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承继与变迁——江南文化内涵的当代表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江南文化已经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成为一代代文人和世人的精神遗产。是的，江南文化是一种传统。笔者的理解是，传统既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也是触手可及的变动之物，可能并不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笔者对于江南文化的界定也是如此。江南文化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流动的、变迁的，它有承继，但也更新，它与当下的文化碰撞、交融，进行新的裂变和更迭，它是一种活文化，是“音调未定的”。
历史学家朱维铮在《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中说：“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民族，不曾感受到传统的力量。”[31]自“五四”以来，我们对于传统的漠视几乎绵延不断，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也纷争四起。这种对于传统相异、相反的态度，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也无意去解决这样的难题。但事实证明，在中国文学史上，虽历经多次对于“传统”的抛弃，但传统的影响一直在，且刻骨铭心。
江南文化的承继与变迁，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进程中，是极为艰难的。这种艰难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比如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大肆引入，20世纪前半叶革命文化的汹涌澎湃，20世纪中后期意识形态的封闭禁锢，20世纪末期商业文化的全面侵袭等，都使得江南文化的发展陷入困境和断裂。不仅是江南文化，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其实都面临着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破坏和搅扰。有的不堪其扰，渐渐破灭、消亡，有的生命力强盛，表现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江南文化，就是在这种艰难之中，继续破茧而出。江南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出的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江南认同”。而这种认同，“不仅包含着地方意识与地方情感，而且表征着某种更大的希望、向往、记忆，甚至隐秘的情绪”，“是由历史与文学共同催生的一种超越于政治承认主义、道德合法性以及经济与宗教崇尚之上的文化心理”，因此，“‘江南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诗学”。[32]代代相传的文学传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于江南的文化诗学和意象想象，并逐渐生成为一个形象化的精神符号。具体到当代社会，这种江南文化诗学认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风景认同。江南——江，水多温润；南，气候宜人。人们对于江南的想象，就是基于其美不胜收的自然风景和舒适温软的居住环境，园林修竹，小桥流水，一提到江南，一种诗性的审美况味便抑制不住地生发开来。“江南本身是南朝文化的产物，它直接开放出中国文化‘草长莺飞’的审美春天，在其精神结构中，充溢的是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但由于它自身天然独特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条件，因而才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前者的审美精神觉醒，它不仅奠定了南朝文化的精神根基，同时也奠定了整个江南文化的审美基调。”[33]这种风景认同，反映到当代文学创作中，首先是对风景描写的重视，写出了江南世界的自然和人文之美；其次是通过风景描写，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诗意氛围；再次是通过景写人，人与景融合，人与景相互映照，构建一种“天人合一”的文学意境和“万有相通”的哲学境界。
二是个性认同。江南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融合性。青山绿水，茂林修竹，江南美丽的风景，滋养着江南人的灵性和个性。江南，经济发展迅速，文学艺术繁荣，体现了江南人丰沛的创造力和卓越的才华，而这些都离不开对于个性的追求。从历史沿革来看，江南因地理位置边缘，受儒家传统的影响要比中原地区浅，体现到性格特征上，就是更加自由、活跃，富有创新精神和洒脱气质。这种个性，体现在经济上，是对于商业文明的青睐，是一种务实性，显示出江南文化影响下人们思想的开阔性；反映到政治上，是江南士风的转化变异，既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豪迈奔放，也有敢于奋争的不屈决绝的反抗精神；体现到文学上，则是对个人异质的尊重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三是诗意认同。江南独特的地理特质，深深地滋养着一代代江南文人，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江南文化的气质和风格。而谈到江南文化，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它的诗性和诗意。这种诗性的形成，源于很多方面，比如风景之美的诗情画意，崇尚文教的知书达理，烟雨江南的文化想象，等等。尤其在社会生活日趋世俗化和琐碎化的当下社会，对于诗意的追求和诗性的称赏，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变得尤为凸显和重要。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对于当下社会精神状况和生活状态的一种思想反拨，即是要寻求一种附着于生活之上的盎然趣味和自由灵魂。这种诗意有时候是唯美的，有时候是粗粝的，有时候是阳光的，有时候是阴柔的，有时候是朴素的，有时候是糜烂的，有时候是日常的，有时候是抒情的，姿态万千，摇曳动人。
四是古典认同。古典认同可以看作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表征，是对于当下汹涌肆意的现代化运动的一种精神修补。当代社会对于古典的追求，包含着对古典作品、古物古风的模仿和崇尚，包含着对古代思想、古典风格的承继和发扬。古，复古；典，典雅。今天，我们对于江南文化的想象，是在文学审美的有力牵引下，以一种特有的诗意和雅趣，将古典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和审美对象的构建之中。闲情雅致，成为庸碌的当代人追求精神安慰的理想和渴望，因此，也成为当代江南作家十分着力的艺术经营和思想驱动。青砖黑瓦，亭台楼阁，这是景观层面的古典认同；衣食住行，琴棋书画，这是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古典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之下，江南文化不断走向精致、典雅，不断生发出熠熠生辉的古典意趣和传统风范。
五是语言认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认同在文学的文化认同中，有着强有力的艺术表现。说到底，写作能力其实就是运用语言的能力。江南文化在文学上的诗性呈现，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表现力。江南作家的文学语言，精致、细腻、柔和，有着水的质感，也有着水的力量，体现出一种唯美的美学风貌。当然，具体到每个作家来说，这种美之下，又各有各的特点，比如汪曾祺的语言是一种日常化的诗意表达，陆文夫的语言是一种古典化的现代书写，苏童的语言是一种精致化的浪漫抒情，余华的语言是一种想象式的激情诉说，凡此种种，都给人一种刻骨铭心的诗话之感。这是诗一样的语言，诗一样的情感，诗一样的心灵。
六是唯美认同。对于美的追求，是一切生命的本能和意义。“江南文化在精神生产中，注重以唯美主义审美理想的方式，强化作为主体存在的个体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超越。从建构现代性的角度上看，江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文化并不突出的个体独立性和超越性精神，特别是它的唯美主义理想，为近现代社会的意义重构，提供了自我情感抒发的价值维度。在近现代的文化转型中，随着中心文化出现整体性的危机而走向边缘，江南文化在意义重建的文化结构当中，同时也成为思想文化启蒙最活跃的文化因子之一，成为培育中华民族个体性精神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34]而真、善、美，从来都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这一理想和追求亘古未变。
以上几种“认同”，是基于一种文化共识下的学理判断，事实上，在“江南”的地域影响和文化辐射下，江南文化可以呈现为一种生活状态：
吴人的生活多少总与他处不同，因为江南富庶，古已有名。沿太湖一带，民生的优裕，更居江南之首。从大部分的《吴歌》里看，他们似乎永远是优游暇豫，从容不迫地活着。虽然也劳动，但他们既得天时，又得地利，不需过分地劳动便可饱衣暖食。一般人还很懂得如何消费、享乐，吃得好，穿得美，闲来没事嗑嗑瓜子儿，谈情说爱，消遣消遣，太太平平地很容易就把日子度过了。[35]
可以表现为一种美学品质：
江南文化是一种融儒、道、玄、佛为一体的文化。这种融合中，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历史人文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因素，相比于北方，其道、玄、佛的影响较大，因而从总体倾向来看，是一种阴性的文化、柔性的文化、唯美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决定了江南的审美品格。[36]
