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今信息时代、新媒介时代，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用于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更少，文学经典被束之高阁，文学的权威性和神圣感丧失。这是印刷文化式微、影像文化兴盛的时代，电影、电视、MTV、互联网，正改变着人们的感觉经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们替代了文学的功能，在填补人们心灵和情感的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的趋势和潮流。然而，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询问，美国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坚信“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文学研究是“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1]这似乎就是当今文学的命运，它是广袤无垠的“天体”，它是无所不在四处飘荡的“幽灵”。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内涵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传统功用越来越小，降低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另一方面，文学又以各种形式渗透、潜隐到各种媒介中来，我们经常在各类媒体中发现文学的质素、变体和影子。因此，我们必须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学观，一种泛文学观、大文学观。网络文学已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可，在广告文案、电影、电视剧台词中我们也时常受到词语的“陌生化效果”的冲击，受到情感的震颤，发现对各种文学经典的戏仿、反讽、挪用、解构、颠覆。希利斯·米勒认为，一种文学作品是一种咒文或施魔法的咒语所打开的一个新世界。那么，电影、电视诸类现代传媒就延伸了这种魔力的表现，因此，当代关于文学的范围通常将后者也都包括进来。[2]如果把文学看作语言符号的体系，那么，这样的符号体系也会通过新的媒介、新的载体以新的形式显现。如果将文学看作意识形态的手段也看作使其崩溃的工具，或者用以下标准对文学进行界定——“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是一种既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作品”[3]——那么，这样的看法、界定也同样适用于电影、电视、广告、杂志、网络等现代传媒。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仅要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一起研究，而且还要与人种史学者在非西方文化或我们自己文化中所调查了解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来研究”[4]。
在此意义上，“文学研究”也许应称为“文本研究”或“符号研究”，一个在文学研究领域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应该也必须对一切文本、符号进行有效的阐释、解码，将文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将“修辞性阅读”或“细读”的范畴运用扩大到电影、电视、摄影、广告、杂志等所有的文本、符号。进一步讲，对文学的质询式、批评式阅读往往只关注文学作品对阶级、民族、性别关系的表征方式，这种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文学”之外的文本更有用武之地。
文化研究将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而不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足、封闭的世界。本书从这一视角出发，将文学看作文化生产表意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从独特的男性气质建构的视角切入，观照当代文学和大众文化如何参与到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重组中来。
性别、阶级、种族被看作文化研究的“铁三角”。而“种族”问题是西方语境中特定的社会历史产物和研究对象。就性别研究而言，对男性身份、男性气质、男性文化的研究，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果迭出，从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到晚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都有一批学者在从事这一研究，出现了一大批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男性的文化表征、男性神话、男性认同的危机等方面。如：英国的安东尼·伊斯特霍普在《一个男人要做的事——通俗文化中的男性神话》（1986）中分析了男性气质在流行歌曲、通俗小说、影视和报纸中的种种表征；美国的苏珊·杰弗德斯《美国再次男性化：性别和越南战争》（1989）是从男性神话角度研究美国的国族意识和越战的学术著作；罗伯特·布莱《铁人约翰》（1990）一书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文化界广泛触及男性气概的发轫之作，它一方面回溯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一个十年男性气质的微妙变化，另一方面精彩地发挥了《格林童话》中“铁人约翰”的故事，探讨“阳刚之气”；迈克尔·基梅尔和迈克尔·梅斯纳已出版了6本这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男人的生活》（1997）。国外关于男性气质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另外还有：《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男性气质的限制》《黑人的男性气质》《男性气概的当代观点》《男性幻想》《士兵英雄：英国冒险、帝国与对男性气质的假想》《男性秩序》《硬朗的外貌：各种男人味、观看和当代消费》《阳刚之气的神话》等，学术论文就更多了。可以看出，在西方学术界，男性气质问题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领域。
