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重建中国的多元共识

徐新建

历史悠久的多民族中国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文化和族群共同体。近代以降，也就是自清廷解体后便经由不同路径转向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建构。这过程的开始可以从辛亥之年亦即清末的宣统三年算起，到如今已过百年。

百年中国值得回顾反思的内容不少，其中最需推进的议题在于对多元中国的共识重建，通过直面多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构成及其古今演变，重新认识传统中国由天朝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分析并评价在这样的转型中以往“一点四方”[1]的华夷关系如何变成了包含“区域自治”的共存格局，以及“五族共和”与“多元一体”间的关联差异。然而，正如笔者此前指出过的那样，由于帝国王朝时期残留的“中原中心”观、“大汉族主义”以及族群“孤立主义”等影响，尤其是十年“文革”对新中国基本国策的严重破坏，致使政府和国民期待创建的“民族团结”目标严重受阻，有关中国的多元共识也未能达成。以文学为例，“现今流行的数千种中国文学史，大多还停留在过度突出中原汉民族的汉语文学叙述上，文学教育——无论学校还是社会、也无论书面印刷的精英文学还是民间流传的口头传统、抑或是现代出现的电子游戏和网络书写，均没有完整体现与多民族国家之总体文学面貌相符合的深度和效果。”[2]

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把重建中国的多元共识提上议程，其主旨在于强调在现代观念的基础上、以多线并置的眼光看待古今中国的形成和演变，从而与过去流行的一元史观或单线进化论相区别。后者倾向于把古今中国的多重演变简化为“中心—边缘”式的历时循环，忽略和遮蔽了多元人群与文化间的重叠与交叉。以多元互动的视野改变这种认知，能使我们将由古至今的中国历程看作从石器时代的“星斗满天”以及依托生态分解而形成的“牧耕交映”直至如今以政治平等为前提的“民族团结”等纵横类型。[3]

这样的重建关联史学，同时也离不开民族学、人类学、文学、语言学乃至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携手并进。2013年，由四川大学牵头立项组建了名为“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的协同创新中心。其后即组织了围绕“多民族中国学术史观”而展开的系列研讨，展现了多学科携手重建中国多元共识的宗旨和意义。参加的作者包括牵头单位四川大学及协同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的多民族专家，内容包括对多民族中国的宏观论述、专题研讨和个案考察。与此同时，理解到多元与共识不相矛盾，相辅相成且一体两面，故而在不同学科和学者间进行的对话也不求一律，而是交互展开，既可发表专题论述，亦可推出系统专著；在关于夷夏互动的看法上也各抒己见，鼓励争鸣。作为议题召集者，作此设计的目的在于倡导不同而和，因为说到底“多元”也当是多元的。这便是达成共识的前提条件。

2014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中国的多民族国情做了进一步肯定，明确指出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和国家发展的“有利因素”，强调中国多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全社会成员理解并处理好这一关系，避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关涉到祖国统一、民族繁荣及国家的长治久安。[4]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表述已概括了中国多元共识的目标和内涵。期待本文库的出版能为此项共识的达成贡献微薄之力。

（2015年5月4日记于四川大学，2020年11月7日改）

[1] 有关“一点四方”的论述可参见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2] 徐新建：《“不同而和”与共同发展》，《中外文化与文论》，总第23期，巴蜀书社2013年5月，页22-25。

[3] “满天星斗”的提法可参阅苏秉琦的论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牧耕交映”的论述可参阅徐新建：《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思想战线》，2010年第2期。

[4] 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央视网2015年9月29日新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增强文化认同反对大汉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