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王素
昔贤虽恒言：求学之道，天才、勤奋、兴趣，缺一不可。然而，这种先天才、次勤奋、后兴趣的排序，实际是个“伪命题”。孔子固然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承认世有天才，胜于学与困学等。但他又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认为自己并非天才，自己的古学知识，都是凭兴趣，靠勤奋敏捷，才获得的。孔子不敢自称天才，故两千多年来，儒家门下，无人敢自称天才[1]。孔子的先兴趣、次勤奋、后天才的排序，才是正确有效的求学之道。徐畅对学问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她成功的关键。
我与徐畅初次见面，是在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出版发布会上，当时她是国学院的学生，从孟宪实先生攻习吐鲁番学。她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是2009年5月17日，讨论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城主问题[2]；此后，她写的敦煌吐鲁番研究文章，特别是参加北大吴简研讨班后写的吴简研究文章，每篇都发给我征求意见。我与她电邮往复，到现在已经超过20 万字。当然，电邮最为频繁，还是在她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之后。
2014年，徐畅博士毕业，没能入职高校，我和张荣强君招聘她为北师大的博士后。她报了三个博士后出站报告选题：一个是里耶秦简与秦代刑徒制度，一个是秦汉赋役制度，一个是孙吴县级行政与公文运作。我和荣强君考虑徐畅对基层行政有兴趣由来已久，除了写过前面提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文章，还写过《走马楼简所见孙吴临湘县廷列曹设置及曹吏》[3]，此外，她的博士论文《唐代京畿乡村社会研究》也涉及基层行政问题，因此，决定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以孙吴县级行政与公文运作（长沙走马楼吴简）为选题。这就是本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的由来。
我对如何培养学生，有一整套构想。除了因材施教，最重要的，是结合专业，筑实学术基础，直面关键问题。譬如：
（一）独立从事出土文献整理
徐畅的专业是出土文献研究。独立从事出土文献整理，是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基础。我从事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四十年，深知出土文献研究，有出土文献整理基础和没有出土文献整理基础，看问题的感觉与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单纯的研究可以避生就熟，而整理要求知识储备更加完整和全面。大家都知道“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学问超凡脱俗，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甲骨整理经验同样丰富多彩。徐畅虽曾做过文书和墓志的整理，但均属参加，而非独立从事。其时《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仅剩最后一卷《竹木牍》，已由长沙简牍博物馆做出释文初稿。我与该馆原馆长宋少华先生商定，让徐畅独立主持该卷的初审，工作包括全部竹木牍的分类、定名、解题和释文审订等，难度虽然很大，但做好了会终生受益。从目前情况看，她圆满完成了这项整理工作。
（二）系统筑实汉唐制度基础
从事出土文献研究，无庸讳言，需要有坚实的制度史基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汉唐制度，其实是个省称，汉承秦，唐承隋，应该称为秦汉隋唐制度，不过因为秦隋祚短，忽略不计罢了。譬如包括本书在内，大家都引王充《论衡》称汉帝国“以文书御天下”，其实这原本就是秦制。《续汉志》和《后汉书》对此多有记述：《舆服志·序》称“汉承秦故”。《荀淑附子爽传》称“汉承秦法”。《百官志·序》称“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班彪传》称“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秦“以吏为师”，吏即主管文书行政者。过去，由于史缺有间，难以证明秦帝国是否也“以文书御天下”。现在，里耶秦简发现迁陵县文书行政档案，此制可以坐实，勿庸置疑了。本书对孙吴临湘侯国文书行政的源流颇多发明，显示徐畅在汉唐制度领域已有不错的修养。
（三）主动承担吴简复原工作
