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贵州省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现状

生态移民从原居住地搬迁到新安置点以后，其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与其相关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就业方式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欲想了解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就必须对其现有的生产、生活、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的状况进行清楚的分析。本节就从生态移民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消费水平、家庭债务负担、就业状况、培训状况、子女就学状况及医疗卫生状况七个方面开展描述性分析。

一 移民家庭收入水平

生态移民家庭搬迁以后，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改善，其最直观的衡量指标就是家庭的收入水平。由于样本家庭是在2012年实施生态移民搬迁的第一批农户，经过约三年的安置点生活，其收入水平可以反映样本家庭在安置点的生活水平。问卷中我们将收入分成五个档次，即2700元以下、2701—5000元、5001—7500元、7501—10000元以及10000元以上，样本家庭具体的收入分布情况见表5-8。

表5-8 生态移民家庭年人均收入分布

由表5-8可知，样本移民家庭似乎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0元以上的家庭有103户，占总样本数的25.75%；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700元以下的也有95户，占总样本数的23.75%。但从总体来看，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家庭共有185户，占总样本数的46.25%，基本占总样本家庭的一半，可以认为，约半数家庭在移民搬迁后的收入水平处于中等以下。

无论收入水平是高还是低，其收入构成都是多方面的。从生态移民家庭自身的特征来看，这些移民家庭的收入主要由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和某些后期扶持资金或政府救济补助构成，具体情况见表5-9。由表5-9可知，绝大多数移民家庭其收入有一半以上来源于非农收入，占总样本数的82.25%；只有49户移民家庭收入有一半以上来源于农业收入，仅占总样本数的12.25%。从数据本身来看，生态移民家庭搬迁后的收入来源是非常正常和合理的，因为失去土地、远离土地，收入来源必然会从农业收入转向非农业收入，但是这种转变也不排除是在搬迁前就已经发生了的，因为随着外出打工群体的不断增加，收入构成中非农业收入可能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很有可能这种收入构成并非完全是由于生态移民搬迁引起的，仅仅部分移民家庭收入构成的改变是由于搬迁引起的，这个问题应该清楚地认识。

表5-9 生态移民家庭收入构成情况

那么，与搬迁前相比，这些移民家庭认为自己的收入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给出了五个选项：上升很多、略有上升、没有变化、略有下降和下降很多，具体的分布情况见表5-10。由表5-10可知，选择家庭收入水平没有变化的移民家庭最多，有173户，占总样本数的43.25%；选择家庭收入水平略有上升的移民家庭共有115户，占总样本数的28.75%，排在第二位；选择收入水平上升很多的移民家庭有50户，占总样本数的12.50%，排在第三位。可以发现，大多数移民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是向好的，超过40%以上的移民家庭认为自身的家庭收入水平是略有上升或上升很多的；而认为收入水平略有下降或下降很多的家庭还是居于少数的，仅占总样本数的15.50%。

表5-10 生态移民家庭收入水平变化分布

此外，大多数移民家庭在安置点的生活也没有因为生活成本的上升使收入无法满足生活所需（见表5-11）。由表5-11可知，表示不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移民家庭有102户，占总样本数的25.50%；表示基本能满足的移民家庭最多，有253户，占总样本数的63.25%；当然还有45户占总样本数11.25%的移民家庭表示现有的家庭收入不但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甚至还有部分剩余。

表5-11 生态移民家庭收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情况

因此，从总体上看，生态移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可能由于搬迁时间较短的原因没有立刻体现出较快的增长而显得绝对水平不高，但移民自身对收入水平的主观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二 移民家庭消费水平

