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给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本国民众品尝到了战争的苦果。日本战败投降后，如何对这场战争进行理性反思成为摆在日本文学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很多作家从不同的视角描写了这场战争，其中战后派作家的战争书写尤为引人注目。

在日本文学史上，战后派文学是指自1946年至1950年前后登上文坛的一群新人的文学。1946年1月，平野谦、本多秋五、埴谷雄高、荒正人等创办了同人杂志《近代文学》。他们“都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在无产阶级文学的退潮期度过了直面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暗谷’的青春的文学、政治青年。他们经历了战争体验基本上指向革命文学，主张文学的主体性、自立性和人道主义，扬弃无产阶级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等，期待西方规范的、思想性的文学”。[1]这些文艺批评家作为理论上的指导者引领着战后派文学的发展。

1947年，野间宏的短篇小说《阴暗的图画》由真善美社出版发行，本多秋五称其是“战后派作家的第一声，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说是整个战后文学的第一声”。[2]然而，战后派文学并没有统一的文学纲领，成员构成也比较松散。学界多依据登上文坛的时间顺序，将其划分为“第一批战后派”和“第二批战后派”。如大久保典夫等把野间宏、椎名麟三、中村真一郎、梅崎春生等看作“第一批战后派”，把大冈升平、三岛由纪夫、堀田善卫、安部公房、岛尾敏雄等看作“第二批战后派”。[3]然而，正如松原新一所指出的那样，“从他们的作风和在文艺思潮史上所占地位来看，这种区分不尽恰当”。[4]奥野健男在其专著《日本文学史》（1970）中论及战后派时便没有做这种区分。我们认为，“第一批战后派”和“第二批战后派”的区分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倒不如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更为合适。

战后派作家在战争年代，或因参加进步活动身陷囹圄，在铁窗生活中遭受摧残与迫害，或被强征入伍，在战场上经受血与火的生死考验。战后，他们从自身的战争体验出发，创作了一大批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即通常所说的战争文学。关于战争文学，日本学者的定义大都比较宽泛。比如，矢野贯一指出：“不仅是取材自战场的文学，描写后方的文学，以及有关和平时期军队军人的文学均可理解为广义的战争文学。换言之，也可以说这是明显的或潜在的与战争相关的文学。”[5]安田武指出：“战争文学不单是描写战场和军队的作品、描写后方的作品，而应该是包含那个时代的一切的整个‘环境’，且必须如此。”[6]有山大五指出，战争文学包括“直接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诸如描写战斗场面的作品，主要舞台是战场的作品，以军队、军人为中心来描写的作品，虽然舞台是后方但以战争为中心的作品，或者与此类似的作品”[7]。日本战后编辑出版的《昭和战争文学全集》（1964）和《战争文学全集》（1972）均依据广义的战争文学概念，收录作品涉及面较广。因此，为了全面把握日本战争文学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魅力，我们所说的战争文学也涵盖了与战争相关的不同题材的作品，不仅包括描写战时的战场、后方与军队的作品，而且包括描写战后战争创伤的作品。

战后派战争文学中数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小说体裁的作品，因此我们把战后派战争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兼论其相关的随笔、纪实文学和文学评论。战后派文学到50年代初期即告一段落，但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并未停止，而且有很多作家到晚年又重新创作了战争题材的作品。因此，为考察战后派作家战争文学的全貌及其战争观的变化轨迹，我们将其文学生涯的战争小说都列为研究对象。战后派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1947）、《真空地带》（1951），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剧烈摇摆的风筝》（1963）、《幻化》（1965），武田泰淳的《审判》（1947）、《蝮蛇的后裔》（1947）、《光藓》（1954），大冈升平的《俘虏记》（1948）、《野火》（1951）、《莱特战记》（1967—1968），岛尾敏雄的《出孤岛记》（1949）、《终于没有出动》（1962）、《鱼雷艇学员》（1985），堀田善卫的《齿轮》（1951）、《广场的孤独》（1951）、《时间》（1955）、《审判》（1963）等。

战后派战争小说不仅在日本深受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而且被大量译介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颇有影响力的《群像》杂志于1955年9月号公布了“读者推选的战后优秀作品”投票结果，野间宏的《真空地带》、大冈升平的《野火》和《俘虏记》入选“读者推送的战后优秀作品”前10名；大冈升平、野间宏入选最受欢迎的前5位作家。1960年，《群像》杂志举办了由作家和评论家投票推选的“战后最优秀的五篇作品”活动，大冈升平的《野火》、野间宏的《真空地带》和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占据了前三名。[8]此外，大冈升平的《俘虏记》《野火》《莱特战记》、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和武田泰淳的《审判》《坏家伙》等作品长期入选日本中学的国语教材，《俘虏记》《野火》《脸上的红月亮》等作品也为中国高校的日本文学选读教材所采用。战后派战争小说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战争文学研究的意义，中国有学者指出战争文学“一方面记录着生死场上的残酷搏杀，另一方面承载着时代的伦理价值观念并激烈地张扬之，使之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历史与时代的精神状况。因此，对战争文学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对历史与人的精神的一种价值审视”[9]。从现实情况看，如今距日本战败投降过去了70多个春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大都已经作古，战争的记忆在人们的脑海中日益淡化。然而，日本至今没有对其二战期间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总清算，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直是横在日本和亚洲邻国之间的一道鸿沟，妨碍着彼此之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日本阁僚不时出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辞，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也成为焦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禁要思考日本人为什么拒不认错，他们究竟是如何看待二战的？我们今天重温日本战后派战争小说，对其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全方位的探讨，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文学的角度看，日本战后派的战争小说既是日本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战后战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战后派战争小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日本战后文学的发展脉络，了解日本作家的战争记忆与战争书写，理解其叙事特色和文学主题。从现实的角度看，通过对日本战后派战争小说创作语境的考察和文本分析，可以了解日本作家笔下的战争画面及其对战争与人性的认识与反思等，由此加深对日本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