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
齐爱军
齐爱军
Qi Aijun
作者小传
齐爱军，女，生于1967年2月，山东德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宣传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新闻理论、媒介文化。
出版专著《回到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新时期新闻周刊的生存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社会转型期我国主流媒体发展路径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论文《西方有关主流媒体研究的多元理论视角分析》获山东省第三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论文《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获第六届（2017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奖，获第八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二等奖，获山东省第三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
齐爱军
内容提要：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延安整风时期“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的“党报范式”的建构、改革开放后“新闻规律”旗帜下“新闻事业范式”的建构和当前“交往实践观”视域下的“新闻生产范式”的建构。这个知识演进的过程，是一条沿着“建构论”的新闻理论体系知识生产道路前进的过程，是从“幼稚”的建构论走向“超越”的建构论的过程，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范式的1.0、2.0、3.0版本的进化升级之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 知识演进 党报范式新闻生产范式
长期以来，在我国存在两条脉络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条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新闻思想研究；另一条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下的一般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主要表现为围绕新闻核心概念和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和新闻理论教科书建设）。前者已形成一个专门的领域和分支，有其专属的称谓，如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经过童兵、郑保卫、陈力丹、刘建明、丁柏铨、雷跃捷等学者努力不懈的耕耘，历经回归科学、拓展视域、趋于深化三个发展阶段，[1]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边界和内容框架已基本定型。后者则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或者说尚未被有意识地放置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视野下进行充分的考察和研究，而是仅限于一些学者在“新闻有学无学”“新闻理论范式”议题下进行的小规模探讨。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分支，无形中“独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命名权，同时，“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它，又无形中被标签化了，俨然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系统的体现，成了与学科化的新闻理论分立的一种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也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仅作为政治原则或特殊形态予以“安置”的心态，甚至有人认为它会阻碍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成为“普适性”的科学理论的道路，从而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离开马克思”的趋向。
所以，有必要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这个概念。该概念指称的是自延安整风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逐渐进行的学术性的一般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它是现代性学术自觉的产物，以学科化、科学化追求为主要目标，是深深嵌入中国政治实践、社会实践和新闻实践中的知识生产过程。同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进行自觉、深入的考察。对知识演进路径的考察，实际上就是对理论范式形成和迭代过程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新闻理论范式的讨论形成了一定的成果，如黄旦、陈作平、沈莉、唐远清、刘海龙等人的研究，但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进行范式更迭、知识演进路径的研究还很少。
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进行知识演进路径的考察时，需要综合运用知识生产社会学的方法，对产生不同理论范式的知识学语境、重大话语事件和结构性核心概念进行讨论和分析。其中，对理论范式产生的知识学语境进行分析时，尤其需要引入福柯的“知识型”思想和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与人文、实在论与建构论的讨论视角，以之为工具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知识演进路径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和迭代的知识生产脉络，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这个概念摆脱前科学、碎片化和“地方性知识”之类的负面标签，恢复它知识生产的历史本色和解放动能。
总起来看，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实在论”的新闻理论体系知识生产的道路，是一直沿着“建构论”的新闻理论体系知识生产道路前进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范式的1.0、2.0、3.0版本的进化升级之路。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实在论”和“建构论”。所谓“实在论”，就是“相当强调现实的外在性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客观性”;[2]所谓“建构论”，就是“认为科学并不独立于其研究对象，而是建构了其研究对象”[3]“认为知识（日常的和科学的）是其背景所形塑的建构物”[4]。“实在论—建构论争辩”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经典争辩，始终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各自又有不同的形式或理论流派，比如“实在论”有实证主义、批判实在论等；“建构论”则有结构主义建构论、自在建构论和激进建构论等。需要强调的是，“除了极端的建构论者，建构论者并不否认作为客观实体的社会现实的存在。一般而言，它强调社会行动者如何建构他们的现实”。[5]“今天，对社会科学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将实在论和建构论整合成一个全新的科学批判理论”[6]，反对“幼稚的建构论”，实现“建构论的实在论”或“实在论的建构论”。而“马克思主义同时具有建构论色彩和实在论色彩”。[7]从这个角度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也可以说是从“幼稚的建构论”走向“超越的建构论”的过程。
下面分三个阶段来描述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的大致路径。
一、“科学”语境下延安整风时期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
谈延安整风时期我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自觉的学术建构，必须要从“五四”时期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说起，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科学”语境下的知识生产成果，是一个藤上结的两个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知识基础。
