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乔治·库尔蒂乌斯、约翰·尼古拉·马德维格等专家

在施莱歇尔时期的语言学家当中，学术成就仅次于施莱歇尔便是他在布拉格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乔治·库尔蒂乌斯（Georg Curtius）。库尔蒂乌斯专注希腊语研究，他的希腊语动词和词源的著作理清了学界诸多疑点，在弥合古典语文学与雅利安语言学之间的鸿沟同样功勋卓著。其著作《印欧语系编年史研究》（Zur Chronologi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forschung，1873）提出了对当时语言学普遍问题的看法。在施莱歇尔与世长辞之际，施莱歇尔的名望达到顶峰，他的理论在几乎所有学科都获得巨大成功，但库尔蒂乌斯没那么幸运了，他见证了年轻一代语言学家包括他的弟子布鲁格曼所推崇的理论与他珍爱的语言学中最基本的原则背道而驰。尽管他本人与施莱歇尔一样，一贯赞成比前辈更为严格地遵守语音规则，但他最后的一本著作实际是与青年学者的一场论战，青年学者极端地认为凡事没有例外，指出即使在古代语言中也存在着大量与现代类似的语言，除此之外，年轻学者对原始语言的重构剥夺了这位学者眼中原始语的古典美，而这种古典美在库尔蒂乌斯本人的作品《最新语言学研究批评》（Zur Kritik der Neuesten Sprachforschung，1885）均有体现。不过，这一切都在预料当中。

如果说库尔蒂乌斯是一名学识渊博的古典比较语言学者的话，那么约翰·尼古拉·马德维格（Johan Nicolai Madvig）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名杰出的古典语文学家，他对普通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运用敏锐的判断力和审慎的态度解决了困扰同时代学者的诸多问题。在当时的语言学理论中，他反对一切模糊、神秘的论断，也不喜欢一些学者将语言现象归结于某种神秘的力量。不过，他似乎对理性主义过于执着，例如，他全盘否认洪堡特提出的语音象征（sound-symbolism），并强调各个时代人类语言能力的一致性，即最初说话的人类与今天的人类一样，彼此无意创造能够指示任何时间与任意场景的语言，除了能让双方即时理解之外，话语再无其他。因此，我们在诸多语言中可以随处发现语言系统的不健全，例如单数与其复数形式的不一致，词尾的差异，等等。马德维格并没有刻意逃避这些矛盾，比如他解释软元音“a”的用法，表示该元音带有一种阴性的语音象征，又或者以怎样的词序呈现在原始人面前（动词中，时态关系在前；名词中，数在前，格在后）。虽然，他轻视语音学与词源学的研究，但他的语言观却比当时研究同样对象的学者更为可信。不过，他的著述鲜为人知，一部分原因是他用丹麦语写作，一部分缘由是他的写作风格过于晦涩。在以德语撰写的《语言学微论》（Kleine Philologische Schriften，1875）出版之际，马德维格在序言中表示自己十分遗憾，因为发现多年之前用丹麦语提出的诸多理论已被威廉·德怀特·惠特尼独立发表，因为惠特尼拥有使用世界通用语言（英语）的优势。

该时期最重要的学术特征之一，便是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之上，建立许多历史语言学分支。库尔蒂乌斯对希腊语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引例，此外还有梵语专家：尼尔斯·卢兹维·韦斯特加德（Niels Ludvig Westergaard）、西奥多·本菲等；斯拉夫语专家：弗朗茨·里特·冯·米克洛西奇（Franz Ritter von Miklosich），施莱谢尔；凯尔特语专家：约翰·卡斯帕·宙斯（Johann Kaspar Zeuss），等等。格林在日耳曼语领域拥有大量拥蹙，而以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汀·迪兹为首的学者占领了罗曼语族研究领域。在当时，他的著作《罗曼语族语法》（Grammatik der Romanischen Sprachen，1836）和《罗曼语族词源辞典》（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Romanischen Sprachen，1853）可谓语言学系统性研究的入门佳作，所有人都渴望研习。而当回顾过往，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后人也会怀着最为真切的感激之情，庆幸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拥有如此的好运接触到这些经典之作。对于他们而言，所有事物皆被精巧布局，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都要经过前人的深思熟虑与翔实阐述，这让他们深感愉悦并不知疲倦地在过往坚实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并非立足于人为构建的含糊不清的原始语，而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语言。因为，我们见证了拉丁语逐渐分化为七、八种语言的全过程，我们也能够根据对文献的严格考证，探清拉丁语每一个世纪中所发生的变化，由此目睹一种语言在发音、构词、句法等多个领域的真实进展，而这些相互依存的领域又会为学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仅要对现有定论抱有热情，还要对语言学其他领域中尚未论证的理论持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