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与思想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思想方法。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呢？必须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在党的诸多领导人中，毛泽东堪称调查研究的典范。学生时代，他数次游学，开调查研究之先风。其后一生，虽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调查研究始终未辍，从而为准确把握国情、正确制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基础。在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中，毛泽东留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稿，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成为我党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他的这一思想，对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历史实践及意义
毛泽东一生的调查研究实践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而且每个时期的调查研究不论是对他个人的思想成熟，还是对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一师”时期的游学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促进作用。1918年，毛泽东到了北京，开始接触李大钊等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那么是什么促使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或者说他自身具有的什么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共鸣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不能不考察毛泽东在“一师”时期（1913—1918）的思想与实践。据毛泽东自己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2]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有研究者认为，他非常重视精神的作用和个性解放，同时又强调实践。在哲学思想上基本上还是个二元论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在认识论方面却有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同时有了明显的辩证法的思想，并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此强调精神、哲学的作用，正是一个负责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不经过这条路，倒是很奇怪的”。[3]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推动下，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两年，进行了三次颇具规模的游学，分别是：第一次，从1917年7月中旬至8月16日，他邀萧子升同游，身无分文，历时一个多月，途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记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返校后在同学中广为传阅。第二次，1917年寒假，他步行至浏阳文家市，在铁炉冲陈赞周家住了几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还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晶家走访。第三次，1918年春，由于学校驻兵，学校被迫停课，他同蔡和森徒步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关于这三次游学，没有太多资料，但可以推测的是毛泽东在游学中充分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状况、贫富的差距、土地的占有状况以及农民的思想状况等。如果说此时的思想“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那么游学的收获则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直观的实践素材，推动了这一进程。可以想象，当他在北京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从游学中所获得的那些印象和资料既使他有着强烈的印证感，也使那些丰富而杂乱的收获一下子明晰起来，从而初步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2.大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确信“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建党初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充分，甚至当恽代英1923年向他建议“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时，他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5]当时几乎全党的工作重点都是国共合作和工人运动，毛泽东也不例外。1924年毛泽东离沪回乡，在家期间，“看望他的乡亲也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通过各种渠道作了不少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到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6]1925年11月，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1926年1月，他又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同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7]同年9月，他在广州填写的一份《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学业”一栏中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8]毛泽东注意力的这种转向和思想的转变，无疑得益于在韶山的那段调查。此后，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所长期间，亲自教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并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订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等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员认真调查填写，为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积累了大量资料。1926年9月，毛泽东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出《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9]这个认识击中了中国革命的要害，揭示了此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也为他后来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奠定了基础。
3.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根据地政策提供了素材和证据。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1929年年初，又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苏区”。这个时期，党和红军的几乎每一项政策都是开创性的，不能不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因此，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作社会调查，一边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10]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调查最多，仅1927—1934年，就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仁凤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六村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三次塘边村调查、蛟洋调查、长汀调查、三次才溪乡调查等，留下了许多调查文稿，其中以寻乌、长冈、才溪调查文稿最为详细。从留下的文稿看，上述调查使毛泽东基本了解了根据地的政治区划、行政、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工商业、人口成分、阶级构成、土地占有及受剥削程度、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及斗争、地租税收、苏维埃组织建设、农村军事组织及斗争、民主建设以及生产、文化、卫生、社会救济、革命宣传等情况，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加深了对城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例如，他曾亲口说，“我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地主和富农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贫农和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11]在寻乌调查后，他倡议：“倘能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12]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不断修正和改进根据地建设中的土地、税收、阶级、军队、城市等各项政策，并开始阐述中国革命崭新的道路理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从1928年年底到1934年长征前，他先后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军队建设、经济政策、党的建设、阶级划分等重大问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4.解放战争时期的调查研究为纠正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左”右倾错误奠定了基础。1947年秋，挫败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后，中央和军委决定前往西柏坡。这一时期，毛泽东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47年10月17日，他到佳县县城，当晚在住处召集县领导干部谈话，了解当地土改情况。18日中午到达谭家坪，参观峪口纸厂，详细了解了纸的生产情况。1948年3月26日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27—29日，同周恩来、任弼时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晋绥边区战争、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的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中各阶级比例、土地占有情况、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4月4日到达岢岚县城，当晚听取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情况的报告。4月6日又在代县听取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副团长、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的汇报。4月7日在繁峙县伯强村又邀请村党支部书记、村长、贫农团长等干部，座谈村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毛泽东基本掌握了解放区的土改、整党、整军、阶级斗争、政策宣传、民主政权建设、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工农业生产、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等情况，发现并纠正了上述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文件和讲话。在这些文件和讲话中，他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解放区土改、整党、整军、保护和鼓励发展中小工商业、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巨大胜利，批评了各地各种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总结了将近一年来各种工作中反对右的和“左”的倾向的经验，指明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任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些经验和政策有效地确保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了新中国的顺利成立和新政权的巩固。