（一）“实在论”基础上的专业主义/自由主义新闻范式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左右（“五四”时期）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新闻观念的真正形成时期。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年）、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等代表性著作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1918年），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这些著作“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客观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大都强调报刊作为“社会公共机关”的身份，强调新闻业的职业化和专业化。[8]这成为1949年前在解放区外占主导的专业主义新闻范式或自由主义新闻范式。
这种专业主义新闻范式或自由主义新闻范式的形成，其主要思想来源于“西籍”和西方的新闻实践，[9]同时因应着“五四”的两大社会思潮：科学精神和自由主义。
“五四”时期科学精神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将科学严格限定在自然科学的知识谱系内，强调其重事实、讲逻辑、重经验、偏实证的纯知识学特征；一种是将科学扩展至社会人文领域，将之理解为一种新型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前者以一批职业科学家为代表，以《科学》杂志为传播平台；后者以一些启蒙思想家为代表，以《新青年》为传播平台。[10]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两种“科学精神”中，实证科学精神在1930年代已经深入人心——专业主义新闻范式中“客观事实”的观念即深植于这样的知识语境中。表现在徐宝璜的新闻定义中，就是强调事实的核心、唯一的位置，并且强调：“新闻需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11]此“事实”显然是经验事实，是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是依托证实手段而呈现客观效果的事实，是与意见分开的事实。
实证主义一直与自由主义关系密切。自由主义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它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理论。自由主义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其间经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领军人物的大力倡导，在“五四”时期进入其发展的繁荣期。自由主义在新闻思想上的核心精神就是强调言论自由和媒介的独立性。媒介独立性在经济方面表现为独立的产权所有者拥有的自由企业，在政治方面表现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权力监督者或第四种权力，在社会文化方面表现为公民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平台。徐宝璜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在对西方报业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把英美自由主义报刊理念转化为适应当时中国发展进程的新闻学思想。而《大公报》张季鸾“四不主义”的阐述更以中国“文人论政”的精神资源丰富了这一理想范式。自由主义新闻范式中“公共机关”的观念即深植其中。
在新闻专业主义/自由主义新闻范式的指导下，“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报刊的文化自由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观察》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构成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实践的不同面向。[12]《大公报》更是成为实践新闻专业主义/自由主义新闻范式的典范。
然而，“以启蒙为目的的工具性的自由主义新闻观”注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3]。在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历史优先性的选择下，历史遵循其特殊条件下的演进逻辑，最终在1942年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努力建构。
（二）“科学”语境中的简单“建构论”基础上的党报范式的初建
以往的很多研究，更多地看到了延安整风、《解放日报》改版和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政治力量的关系，却很少看到这背后的理论知识生产的科学语境以及科学逻辑。对此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经由“五四”“新启蒙运动”和延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实证科学（科学方法）到科学精神再到科学主义的知识生产过程，最终成为覆盖学术、政治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学问的基础。这构成了“回到马克思”的知识演进动力和“党报范式”建构的“科学”语境。
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在其传播过程中，最早（“五四”时期）是作为“实证科学”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认知和传播的；然后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1923—1924年）中，“唯物史观”成为“科学”的同义词；在1930—1936年的辩证法论争中，“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14]——这构成了一个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折的关节点。
紧接着另一个关节点到来，即“新启蒙”运动——一个由马克思主义风行到中国化思潮占主导的转折点。“如果说30年代中国的思想主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到40年代，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化’成了决定性和主导性的思潮。”[15]在这场既有共产党人也有自由主义者参加的运动中，有一个奇特的景观，即无论在思想自由的问题上，还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还是在对待理性与个人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二者“谈论的是相同的概念，但其内涵却大相径庭”[16]。但“新启蒙”运动的出现，却有一个很大的共识点，即在民族危机面前，用最新的科学思维“唯物辩证法”，从事于“中国现实”的阐释。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7]这标志着“新启蒙”运动在延安正式落地为“马克思中国化”问题的官方表述。尽管不能确认毛泽东是“提出”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经受着苏联和中国教条主义者的压力，经受着党内把共产国际决议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压力，需要借助‘中国化’来为自己辩护”。由此，“我们把握到了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那种共同的问题意识、理论主张和时代氛围，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词语被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词典所接受的重要历史语境”[18]——显然，这也正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开始建构的知识生产背景。
其次，我们必须对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19]的科学（学术）自觉进行充分的挖掘和认知，对蕴含在这篇文献中的建构的新闻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正是该文直接奠定了“党报范式”的基础框架。
具体说来，所谓自觉的科学（学术）追求，主要表现在“科学”是作为一种元叙事在文章中存在的。陆定一开篇便强调了一个核心词“科学”，并运用了一连串的等价排比，即辩证唯物主义等于老老实实主义，等于实事求是主义，等于科学主义。在这个等价排比中，科学主义又居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拥有不证自明的、常识判断的元叙事功能——这正是当时“科学”知识语境在文中的自然投射，同时也是理论学理性追求的自我宣示。
