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动态

中国研究朱舜水思想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但研究者少，现在有渐热趋势，而日本研究者众。一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性原因。朱舜水是反清复明的坚定拥护者，在清朝，他的相关资料是被封锁的，人们似乎也不知明朝遗臣朱舜水的存在。汤寿潜（1857—1917）在《舜水遗书》的序文中写道：“自康熙、雍正以来，记述遗民者往往不知道先生（朱舜水）的事迹。”^[2]据推测，朱舜水遗著传到中国大概在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余姚县志》（卷23，朱之瑜，1899年）记载：“同治之际，先生（朱舜水）族孙朱衍绪、徒弟湛然随使节团来到日本，带回了日本人汇编的‘全集’（28卷），开始考察先生的生平始终。”^[3]二是因为朱舜水思想主要在日本传播并产生影响。目前，朱舜水全集在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刊行，版本有十多种，主要有1684年的加贺本、1715年的水户本、1720年的享保本、1912年的稻叶本、马一浮的《舜水遗书》（25卷、1913年）、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朱舜水全集》，以及朱谦之的《朱舜水集》（1981年，中华书局）；相关研究论文有四百余篇，东亚和欧美还有以朱舜水为主题研究的博士论文。

根据台湾大学徐兴庆教授整理研究，最近二十年来，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关于朱舜水的传记资料以及全集等的数量提升约4倍，单行本数量提升8倍，论文数量提升2倍多，国内外学者非常重视对朱舜水的研究。徐兴庆教授主要对朱舜水的未刊书简等资料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公开出版。当然，徐兴庆教授对朱舜水的儒学思想及其对东亚儒学发展和影响，以及汉学教育在日本的发展作了一定的研究。2000年，在朱舜水诞辰400周年之际，日本九州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在朱舜水故乡浙江余姚共同举办国际专题研讨会，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集《朱舜水与日本文化》（2003）。该论文集收录了日本茨城县立历史馆首席研究员久信田喜一的《水户的朱舜水研究现状》一文，该文引用了诸如《水户市史（中卷一）》（1968）、《水户光国》（1972）、《水户学研究》（1975）、《水户史学》（1982—1995）、《水户史学先贤传》（1984）、《文恭先生朱舜水》（1989）、《茨城史学》（1991）、《茨城县立历史馆馆报》（1995—1996）等文献资料。《朱舜水与日本文化》还收录了赵健民的《继往开来写华章——朱舜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町田三郎的《朱舜水与黄遵宪》、复旦大学哲学教授潘富恩的《弘扬舜水“实学”思想，永缔中日“千年之好”》、日本茨城大学教授铃木英一的《朱舜水、朱天生和德川光国》、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教授难波征男的《安东省庵的思想形成》、日本安东省庵研究家金子正道的《朱舜水与安东省庵的相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衷尔钜的《朱之瑜：日本德川时代实学之先驱》、上海大学教授陈增辉的《朱舜水教育思想简论》等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

朱舜水思想涉及儒教、历史、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对朱舜水思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朱舜水在日活动及思想传播的内容进行汇编和整理，如最早由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主持编辑的《舜水先生文集》（1715年，28卷），现珍藏于日本博物馆，朱舜水的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编撰的《舜水先生行实》，长久保猷编撰的《舜水事迹考》和石原道博编撰的人物传记《朱舜水》（1961年，吉川弘文馆）等；汉文著作主要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大学教授朱谦之编的《朱舜水集》（1981年，中华书局）。不过，这些文集的主要参考资料基本来自于《舜水先生文集》，主要是对朱舜水的书信、讲学稿和谈话录等进行汇编和整理，系统而详细地梳理了朱舜水的思想脉络，这为以后学者研究朱舜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原道博对朱舜水的相关资料进一步发掘，对朱舜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朱舜水出身、遗稿、思想乃至同郑成功关系的论文，如论述朱舜水学风之“经世济民”，批判宋学之“性”“命”等的空泛理论等。

