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文旅融合发展破解文化发展“悖论”
在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当下，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和文化产业化发展是矛盾的，因为文化保护传承历来应当是公共事业，政府必须拿出足够经费用于文化保护传承，并且要保持文化的纯真性和经典性。如果将文化产业化和产品化，那么一定会使文化丧失本真，会使伪文化取代真文化，发生文化领域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即“文化保护”与“文化产业化”的悖论。但是，显然还存在另一种文化保护与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正论”，即认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与文化产业化发展并不一定必然矛盾，因为一方面，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应当是全球视野中民族文化存续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在假定存在规范的、产权关系明晰且激励相容的市场体制机制条件下，文化保护传承恰恰得借助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良好的现代市场体制运行与规则一定会既使文化在产业化层面获得更加多元和增长的价值，又使得文化借助于市场经济运行获得有效的保护与传承，使一国、一个民族和区域的文化得以有效地保护和存续下去。要想在当下很好地保护中华民族这一“根本”文化，使这一“根本”文化有效存续，就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黄河文化获得新生，创造性地与现代文明和其他文化体系相融相习，相得益彰，必须创造这种有效克服“文化悖论”的条件。换言之，使文化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形成文化保护传承与产业化发展的共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必须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和系统整理我国黄河文化的丰富内容、历史形成、文化总成与文化分流、文化整合与文化分化、文化本体与文化融合等重要文化流变，尽快在学理上形成并完善黄河文化的基本文化谱系、“平面结构”与“立体结构”。这是当务之急。历史长河中的纵向时间跨度上的黄河文化和流域中的横向空间意义上的黄河文化是理解黄河文化的两个重要维度，既需要我们从文化史、国史、民族史等角度深入准确地把握黄河文化的历史形成、变化和基本内涵，又要从流域和空间形态上把握上、中、下游黄河流域不同区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联。源头的青藏民族文化，上游黄土高原的陇右、河套与晋陕文化，中下游的中原与齐鲁文化等，与宏观的黄河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把握其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如何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进程中的黄河文化？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度思考和研究。
要认真、全面和分类进行文化遗存和资源的赋存状况的调查，大力推进黄河文化的资源普查、整理等数据库工作，对整个历史中形成的黄河文化和大流域空间中并存的黄河文化“建档立卡”，做到心中有数。这是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和黄河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要尽快明确我们的黄河文化目前存在的状态和“样式”，要清楚黄河文化的序列和分类，要深入研究黄河流域中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和关联。在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上，我国很早就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一直在统领和管辖黄河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等重大问题，是否也必须有一个全国、全流域性质的黄河文化研究、整理、保护和发展较为权威的组织来保护和发展黄河文化？至少，目前应当启动我国黄河文化资源普查和数据库建设工作，这应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深入、科学和全面地研究黄河文化资源存续现状和开发状况，研究黄河文化的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融合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现状，充分知晓黄河文化在当下，尤其是市场化走向的改革开放以来保护和开发的现状。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也同时带来了与经济发展相适配的文化发展，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与尚不十分完善的性质，也带来了在文化产业化发展尤其是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中对文化保护的示威和文化的扭曲失真等问题。因此，要充分地、科学地和理性地把握我国黄河文化产业化发展和“在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的有效边界；搞清楚黄河文化中哪些文化要素是可以转型为文化产业资源进行产业化发展的，哪些是不能进行产业化发展的，建立科学、有效和合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格局，更是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发展框架的约束下，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文化资源利用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特定社会的人们的文化观及文化偏好会深刻影响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文化赋存状态，文化遗存的规模、数量与结构，以及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在文化赋存中的比重，也会导致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状态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明进步的不同发展阶段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压力不同，对“财富价值”和“非财富价值”便会产生不同的偏好，往往会产生对“财富价值”的偏好强于对“非财富价值”的偏好，会制约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当然，如果社会的消费时尚和文化偏好发生了变化，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经济资源，造就文化产业并显著地驱动增长和发展时，又会产生基于“财富价值”追求的文化偏好。一国对于以意识形态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理念与追求则更是决定着文化存续与发展的方向，决定着文化保护传承和文化产业化发展水平。因此，在现代社会，文化保护传承与文化发展的成因比较复杂，我们必须厘清时代的命题、特征和环境等各种影响因素与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关系，找出在每个时代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最佳方式。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源文化”“根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同样刻不容缓。其实在当今社会，科技进步与发展、市场化及全球化发展日新月异，总体上是一个不利于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大环境”，事实上，也就不利于文化发展。因此，我们更要孜孜找寻这一古老的、丰厚的和悠久的文化得以有效保护传承和合理合规利用和发展的途径。我们曾为中华文化在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而自豪，我们有理由和使命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在未来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长久长新，与作为文化载体的国家和民族一起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为这个世界最优秀的文化之一。