5.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查研究为部分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可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工农业生产锐减，尤其是农业，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小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任组长，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时间为10—15天，然后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再转入广州市调查，时间一个月。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大区和省的负责人等都积极展开调查研究。调查的资料使毛泽东在不久之后的广州南三区会议上开始提醒大家注意平均主义和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会议期间，他还印发了30年代初写的《关于调查研究》一文，并要求领导干部“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强调各级书记要亲自作调查研究。他认为“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作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13]南三区会议刚结束，他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继续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解决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还审阅了中央调查组和许多省区的调查材料，并和前来参加两会的同志进行了认真讨论。在3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我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调查呢？……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14]同一天，经毛泽东提议并亲自修改补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集思广益，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该条例规定了实行按劳分配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大队为基础，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任何人不得侵犯等原则。稍后又加入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否办公共食堂由社员决定、取消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等措施。这些措施纠正了当时农村公社中的主要错误，解决了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紧迫问题，从而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全国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走出困境。
综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也是深入调查研究的一生。
二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及其方法论
（一）调查研究的思想内容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正因为毛泽东有着几近一生的长期调查研究实践，就决定了他这方面的思想特别丰富。归纳其主要内容包括：
1.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途径。为什么要调查研究呢？首先，没有调查，“你对某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必然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所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5]其次，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那些不作调查研究，整天冥思苦索地想办法的人，“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6]他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所以能顺利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做调查研究工作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17]相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遭受挫折，“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18]最后，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反对形式主义。所谓形式主义，就是对于上级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地表面上执行；就是只有“上级观念”，没有群众观念，只看表面现象，不实事求是，动辄就是上级领导、“本本”如何如何。毛泽东认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是“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的主要原因[19]。怎样纠正这种形式主义呢？他认为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对于只懂理论不懂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0]实际情况明了了，既能贯彻好党的政策，又能使之符合当时当地的实情。
2.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所谓指导思想，是指世界观、方法论和阶级立场。不作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怎样才能保证调查研究的正确性呢？首先要保证调查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而要保证其方法正确，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不是用唯心主义，站在剥削阶级或官僚主义的立场上去作调查。毛泽东本人在1920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就开始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他认为“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研究”，并号召“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改变“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21]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强调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他指出，“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22]因为只有用发展的眼光看，才能把握中国瞬息万变的革命和建设形势；只有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之伟力的根源，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了解、组织和教育群众，才能作出正确的调查研究。
3.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目的是方向，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目的，无的放矢，就会无所适从。怎样明确目的呢？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和要解决的问题直接相关的。问题决定目的。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23]，因此调查的目的就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的情况”，从而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24]。但问题本身并不是调查的目的，问题明确并不意味着调查的目的明确。调查的直接目的是为制定用以解决问题的政策提供材料，应决定调查的对象和内容，并蕴含调查的方法。譬如你要为治理腐败作调查，你固然可以说调查的目的是治理腐败，但这等于没说，因为这个目的并不能使你的调查更有方向，不能解决向谁作调查、调查什么的问题。调查应该使你产生治理腐败的办法，因此调查的目的就应是弄清群众对腐败的认识和态度、腐败官员的职务和层次、腐败是怎样产生和运行的、腐败与制度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目的的明确与指导思想也有关。仍举上例，倘若你站在腐败官员的立场上，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作调查，你调查的对象可能就是腐败干部，你的矛头就会指向群众，仅仅问群众在腐败产生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群众的思想和习惯是否是腐败的土壤等。如果你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情况就大不相同。你会问：腐败是如何在监督与被监督的互动中滋生的？是被监督压过了监督还是相反？原因是什么？是制度上的缺陷还是制度执行上的缺陷？等等。
4.调查研究是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毛泽东认为，认识事物和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25]所以，调查研究是长期的任务，必须要有耐心和恒心，不能性急，不能指望一劳永逸。
（二）调查研究的方法