对于生态移民家庭来说，搬迁前后消费水平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搬迁后生态移民家庭从那种“靠天吃天、靠地吃地”的状态改变为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家庭的基本生活资料从完全自给到必须购买才能获得，生活成本会有明显的提高，消费支出必然随之增大。由表5-12可知，这些移民家庭的回答是较为一致的，其中认为家庭消费支出增加很多的移民家庭有186户，占总样本数的46.50%，排在第一位；认为家庭消费支出略有增加的移民家庭有177户，占总样本数的44.25%，排在第二位；而其余认为家庭消费支出没有变化和略有减少以及减少很多的家庭仅占总样本数的9.25%。可见，生态移民家庭搬迁后的消费支出对其家庭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表5-12 生态移民家庭消费支出变化情况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生活支出的构成情况，我们询问了样本家庭其生活支出中哪个方面占的比重最大（见表5-13）。由表5-13可知，有213户家庭认为所占比重最大的生活支出是日常生活用品，占总样本数的53.25%；排在第二位的生活支出是孩子读书，有132户家庭选择这项生活支出，占总样本数的33.00%；认为生活支出所占比重最大的是赡养老人和看病就医的家庭相差不多，两者共占总样本数的7.50%；只有1个家庭选择了请客送礼。这样的结果与生态移民家庭的现实状况是非常接近的，移民家庭搬迁后绝大多数家庭增加的消费支出来自日常生活用品，这也是许多移民家庭不习惯安置点生活的一个表现。

表5-13 生态移民家庭生活支出构成情况

三 移民家庭债务负担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实地访谈。在访谈中，所有的生态移民家庭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即严重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负担主要是由于在安置点建房引起的。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资料我们可以比较移民家庭在搬迁前后债务负担的情况。在分析具体的债务负担之前，我们先看看生态移民家庭投入的搬迁建房资金及来源情况，见表5-14和表5-15。

表5-14 生态移民家庭搬迁投入资金

由表5-14可知，41.50%的生态移民家庭投入了150000元以上的搬迁资金，21.75%的生态移民家庭投入了100000—150000元的搬迁资金，两个档次合计就已经达到了63.25%。借款来源以亲戚朋友和银行、信用社贷款为主。可以说，大多数生态移民家庭花费了相当多的资金用于搬迁，这不但增加了生态移民家庭的经济负担，也阻碍了他们搬迁到安置点以后较快地开始新的生产和生活。

表5-15 生态移民家庭搬迁投入资金来源

搬迁资金是投入了，但是否由此加重了生态移民家庭的债务负担呢？首先了解一下生态移民家庭在搬迁前后家中是否存在没有偿还的债务？（见表5-16）生态移民家庭在搬迁前后的债务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由表5-16可知，搬迁前，有未偿还债务的家庭只有99户；搬迁后，有未偿还债务的家庭变成331户，增长幅度明显。这些未偿还债务在短期内的增加主要源于建房资金不足而发生了借贷行为，增加了生态移民家庭的债务负担。

表5-16 生态移民家庭搬迁前后是否存在未偿还的债务

债务负担是否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需要了解这些生态移民家庭具体的债务负担程度。同样，我们比较了搬迁前后生态移民家庭的债务负担额度变化。由表5-17可知，在搬迁前，99户有未偿还债务的生态移民家庭的债务负担额度主要在10001—30000元这个档次，占29.29%；其余债务额度的分布比较均匀，基本占搬迁前有未偿还债务家庭的10%—20%。但在搬迁后，基本上债务额度越高的档次，搬迁后有未偿还债务的家庭就越多；其中债务负担达到1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50001—100000元、100000元以上四个档次的生态移民家庭分别有52户、73户、80户、101户，占搬迁后有未偿还债务的家庭的比重分别为15.71%、22.05%、24.71%和30.51%；约三成的生态移民家庭负担着100000元以上的债务，债务负担是比较严重的。

表5-17 生态移民家庭搬迁前后债务负担

对于这些生态移民家庭来说，搬迁就意味着承担债务，可是谁来提供这些债务呢？对此，我们也进行了问卷调查。由表5-18可知，生态移民家庭的主要债务来源有三个：一是银行、信用社贷款；二是亲戚朋友借款；三是民间高利贷。生态移民家庭借款的第一选择是向亲戚朋友借款，第二选择是在银行、信用社贷款，最后才会选择民间高利贷。当然借款对象的选择无论在搬迁前还是搬迁后都是一致的。此外，这些生态移民家庭的借款对象并非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他们既向亲戚朋友借款也同时向银行、信用社贷款，资金不足的部分还会选择民间高利贷。