所谓建构论的新闻观，主要表现在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物质—意识”二元论来架构新闻理论的基础：新闻本源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和新闻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样一种论证逻辑或推理逻辑是由哲学层面上的“物质—意识”转化出新闻操作层面上的“事实—报道”这一对概念。这就跟徐宝璜单一的核心概念（“事实”）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此事实不单纯是经验的事实、可实证的事实，而是包含了意见和倾向、可以通过报道被建构的事实。显然，这是一种建构论的新闻观，是在对现代“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追求下进行的一次理论创新，形成的是“事实”与“报道”并置的理论框架——既承认事实客观性，又承认新闻倾向性。该理论框架使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其“知识型”上区别于西方“实在论”的理论框架。
但是，在陆定一建构论新闻观的知识逻辑内部，由于受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思维分析模式的影响，却存在一个逻辑断裂，该断裂最终为政治性压倒事实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具体说来，就是在哲学认识论层面上得出的物质（事实）与新闻（报道）的关系，属于宏观层面的要求，但被陆定一“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陈述，直接转化为微观层面上对每一则单个新闻报道的操作要求。另外，对“新闻价值”相关要素的否定和对记者劳动的不信任又无形中否定了记者通过科学的方法（形式逻辑的方法）对新闻事实给予保证的能力。这实质上是以辩证逻辑替代了形式逻辑，也就陷入了“政治化的辩证法”[20]的陷阱中，从而容易导致政治对新闻规律的僭越和绑架。这也是未来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中必须要警惕的。
最后，我们有必要区分作为理论建构的党报范式和作为新闻制度安排的党报范式。作为理论建构的党报范式，正如前面分析的，主要解决了“事实”与“报道”（主观与客观）并置的理论框架问题，并顺延出“把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的现实要求。作为新闻制度安排的党报范式，则是黄旦所说的“完全党报”范式，即“以组织喉舌为特性，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21]。这一“完全党报”范式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政党报刊的办报目标和办报策略所构成的党报模式在中国新闻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演变为一个制度化模板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已有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充分的研究。[22]做如此区分的目的是为了把知识生产的“科学（信用）维度”和“社会（功用）维度”[23]厘定出来，把知识演进路径和制度变迁路径厘定出来，从而有助于理论的反思和创新。
二、改革开放后第二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新闻规律”旗帜下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
开始于延安整风时期的“党报理论”很长时间呈现为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党的文件关于新闻宣传的规定和要求，以及一些涉及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文章。陈力丹称之为“语录新闻学”而非人文—社科意义上的“理论”。而在大学新闻系，从1950年代起，“新闻理论”就是几大本苏联党校的关于新闻工作的文章汇集、列宁斯大林论报刊、苏联党关于宣传的决议汇编，并没有教材。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始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等作为新闻理论的主要教材。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集》。
改革开放后，面对百废待兴、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局面，如何去除狭隘的政治化的影响，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严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提出的党报观点在这套体系中安置在其应有的位置上?甘惜分提出了“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主张——“立足中国土”就是立足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新闻实践，“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所说的尊重新闻的客观规律，新闻规律是第一性的，新闻政策和编辑方针是第二性的，应当是按新闻自身的规律制定新闻政策和编辑方针，而不是相反。
1980年，甘惜分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材《新闻理论基础》。全书以“新闻”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以“新闻三角理论”作为理论架构手段，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理论基础、性质、特征和职能进行了全面研究。这本教材在1980年代居主导地位，仅仅在1980年代全国各种新闻函授班，就至少发行了20万册，对当今新闻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几乎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对于甘惜分的贡献，刘建明 [24]、童兵、林涵 [25]等都曾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沈莉则直接认定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党报本位”的理论体系架构的代表 [26]。他们的评价无疑都很到位，但在本文看来，甘惜分的最大贡献有二：一是开启了“重回马克思”的大门。“重回”的意义是“廓清理论地平，寻求新的理论衍射点”。通过对马克思“新闻规律”[27]思想的“重回”，拨乱反正，把“新闻”而不是“宣传”安置在新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上，这为新闻价值、受众等概念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为新闻与宣传作出区分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传播学、“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引入提供了合法性的入口。二是对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追求。甘惜分对他的博士生们反复强调：“我唯一的标准是学术标准。”[28]尽管他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更多地限于政党学说的范畴，没有形成学科独特的知识话语系统，但他在新闻关系（大小三角理论）的考察中去建构新闻理论体系的探索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这一点至今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需要指出的是，“新闻规律”是个哲学话语，它承担着政治合法性话语和科学合法性话语的双重角色。当这个哲学话语碰上实证主义传播学和“三论”时，就获得了更大的解放动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开展的一系列关于新闻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客观性原则、新闻真实等，无不是在双重话语资源的挖掘中获得突破的。
首先是新技术革命思想的冲击和信息概念的引入。1984年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风靡国内，影响至深。一方面，这两本书从信息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别来谈论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改变了当时国内知识界单一的姓社姓资的基本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思考世界新技术革命对各行业所带来的影响。陈力丹是当时较早把新技术革命与新闻业发展联系起来的学者。他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新闻事业》一文里，提出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显著特点是“知识（信息）成为重要的财富，大部分从业者的工作同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相关。与之紧密关联的新闻事业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会朝什么方向发展”[29]的问题。同年，李良荣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中，并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宁树藩在同年的论文《论新闻的特性》一文中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的认识。