国内黄遵宪（1848—1905）、王韬（1828—1879）、章太炎（1869—1936）、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1866—1925）、李大钊（1889—1927）和郁达夫（1896—1945）等人都对朱舜水进行过研究，主要是研究朱舜水在日活动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黄遵宪先生作为驻日公使馆文化参赞，是国内最早研究朱舜水的学者。在《日本杂事诗》（1879）中探讨过朱舜水的相关事迹，他在书中作诗道：“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4]并高度评价朱舜水的人格：“欲乞师图复明、……亡国遗民、真能不食周粟者、千古独渠一人耳。”^[5]他还在《日本国志》中这样说道：“华夏中有己丑冯京第、黄宗羲以明鲁王以海命、来长崎乞师、不达。朱之瑜亦来乞师、不达。”^[6]清末思想家王韬在《扶桑游记》上卷中写道：“舜水为程朱之学，一时靡然风从，弟子多著名者。郑芝龙客台湾，尝寄书舜水，欲乞师图复明。”^[7]王韬对朱舜水为德川光国所撰写的《学宫图说》深表佩服：“规模一如中土、诸藩并起而效之。是舜水实开日本文教之先声……”后来有不知道名字的学者著有《朱舜水传》（1907），马瀛之编有《朱舜水先生言行录》（1912）。康有为发表时文《怀朱舜水五首》（《康南海文集》，1912年）怀念朱舜水，他在《康南海文集》中追忆道：“明末朱舜水先生，避地日本，德川儒学之盛，自此传焉。今二百五十年，德川光国顺举改碑祭，名侯士大夫集而行礼者四百余人，余在须磨，不能预盛典，附以五诗，以寄思仰。”^[8]并题诗追悼朱舜水：“儒学东流二百年，派支盛大溯河先。生王难比死士拢，日本春秋思大贤。上续王仁传《论语》，隐同箕子访明夷。先生浮海能传教，却望神州应大悲。孔子已无丁祭拜，学风扫地丧斯文。我游印度佛教绝，一线儒传或赖君。德川儒业世昌丰，楠社看碑访落红。十五年来重避地，每怀舜水庶高风。未随裙屐拜遗碑，仅自图文寄梦思。他日海云访水户，先从阡木植松枝。”^[9]梁启超在《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一文中，阐述了朱舜水和黄梨洲二人学风之异同，认为朱舜水是近世中日文化交流之“鸿儒”。他还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分析朱舜水的学风是“主张实践、排斥虚说”，“反对阳明学”；朱舜水学艺“艺事熟练、且巧思。……器物、衣冠等亲手图绘教制甚多”。后来马一浮先生于1913年主编的《舜水遗书》，是对朱舜水文集的梳理，梁启超所著的《朱舜水先生年谱》是对朱舜水人生经历的记述和考证。李大钊在1915年的《言治》月刊上，叙述了朱舜水的生平概况，后在《复景学钤》一函中，谈到朱舜水在日活动的一些基本情况。在之前，清末余姚的耐庵公撰写了《朱舜水先生年谱稿》，全书约3万余字，用草书在洗心阁宣纸上写成，记述了从明万历二十八年朱舜水出生始，至康熙二十六年张斐赴日作舜水祭文止有关朱舜水的生平。北京大学朱谦之教授编撰了《朱舜水集》（1981）、台湾大学徐兴庆教授主编了《朱舜水集补遗》（1992）和《新订朱舜水集补遗》（2004），美籍华裔学者吕玉新编著的《有关朱舜水研究目录》（台北：《汉学研究通讯》2004年11月），主要是对朱舜水的相关资料进行详细的整理、挖掘和相应的解释，介绍朱舜水早期在水户时的相关文献，提供了日本彰考馆、茨城县图书馆所藏的德川光国的相关资料和一些美国方面研究朱舜水的资料。