我参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整理工作二十多年，该书全十一卷，我主持整理了六卷[4]，深知最重要的工作是复原。2011年3月15日，在长沙简牍博物馆举行中日长沙吴简学术研讨会，我先接受媒体采访，后为会议做总结，都说过：“长沙吴简中的有字简，大约有八万多枚，绝大部分为竹简，因为种种原因，次序都被打乱。这就像一部八万多页的书，全被打散，且没有页码。显然，如何复原，理清彼此关系，成为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5] 而吴简复原，当时存在利用盆号和利用揭剥图两种方法。2014年徐畅做博士后不久，我就给她写信，指出吴简复原：“利用盆号，比较容易；利用揭剥图，需要下功夫。”关于如何利用揭剥图，我希望她能去长沙简牍博物馆，向制作揭剥图的宋少华先生直接请教。恰在此时，东友关尾史郎先生给我写信，说他与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的窪添庆文、伊藤敏雄、永田拓治、石原遼平、鷲尾祐子、安部聪一郎等一行七人，很快将分道前来大陆，8月28日至30日，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工作三天。我对日本吴简研究成果一直非常重视，希望徐畅能与日本吴简学界建立联系。于是，在与宋少华先生商量并得到他的同意后，我介绍徐畅到长沙观摩学习。
徐畅的长沙之行，收获甚丰固无疑问。本书《后记》对此有过一些描述。记得她登上返回北京的高铁，给我发短信汇报访学成果，我回信慰问：“辛苦了！”她回答：“年轻人，浑身是劲，不觉辛苦！”经过学习，徐畅尝试利用包括揭剥图在内的多种信息进行吴简的复原，反映在本书中，值得研究者关注。
徐畅在学生时代广为涉猎，却不够专精，后来有了很大进步。从本书看，学术史梳理之细致翔实，在吴简学界无人能出其右。譬如日本学术刊物甚多，关于吴简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多种定期和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与文书行政有关者，本书征引竟然无一遗漏。此外，田余庆先生是长沙吴简整理组组长，他仙逝之后，我曾撰文缅怀，多处谈到田先生对吴简整理的贡献，包括《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一书的定名等，都是很重要的吴简学术史资料[6]，但在大陆吴简学界，似乎只有徐畅注意到并予以引述[7]。做到这些，很不容易。当然，这与她的勤奋也不无关系。这就是前文所说，求学之道，兴趣而外，还需要勤奋。业精于勤，即此之谓。
本书各章节，在结集成书前，我基本上都看过，有的看过不止一遍。总体印象是：立论有据，说理有方。读者可以自作鉴定，这里就不一一评述了。
中国古代的简纸替换，并不是简单的书写载体的演变，实际影响整个文书行政制度的变化。大陆出土简牍省份虽然很多，但能够涵盖整个简牍时代的只有湖南。其中仅长沙就出有五里牌楚简、仰天湖楚简、走马楼西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东牌楼东汉简、尚德街东汉简、九如斋东汉简、青少年宫东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等。
值得注意的是，开启造纸新时代的也是湖南。因为人所熟知的东汉蔡伦造纸，蔡伦的故里就在湖南耒阳。耒阳至今还保存有古代的造纸作坊。2001年4月中旬的一个风雨之日，我曾专程驱车到耒阳蔡侯祠和当地古代造纸作坊考察，并撰文对西北地区出土的西汉麻纸（如 1933年的罗布淖尔纸，1957年的西安灞桥纸，1973年至1974年的居延肩水金关纸，1978年的扶风中颜村纸，1979年的敦煌马圈湾纸等）与东汉蔡伦造纸的关系发表了看法[8]。此后几年，我在长沙整理吴简，常常思考：不仅长沙吴简，还有郴州晋简，所处时代，造纸术已经普及，至少在湖南已经普及，而包括户口簿籍在内的各类官文书皆仍用简牍，原因为何？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与文书行政制度尚未完成从简本向纸本过渡有关。从简本文书行政制度到纸本文书行政制度，究竟存在哪些变化，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关于这个课题，不久前荣强君曾经涉足，从户籍制度的演变和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令人耳目一新[9]。徐畅曾经攻习吐鲁番学，本书完成了简本临湘侯国文书行政制度研究，我对她继续进行纸本高昌郡国文书行政制度研究满怀期待！
这是一个士风浇漓的时代，功利主义盛行，潜心学术者寥若晨星。徐畅能够不从流俗，既述且作，甚慰私衷。在此，题诗一首，以表对本书出版的祝贺。
竹书十万出临湘，尘邈掾曹事竟煌。
草刺上行无宿诺[10]，督邮下审有朝章。
玲珑史笔思惟细，淡荡文辞意味长。
回首蜀吴征战地，好凭新著问沧桑。
是为序。
王素
2020年10月于北京故宫城隍庙
[3]徐畅：《走马楼简所见孙吴临湘县廷列曹设置及曹吏》，《吴简研究》第3 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7—352页。
[4]即《竹简》[壹]（2003年）、[叁]（2008年）、[柒]（2013年）、[捌]（2015年）、[玖]（2019年）与《竹木牍》（待发表）。
[5]王素：《长沙吴简研究的新视野——中日长沙吴简学术研讨会论文评述》，《简帛研究20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225页。
[8]王素：《风雨蔡侯祠》，《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第4版（文物之旅版）。按：本文后来承蒙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等编《纸史研究》第15期全文转载。
[10]《三国志·魏书·杜畿附子恕传》注引《魏略》记孟康为弘农太守，处理公务“事无宿诺”。同志《吴书·黄盖传》记盖为石城县守长，以文书委付两掾，称“两掾所署，事入诺出”，意与“事无宿诺”差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