由此，用信息来辅佐界定新闻成为一种学术共识。为什么会这样呢?信息概念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科学，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其间实际上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偏移：在中国的新闻学语境下，信息的内涵更接近于“事实”，凸显了传播的内容中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同时，这个词也保留了更多原先自然科学语境下的可测量、可量化的科学性内涵。这样，被重塑的这个信息概念解决了当时急需建立学科独立性、科学性的新闻学合法性、合理性的需求。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选择。另外，“信息”概念还在三个层面上具有理论的建设性：一是有效地将事实的客观实在性固定下来。事实既有客观实在性，同时事实还需要陈述出来，在陈述的过程中必然加入主观意志。陆定一新闻理论中的逻辑陷阱正在于滑向了“革命意志”而没能真正在新闻理论层面上固化事实的客观实在性问题。二是真正解决了新闻与宣传的区别问题。若从事实概念出发，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宣传也是事实的报道，没法讲清楚。引入“信息”概念，新闻是信息传播，宣传是符号传播，一清二楚。三是信息概念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信息作为一种资源，是在开发、采集和传播的过程中转化为生产力的，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和传播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必然具备第三产业的性质，也顺理成章地为我国新闻媒介“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提供了合法性理论依据。
其次是对新闻真实的讨论，对“本质真实”提法的质疑。据学者研究，新闻真实分为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说法最早见于1953年的陈旭宗和华山，当时的表述是“本质的事实”和“非本质的事实”。[30]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该说法大盛于新闻界。后来本质真实的观点经过许多修正和补充，但基本思想没有变，并发展出“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等提法。1980年，王中提出抛弃“本质真实”提法的问题，认为“‘本质真实论’的错误，就是按照所谓的‘本质’去寻找事例以印证其‘正确性’，这与从大量现象（事实）中选取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进行报道，完全是两回事”,[31]引来激烈的争论。1985年，胡耀邦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发言中，强调指出第一是真实性的问题，使这场讨论达到一个高潮。进入1990年代，在对新闻真实的讨论中，质疑、反对本质真实的声音占了上风。在争论中，最有力的反对理由是，本质真实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概念，不能在实际的新闻实践中落实，勉强落实的话，就是要人们“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不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提出的“报刊的有机运动”的观点也被用来证明“本质真实”的难以实现，不符合新闻规律。人们提出用具体真实和整体真实来替代。[32]经过学者们不断地论证，现在大多数教材也采用此种表述。
再次是对客观性原则的认可。延安整风所确立的“党报范式”对客观性报道的原则是排斥的，从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到客观性报道是“资产阶级的骗人伎俩”的判断，都使客观性原则成为负面的概念。1989年后新闻界发表数十篇文章开始对客观性原则展开讨论。尹韵公的《也谈“客观公正”——兼评西方新闻界的“客观报道理论”》认为没有纯客观的报道，刘保全在《新闻的客观性和倾向性》中认为二者不可分，客观性是倾向性的基础。几年后就“羊城疑案”和李希光“妖魔化”提法，学界再次围绕新闻客观性原则发表20多篇文章讨论。陈力丹在《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中指出，作为形式的客观报道和作为客观性理念之一的真实性要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公正惯例”的表述就是对客观性报道的思想的集中概括。[33]这一“新闻规律”的挖掘为客观性原则在党报理论中拥有自己的位置提供了思想资源。人们意识到，西方的客观性思想是指在报道具体事件时要真实、全面、平衡，是职业道德、专业伦理意义上的；中国的客观性则是宏观层面上、政治思想方面的，属于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随后学界开始大面积地对西方的客观报道思想做引介和分析，并为我所用，进一步引发迄今为止还在进行的新闻专业理念的大讨论。
最后是确立了新闻记者（传者）和受众的双主体地位。传者和受者是传播学当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延安党报理论中传者的认识主体地位和职业主体地位是被取消、清空了的，被置换成了需要时刻加以改造的政治性的阶级感情，受众则是接受灌输教育的革命群众角色。改革开放后，传播学中抽象的“传者”和“受众”概念被引入，更便于填充新的内容。首先起步的是受众研究。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进行了“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确立了受众作为研究对象的观念。同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受众研究成为传播学研究五大领域之一。1992年，全国第二届受众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萧山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正式提出“受众本位”观念，得到普遍认同。这标志着受众主体地位的确立。而对传者主体性的强调则始于1989年童兵的《新闻的客观性与传者的主体性》一文，他谈道：“哲学上对主体的定义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就新闻传播活动看，传者的主体性主要应该理解为独立地观察、判断、选择和报道事实的动机和能力。传者的多元化决定了主体性的多元化。主体性是多层次的。”“新闻改革的深化中必须切实地确立传者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新闻从业人员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的主体性要自珍、自爱，依法充分展示自己的主体作用；新闻主管部门要尊重传者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依法指导新闻传播活动，最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独立自主前提下的创造精神。”[34]1994年，童兵更以“主体与喉舌”为线索，梳理了共和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35]随着研究的深入，传者的主体地位更被明确填充为专业理念的贯彻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2005年，黄旦就是从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的角度对西方传者传播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36]极大地丰富了传者主体性的研究。
总结前面的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新闻理论建构的“回到马克思”，所廓清的“理论地平”就是“新闻规律”，而非“宣传规律”，是对陆定一逻辑链环上的断裂作出的初步修复。“新闻规律”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合法性和科学合法性的话语，起到了延安整风时期“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一样的不证自明的元话语的功能，并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体制内的话语登陆点和理论衍射点。这也成为这次“回到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创新——从“宣传本位”走向“新闻本位”，从“宣传模式”走向“专业模式”，其背后匹配的是中国市场化、大众化的新闻改革实践过程。
（二）“新闻事业范式”的建立与消解
登陆点的提供并不意味着“专业模式”和“宣传模式”兼容性的建立。一方面，两者的知识论基础不同。“专业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新闻观，而“宣传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建构论基础上的新闻观；另一方面，二者的意识形态背景不同。“专业模式”在西方作为一套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它背后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宣传模式”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体系，是社会主义、革命主义的思想体系。“专业模式”的话语要嵌入到“宣传模式”的话语体系中，必然带来“党报模式”的“范式转型”和专业话语的“碎片化嵌入”。这就是“新闻事业范式”的出现和“二元对应式”理论结构特征的形成。
