇史诗特征》等论文中进一步拓展论证。
类型研究中以下论文值得一提。哲·曹劳教授的论文《关于卫拉特史诗里的英雄的畜群》从畜牧业和社会生活角度对蒙古西部史诗序言颂词中描写赞颂英雄的畜群母题与英雄的属民母题进行研究。特·巴雅斯胡楞的论文《阐明 〈江格尔〉 结构的历史演变》认为，《江格尔》最初是婚姻题材的短篇史诗，随着情节发展逐渐拓展连接而变为串联史诗。另外，他在《蒙古史诗的题材、结构研究》一书中，认为蒙古族史诗的题材并非表面上体现的一两种，详细划分史诗的基本题材，研究题材从何种故事情节发展而来。
3.蒙古族史诗研究
20世纪30年代在确定蒙古族史诗的七个分布流传中心地带后， 1960年开始蒙古国学者们把蒙古族史诗纳入整个蒙古民族范围内研究，从之前主要研究史诗的内容题材、分布流传、起源、发展演变、结构形式、类型、创作等方面，到后来由热·娜仁图雅博士带头开始了统计史诗分布的地带和氏族的工作。在其《蒙古史诗统计》一书中，统计了蒙古国境内传播的英雄史诗、喀尔喀多种异文故事性史诗、喀尔喀单一异文故事性史诗、巴亚特杜尔伯特多种异文和单一异文史诗、乌梁海、土尔扈特多种异文和单一异文史诗，统计并列出史诗名称。这部作品总结了蒙古族史诗研究数年的成果，创立了初期阶段的统计情报库而具有重要意义。
从卫拉特史诗的研究状况来看，其研究始于嘎·仁钦桑布在《蒙古民间英雄史诗》一书中的两篇乌梁海史诗，即《阿日格勒·查干老人》和《额真·乌兰·宝东》。从此卫拉特史诗专辑开始出版。
研究方面，哲·曹劳的系列研究《卫拉特研究图书馆》出版了《乌梁海遗产》《布尔汗之子巴力奇尔宝木额尔德尼》《卫拉特口头文学库》等书籍。之后他还出版了《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
乌梁海史诗方面，推动蒙古国的乌梁海史诗研究发生转变的作品为普·好尔劳的短篇史诗《珠拉阿拉德尔汗》。紧随其后出版的有关乌梁海史诗包括哲·曹劳的《珠拉阿拉德尔汗》，巴·卡图的《好汉赫楚勃尔赫》《珠拉阿拉德尔汗》等。2008年由蒙古国科学院承担出版的系列丛书《卫拉特研究大系》的第6卷《乌梁海遗产》由哲·曹劳博士和阿·孟根其其格研究员等人出版。
除上述乌梁海史诗出版汇集之外，学术方面，嘎·仁钦桑布教授在《蒙古民间英雄史诗》的导论部分里首次做了研究，之后还有哲·曹劳的《乌梁海史诗演唱艺人》，巴·卡图的《关于乌梁海民间史诗与史诗演唱艺人》《乌梁海部族的著名史诗演唱艺人色·朝依苏荣史诗的形式与结构》《关于乌梁海民间史诗》《关于阿尔泰乌梁海民间史诗》，热·娜仁图雅的《乌梁海史诗》，乐·图雅巴图尔的《阿尔泰乌梁海英雄史诗·其来源与个性》等论文。
喀尔喀史诗方面，随着记录整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宾·仁钦在论文《我们的史诗》中，评价蒙古国学者们和研究者们搜集史诗方面的成就；普·好尔劳则在论文《喀尔喀民间史诗及其特点》中，从喀尔喀史诗的基本性质特征、审美和形象类型、思想、习俗、发展状况等方面提供了详略信息。除此之外，还有热·娜仁图雅汇编的《喀尔喀民间史诗》，研究了史诗抄本、原稿的注释、喀尔喀史诗统计、文献、词语注释等；色·道力玛的《喀尔喀史诗历史化的企图》、德·策仁曹德那木的《关于 〈吉尔吉斯·赛因·贝托尔〉 的几个异文》等论文。
4.蒙古族史诗的名称学研究
在蒙古国，史诗的名称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历史上蒙古族的足迹跨越到中亚，因此蒙古族史诗在形成过程中史诗英雄的名字不仅仅是蒙古语，还有诸多与文化交流密切的满通古斯、突厥波斯等语言来命名。所以，研究史诗的名称学问题极大地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并从多个方面研究发表文章。
1950年，策·达木丁苏荣院士在其《〈格斯尔传〉 的历史根源》中首次对“格斯尔”这一名称的来源、意义与非属语的语音学比较研究。普·好尔劳院士在论文《为江格尔研究增添色彩》中认为，“江格尔”一词的词根是蒙语词的“zang”。
除了研究《格斯尔》 《江格尔》以外，还有史诗《罕哈冉惠传》的研究，德·策仁曹德那木在其论文《〈罕哈冉惠传〉 名称起源问题》中，认为“罕哈冉惠”的“哈冉惠”一词源于古代蒙语—突厥语中称呼“巴布盖”（蒙语为熊）的词语“哈冉惠巴然” （蒙语为黑暗/暗淡），提出应该写成“可汗哈冉惠”才合理的观点。还有在论文《关于〈吉尔吉斯·赛因·贝托尔〉 的几个异文》中，从意义、形式方面研究《罕哈冉惠传》里的“吉尔吉斯·赛音·贝托尔”“日月陶丽”等英雄的名字，比较这部史诗的口头与书面异文之间的差异，探究词语之间的细微区别。热·娜仁图雅博士在其作品《蒙古史诗口头与书面异文》中，提到了对史诗《罕哈冉惠传》里的词语“罕”和“哈冉惠”的观点。
除上述史诗外，还有巴·卡图在论文《关于蒙古史诗里蟒古斯一词的意义》中研究了史诗《达尼呼日勒》的名称、色·道力玛在《蒙古神话学形象》中对“蟒古思”的研究也值得一提。
5.蒙古族史诗的习俗、文化研究