对朱舜水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对朱舜水实理实学思想和史学思想的研究。最早对朱舜水思想进行论述考察的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濑武次郎在《史学界》发表的《朱舜水》（1901）和栗田勤在《古迹》上发表的《朱舜水祠堂考》（1902）。另外，石原道博对《朱舜水先生行实》研究后认为：朱舜水的人格“刚毅方直，操履中规，择交而廪言、晦迹以远疑。……于是人皆服其深密谨厚、而知本末事实云”^[10]；治学态度则“性质谨慎，强记神敏、虽老而疾、手不释卷。凡所经览、钩深体实、博而约、达而醇”^[11]；其文章则“雄壮古雅、持论逸宕、笔翰如流、随手成章”^[12]。在日本学界，较早研究朱舜水的学术论文还有稻叶君山的《朱舜水考》（此文发表于《日本与日本人》，1908年），主要对朱舜水的事迹进行考证。1912年，国府犀东的《朱舜水与安东省庵》一文提到二人关系外，还讨论了朱舜水的出身、忠义思想、学风、精神，以及德川光国的招聘事迹等。后来中国台湾学者王进祥的《朱舜水评传》（1976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朱力行的《朱舜水的一生》（1982年，台北：世界书局）、王瑞生的《朱舜水学记》（1987年，台北：汉京文化公司），日本学者田原刚的《朱舜水研究》（1978年，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赖桥本的《中国历代思想家——朱之瑜》，^[13]对朱舜水的学术思想、人格养成、在日活动及朱舜水同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进行详细论述。比如王进祥主要是对朱舜水的生平、弟友记、朱舜水之学问思想及其影响和年谱等方面进行阐述，并且分析了朱舜水的学术思想背景；田原刚详细分析了朱舜水的生平事迹、人格魅力、学术理念、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等思想体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赫歇尔·韦伯（Herschel Webb）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水户学派早期思想和作品》，主要论述了水户学派和朱舜水的关系，详细论述了朱舜水的史学思想、实学思想对水户学派的形成及编史理念的影响。戴维·马戈瑞·奥瑞（David Magarey Earl）的著作《德川时代日本天皇、国家及其政治思想》（1964），部分章节讨论了德川时代的国家政治与朱舜水忠君爱国思想、尊王思想的关系。罗纳德·多尔（Ronald Philip Dore）的《德川时代的教育》（1965），圣约翰大学的海伦·裴凯库（Helen Pui-kingKu）博士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朱舜水：生平和影响》（1972），威廉·西奥多·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和艾润·布鲁姆（Irene Bloom）共同主编的《理学和实学——新儒学与实学》（1979），J.维克托·福克斯曼（J.Victor Koschmann）的《水户学——日本德川后期的改革和反乱》（19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凯特·魏德曼·徕卡（Kate Wildman Nakai）的《幕府政治：新井白石和德川的法治基础》（198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还有圣约翰大学陆羽新（YU xin Lu）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孔子、朱舜水以及德川时期的日本建国起源》（1998），基本以德川时代为背景，研究了朱舜水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与德川幕府时代的关系，并讨论了朱舜水实学思想对德川幕府时期的国家政治思想的影响。不过，相比较东亚学者，西方学者对朱舜水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薄弱。

钱穆认为：“舜水论学大旨，重实功实用，又奉程朱为准绳，则以为为学和修身必合二为一也。”^[14]日本学者石原道博认为：“如果先说结论，那么朱舜水的学问……应当被视为介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间的实学，其学风，规避空论而重视对根本道理的探求。”^[15]梁容若教授认为：“舜水的学术，尊王贱霸，排斥异端，主张清议，重礼仪，尚实用。谓忠孝不可分，学问事功不可分，敬神崇儒，重节义，明廉耻，欲合日本神道与儒学为一。”^[16]李甦平教授认为：“朱舜水的实学思想成为17世纪日本社会文运转机的直接动力，潜移默化为19世纪日本政治革新（明治维新）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革命（辛亥革命）的间接动因。”^[17]他在《朱之瑜评传》一书中，详细梳理了朱舜水学术思想体系和实学思想对中日思想文化的影响，并从践履论、事功论、实利论、致用论和社会论5个方面论述朱舜水思想。日本学者北乡康所著的《朱舜水史学思想》，主要论述朱舜水史学思想的大义名分的历史观、尊史求真的道德观、考据从实的史实观和以古为镜的史用观。还有，武汉大学覃启勋教授对朱舜水在日本的讲学授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系统论述了朱舜水在日本讲学的基础、职业、对象和内容等，对朱舜水实学思想、治学理念、史学观进行了具体研究，并且讨论了朱舜水的思想主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魏守谟的《朱舜水思想概述》（1937）、《民族先贤朱舜水先生的思想》（1940），郭恒的《朱舜水》（1937），刘志清的《朱舜水先生传略及其学术思想》，卢守耕的《乡贤朱舜水先生及其对于日本学术思想及建国之影响》（1978）等学术文章主要是围绕朱舜水的实理实学思想进行研究；台湾学者宋越伦在《海外孤忠朱舜水》一文中，论述了朱舜水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主要从朱舜水的人格魅力、实学实用思想、重实用弃玄妙、反阳明学等方面进行讨论，还阐述了朱舜水的海外活动和留居日本的事迹。另外，宋越伦还发表了《朱舜水与明治维新》（1966）、《缅怀朱舜水》（1959）等文章。