所谓“新闻事业范式”，是中国第二代新闻理论家们从1990年代开始，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沿着甘惜分开辟的道路，吸收传播学、信息学、系统论、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回应中国新闻改革的最新实践需求，自觉地进行的理论建构尝试，具体成果体现为一系列教材，如《新闻学导论》（郑保卫，1990年）、《新闻理论教程》（成美、童兵，1993年）、《新闻学基本原理》（吴高福，1993年）、《新闻学概论》（李良荣，1995年）、《新闻理论》（雷跃捷，1997年）等。这些教材区别于传统的“党报理论”体系教材的地方，一是不再强调“阶级性”“舆论工具”等意识形态话语；二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容逻辑变为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三大块；三是广泛引入传播学、信息论的概念来丰富、整合新闻理论。应该说，该种新闻理论体系是对“党报理论”体系的修改、补充和调整，沈莉博士称之为“新闻事业本位”范式。
这个“新闻事业范式”，在概念体系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二元对应式”的话语结构模式，[37]也有人把这种话语结构模式称为“悖论”[38]。尽管研究者都对这种话语结构方式颇有微词，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二元对应式”话语所释放的解放意义还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独特的理论创新方式，“党报理论”体系才能跃进到“新闻事业”体系。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闻事业”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现在很多人更主张用“新闻业”来取代“新闻事业”的称谓。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新闻事业”范式毕竟是党报模式和专业模式互相简单嵌入的结果，是新闻与政治简单结合的思维定势的体现。随着社会实践和新闻实践的进一步开展，这种理论范式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就极大地显现出来，其解放功能和解释效力也大大降低。
张涛甫用“兼容问题”“价值问题”和“结构性贫困”三个关键词来指称当前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存在的问题。[39]这里借用这三个概念，结合自己的理解，对其做进一步的解释。所谓“兼容问题”，指两个方面，一是传播学所带来的新的话语表述和理论逻辑，与新闻学原先的话语表述和理论逻辑之间如何兼容和协调的问题；二是指新媒体实践对整个人类传播生态带来巨大改变，现有的新闻理论体系能否对新媒体的新闻生产做出兼容性的解释问题。所谓“价值问题”，就是指我国建构论的新闻事业理论范式对政治倾向性的直接拥抱，与西方实在论基础上的专业主义新闻理论范式的价值中立间存在话语冲突和价值冲突。所谓“结构性贫困”，是指目前我国建构论的新闻事业理论范式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和知识体系还相对简陋粗糙，现有的理论支点难以支撑理论逻辑的衍化，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逻辑被大大透支，难以形成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解释力。
张涛甫所指出的这三个问题，在当前有关新闻专业理念的争论和有关“职业新闻VS公共传播”的争论中集中体现了出来。
1.有关新闻专业理念的争论
中国新闻专业共同体意识的出现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媒介市场化的深入、严肃媒体和大众化媒体的分流，国内学界开始对作为职业规则的客观性进行讨论，进而扩展为对“传媒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进行大规模讨论，而2002年发生的繁峙矿难“金元宝”事件更是激发了学界的热情——“经过二十多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已经成为新闻改革过程的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40]。在上述共识下，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的新闻专业理念的研究拉开帷幕，并发展为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系统介绍和对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的考察两个研究维度。2015年，《国际新闻界》第7期组织了“当代中国新闻场域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系列专题文章，“编者按”写道：“新闻专业主义自上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内地之后，成为新闻改革的一面旗帜和重要的象征资源，但也因新闻界对其内涵缺乏共识和与主流新闻话语体系的冲突而颇受争议。”
具体说来，这场争议的正方立场是：肯定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解放意义，同时也指明了我国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流散化”“碎片化”“不确定性”和“未完成状态”的特征。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学者有李金铨、郭镇之、黄旦、潘忠党、陆晔、吴飞、袁光锋、黄月琴等。其中有态度鲜明者，如郭镇之认为：“中国的主流媒体需要这种标签，表明自己日渐自主的身份，提升自己的社会公信力；需要用专业主义的操作方法，去抵制来自有关部门的不当指令，以实现有效传播。”[41]黄月琴认为：“虽然在新闻业实践的总体上，新闻专业主义并没有成为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但它正是中国新闻业改革最有力的表征和最具方向感的进步。”“新闻专业主义在体制内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语登陆点和正当化表述，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强有力而持久的实践空间，流散化、碎片化、不确定性和未完成形态是它的主要特征。”[42]
这场争议的反方立场是：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警惕，认为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朝向“专业模式”发展的新闻理论的转型过程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是错误地把产生于垄断资本之下的西方新闻理念当作了“普世价值”。比如王维佳认为，国内传媒学术界存在一种进步和落后的二元框架，在这种框架里，西方的媒介独立原则被树立为中国媒体进步、努力的方向，而把国内无法实施的现状认定为中国新闻业落后的表征。[43]赵月枝则认为我国新闻学界的“去政治化”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其表现就是信息理论和实证主义传播学在我国大行其道，学界引入“信息”概念来对抗“宣传”概念，用“传者”和“受众”这样更中性的概念来消解传受者的阶级性、民族性等特征。[44]
显然，我们发现，上述争论背后反映的正是“兼容问题”和“价值问题”。正方试图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体制内寻找话语的登陆点，结束其“游牧”状态——理论体系的“兼容问题”。反方希望跳出西方既有的新闻专业主义“主流”研究框架，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这样不但能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并使其超越东西方对立而获得跨国性和跨文化特质，而且能将研究从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路径之中解放出来，使其具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取向和实践指向”[45]——这是“价值问题”。无论是“兼容问题”还是“价值问题”，都难以在“新闻事业范式”内部予以化解。
2.有关“职业新闻VS公共传播”的争论
随着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类的传播生态和社会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这种传播生态和社会形态特质的把握成为学者们努力的重点。“网络化关系”[46]和“公共传播”[47]成为共识性的概念，尤其“公共传播”是一个更具发展潜力和解放动能的概念。胡百精撰文认为该词在微观上能解释多元主体相遇、多元话语协商之下的传播生态和传播变局，在宏观上能以传播和公共性的视角透析现代社会的发展走向；总体上这个概念则表征了现代性转型、全球化和互联网革命等多重语境下一种新的传播结构、格局和境况，内蕴着传播学范式创新的极大可能性。[48]2016年，第十三届中国传播学大会的主题就是“公共传播：新理念、新挑战、新机遇”。