表5-18 生态移民家庭搬迁前后债务来源

从另一角度来说，我们的生态移民家庭的筹资能力还是较强的，当问及他们遇到资金困难时能否筹集到所缺资金，有62.75%的家庭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这些资金的来源仍然是首先来自亲戚朋友，其次是银行、信用社借款，最后才是民间高利贷（见表5-19和表5-20）。

表5-19 生态移民家庭遇到资金困难能否筹集所缺资金

表5-20 生态移民家庭遇到资金困难时的筹集资金来源

四 移民就业状况

对于生态移民而言，搬迁到安置点以后可以选择多种就业方式，从现实的状况看，这些生态移民能够选择的就业去向主要有四种，即产业园区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自主创业和外出打工。下面具体来分析一下这四种移民就业方式的情况。

（一）产业园区就业

随着贵州省各地区产业园区的陆续建成，产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生态移民获取就业机会提供了渠道。但是，数据资料显示的结果并不理想。结果显示只有11人在产业园区就业。那么这11个生态移民具体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其中，管理人员1人，工人6人，保安1人，其他3人。

（二）公益性岗位就业

公益性岗位，是指城市公共管理和涉及居民利益的非营利性的服务岗位，包括各级政府投资开发的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公共设施维护、社区保安、保洁、保绿、停车看管等[2]。在各地方的移民安置点，政府也提供一些公益性岗位，为部分移民解决就业问题。结果显示只有11人在政府安排的公益性岗位就业，其中1人从事社区管理，3人从事社区保安，6人从事环卫工人，1人从事其他职业。

（三）自主创业

在生态移民群体中，有一些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定的创业能力的移民在搬迁到新的安置点后有意愿进行自主创业的，政府通常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因为自主创业不仅减轻政府安置就业的压力，而且可以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带动更多的移民选择自主创业解决自生的生计问题。与产业园区和公益性岗位就业相比，移民中自主创业的人数较多，有91人进行自主创业，占22.75%。这91人分别从事不同的职业，具体请见表5-21。选择自主创业的移民主要从事比较容易进入的行业，如商业服务和餐饮服务，成本较低，收益较稳定。

表5-21 生态移民自主创业职业分布

（四）外出打工

除了在产业园区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和自主创业外，移民更多地愿意选择外出打工。当然，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搬迁前就已经有许多移民外出打工，不过很可惜，我们的问卷并没有将此做出区分。但是，通过明确外出打工的移民规模，至少可以了解这些移民家庭在搬迁后是否能够获得收入来源。结果显示有238人选择家庭中有人外出打工，占59.50%。在这些家庭中，107个家庭中有1人外出打工，占44.96%；103个家庭中有2人外出打工，占43.28%；18个家庭中有3人外出打工，占7.56%。这些外出打工的移民中，在省外打工的占52.52%，即一半以上的移民都是在省外打工；在省内打工的占47.48%。外出打工移民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和制造业。

移民搬迁以后，那种依靠土地为生的传统生产方式将逐渐改变，转而寻求新的谋生手段，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实现就业或进行自主创业实现移民家庭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目前搬迁后实现就业的移民多数都是在搬迁以前就已经开始外出打工，但在实际就业人数中并没有剔除这部分移民，因此在安置点重新安置移民就业的难度较大。此外，随着移民搬迁人数的进一步增多，移民就业压力也将进一步增大。