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由于江户中期儒学的“实践”“实用”“实证”思想对日本、朝鲜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朱舜水思想逐渐被重视。1989年11月在东京召开“三浦梅园和东亚实学”国际讨论会，考察了江户中期儒医三浦梅园（1723—1789）的实学和东亚实学发展的关系。还有，1990年5月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主题为“东亚三国实学思想开展”的国际讨论会，除研究近代实学思想系谱、“实学”在社会改革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实学”对教育的发展带来怎样的作用，还研究了江户、京都、大阪等“实学”的形成和地域特性。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以“明清实学思潮”为主题，认为朱舜水的思想主张属于实学思潮范畴。辛冠杰的《清实学散论》指出，朱舜水“学问贵在致用”的主张和对“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以时文取士，此物既成尘羹土饭，而讲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的批判是“重事功”的实学。步近智的《东林学派和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冯天瑜的《咸·道年间经世实学——关于中国文化的方位》，把朱舜水的实学思想同湖南的王夫之、山西的傅山、河北的孙奇锋等实学者的思想并列看成是“经世致用”。除了论述朱舜水是明清实学思潮促进者外，葛荣晋的《清代实学思潮的历史变迁》一文还提到，朱舜水在回答弟子小宅生顺时，批判了“做学问应该批评实功实用”的思想主张，证实了朱舜水是实学思想的实践者。^[18]

据1996年第2期《哲学动态》刊登的《中日舜水学学术研讨会综述》所述，张立文教授认为，朱舜水思想以“实理实学”为治学宗旨，以经世济民为实践基础，以感性立德为思想规模，以仁义爱民为理想人格，以社会大同为理想目标，这些构成朱舜水思想的逻辑结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凤贤先生认为，朱舜水所信奉的是孔子创立的圣贤之学，并将其作为实学的渊源；他善于把孔子之道与实理实学结合起来，作出了创造性发挥；他所提出的“道”与道学家所说的玄虚莫测的“道”截然不同，他认为“道”既是光明正大之道，又是民生日用之道，突出地弘扬了孔子创立的济世务实精神，并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舜水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陶秀璈认为，朱舜水的整个思想和理论，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知中国之所以亡，则知圣教之所以兴矣。”

中外学者对朱舜水的研究较为丰富，且涉及不同知识领域，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但对朱舜水思想的研究并不多，论著、论文都偏少。为便于直观感受对朱舜水研究的全貌，笔者引用台湾大学徐兴庆教授关于不同领域朱舜水研究的统计表（1900—2006），如表1-1所示。

表1-1 不同领域对朱舜水研究的统计（1900—2006）

续表

从表1-1中的数据来看，近100年来对朱舜水研究的成果共有505篇（部），对其思想研究较少，专著仅有12部，论文仅有35篇。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学术界。针对朱舜水著作及史料、朱舜水综述、德川光国与水户学等的研究较多，成果丰硕。一般而言，对朱舜水思想的研究偏多才是常态，因为朱舜水的思想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研究朱舜水思想及其传播效果似乎更少，因此，研究朱舜水思想还有较大研究空间。如今上海和宁波余姚两地建有朱舜水纪念馆。上海纪念馆于1990年开馆，以纪念中日友好交流的先驱者朱舜水。

为何朱舜水在日本被称为日本孔夫子？为何中日著名学者争相研究朱舜水思想？日本为何对朱舜水实理实学思想如此推崇和敬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模式可否借鉴朱舜水思想在日传播模式？研究朱舜水思想对中日文化关系的提升是否有启示意义？这是研究朱舜水思想的目的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