与“公共传播”生态所带来的传播变局相伴生的，是对传统新闻学观念的冲击与挑战。多数学者认为，随着博客、社会化媒体、UGC（用户生产内容）等形式的出现，民众新闻与专业新闻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白红义认为“新闻进入了‘去专业化’的过程”[49]。黄旦则更具体地表述为四点：“在传播革命所导致的‘网络化关系’中，职业新闻传播出现以下变化：（1）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2）媒介与社会的界限模糊，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3）原有的职业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4）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的是介入点和到达的数量，转化数据的水平和能力。”[50]
显然，民众新闻的出现和壮大对整个人类传播生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必然要求在新闻理论的体系建构中获得其合法化陈述和知识位置。然而，现有的新闻学理论架构是“围绕职业新闻机构的生产实践而搭建的知识体系”[51]，难以对新媒体的新闻生产做出真正的解释。所以，作为解决方案，扩容或重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对此，学者们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认知：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媒体的出现，社交媒体的发达，并不能改变人类对新闻需求的目标，职业新闻所设置的专业门槛非但不会消失，还会强化。[52]只是在“公共传播”的境况中，会有一个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动态过程，新闻业建构自身边界的实践工作（也称“边界工作”boundarywork[53]）也会在社会协商中持续不断地进行。第二种观点认为，随着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在新闻领域，传统的新闻机构会逐渐消失，新闻将由受众生产，志愿主义（volunteerism）将胜过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54]第三种折中的观点认为，职业新闻与民众新闻会在相互博弈中形成特殊的竞合关系。[55]
看似学者们对职业新闻在“公共传播”环境下的存在状态有不同的声音，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还是新闻理论体系的“兼容问题”——职业新闻理论范式能否兼容新媒体实践的问题。对此，黄旦提出重建新闻学科的基础，即要从媒介机构实践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向人类传播实践这个平台范畴，从而使新闻学有一个新的基础和景象。[56]胡百精提出三个“重返”：重返人的存在，重返生活世界，重返共同体。[57]张志安提出，新闻教育要从职业新闻学走向公共传播学。[58]
本文同意上述三个观点中的第一种观点，即认为职业新闻机构不可能被取代，新闻理论也必然还是关于职业新闻学的理论，但同时也认为需要重建新闻学科的基础。因为张涛甫所指出的三大问题，从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看，正是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的张力和冲突问题。知识的反思性正要求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回到“交往实践观”的马克思，重新寻找新的“理论地平”和“理论衍射点”，以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和超越性的全球性的新闻理论体系。
三、“交往实践”视域下第三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
实在论和建构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知识的社会基础的回归与客观性观念一点也不矛盾，只有当它们被幼稚地理解时，才可能是相互排斥的。吉尔德·德兰逖指出，整合、超越实在论和建构论，重构批判的社会科学，是当前人类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而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提供了最大的思想资源。[59]自1990年代以来，中西方的社会科学界正形成一种回到“交往实践观”的马克思的社会思潮。新闻传播学中的“回到马克思”是这个大的思潮中的一部分，并且有它自己所独有的问题语境，并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形成自己学科的独特的转向方式和路径。
（一）转向：从“科学”到“人文”，从“物质—意识”到“交往实践”
1.从“科学”到“人文”——学科属性认知的转向
文章开头我们提到，在“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发展阶段，重心是把新闻学看作科学，具体的议题主要是“新闻规律”的表述和对学科建设的专业性与科学性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学派”的传播学以其“科学主义”的面目战胜“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最终被中国学界认同和引进。对此现象背后的原因，刘海龙从当时的知识接受语境的角度做了分析，认为施拉姆“传播科学”的提法和“5W”的理论框架，对于当时仅用阶级斗争理论框架来解释新闻现象的中国学者来说，有“范式革命”的意义。而席勒的批判学派所使用的理论资源，是中国学者非常熟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当然较难形成大的吸引力，同时也难以支撑当时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建设的需求。[60]所以，一时间，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来强化科学性就成为一种强大的声音。这实际上是以“科学”的名义“离开马克思”（离开过“左”的政治化的新闻学研究）的一种趋向。
如何看待这种趋向呢?总体上，这是一种理论知识生产的学科化、科学化要求和特定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建构形态之间的张力关系造成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具体说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局部到系统的动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而且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渗透到一般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也需要一个知识生产的转化过程，所以就形成了不同阶段的主导性的新闻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在建构学科化、科学化的新闻理论体系时，需要一个逐步驱离原来僵化的、粗糙的甚至是被扭曲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影响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寻求自己学科的科学合法性，而对学科科学合法性的认识本身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回归”和“离开”就像钟摆一样，构成一种周期性现象。
然而，传播学毕竟不同于新闻学。2001年开始，一场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区别的学术讨论拉开了帷幕：李希光发表了《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一文，提出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的问题；次年，詹姆斯·凯里（James W.Carey）的《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被翻译过来，文中凯里认为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应与政治、文学、哲学、历史建立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树立学科的自主意识和价值，这对国内的讨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潘忠党的《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发表使讨论的方向集中于新闻学的学科属性的讨论。最终，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或介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说法占据了上风，“保卫新闻学”可以算作是对这场讨论的形象总结。
这场关于新闻学科属性的讨论，其实质是强调新闻学应建立在以“人”为目标的基础上，是与人的价值、意义密切相关的，并由此获致它的人文学科特性。同时，新闻学的这种人文学科特性，又决定了与之匹配的研究方法，应主要以人文主义方法（“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为主。这种从“科学”到“人文”的转向，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学术事件——它把向“实在论”偏移的新闻理论建构倾向扭转回建构论的轨道上来，为再一次“重回马克思”起到了“廓清理论地平”的作用。