认识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要有正确的调查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毛泽东历来重视方法对实现崇高目标的决定性意义，在调查研究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1.调查研究要讲究方式方法。毛泽东一生作过许多调查，不同时期，调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大致可分三种：学生时代是游学，那时他身无分文，无职无权，却心忧天下，一路乞讨，虽最艰苦，但亦最能了解中国的实情；革命年代以下基层开调查会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委派身边工作人员代劳或看报告，毛泽东并不赞赏这种做法，他最推崇也最擅长亲自搞调查。他说：“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26]20世纪60年代，他还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或公社。那么，怎样亲自作调查研究呢？开调查会。如何开好调查会呢？毛泽东认为：首先，要有纲目，即要根据调查的目的，事先设置一系列问题，然后“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防止跑题。[27]所谓调查纲目，既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其次，参加调查会的人既要深切明了所调查的问题，又要有经验，只要符合这两点，三教九流皆可请来。至于开调查会的人来多少好，要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在做结论时，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28]但对于指挥能力欠缺的人来说，人多亦有坏处，会使会场陷入混乱。再次，调查要找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29]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因为“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拿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30]复次，调查要深入。要深入，“就是要了解一个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31]深入的结果是一处通，处处通。最后，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每个人的认识不同，记录的重点就不同。
2.调查研究要有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毛泽东认为，要作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32]“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33]他在作兴国、长冈、才溪调查时，就把那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当作“可敬爱的先生”，态度也是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式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这样，群众就会说假话，或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的学生的情况”。[34]
3.要善于和正确运用调查资料。毛泽东认为正确运用调查资料的方法有二：一是对立统一，分析综合。人对事物的认识最初总是片面的、个别的、分散的，只有逐渐积累、辨析、综合，认识才能全面正确。因此要对来自各方各处的调查资料认真比较分析，再加以综合，才能弄清问题的本质。二是要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不调查固然没有发言权，“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犹如见树木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35]因此，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把主要矛盾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综上使我们体会到，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特点鲜明，不妨将其概括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要前提和根本途径，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深入的调查研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无止境，因而调查研究不能一劳永逸，而是长期的任务；要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有正确的立场和方法，要有向下的兴趣和态度，要善于和正确使用调查资料；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动机和效果、目的和手段的高度统一，才能正确而有效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三 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和思想的理论依据
所谓理论依据是指毛泽东进行和提倡调查研究的思想动因和理论支撑。我们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革命时期倡导和践行调查研究的主要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社会内部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开始出现财产占有不平等，并最终分化为阶级。阶级就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的方式和多寡不同，因而在劳动产品的分配和社会历史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一些集团。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使整个社会日益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对立，世界的未来将在这两大阶级的战斗中呈现。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必然的。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对毛泽东影响极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从阶级斗争学说开始的，他在延安时曾说，他读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6]毛泽东一生都对这一学说非常信奉并有所发展，以至有人认为他成也阶级斗争、失也阶级斗争。[37]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人口成分、阶级构成、各阶级的经济生活状况、力量对比和对革命的态度等就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8]这一点从他留下的实地调查文稿可以看出：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把中国社会分成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阐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后半部分专门介绍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其中包括农村人口成分、旧有土地分配、公共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文化、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公田及个人得田的情况、对“平田”的态度、债务与土地税、土地斗争中的妇女，等等。同年10月的《兴国调查》内容也与此大同小异。可见，弄清各阶级的状况及彼此的关系是毛泽东革命时期调查的主要动因。
2.实践是真理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思想是存在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人类的自由不在于以幻想中摆脱现实存在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存在，并站在这些存在的基础上有计划地使其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思想探索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就知识的总体而言，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感觉和直接经验的。“无论任何人要认识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人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39]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可分离，后者依赖前者，前者必须上升为后者，因为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是要通过认识来改造世界。人们必然用认识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修正认识。“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40]要知道这一主观真理是否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还需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实践是发展变化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也只有经常地回到实践中才能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1]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和思想无疑是受这一认识论的驱动，是这一认识论的必然反映。调查就是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去不断认识事物、获得真理，并不断检验真理。这和毛泽东的认识论是完全吻合的。
3.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这一思想根源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了，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42]群众的实践是认识和理论发展的动力。群众的实践发展呼唤理论的发展，而新的理论又必须经过群众的实践检验才能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发展都是产生于党和人民的实践过程中，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服务的。毛泽东思想诞生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并指引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就。邓小平理论产生于中国人民20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并指引中国取得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改革发展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仍存在于民众之中。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没有群众的理解和实践，任何理论和政策，即使是正确的，也是空洞无益的。只有那些官僚们，“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43]应该牢记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力量都来自人民群众，它的一切成就都得益于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因为这不仅是要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取真理，更是要通过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来获取人民的信赖和支持，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永葆青春和活力的党。
总之，毛泽东极力倡导和躬身践行调查研究的根本动因，在于他一生追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为了改造社会、国家振兴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四 提倡调查研究的现实意义