而在国内，学术界用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文学、文化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从男性气质表征的角度研究我国文学、文化现象方面，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社会学研究或是新兴的跨学科文化研究，目前似乎还没有研究成果出现。笔者注意到新近从性别维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进展，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表示：“我一直很关注性别与性别表演、性别与文类之间的关系，我关心的是如何以性别的身份来描述国家的身份，中国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性别再现与国家性别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对应关系？”他指出：“鲁迅从性别表演的装扮过程，产生了一种再现中国人、再现中国民族性的危机。”“鲁迅关心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的性别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男性做代表，还是女性做代表？中国的阳刚气质是否因为在反串扮装表演过程中，不断被妥协、分化，乃至被瓦解？在这种情形下，要如何呼唤出一代新国民以及新的国家主体的诞生？”[5]
本书的主题与王德威教授的关注点相通相关，本书研究的时段在逻辑上恰好与之承接。在当代中国，性别（男性）文化表征、实践与阶层、经济、文化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的领域。越是意识到这样的现实意义，就越有必要以介入的姿态回应现实的挑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应答。本书就是从这方面做出尝试。
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男性气质”这一词汇并不陌生，该词经常出现在男女交往及有关表述中，但从学理角度看，“男性气质”是个社会学的概念范畴，隶属于两性社会学或性别社会学。男性气质，也可称为男性气概、男人味、男子汉、阳刚之气（Masculinity），甚至男性主义（masculist），男子汉气概（Manliness），男子气的、男性的（Manful），等等。本书引入、借助这一社会学概念范畴，将男性气质看作历史的、文化的、建构的表征符号和意指实践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文化问题。
本书研究的时限为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初，研讨的中心点是性别、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尝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解答性别身份如何表征国家身份以及国家身份又如何左右性别身份？二者构成怎样的对应关系？在性别、国家的相互再现之中及之外，又建构出怎样的主体身份认同？同时将这个时期内前后相继不同时段内的不同男性气质表意实践和表意系统的结构关系，男性气质的文化生产、社会历史进程和当代社会重组、文化重组的复杂关系，不同历史时段连续与“断裂”的关系作为论述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本书尝试以一种症候式解读并从而进行诊断式批评。美国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将文化研究视为诊断式批评将有助于我们选出那些“时代的符号”，即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媒体文化奇观更深入地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以及其中存在的特征、冲突和新生事物。媒体文化奇观可以表达当代人的希望、恐惧、幻想和迷恋等各种不同的体验，并且体现出了一种“再现政治”，即如何将种族、性别和阶级等进行编码，再通过媒体文化表现出来。诊断式批评能够揭示媒体文化如何再现占主导地位的强势话语，如何传递阶级、种族、性别和政治等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6]
诊断式批评将人们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现象及其蕴含的社会意义层层剥离，解析其社会语境、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及其在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中的功能，揭示它如何影响人们的欲望、行为和身份认同。
本书的分析范式是社会构成主义（历史主义）和意识形态方法论，并力图将这两种方法论交融、贯彻始终。如果说意识形态分析是“受抑制后的重返”（斯图亚特·霍尔语），那么，在中国的语境中，则不是西方学术、理论意义上的受“语言学转向”抑制后的重返，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历史情境中，缺乏的恰恰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反思、质疑、批判。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方法论也未必是“重返”——因为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它从来就没有退场过，我们的学术研究从来就沾染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本书尝试以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解读传统的和新兴的意识形态。
在具体论证方法上，本书以近几年在我国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当代文学及大众文化，整合运用跨学科的多种方法：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社会学、符号学、传媒研究、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等。尝试运用多种阐释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对文本的生产、接受和使用这一流程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和批评。在文化分析中将社会政治经济过程因素考虑进来，并寻求二者的结合点；将宏观的论述和微观的个案、文本细读相结合；综合运用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的“互证分析”；兼及阶层关系、两性关系和年龄层维度。因为性别往往和阶层、社会身份密不可分，而从结构主义视角来说，男性气质是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对比中得以界定、凸显的，它内存在性别关系、性别政治中，它也同样与年龄等范畴发生密切关系，青少年和成年的男性气质观念、规范有较大的差异性。本书力图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本书对男性气质的理解以规范性的标准为基础，以历史的眼光在社会变迁中考量男性气质的文化建构及其规范的变动轨迹。[7]因为男性气质是历史性的范畴，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产物，各种话语和表征系统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场域中持续不断地构建了各种不同的男性气质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本书通过讨论不同时期社会文化规范认定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同一时期社会文化规范对主导的男性气质的形塑，分析不同时期男性气质的文化符号表象及其背后一整套规范、话语、权力运作的机制。