更可以被当作是一种精神力量：
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上来看，中国新文学唯美主义审美理想的生成，与江南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江南文化那独特的精细坚韧、柔美飘逸，而又带有浪漫、伤感审美气质及其诗性审美意识，触动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隐忧，反映出现代中国由文化冲突而引发意义危机的精神境况，抒发了由意义失落而带来的民族苦难情怀。[37]
这当然是一种简要的学术概括和内涵提炼，它们代表的只是其中最为直观的文化面向。事实上，用几个字来概括一种文化传统的当代精神特征，总是有失偏颇的。其真实的内涵总要丰富而复杂得多，尤其在历史的传承中，这种文化内涵是变动的、流动、跃动的，不能任由摆布，也不能固步自封。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无论这种传统如何交替更迭，始终会有一个坚实的内核或者基础存在。
江南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中心观念，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中国语境中，如何调整、如何转化、如何变革，实际上也关涉到中国文化建设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江南小说写作中，有着关键性的描写和表述。但是文学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文学只是告诉我们这一不可阻挡的时代裂变。而若要把这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江南文化传统——从衰落之中打捞起来，我们首先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文化自信。这一过程既艰难又渺茫。
文化现象到底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着实难以讲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化关乎主体能动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客体的接受，这种接受引导着你赋予客体以价值的努力”[38]。我们需要重构的不是江南文化，而是我们自身。亨廷顿说：“文化不是一个自变量。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和气候，政治以及历史的变幻无常等。”[39]因此，气候变暖、政治局势以及技术媒体的发展等，都可能会对江南文化产生影响，并生发出不同的思想效应，但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在文化的隐忧中如何塑造自身、修复灵魂。
文化关乎整体，但文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获得的，尤其是在不同的时期，文化自身就有不同的形态。伊格尔顿说：“在过去，文化是对乡村日常劳动生活的映射，如今文化意味着人类最精细的精神成果。文化是一件关于照料与培育的事。”[40]江南文化本身也不是一个圆润、和谐的整体，它包含了错综的歧义和复杂的冲突，以及无数的随着时代变化而产生的新意。而投射到文学艺术领域之后，这一文化的表征更加迷离万分。以具体的作家创作来说，丰富的传统之上，是作家变幻莫测的个性，是突如其来的灵感，是充满着内在的矛盾和紧张的驳杂的思想世界。除此之外，文化本身和作家本人，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摇撼，尤其是20世纪这一百年，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语言、思想、制度、文化、观念等，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革。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文化包括江南文化都处在迅速的转化之中。这种转化既包括了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渗透，也包含了作家本人的思考，即如何在创作中保持本土性、民族性，如何在传统之上重建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而这一切都等待着当代江南作家的重要文学实践。
[1] 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书中关于“江南”的辨析和讨论。
[2] 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3] 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4] 张法：《当前江南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5] 吴海庆：《江南山水与中国审美文化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6] 参见周振鹤《历史学者说：江南是沿革》，《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3期。
[7] 陈望衡：《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8] 周勋初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绪论”第3页。
[9]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1992年第49辑。
[10]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11] 参见陈修颖《江南文化：空间分异及区域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12] 参见凤媛《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13] 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4] 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5] 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16] 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17] 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18] 徐茂明：《南北士族之争与吴文化的转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9] 参见徐茂明《互动与转型：江南社会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20] 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燕京学报》1927年第2期。
[21] 梁实秋：《梁实秋论文学》，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9页。
[22] 陈望衡：《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23] 鲁迅：《写在〈坟〉后面》，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24] [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6页。
[25]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6] [美]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3页。
[27] [美]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页。
[28] 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载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77页。
[29]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载《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30] 陈望衡：《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31] 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4页。
[32] 胡晓明：《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想象之江南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33] 刘士林：《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34] 黄健：《江南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唯美主义审美理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5] 李素英：《吴歌的特质》，转引自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2页。
[36] 陈望衡：《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37] 黄健：《江南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唯美主义审美理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8] [英]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8页。
[39]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40] [英]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