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与动态

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以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的问世为学科诞生标志，该学科至今才不过80余年。传统上，学术界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的学科。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兴起，特别是90年代后人类社会在政治上进入多极化发展，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及研究内容有了明显的扩展。如果说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初期，政治人类学强调用人类学的视角来阐释政治现象。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人类学已经将此前相对单一的文化的视角，扩展为文化与权力的重叠视角。

就当下而言，政治人类学的主要范畴，既包括对政治现象的文化阐释，也包括对文化现象的政治解释或权力分析。政治人类学研究方向在宏观层面的转向，与政治研究从此前以“国家”为中心（国家中心主义视角），转向以“社会”为中心（社会中心主义视角）有关^[20]。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术界对于政治现象的理解，往往与国家、政党、政府、政策关联在一起。而此后，“政治”概念本身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泛化，一切关于“服从的道理”与“反抗的缘由”的现象，都可以称为政治。^[21]当政治本身从原来机械的“对象”存在，变成了“对象+视角”的存在。

总体来看，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人类学研究，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动态。

一 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过程

政治人类学的产生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统治有着内在关联，结构功能主义作为政治人类学当时最为经典的理论范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主导了一代研究者的思维。当殖民统治背影远去，后殖民时代呈现出来的政治图景已远非结构功能话语所能囊括。随之，过程分析、行为分析成为战后政治人类学的最有力的解释工具。理论范式转变，只不过是理论研究对现实社会发展的一种映衬。而在范式的背后，事实是政治思想家及政治行动者理念的转变，宏大的政治叙事开始变得不得人心，人们更倾向于微观实在的政治活动；客观上曾被叙述为稳定、协调的政治结构，在主观层面不断被新兴民族国家的政客和民众所信服；结构功能主义所强调的“结构”之必要与重要，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进，越来越被政治行动者个体的“能动性”所取代。^[22]

二 从中心到边缘、边界

政治人类学的产生，虽然与殖民主义有着某种关联，但它又天然地内含了某种反殖民主义和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福蒂斯和普利查德根据是否具有中央集权，将国家形态划分为集权国家与非集权国家，颠覆了欧洲传统政治学者对前现代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治理，肯定了群队、部落、酋邦对生产和维持政治秩序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这些政治组织形态所需的成本更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人类学放弃了对殖民主义和人类政治发展史的宏大叙事，将更多注意力聚焦到全球化、国家化、城市化进程中被主流人群或意识形态所忽视的边缘人群，比如对女性社会地位和相应权力的关注，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对现代国家中同性恋、有色人种、底边人群^[23]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平权、文化的多样以及主流社会的容纳性。对边缘的关注，事实是基于政治人类学对中心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随着萨伊德的“他者”以及弗雷德里克·巴斯的“边界论”^[24]的提出，人们发现，国际政治领域的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型，反映到日常政治生态，其实就是“我者”与“他者”之争^[25]，横亘在“我者”与“他者”之间的，不只是可见的物理边界，更是无形却难以跨越的社会边界。在边界论的基础上，兴起了当前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热点，包括族群政治、身份政治、承认政治、文化政治等。

三 从国家权力到实践权力

“权力”是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的核心词，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出现和频率极高的词汇。在传统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看来，权力往往指向的是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将权力一词等同于君主的“统治权”，权力有着明确的所属及使用对象，权力的本质是被动、压抑的。然而，这种观点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了严厉的挑战。福柯将权力看成一种弥散性的存在，这为政治人类学的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开启了新的大门。在福柯看来，权力既非君主专属，也非依靠暴力机器的强制力。权力往往是被行为当事人所塑造的，它与知识关联，“知识即权力”。由此他指出，权力本身具有生产性。权力弥散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控制与被控制。^[26]布迪厄承袭了福柯对权力的生产性的看法，放弃了从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权力，强调权力本身是一种关系与实践，揭示日常生活背后的权力的基本结构。在他看来，权力关系往往会通过各种符号或观念体现出来，由此形成所谓的符号暴力。他举例说明，贞操观即是男性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符号暴力。男性将它塑造成女性纯洁之美的一个根本特性，并将此观念强加在女性的灵魂深处，当女性为了贞操自杀，媒体会对此加以赞美，由此强化了男性权力对于女性的控制。^[27]受福柯与布迪厄权力观的影响，政治人类学拓展了权力的内涵与外延。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压制与被压制当然是一种权力关系，但事实上，权力关系还存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于我们所处的各种关系之中，甚至亲情伦理之中。总之，当下政治人类学的权力话语，除了对国家和公共权力的关注外，同是也将那些牵涉人们日常社会实践的支配、控制和影响纳入到讨论的范畴之中，凸显权力的人民性而非国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