第一章分析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流行男性形象，包括“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英雄形象；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硬汉’小说”中男性气质和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推动力和反作用力；从高仓健到霍元甲等外来影视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男性主体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化意味。
第二章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为中心，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痞子化男性气质的媒体再现、大众的市场经济想象以及“景观”的意识形态。借此切入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症候的分析。
第三章以男性时尚杂志为中心，分析“成功人士” [8]的诸种面相：消费、娱乐等生活方式，女性观、婚姻观及两性权力关系，“成功人士”价值观、人生观，这一符号在塑造当代中国人生活欲望和欲望主体方面的巨大力量，“成功阶层”在国家政治想象、设计层面的阶层属性。此章和上一章着重关注的是“成功”“成功人士”究竟建构了怎样的身份认同。
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警匪剧表征的男性气质。警匪剧是西方电视剧中一个主要文类，中国当代警匪剧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批量出现，21世纪初形成热潮，2004年由于行政干预开始迅速降温。它是当代中国文化生产的一种典型的表意实践。从性别化角度而言，警匪剧是一个典型的男性文类。本章围绕《刑警本色》《公安局长1》《公安局长2》《黑洞》《荣誉》《绝对控制》《决不放过你》等近年来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警匪剧，探究当代文化生产中一个男性气质的文化符号类型——英雄警察，他的特质以及围绕他的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之间的搏击所表征的文化斗争和话语权的争夺。重点分析警匪剧作为当代中国市场逻辑下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大众娱乐节目，是如何对男性、身份、阶层等文化领域进行表征的？警匪剧作为不同文化符号的共用空间，对男性气质和阶层身份争夺的场域、再现真实世界的场域以及生产大众快感的场域又是如何表征的？
第五章引入年龄的维度分析男性气质。以一家电视台的年度娱乐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为考察对象，分析男性气质在21世纪的新变化，一种中性、美男风尚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男性消费”的争议，继而分析青年亚文化、娱乐文化与商业消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六章延续青年男性气质的研究理路，分析另类的叛逆的青年男性气质以及他们的归顺之路，探究其背后的新意识形态强大的操控性。
[1] [美]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易晓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 易晓明：《理论注册了文学的死亡——读米勒新著〈论文学〉》，载[美]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易晓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3]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4] [美]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易晓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5]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教授访谈录》，《书城》2008年6月号，第9页。另一份资料是，2006年11月9日，王德威教授于北京师范大学以“粉墨中国——性别表演与国家论述”为题发表演说。王德威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迅、巴金、梅兰芳等四位大师为例证，探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面对各种家国苦难的挑战时，如何借助性别表演或扮装的观念，来重新面对或定义中国人、中国的民族性以及中国国家如何建构的种种想象或实际论述问题。见《戏曲中男扮女装看中国民族性》（http：//www.chinaopera.net/html/2006-11/769.html）。
[6]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7] 对于男性气质的界定，美国社会学家康奈尔指出：“男性气质的定义大多是采用我们的文化标准想当然地定义的，但是其背后的各种策略都是要概括具有男性气质的一类人。主要的策略有四种，根据它们的逻辑很容易区分开来，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人们经常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他概括了这四种策略：（1）本质主义的定义经常是抽取一个特征作为男性气质的核心，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男人们的生活，如爱冒险、富有攻击性。（2）强调发现事实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思潮对男性气质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男性气质就是男人实际上是什么。（3）规范性的定义给出了一个标准：男性气质就是男人应该是什么。这一定义经常出现在媒体研究和对一些典范人物的讨论中，如约翰·韦恩扮演的牛仔以及他的万宝路香烟广告、伊斯特伍德扮演的警长。严格的性角色理论认为，男性气质准确地说就是男人行为的社会规范。（4）符号学的视角通过一个有男女符号差异的系统来定义男性气质。见[美]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7页。
[8] 有关“成功人士”的讨论，最早见于蔡翔的《广告乌托邦》一文（收入蔡翔《神圣回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从1998年秋开始，王晓明等上海的一些学者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部分成果以“当下中国的市场意识形态”为总题刊发于《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和第5期，后以“谁是‘成功人士’”为总题收入王晓明先生主编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当时的讨论体现了中国较早的文化研究者敏锐的本土问题意识，但研究者对这一文化符号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流露出判断的犹疑，比如这样的标题：“虚假主体的神话及其潜台词”“传媒主宰下的神话”，认为“成功人士”的消费趣味在中国带有某种虚拟性，将它的出现归咎于传媒，并且缺乏具体的“文本”分析，将近10年过去了，现实情境和“成功人士”的诸种面相进一步明晰，对这个问题很有再探究的必要。