从总体上看，依靠外出打工途径实现就业的移民占有绝对优势，主要由于外出打工的就业层次较为多元化，甚至打零工也可归入外出打工，因此移民比较容易进入。就业人数排在第二位的是自主创业，这种就业方式比较灵活，移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进入不同的行业或部门，从现有移民的自主创业情况看，首先是所占比例较小，只有少数移民进入；其次，自主创业的形式单一，多集中于一些小型的烟酒店、小卖部、小作坊等，再加上自主创业资金欠缺，提升空间较小。在那些依托产业园区建设的安置点，并没有因为有产业园区的存在而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反而吸纳能力较弱。一方面全省的园区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园区的吸纳能力本身也有限；另一方面在产业园区就业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技能，在培训跟不上的情况下，移民不能适应园区的需求，无法进入园区就业。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移民也较少。事实上，政府增加公益岗位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总体规划（2012—2020年）》中明确提出，2012—2020年规划购买城镇公益性就业岗位65862个，为符合条件的“40”“50”人员提供稳定的就业途径。那么平均每年需要增加7318个公益性就业岗位，与目前的情况相比，差距极大。因此，依靠公益性岗位途径解决移民就业力量微弱，举步维艰。

五 移民培训状况

对搬迁农户进行技术技能培训是巩固移民搬迁成果、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结果显示有99人选择参加过培训，占24.75%；87人选择听说过但未参加，占21.75%；214人选择没听说过，占53.50%。半数以上的移民没有听说过移民培训，一是可能宣传没有到位，二是可能因为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参加过培训的99位生态移民中，有35人只参加过一次培训，占35.35%；有6人参加了2次培训，占6.06%；有14位移民参加过3次培训，占14.14%；有26位移民参加过4次培训，占26.26%；有18位移民参加过5次培训，占18.18%。参加过培训的生态移民中有78.79%的移民认为通过参加培训后最大的收获是技能获得了提高。

从移民培训的具体内容上看，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和移民自主创业等培训类型，其规模见表5-22。显然，种植技术培训开展较多，而就业培训、自主创业培训和养殖技术培训相对较少。究其原因，可能与刚刚搬迁移民的短期需求相适应，因为短期内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不会太大，对种植业的依赖不会马上改变，所以需求较大。

表5-22 参加不同培训的移民人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各地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修建住房、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对移民的技术技能培训关注不够，只有为数较少的移民接受了自主创业、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技能培训，覆盖面窄，带动范围小，多数移民的就业途径并没有因为搬迁而改变，反而因为要回到原居住地务农造成更多的不便。换言之，目前各市（州）的移民技术技能培训工作还没有步入正轨，负责技术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虽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促进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文件，但是还没有进入全面的推进阶段，基本还停留在“有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无特别针对移民”的阶段，移民无法获得切实有效的技术技能培训。不过，调查中也发现，专门对移民开展技术技能培训也面临很多困难，如移民流动性大难以组织，即使组织，也有相当一部分移民不愿参加。

六 移民子女就学状况

对于生态移民而言，从原住地搬迁出来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他们还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些生活必需的问题，包括就业、卫生医疗等，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子女的就学问题。

毋庸置疑，就学环境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而明显改变，但是生态移民是否能够享用安置地的教学资源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这里我们对生态移民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的就学情况和就学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在具体分析就学情况和就学满意度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在400户生态移民家庭中，到底有多少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

（一）生态移民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规模

在400户生态移民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123户，占30.75%；没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277户，占69.25%。有学龄儿童的家庭197户，占49.25%；没有学龄儿童的家庭203户，占50.75%。从上述结果来看，生态移民家庭对幼儿园和学校都有一定的需求，而且对学校的需求比对幼儿园的需求更大。

（二）就学情况

既然有需求，那么这些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是否公平地享用了这些公共资源呢？这里，我们用子女是否上学来考察移民子女的就学情况。在123户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中，有99户家庭中的学龄前儿童已上幼儿园，占80.49%；在197户有学龄儿童的家庭中，有187户家庭中的学龄儿童已经上学，占94.92%。