2.从“物质—意识”到“交往实践”——“知识型”的转向
新闻理论要作为一门独立的话语知识体系获得学科的独立性，其合法性知识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基于新闻实践的问题语境所产生的事实、概念、话语和规则；一个是与上位学科的知识型的同构和与上位学科的联动。这两者契合的中间点是具有逻辑勾连和抽象度的新闻理论的核心概念以及概念层级。
这里所谓的上位学科，不是指学科地位的高低，而是从知识的抽象程度、与实践距离的远近和距离经济基础的远近来说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对于新闻学来说，处于知识的上位的就是哲学和（理论）传播学。但上下位的学科并不是不贯通的，而是在“知识型”上有其贯通性。换句话说，“知识型”是上下位学科贯通的通道，当上位学科的“知识型”（相当于范式）转型的时候（一般也首先发生在上位学科），下位学科的“知识型”也会发生变化，但不一定同步，还受各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性。虽然有上下位学科之分，但上下位学科各自的独立性并不能取消，也不能用上位学科的概念直接承担下位学科的概念功能，每一个学科会根据其问题语境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以保证自己理论体系的“在场”感。所以，每一个学科都会不断寻找真正属于自己学科的核心概念并以此来搭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知识型”则潜藏在背后，成为这些概念逻辑关系搭建的“语法”和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秩序。具体到新闻理论，其上位学科就是哲学和传播学。哲学的交往实践范式转向，带动传播学的实践范式转向，也会传导到新闻学形成实践范式转向。但传播学不能取代新闻学，哲学也不能取代新闻学。它们对新闻学的影响只能体现在“知识型”的贯通上，体现为逻辑支点的改造、认识论在概念体系中的落实和思维方式在知识组合逻辑中的显现等。
无论是党报范式还是新闻事业范式，其“知识型”都是经由苏联转译来的马克思的“物质—意识”反映论，并由此衍生出新闻报道的相关理论。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哲学上对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研究的日益深入，加之新媒体实践的催生，我国传播学开始出现“实践范式”的转向，新闻理论的“知识型”转向也开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范式也在孕育中。下面我们进行具体分析。
所谓交往实践，哲学上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是指“多级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之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61]。所谓交往实践观，就是从交往实践的观念出发来把握人类社会的一种思想。具体说来，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首先实现了实践观上的革命。马克思发现人类实践是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社会的依据——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践的（物质实践），人与精神的关系是实践的（精神实践），还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实践的（交往实践）。这些实践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关系。这样，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并转化为哲学思维方式，创立了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同时也终结了传统哲学，开启了现代哲学的大门。其次，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突破了传统的“主体—客体”单一两级的实践结构观，把主体间关系（交往）引入实践结构，从而把实践作为多级主体在客体中介下互相交往并与客体相统一的结构，即主体—客体—主体的辩证关系结构。最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具有理想性维度与公共性指向。作为一种批判哲学，马克思把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作为理想目标。但马克思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特别强调理想实现的现实性维度。从交往实践的角度上，他提供了一个交往实践公共性追求的合理性理想——在马克思看来，在交往实践中互为主体的参与者的关系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论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整合性运动；而且这种交往实践是一种以实现互利为目的的交往过程，会形成交往共同体，其中“对话理性”会产生，公共性形成。而从历史过程看，马克思把人类交往实践扩大化和普遍化看作是消除异化的重要途径，理想的交往生活从根本上说体现为一种人的解放——这一过程被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的公共性运动。
哲学界对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再发现和再发展，影响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和传播学的实践转向。在西方，“交往行动”理论、“表征”理论、“场域”理论等，无不是在对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基础上所形成的庞大的知识谱，并对传播学形成了深刻影响，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明确提出了传播学范式的“实践转向”问题。[62]新闻理论方面，则出现了从“客观新闻学”向“对话新闻学”的转向。[63]在我国，对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研究是近十年的热点，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在传播学界，一方面收获了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另一方面则是在传播哲学的反思中开始呈现出“实践范式”的转向。
陈力丹完成于1993年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目前已再版至第四版），把马克思恩格斯放置在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的背景下，对其传播观做全面、客观、系统的学术研究。其主要创新和贡献就在于首次从人类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进行研究，在多维视野上建立精神交往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思想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尽管这本著作主要写作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但它不属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20世纪90年代，而是属于21世纪。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这本书直至2012年才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而是它对新闻理论体系再建构的影响只有在21世纪才能逐渐获得它所需要的学术语境。这个学术语境的起始就是整个新闻学界对新闻学科“人文”属性的再认知。同时，这本书也为我国传播学的“实践范式”转向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武器，即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和“精神交往论”，它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再建构提供一定的传播哲学基础。
目前，在我国的传播哲学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把马克思交往实践观作为主导性的理论资源，来“帮助我们超越实证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文化帝国主义、妖魔化理论等视角”[64]，建构“科学与价值并举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型传播范式”[65]的理论共识。相应地，伴随着哲学和传播学“知识型”的转向，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内一种学术共识也正在形成，即把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作为新的理论衍射点，“重回马克思”，提高新闻学研究的批判性、反思性，实现新闻理论的包容性和超越性——这实际上是对前一阶段“离开马克思”的一种反拨。很多学者提出了重建“交往实践”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议和设想。比如，宋万林提出要把“实践性”和“人学性”引入到新闻理论的建构中来，以形成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元范式”;[66]陈坚提出用马克思的含义更丰富的“实践”概念做新闻理论的基础，能够帮助我们多视角、多向度地开展对新闻的立体研究；[67]唐海江也提出要从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出发，做内在的、深层的理论转换，即新闻学知识体系要从以政治解放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推进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68]