必须正视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经济体制和各种资源利用和配置的基本方式，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文化的“去留”和“命运”都基本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的，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是，在一个规范的、法治的和理性的社会框架下，市场经济体制却完全可以为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机制。我们发现，当文化进入市场序列中成为产业资源，理性的市场主体会意识到当组织创新的文化产品越具有文化的本真和纯粹时，才会越来越多地具有市场份额和可观营收，如此便会反过来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给予更多投入，即必须保持文化资源的本真和纯粹；而本真和纯粹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有赖于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反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这一“双向驱动”的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和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机制中，除了完善和规范的市场体制本体以外，更重要的是拥有“选择”权利的文化消费群体，文化消费者的基本态度、价值观、偏好、素质和支付能力对这一良好机制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同时，政府更不可以在文化产业化发展中缺位，政府必须为具有公共文化产品性质的某些文化产品“买单”，政府必须引领社会文化消费时尚，政府必须扶持和支持主流社会文化消费，同时为社会文化保护传承和有序发展“托底”。
我们必须找到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发展的最佳方式。黄河文化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以及长2000多千米、流域面积达80万平方千米的广阔空间，文化积淀和赋存的状态千差万别，以黄河文化为基本文化底蕴和内涵的文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应加大对黄河文化梳理整理和有效保护的力度，尤其要深度挖掘包括文物典籍、考古发现、文学遗产、人物古迹及农耕文化印记等在内的非物质黄河文化遗产，施以最有效和严格的保护；要大力发展以黄河文化为内容的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演艺、主题文化园区及影视等黄河文化业态及产品；要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与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关联，在黄河文化赋存条件好、文化特质鲜明、资源较为完整的城市和乡村尝试进行“黄河文化特色小镇”、“黄河文化特色村落”及“黄河文化街区”等的空间产品打造，将黄河文化与旅游、农业、体育、城市及科技等深度融合，发育现代黄河文化系列产品与业态。文化发展与文化保护是一样的“文化自觉”，也同时决定着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必须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探索和推动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现代发展。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1] 邓小平：《1978年8月19日听取文化部清查运动和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谈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4] 杜一力：《〈再学邓小平论旅游〉——在邓小平理论3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旅游网，http：//fashion.ifeng.com/travel/news/tourism/detail_2012_09/14/17616630_0.shtml，2012.9.14。
[5] 《邓小平论旅游》，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6]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 林振平：《建设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发展研究》2004年第8期，第61—64页。
[8]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0]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人民出版社，第6页。
[1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16年，第134页。
[1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2017年，第34—35页。
[13] 习近平：《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网，http：//www.gov.cn/ldhd/2013-03/23/content_2360500.htm，2013年3月。
[14] 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9年第12期，第1—10页。
[15] 李金早：《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奋力迈向我国优质旅游发展新时代〉》，中国新闻网，http：//travel.china.com.cn/txt/2018-01/09/content_50205965.htm，2018年1月9日。
[16] 蒋英州、叶娟丽：《对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解读》，《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14—124页。
[17]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002版。
[18]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6日第002版。
[19] 花建：《论文化产业与旅游联动发展的五大模式》，《东岳论丛》2011年第32卷第4期，第98—102页。
[20] 把多勋、彭睿娟、程容：《文脉视角下的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5卷第1期，第119—125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2018年第3期，第7—20页。
[22] 蒋建国主编：《凝聚在共同理想和信念的旗帜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23] 宋海岩、吴凯、李仲广：《旅游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 王天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国家治理》2018年第 20卷。
[2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6] 李金早：《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奋力迈向我国优质旅游发展新时代〉》，中国新闻网，http：//travel.china.com.cn/txt/2018-01/09/content_50205965.htm，2018年1月9日。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2018年第3期，第7—20页。
[2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9月18日0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