大部分的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已经享受了安置地的公共资源，但为什么少数人没有进入幼儿园和学校呢？24户移民家庭中的学龄前儿童没有进入幼儿园的原因主要是还没来得及安排，这涉及安置地政府和移民家庭自身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政府工作没到位，另一方面是移民家庭自身不主动。此外，有极少数的有学龄前儿童的移民家庭指出没有进入幼儿园的原因是没有幼儿园。通过进一步了解，并不是没有幼儿园，而是没有让这样一些家庭满意的幼儿园。10户移民家庭中的学龄儿童没有入学的原因都选择的是其他原因，没有一户移民家庭选择“还没来得及安排”“附近没有学校”“学校不接收”“小孩不去”中的任何一项，至少可以说明学龄儿童没有入学的原因与安置地政府、安置地的公共资源等没有明显的联系，通过进一步地了解，这些其他原因主要是移民家庭自身的原因，比如在外地上学不用在本地入学等。

（三）就学满意度

虽然绝大多数移民家庭中的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都已经进入学校，但这些家庭是否满意这些学校呢？对此，我们也进行了问卷调查。123户有学龄前儿童的移民家庭中有85户对目前的幼儿园是满意的，占69.11%；6户基本满意，占4.88%；8户不满意，占6.50%。究其缘由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条件差，二是距离远，三是价格高。其中，价格高是问题的焦点。187户有学龄前儿童的移民家庭中有142户对目前的学校是满意的，占75.94%；41户基本满意，占21.93%；4户不满意，占2.14%，原因只有一个，即条件差。

无论如何，对于幼儿园和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还是较高的，这在调研中也多次得到了证实。许多受访者都非常诚恳地对调研员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让他们决心搬迁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到了新的安置地可以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关键的是这些孩子也确确实实获得了这种公平待遇，与搬迁前相比，移民子女的就学情况获得了明显改善。

七 移民医疗卫生状况

生态移民是从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以及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搬迁出来的人口，这些地区除了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条件落后外，社会公共服务也十分缺乏。在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过程中，各地无论从政策文件还是从实际操作层面，都非常重视安置地是否拥有必需的公共服务以及移民是否能够享有这些公共资源。前面我们分析了教育资源，了解到移民子女的受教育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变，移民普遍是比较满意的。本部分将关注移民的医疗卫生状况是否获得了改善。

生态移民安置点主要依托产业园区、小城镇、中心村等建设，所以安置点所在的县、乡（镇）、村基本都有现成的医疗卫生资源，所以我们不考察这些医疗卫生资源是否存在，而从医疗卫生资源的距离以及类别来衡量移民的医疗卫生状况。

（一）公立医院

生态移民的居住地与公立医院的远近可以反映移民就医的便利程度。结果显示离公立医院（卫生所）最近为0千米，即就在家旁边；最远为5千米；平均1.19千米。从平均距离看，生态移民搬迁到安置地后就医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这些公立医院（卫生所）都是什么级别的呢？见表5-23。

表5-23 安置地公立医院（卫生所）的级别

由表5-23可知，有66.50%的公立医院（卫生所）的级别是乡镇级的，24.75%是村级，只有8.50%是县级。这与大多数安置点是依托乡镇安置的现状非常相符。

（二）药店和私人诊所

药店和私人诊所可以作为公立医院（卫生所）的很好补充，不仅方便移民也给移民提供多种看病治病的选择。400个生态移民家庭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328个家庭指出安置点有药店，占82.00%；22户指出没有药店，占5.50%。在这些有药店的安置点，最多的达到10家，最少为1家，平均有2.97家药店。

当然，如果依靠药店无法解决问题，那么移民还可以选择的就是私人诊所。240位受访者指出他家所居住的安置地是有私人诊所的，占60.00%；155位受访者指出是没有私人诊所的，占38.75%；其余5人不知道安置点有没有私人诊所，说明对周边环境还不熟悉。

虽然药店和私人诊所并非在所有安置点都存在，但至少都有公立医院（卫生所）为移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事实上，考察是否有医疗服务机构及数量并不能完全反映移民的医疗卫生状况，仅仅能表示安置点可以提供一定的医疗服务，但服务的质量如何无从考证，这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获得更为清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