蒙古国对史诗的习俗、文化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70年代。史诗的宗教文化研究方面有，勒·呼日乐巴特尔的《蒙古史诗里的佛教曲调》、普·好尔劳的《关于蒙古史诗里的佛祖瓦其尔巴尼形象》等论文，勒·巴图乔伦的有关民间技艺智慧的论文《蒙古史诗里匠人的技艺智慧研究》等。总体来看，蒙古国的史诗习俗、文化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演唱史诗习俗的研究，通常以较完整保留传统的乌梁海史诗为主。乌·扎格德苏伦的《演唱史诗的惯例》、哈·桑皮勒丹达布的《蒙古民间英雄史诗与习俗》、巴·卡图的《蒙古史诗为习俗的纪念》、色·道力玛的《蒙古史诗的习俗性及其象征》、哈·宁布的《蒙古人的演唱史诗惯例》、扎·萨如拉宝音的《演唱史诗惯例和现代描写艺术中的史诗艺人描写》等论文对这类研究提供了大量信息。
其次，史诗中的习俗元素研究，研究史诗里蒙古人的古代习俗、习惯、信仰等文化现象的论文有，德·策仁曹德那木的《史诗 〈江格尔〉 的古代召请词足迹》，哈·桑皮勒丹达布的《〈江格尔〉 反映的习惯》，色·道力玛的《比较萨满教与史诗》《蒙古史诗的描写和光的信仰》，雅·巴特尔的《起名习俗在 〈格斯尔传〉 里的反映》，特·巴雅斯胡楞的《〈江格尔〉 中用具习俗的足记》等。总的来说，蒙古国史诗的民俗研究涵盖从古至今、从生活生产到宗教信仰等宽泛且深刻的研究课题。
最后，蒙古族史诗的象征学研究，这一研究起步较晚。1987年，勒·朝伦巴图的论文《蒙古史诗的色彩、数字、方向的象征化描写手法》是该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之后，巴·卡图以《蒙古史诗的象征》为题撰写了专题文章。
6.蒙古族史诗的比较研究
蒙古族史诗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后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影响较大的作品为被收录进《蒙古民间史诗研究Ⅲ》的普·好尔劳的专题作品《蒙古史诗比较研究》。这部作品在较广的范围内研究了蒙古族史诗和其他地区史诗之间的联系影响问题。另外，探讨印度和世界史诗对蒙古族史诗影响的第一章中，举例论述了印度民间故事传播到蒙古地区后变成史诗创作的故事引例。因而，通过举例研究论证外国传说故事、史诗对蒙古族史诗的影响。除此之外，还从框架、人物、情节、描写等方面比较研究了蒙古族系之间史诗的相互影响。
在国外，19世纪初，俄国首次搜集、出版了《江格尔》的一些部分。最早搜集并向欧洲介绍这部史诗的是贝克曼。他从卡尔梅克人当中采录到《江格尔》的个别片段，旋即将它们译为德文于1804年至1805年在里加发表。后来，俄国学者阿·鲍波洛夫尼科夫于1854年用俄文发表《江格尔》的另外两部。克·郭尔斯顿斯基于1864年用托忒蒙古文刊印了西拉·古尔古汗之部和哈尔·黑纳斯之部。弗·科特维茨于1910年又用托忒蒙古文刊印了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江格尔》（10部）。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阿·科契克夫编的《江格尔》，收入先后在苏联记录的作品25部（包括异文），共约25000诗行。《江格尔》除蒙古文版本外，在国外还有德、日、俄、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爱沙尼亚、图瓦等多种文字的部分译文。研究“江格尔”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在苏联、蒙古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美国、法国、芬兰等国都出版过不少《江格尔》的研究著作。
日本的蒙古族史诗研究方面，蒙古学家若松宽将俄文版《格斯尔》《江格尔》译成日文并发表《格斯尔与希腊神话》等论文。莲见治雄的论文《史诗 〈勇士锡林嘎拉珠〉 词语解释》，从这部史诗中筛选出63个词语分别编号做了解释，并附于母本。还有，日本学者研究蒙古族史诗的情节结构与史诗演唱习俗的《关于喀尔喀史诗叙事单位结构》《喀尔喀史诗情节结构的复杂性》等近十篇论文。此外，藤井麻湖在蒙古国国立大学以《蒙古英雄史诗的叙事单位、结构——以阿尔泰史诗演唱为例》获得博士学位。她还出版过专著《蒙古英雄史诗框架研究》，研究了《恩克宝力德汗》 《乌仲阿拉德尔汗》等史诗。除此之外，还有多篇研究史诗的学术论文。
除上述国家之外，波兰、芬兰、法国、捷克、比利时、韩国等国家虽然也研究蒙古族史诗，但研究范围相对窄，学者人数较少，因此不多赘述。
[2]扎格尔：《江格尔史诗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呼日勒沙、甘珠尔扎布：《〈江格尔〉 研究的一部佳作——简论仁钦道尔吉教授〈江格尔论〉 一书》,《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