（二）从新闻报道观到新闻生产观——新的理论范式的命名
党报范式和新闻事业范式，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1.0版本和2.0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共同特点：都是“主体—客体”二元关系论下的简单的、静态的建构论，都强调“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它是以新闻记者的业务活动为中心的，尽管有物质—意识的反映论来把新闻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系统行为联结了起来，但并没有强调新闻作为人类交往实践活动的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特征，这是“报道”这个概念难以承载的内容。在1.0版本中职业传者的主体性被取消了，直接导致政治性的全面接管；2.0版本恢复了职业传者的主体性，但却依然没有解决好政治性和职业性之间的平衡关系，其中存在巨大的悖论；3.0版本的“交往实践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则是“主体—客体—主体”（“主体间性”）多元关系论下的复杂的、动态的建构论，是超越了简单实在论和建构论的复杂建构论或称实在论的建构论。在这种建构论的思维里，场域思维、网络关系思维、核心—边缘循环生产思维等贯穿其中。我们可以把这种正在建构中的更具包容性和超越性的新闻理论范式命名为“新闻生产范式”。
在人类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会有某些观念或概念的出现颇具冲击力，给当时的知识生产状况带来豁然开朗的感觉并引起学界的高度热情，即围绕这个概念做各种阐释，试图以这个概念为轴心建立一个综合分析体系，同时不断地拓展它、应用它，最终推动新范式的诞生。“新闻生产”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该概念经由文化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人类学、媒介社会学等对马克思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的转换和消化，已经成为一个被人们广泛使用的、颇具涵盖力的概念——作为名词的“新闻生产”，指的是人类新闻实践活动的总和；作为动词的“新闻生产”，则是记者、编辑和社会群体为了接近和控制新闻而展开的社会建构过程（广义），同时也是指新闻从采集、制作到传播的全过程，更准确地说，是新闻文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循环的过程（狭义）。今天，当我们需要建构交往实践观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时，我们发现，“新闻生产”成为能够对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思想做出最恰当、最完整新闻学表达的首选概念。在此概念下，我们需要建立起两种并不矛盾的静态认知判断：新闻是一种事实信息的传递活动；同时，新闻还是一种叙事建构活动。从动态上看，新闻活动呈现为新闻生产场域内的博弈斗争（对信息、符号资源配置与争夺；真相与虚假的斗争；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的斗争）和核心—边缘媒介文化循环生产机制（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之间的循环）。所以，新闻生产观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有三点不同：首先，新闻生产观是一个更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权力的观念被放置在优先思考的位置。也就是说，新闻生产不再是一个自我隔绝、自我封闭的有关新闻报道的理念系统，而被认为是一个在权力场域中、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新闻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新闻媒介不断争取它在各种社会实践关系中的核心位置的过程。核心—边缘媒介文化循环生产机制 [69]作为一种新闻生产的首要规律发挥着作用。所以，新闻生产首先是文化领导权的生产，其背后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忽视。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内，新闻传播业的倾向性、议程设置功能和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等问题的合法性得以成立，并能得到现代意义上的有效解释。同时，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也不会被颠覆，因为新闻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在新闻生产框架内是得到认可的，“事实/信息—客观性—公共性”三元并置的核心概念逻辑关系将取代“真实性—倾向性”这样的二元逻辑关系，新闻事业范式理论内部的悖论问题将得到解决。
其次，新闻生产观还是一个包含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理论框架。宏观是社会系统层面，它涉及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问题及其在社会中的建制化、规则化等问题；中观是媒介组织层面，它涉及新闻线路 [70]、新闻网络 [71]、新闻流程、消息源结构、科层结构等方面及其制度化、例行化等问题；新闻微观是采编业务层面，它涉及作为行动者的新闻记者在新闻采写编辑等方面行为的惯习、行为策略和话语实践等，新闻文本建构中的类型化方法和手段等。新闻生产既研究常态新闻生产，也研究非常态新闻生产，而且这三个层面都可以借用布迪厄的场域分析方法进行新闻生产机制分析。也就是说，新闻生产观内在的理论逻辑是非常贯通的。
最后，新闻生产观也是一个能够涵纳新媒体实践的理论框架。因为在新闻生产观里，网络关系思维、场域思维和核心—边缘媒介文化循环生产思维是共同作为它的认知工具在起作用的。同时，核心—边缘媒介文化循环生产模型充分地涵纳了新媒体的生态结构。当然，这方面的理论整合还远远不够，相关的思想资源还更多地散落在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学科里。但对新媒体的新闻实践来说，它并没有超出这些认知思维的范畴。
总起来看，目前，我国的新闻生产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缺乏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大框架下进行理论整合的自觉，也缺乏足够的研究积累来酝酿这方面的突破。一切尚有待时日，但一些新的思考已经在启动。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对新闻的定义、新闻理论的核心概念、新闻理论的板块构成等问题，在新闻生产的框架下，进行不懈的理论建构的努力，从而建设出“交往实践”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新闻生产范式”。
四、结语
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过程的描述，绝不是书斋里的自我呓语，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闻学科领域知识演进过程的真实表现。从延安整风时期“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的第一次建构，到改革开放后“新闻规律”旗帜下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第二次建构，再到当前“交往实践观”视域下的“重回马克思”的第三次建构——这三次建构分别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党报范式、新闻事业范式和正在形成中的新闻生产范式——这个知识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学术自觉和理论自觉形成的过程，是中国内涵的概念生成和思想创造体系建构的过程，是中国新闻学现代性生成的过程，是世界新闻理念汇流的过程。历史期待我们进一步树立理论自信，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完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逻辑和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1BXW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齐爱军，该文发表时系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