既然调查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是长期的任务，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提倡领导干部亲自搞调查研究，无疑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1.调查研究是确保党的执政政策正确的基本方法。作为执政党，党的政策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所谓正确，就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与中国的国情相一致，符合存在问题的实际情况，能够不断缓解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和紧张关系，从而使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等各方面都能健康快速发展。邓小平讲过，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党和国家的政策脱离实际，不能克服改革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快速发展又从何谈起呢？那么，如何确保政策的正确呢？调查研究。制定政策首先要领导干部弄清国情、省情、县情、乡情、村情，问题发生的历史和现状，等等。领导干部只有走出机关，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交朋友，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弄清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才能制定出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政策执行以后，效果如何？仍然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样才能使政策不断完善。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对“实事”准确把握，必然要产生主观主义的估量和判断。把政策建立在那种主观随意的估计和武断的判断上，又岂能正确呢？
2.调查研究是克服形式主义的重要方法。形式主义是指一种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而上学观点、方法和作风。比如，在学习上理论脱离实际，搞“本本主义”；在执行上级指示中，不去认真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走过场，不注重实效。形式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者的毛病是不愿作深入的详细系统的调查研究，不愿了解“实事”，他们的信条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因此，形式主义者不可能对问题产生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不可能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形式主义目前在很多领导干部中已严重存在，以至在2003年的“两会”期间一度成为代表们的热门话题。形式主义的危害在于，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或使已经发现并应及时解决的小问题酿成了大问题，给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埋下了隐患，紧张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损害了党的良好形象。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动的地方去，同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一道，努力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打开工作局面”。[44]提倡调查研究就是让领导干部丢掉主观主义的空想，到事实中去，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把一切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政策都切实地建立在事实上，建立在群众利益上，真正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维护和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
3.调查研究是融洽干群关系的有效手段。中国古代一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官吏只对上级或君主负责，官民之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再加之往往吏治腐败，为官者贪污受贿、任人唯亲、鱼肉百姓、为虎作伥、官逼民反之事时有发生。久而久之，官民之间的那种对立情绪和紧张关系积淀成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并传承下来。民国时期，这种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不仅没有缓解和消除，反而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统治更加恶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党为人民建立的功勋和党的正确政策，一度使干群关系相当融洽，但这种融洽由于过于短暂而没能根本消除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上述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所以当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再次以无意识的形式支配了人们的行为，疯狂地暴露出来，使很多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一直不断地滋养着那种对立情绪、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从而阻挠了干群之间的互动和关系的融洽。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正确执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使党的建设脱离群众，成为无本之木，甚至威胁党的生存和政权稳定。调查研究是干群互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提倡调查研究，就是让领导干部在了解与被了解、调查与被调查的关系互动中熟悉群众的实际生活，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紧迫问题，切实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如此，认真而切实的调查研究，不仅能融洽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党真正成为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而且能起到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良好作用。
4.调查研究是永恒的研究课题和实践过程。毛泽东早就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改革开放初，陈云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45]。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有错就改，无则加勉。改革二十多年，回首望去，改革之路挫折迷离，峰回路转，以至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中国的改革没有计划，是歪打正着。原因何在呢？除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全新的事业，无成例可循外，更主要的是，我们没有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望着别人过河（有时甚至连别人也不看），别人怎么过，我们怎么过，忘记了中国的情况与人家是大相径庭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如此，医疗制度改革是如此，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如此。总之，我们因为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吃了很大的亏。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国际国内形势又风云变幻，错综复杂。面对如此的艰难局面，我们的领导干部们，一定要本着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把调查研究作为一个永恒的课题来研究，使其制度化、科学化，作为一个永恒的实践过程，谦虚谨慎地坚持和传递下去。唯其如此，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中国不断繁荣昌盛。
（此文入选2003年12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收入《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2]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
[3] 李锐：《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108页。
[4] 李锐：《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
[5]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6]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7]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9]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10]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11]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
[12] 转引自田居俭《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54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262页。
[15]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19]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0]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21]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275页。
[23]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25]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2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28]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
[29]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
[31]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32]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6页。
[33]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页。
[3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3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37] 参见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38]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第4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287页。
[40]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4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44]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45]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